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美食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在中国，烹调是一种艺术；在美国、俄罗斯，烹调则是一种劳动。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它给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奠定了浓厚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来自欧美洲各地的移民，按照各族之间的意志和行为习惯构建起来的，因此在这两种积淀下面，中国与美、俄两国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与注重“味”的中国饮食相比，西方则是一种理性的饮食观念。西方人注重科学饮食，讲究营养，并且以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怎样才能让营养元素让人们更好的吸收，这是西方人所关注的。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中国人来说，菜肴的色、香、味、形、意都需俱全，菜色的搭配怎样才能够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人所关注的，而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例如，在西方大国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相近，他们同样也很注重烹调的手法和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因为过于注重营养，西方饮食几乎没有艺术可言。各种餐饮产品的科学成分一目了然。各种餐饮产品的科学成分一目了然。在宴席上，人们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讲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不管怎么豪华高档，从美国到俄罗斯，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毫无艺术可言，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只是在盘中进行的，一盘“法式牛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而中国就很讲究“五味调和”，即在重视烹调原料自然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用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指导这一调和，调和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调和的最终结果要味美适口。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或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 、肉片炒蒜苗、腐竹焖肉、芹菜炒豆腐干……而此等原料若西厨烹制，则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清水煮蒜苗，完全没有融合的感觉，每种食材都像相互独立的菜。也是基于对营养的重视，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人多吃生蔬菜，不仅西红柿、黄瓜、生菜生吃，就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都生吃，这在肯德基、麦当劳里面是经常可以看见的，突然想起前不久我在麦当劳里面吃的那个鸡汁汉堡，里面的生洋葱真的很难让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接受，更别提他们的沙拉，很多种瓜果混合在一起加上一点沙拉酱，这对于吃惯了熟食的中国人来说，就好比一盘兔饲料。现代中国人也讲营养保健，也知道青菜一经加热，维生素将被破坏，因而聪明的中国人主张用旺火爆炒。这虽然也使维生素的含量下降，但不会完全损失，可味道却比兔饲料好吃得多。因而中国的现代烹调术旨在追求营养与味道兼顾下的最佳平衡，这当然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而西方烹调也更讲究营养却忽视了味道，至少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他们以冷饮佐餐，冰镇的冷酒还要再加冰块，而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一经冰镇，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生吃的蔬菜，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入“道”，凡此种种都反映了西方人对味觉的忽视。平心而论，谈到营养问题也触及到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尽管我们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强身，但我们的烹调术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性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于加工过程中。我们从来都是把追求美味奉为进食的首要目的。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但那是由于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如此。人们内心之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挂帅”的。

由于历史积淀的不同，受制度文化影响的不同，中国与美国、俄罗斯的用餐礼仪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先说俄罗斯，对于俄罗斯人,吃在气氛,至于有多少佳肴并不重要.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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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就要有品位,环境和服务是餐厅最重要的环节.像中国沿街以吃味道为主的大排档是没有的.人们在餐厅里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绝对不能高声叫"嗨!结账!".餐具也很讲究,中低档的餐厅也会摆上擦得亮晶晶的刀叉.桌布是棉布的,从来没有塑料的,或一次性的.桌上都会摆好装盐和胡椒的小料盒,进餐的次序很重要,端上一道菜时,就把前面的一道菜撤掉,无论吃完了没有.客人用公共刀叉把菜夹到自己的盘子里再吃,不能直接夹菜进口.大块一点的肉,要用刀切成小块,不能叉起一大块咬着吃.喝汤也要用勺,不能抱着碗喝.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热闹的名族，无论是家庭日常吃饭还是朋友宴会聚餐都喜欢摆上一大桌，煎蒸炒煮一应俱全，吃得就是一个热闹，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表达的就是一个喜爱、尊敬之情，但是这些行为摆在俄罗斯就是极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一般而言，美国人的三餐既随便又简单。 早餐，往往是果汁、鸡蛋、牛奶和面包。 鸡蛋用热水冲熟或用电灶煮熟，牛奶从冰箱里直接取用。 午餐，多用半小时在工作场所匆匆食用。 进餐时，人们从自带的小纸袋里取出几片三明治、 一根香蕉，再冲上一杯咖啡，便是一顿午餐。 晚餐，常常是一两个菜，另有一些点心、水果之类。 有时，尽管晚餐菜单上有许多名目，但那仅仅是一些作料。 人们最爱吃的是牛排或猪排。而这三餐摆在懂得“吃”文化的中国人面前就会显得格外的隆重，首先早餐的种类就会多的让人眼花缭乱，例如：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云南的过桥米线、广东的干蒸烧卖、南方的馄饨等等举不胜举。而午餐和晚餐都是中国人的重头戏，鲁、川、苏、粤、浙、闽、湘、徽等八大菜系，各式各样的美味让人流连忘返。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吃一个大事情，像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如此草草了事是绝对行不通的。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德为主体。伦理道德注重于社会关系的协调，诗词歌赋注重于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因此，中国的酒桌文化也是特别的，作为酒桌上的食物，菜肴的色香味形意也是要经得起反复的推敲的，例如：闻名中外的满汉全席，它堪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经典中的经典。

而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思想开放、生活节奏也很快，因此快餐文化在他们的领地发展得很好，西方人注重效率，只要有食物能够快速的将肚子填饱就够了，他们需要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喜欢的事情，因此菜色在他们眼中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吃饱，够营养就可以了，多半以馅饼、热狗（面包夹香肠）

汉堡包和炸面圈，其次是甜点、凉菜、通心粉、 冰淇淋以及各种无酒精的饮料因此出现了大街上每隔几十米就会出现一家肯德基、麦当劳的情景。事实上，经科学研究表明多次使用的高温油、烧焦或油炸过火的食物含可致癌的“苯并芘”，用过的油不宜再次使用，烧烤或油炸食品也不宜多吃。而肯德基都是以炸鸡、汉堡为主打，这些食物也是不健康的。

一、美食关乎文化

美食不仅是美食，美食关乎精神，关乎文化。美食家可谓是对美食参悟最透的人，作为当代文坛公认的美食家，陆文夫这样说过：“ 对于一个有文化的食客来说，吃，应追求一种境界，或称为环境、气氛、心情、处境等等。”同时他认为，饮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大文化。所谓大文化是因为饮食和地理、历史、物产、种类、习俗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简直可以从饮食着手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与文明的发展。美食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和绘画、雕塑、工艺、文学，甚至和音乐都有关联。

百科全书中对美食家的定义是：以快乐的人生态度对食品进行艺术赏析、美学品味，并从事理想食事探究的人。美食家的概念要与饕餮者和食学家区分开，饕餮者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并满足物欲，食学家侧重的是认识说明与理论归纳。美食家既有丰富生动的美食实践与物质享受，又有深刻独到的经验与艺术觉悟，是物质与精神谐调、生理与心理融洽的生活美的探索者与创造者。

因此，“吃”要达到这个境界，饮食就不只是饮食，而是文化的饮食，也就是要把千百年来人类饮食实践产生的合乎科学的、具有文明风尚和体现美学韵味的东西提炼出来，反馈于饮食实践，自觉地运用和贯彻于饮食活动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文明进程，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要吃出文化品位，即吃得典雅和吃得称心如意。

吃得典雅，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推崇“以乐有食”，以后形成传统。悦耳的乐曲，能造就一种愉悦轻快的气氛，对心灵产生良性刺激，进食时优美的乐曲缭绕于耳际，更有助于消化吸收。吃得称心如意，首先指吃的方式能各得其所和具有愉快亲

切的人文韵味。比如中国人的共食制。西方的分食制虽合乎卫生，但流于单调、平均主义。其次，吃得称心如意是指人们对口味的选择称心如意。

《舌尖上的中国》正是美食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仅是一部美食纪录片。“去年纪录片频道成立，一个纪录片频道应当播放各类纪录片，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当然有美食旅游类的需求。所以，我向台里报了这个选题”。总编导陈晓卿在央视工作了二十多年，《舌尖上的中国》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的选题。“拍《舌尖上的中国》，要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这是陈晓卿给导演任长箴的“命题作文”，从一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局限在“菜系”的范围之内。《舌尖上的中国》其成功之处也是把美食当做一个媒介，通过食物我们进行着传统价值观、人际关系、生存状态的思考。

有人说，《舌尖上的中国》使得汪曾祺笔下论文联盟的四方美食在银幕上复活了。诚然，汪曾祺以平常吃食为散文写作的对象，其用心可谓远矣。 “什么叫文化，吃东西也是文化。”汪曾祺同意高晓声这种说法。 饮食本来为身所备，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精神的渗透。

二、美食是中华民俗传承的载体

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舌尖上的中国》中《主食的故事》一集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春节的意义。“每年晚稻成熟，就到了宁波人打年糕的时候。孩子们约好都从宁波回到村里来看望阿公阿婆，四代同堂的一家人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的日子，一年只有难得的两三次。在这个颇为丰盛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孩子们最喜欢吃的年糕。 做年糕是宁波人庆贺新年的一种传统，以前的宁波家庭要在新年之前做上几十斤至上百斤年糕，泡在冬水里储藏，从腊月一直吃到来年。”

“饺子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主食，尤其年三十晚上，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无论一年过得怎样，春节除夕夜合家团圆吃“饺子”，是任何山珍海味所无法替代的重头大宴。如今，在几乎所有的传统手工食品都已经被放到了工业化流水线上被复制的今天，中国人，这个全世界最重视家庭观念的的群体，依然在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主食的故事。 ”

无论是在节日中还是平日里，中国人吃饭一般都采取“会食制筵席或小范围的共食制”，这一传统习俗有不少优点：中国菜点花样多，一桌食客的嗜好不会雷同，会食有利于各取所需，使每人都能在多种菜点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从而尽可能使口味得到满足。“共食” 指家庭日常饮食或三五亲友共食几味菜，也有利于各取所需，充分利用食物对象的各部位，减少菜肴的浪费，譬如桌上一只鸡，有人喜欢鸡胸，有人喜欢头颈，有人喜欢鸡翅或鸡腿，有人喜欢内肚，合食能各得其所。中国人无论会食或共食，都围坐于饭桌，饭桌成了交流情谊、信息和即席评论菜肴的场合，既亲切又轻松，富有人文韵味。

在《舌尖上的中国》中，一家人围着饭桌其乐融融的场景一直贯穿始末，反映了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观，“你如果有心的话你会注意到我的每个故事基本都不是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人际关系在里面，阿亮的部分也故意在他们家集体工作的时候露了全家人的镜头”，任长箴说：“这些镜头显得无意，但其实它都是体现人情味的，要比一个人孤单单在那个地方存在要有意思得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也这样认为：“《舌尖上的中国》把“吃”还原到了家庭、乡村、社群、邻里关系，还原到了传统，还原到了人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之中，从而表现中国饮食的文化内涵，这是它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美食蕴含着悠闲的生活态度和包容的人生哲学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人如其食，食物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纪录片里那些生动鲜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陈晓卿说。《舌尖上的中国》最大的魅力是让世界通过美食了解中国人，因此，每一集的主角并非食物，而是人。

汪曾祺也在《旅食集》自序中说道，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汪曾祺是善解人意的，其美食散文流动的韵律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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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使人宁静、清凉、滋润，特别适合且有助于当代中国读者文化心态的调整。 这与汪曾祺散文的总体风格是相一致的，他以极为精微的笔法描写美食和风俗，揭示了民间生活的种种乐趣与幽默，寄兴叹于物事，寓哲理于风情。

“以一种比较慢的节奏去吃东西、去生活，食物都是最本初的那种食物，最干净、最朴素、最具有自然韵味的。”《舌尖上的中国》倡导的“自然清淡”与道家的思想相合，充满着人生的哲学意味。 慢节奏的生活态度作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异质元素却能博得人们的青睐，因为它让人们松弛神经、放慢脚步，来到一个宁静闲适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的吃食散文中，蕴藏着一种醇厚的生活境界。从容的饮食态度，以及能对饮食细琢详研的做法，它的背后，寄寓着一个安乐邦国的大背景，尤为重要的是，汪曾祺赋予这些饮食以风致，以光彩。汪曾祺所写的食物和口味，包含着人生的性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物也就是体现了一方的人性。《苦瓜像瓜吗?》写以苦瓜自喻的“苦瓜和尚”石涛就寄寓了一点独来独往，不随流俗的傲气与禅意。

汪曾祺写饮食的态度也寄寓着人的胸襟与度量。“口味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酸西辣’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样。”这些食物平时虽颇常见，却仅是食品而已，经过汪曾祺的述写，这些食物便因之赋予了文化学的意义。

汪曾祺对现实人生始终采取一种“融”和“入”的态度，这种“惊人的化解，简直已经到了近乎宗教式的宽容”，它足以使冰山化成春水。 汪曾祺提出要“作文先做人”，汪曾祺对人对事有大度宽容的胸襟，在作品中，他不但从不将个人情感、观点、好恶强加于读者，而且还处处随机忠告读者应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

他的美食散文从各地各民族的饮食习惯谈起，提出应该对各地美食持包容态度，卒章显志，文末自然引申到对待不同文化、不同流派的兼容并包、融化新知的科学态度。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口味单调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舌尖上的中国》也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妙，食材无上下之分，讴歌劳动者，敬畏自然，感恩生活，传达出一种对待食物的原始态度。

四、二者都是以民间体验为基础，基于民间立场所作

汪曾祺美食散文的民间性首先体现在其自身的题材上，他以认同民间的方式，发掘出最具民间日常意味的存在形式——吃的种种方式和传承，为饮食立传。

其次，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里所写的食物是与民间百姓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他在《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的炒米、咸菜茨菇汤、马齿苋等无不如此。在《胡同文化》中，汪曾祺写道:“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 汪曾祺写的都是许多普通吃食的品类，这其间是出于他对民间创造力与其所显示的民俗文化的认同。在20 世纪文学史上，写吃的作家很多，比如写金华火腿的叶圣陶，雅舍谈吃的梁实秋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但他们都未免有点贵族气。而汪曾祺所写的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不可缺少的日常吃食。比如:炒米、焦屑、萝卜、豆腐、苋菜、荠菜、马齿苋、咸菜、豆汁儿。 他一再表白说:“有人以为他是美食家，其实他跟张大千一类的美食家是不同的，他不过是爱琢磨一些平常菜的做法而已。”这一语道出了他的真谛。

再次，从价值观层面来看，美食是与生命韧性有关的民间日常生活意象，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吃与生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汪曾祺赋予这些民间吃食以风致，以光彩，其中寄寓着一种深沉的生命境界。这种民间性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命价值立场。

汪曾祺的美食散文更多地表现了这些食物给民间带来的生活欢乐，其中包含着他对民间所蕴藏的恒常生命力的理解与把握。其意义在于为断裂的民间开拓话语空间的同时，也为民间的凡俗生活注入了一种情调。

关键词: “五味调和” 味觉审美 文化张力

“五味调和”是中国饮食文化精要之所在。《周礼》中记载:“五味,醯、酒、饴蜜、姜、盐之属……”醯、酒、饴蜜、姜、盐五种食物分别代表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可见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运用这些食物进行调味,不仅如此,人们还将五味与五行联系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饮食理论,将中国饮食文化引入了科学化、理性化、艺术化、哲学化的轨道。

一、“五味调和”的理论渊源

“五味调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河洛原理》有:“太极一气产阴阳,阴阳化合生五行,五行既萌,随含万物。”所谓“阴阳”,本义是日照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代表了自然界中两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属性或能量,如天与地、男与女、动与静等。《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者的相互作用是自然界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也是万物形成的根本。而在阴阳之下又有五行,《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里的水、火、木、金、土,即是后来的五行。“行”有运动变化之意,五行则是对这五种物质属性的抽象和发展,而五行之间又有相克相生的规律,对应于阴阳二者的消长,作用于自然界中的万物。阴阳五行观表面上看来是对自然界事物的简单分类,但实质上是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认识和应用,学者顾颉刚曾说:“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1]阴阳五行观应用的范围之广已经几乎涉及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因此毫无疑问地成为当时学术的主流,这对那时正处在萌芽期的中国哲学、科学、文化、艺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五味”说的产生即是以五行为理论模型,《尚书・洪范》较为详细地解释了五味与五行在功能上的对应关系:“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古人认为,水润下溶解了土中的盐分故有咸味;火炎上烧焦了东西故有苦味;树木区直长出的果实未熟时有酸味;金消融之气有辛味;土滋养庄稼百谷,百谷味苦。这是古人根据对自然的观验对五味与五行之间关系的理解。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规律,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平衡与协调。《墨子》有云:“五行毋常胜。”因此相生和相克是事物必然存在的两个方面。五味通过五行系统模型与世间万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中国古人将五味与五脏、四时的对应关系运用到饮食养生中,形成了独特的“食疗”理论。又如中国人将对味觉的感受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进行把握,抽象出很多哲学的和美学的思想,这些都与五行系统模型的建立是分不开的。而五味与五行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正是五味调和理论内涵的核心。

二、“五味调和”与味觉审美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美”解释为:“美,甘也,从羊从大。”甘也,是指羊肉的味道甘甜可口,这显然是在描述味觉上的。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味觉上的能否形成美感,也就是说“味”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

西方哲学家倾向于将美感只限定于视觉和听觉的范围,而将味觉和嗅觉排除在外。如苏格拉底和大希庇阿斯讨论关于美的问题时说:“美只起于听觉和视觉所产生的。”“因为我们如果说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做笑柄。”[2]中世纪黑格尔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因为嗅觉、味觉和触觉只涉及单纯的物质和它的可直接用感官接触的性质,例如嗅觉只涉及空气中飞扬的物质,味觉只涉及溶解的物质,触觉只涉及冷热平滑等性质。因此,这三种感觉与艺术品无关……这三种感觉的并不起于艺术的美。”[3]黑格尔认为味觉只能使人获得具体的感觉,而无法把握感性形式之上的理性内容。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4]乔治・桑塔耶又认为,味觉不能帮助人们获得经验,是味觉低于视觉和听觉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触觉、味觉和嗅觉,虽则无疑可能很发达,但不像视觉和听觉那样对于人追求知识大有帮助……它们被称为非审美的感觉或低级的感觉;这些名称的正确性是不可否认的,但决不是因为这些感觉的卑下或固有的享受性,而是由于它们在我们经验中所起的作用。”[5]总体来说,西方哲学家对味觉审美的评判是倾向于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味觉感受来源于风味物质对感官的刺激,与人的主观情感关系不大。比如说糖是甜的,那么给不同的人品尝浓度相同的糖水,则大多数人感受到的甜味是相同的,这与人本身的年龄、职业、修养等都无甚关系,人们也很难在这样的感受下产生理性的认识,获得新的经验。因此,西方人认为味觉是低俗的,是非审美的,把任何对味觉的关注都理解为享乐主义,而绝非对美的追求。

以西方哲学家对味觉审美的否定反观中国古典美学,却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在古代中国,味觉毫无疑问是与视觉和听觉同等重要的审美感受,并对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庄子・盗跖》曰:“声色滋味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孟子・告子》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荀子・劝学》又说:“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虽然,学术界对“美”字的解释仍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美是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羊人为美,与味觉无关。但是在“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等文化背景的强烈感召下,中国古人对饮食、对味觉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西方,味觉与视觉和听觉一起促成了中国人审美意识的最初形成。中西方学者对味觉审美巨大的认知差异背后隐藏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体的对立,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就是对客体理性分析的过程,因此西方饮食处处体现着机械和精准的科学精神。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天人合一”为理性核心,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是“内求于心”的过程,认识的目的是追求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因此相同的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认识的结果也是相异的,这正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五味调和”是一种智慧,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正得益于此。《吕氏春秋・本味》中有:“调合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简单的甘、酸、苦、辛、咸五种味道,根据先后多少不同,就可以幻化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同一种食材,究竟可以做出多少种不同的口味,不得而知,中国古人正是在这千变万化中,寻求对美的感受。《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不知肉味并不是因为听觉的超越了味觉的,而是两者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形成了共同的、可以比较的审美情感。老子提出“味无味”,认为“无味”才是“至味”,使味觉审美提高到脱离味觉本身的更高境界,摆脱有限的感官体验寻求无限的精神愉悦,彻底让味觉审美摆脱享乐主义的嫌疑,成为至高无上的美的体验。

三、“五味调和”的文化张力

“五味调和”是一种饮食理念,也是一种文化理念。《孟子・告子》有云:“食、色、性也。”饮食为人生存之根本,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饮食活动,这就使饮食文化具有了最广泛层面的普遍性。于是植根于饮食的文化理念很容易成为一种人人可以理解、人人可以应用的最直观的表达形式。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以味论美,以味论诗,以饮食喻政治,以饮食谈哲学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古人常常以饮食喻政治,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烹制小鱼一样,不要经常去翻动它。治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关乎江山社稷,苍生百姓的安危,可老子却用饮食的道理解释它,既浅显易懂又精妙恰当。《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向齐景公陈述先王之道时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和其政也。”这也是以五味调和来喻政治,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才能成就政事。在哲学上,老子以“味”论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他认为道是没有味道的,是看不见的,听不着的,用不到的,也就是说,道是超越所有感官体验的精神愉悦,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他借有形的色、音、味,描绘无形的道,给“味”增添了一些哲学意蕴。在文学上,文人们常常以“味”言“诗”,如刘勰主张的“滋味说”,司空图所追求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都是以“味”为核心的文学主张。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他将“辨于味”看做是“言诗”之根本,可见“味”在古人的心目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中国古人擅长于从直观的饮食活动中抽象出适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自然规律、艺术准则或人生哲学,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文学,中国古人以独特的视角对“味”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和延伸,使饮食文化呈现出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文化,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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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在广州；品牌影响力；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1

一、“食在广州”品牌影响力的状况

“食在广州”流传久远，闻名中外。早在汉朝，赵佗在广州建南越国，越人对饮食便很讲究。鸦片战争后，广州便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各地包括国外的烹饪技艺和食谱等相继传入。广州的饮食业、食品制作，集八方所长，融会贯通。地方风味浓郁，脍炙人口，“食在广州”的美称因此产生。众所周之，广州凭其独特的自然、文化、经济等优势，造就了“食在广州”独特的品牌影响力。广州美食也因此呈现出种类化、多元化、规模化的局面。

第一是种类化，广州美食包罗万象，种类繁多，除了日常的餐饮名菜外，还包含了广州特有气候环境下生长的多样的果蔬，精细、雅致的风味小吃，“无汤不饭”，健脾胃、美容养颜等功效的广州靓汤，以及广州人所热衷的早茶。

第二是多元化，广州美食的多元化体现在广州汇集了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美味佳肴，可谓“众星拱粤”、“百家争鸣”。广州是新中国改革重地，国外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成熟的品牌餐饮业进驻这片经济改革之地，例如西餐厅、穆斯林餐厅、印度餐厅等，不仅带来了中国没有的食材，更各种先进的烹调技术引入中国，使得国际美食和技艺在广州蓬勃发展。饮食上的国际交流为“食在广州”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让“食在广州”更加欣欣繁荣。

第三是规模化，广州形成了自发性和组织性的特色食街。如承载了广州上千百年的文化历史的西关食街；典型全球化的环市东国际商务美食区；最具古色古香、欧美情调的沙面食街；政府统一规划的“惠福美食花街”、“番禺美食大道”、“中森食博会”等美食集聚区。

二、“食在广州”品牌影响力的“衰落”

广州美食虽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但在故步自封、新文化的冲击下面临“三尴尬”。

尴尬一――广州美食落后珠三角。近年来，广州都无缘“世界十大美食城市”，主要在于广州主打草根美食，缺乏自己的拳头产品，“食在广州”已经落后珠三角了。

尴尬二――全国餐饮十强广州没有一家。其他省城在餐饮业方面异军突起，不断改善，而广东餐饮业的平均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遗憾的是，历来有美食之城的广州已经逐步跌落，全国餐饮十强，广州没有一家。

尴尬三――广州粤菜厨师落后其他菜系的厨师。除了在味道、销售竞争力方面对比，凸显“食在广州”的纯色下降外，粤菜厨师走出去学习不是很多，所以远远落后于其他的菜系的厨师。

三、提升“食在广州”品牌影响力的思路与对策

品牌是一种综合性的识别标识，由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有形和无形构成，具有独特性，通过品牌培育和打造，形成品牌核心价值理念，不断创新发展，巩固品牌资产，在消费者心理具有占据一定的品牌效应，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忠诚。因此，需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地打造和加强“食在广州”的品牌影响力。

第一，构建“食在广州”的品牌效应。“食在广州”作为广州的无形资产，需要通过物质载体来表现和展示自己。但是，“食在广州”的品牌载体与现实形象并未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因而从理念、行为、视觉等多维度构建“食在广州”的品牌形象和效应。品牌的直接载体有文字、图案和符号，间接载体有产品的质量、产品服务、知名度、美誉度等。广州可以通过其特有的、经历史沉淀的饮食文化、风尚、价值观等打造“食在广州”的精神和灵魂。再通过经营理念、管理特色等动态形式和文化个性、价值理念等静态系统传播给消费者，达到“食在广州”品牌的整体传播效果，从而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增强消费者的视觉印象，不断提升“食在广州”的品牌影响力，以增强消费者的忠诚和信赖度。

第二，规划“食在广州”的品牌战略。在“大数据”的背景下，进行产品和市场分析，进行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大众化战略发展路线。依据内外变化环境，对供货商、竞争方、消费者进行动态研究分析，全面了解多方规模、心理及消费者的偏好及整个行业的发展态势。其中，规模化是品牌打造、效应培育、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多元化是保持“食在广州”在开放包容并蓄环境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国际化是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大众化是在经济水平提高，大众追求享受服务的环境下全面占领市场的不二法则。

第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理监控体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看重饮食的卫生健康和产品质量。“食在广州”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除了注重美食的外在包装，更重要的是美食的卫生安全，美食的制作过程和标准要严格参照国家规定把关，做到“安全美食、绿色美食、健康膳食”。

第四，转变“食在广州”的经营模式。餐饮业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消费行业，也属于服务消费行业。它能有效带动种植业、畜牧水产养殖业、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方面消费。建立2+1的原材料供应模式，建立原材料基地由农户养殖，企业在资金上扶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形成餐饮业一条龙服务，实行自产自销、统一配送、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模式，不断发挥品牌效益，加快转变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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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贤衡.“食在广州”品牌提升与政府支持[J].经济论坛，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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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荣基.广州饮食文化的大观园──读《广州美食》[J].中国图书评论，2000（10）.

[关键词]日常生活；艺术；文化；审美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232-01

随着宋朝大众文化的逐渐繁荣，人们世俗的审美思想也日益通过各个文人表现出来。朝代的继续也导致了文化大众化的继续，等到了清朝，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不仅封建专制程度高度发达，大众文化也发展到了顶峰。李渔在审美方面的开放确实可以认为成先驱了，在封建程度很高的社会中，居然可以无视所谓传统的“面子”，真正大胆的将大众文化的审美标准加以整理，并且于《闲情偶寄》中，写了出来。这便是当时所谓社会的审美观，不管是上流还是下流之人物，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对于美的感受。清著名学者余怀为此书作序曰：“精涂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明白；狭隘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旷达；忧郁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愉快；笨拙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灵巧；愁闷的人读了它将会欣然起舞；有病的人读了它将会霍然而愈。”《闲情偶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著名作家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对此书极为推崇。

一、《闲情偶寄》中的日常生活文化

《闲情偶寄》是一部生活大全，包罗万象。在其中，李渔将当时社会的生活方面的审美均融入进去，比如：饮馔部，谷食第二。“食之养人，全赖五谷。使天上生五谷而不产他物，则人身之肥而寿也，较此必有过焉；保无疾病相煎、寿夭不齐之患矣。试观鸟之啄食粟，鱼之饮水，皆止靠一物为生，未闻于一物之外，又有为之肴馔酒浆、诸饮杂食者也。乃禽鱼之死，皆死于人，未闻有疾病而死，及天年自尽而死者，是止食一物乃长生久视之道也。人则不幸而为精致腆所误，多食一物，多受一物之损伤，少禁一时，少安一时之淡泊。其疾病之生，死亡之速，皆饮食太繁，嗜欲过度之所致也。此非人之误，天误之耳。天地生物之初，亦不料其如是，原欲利人口腹，孰意利之反以害之哉！然则人欲自爱其生者，即不能止食一物，亦当稍存其意，而以一物为君。使酒肉虽多，不胜食气，即使为害，当亦不甚烈耳。”

在这其中，对于五谷作用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李渔在这里明确表示，人不可以无五谷，“止食一物乃长生久视之道也”，这说明以五谷为中心的养生之道。其对于五谷的评价之高，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观中国古代的千年饮食文化，五谷确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华夏民族的生命根基就是五谷，在千百年的历史中，我们管五谷及其加工后的产物称为“主食”。无主何以有次呢？所以说，李渔在文中所介绍的其他各种美食，如：蕈、莼、笋等，都是其次，拥有主食的华夏民族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文明。尽管李渔将蔬食排为第一，谷物为第二，那是他“辑《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

李渔对于茶文化也有独到的研究，在其小说和戏曲中有很多突出的体现，相较于现如今高官富豪饮茶日好而不知其中奥妙，李渔的层次可谓是导师级别的了。李渔论饮茶，讲求艺术与实用的统一，他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很大的启发。

二、《闲情偶寄》中的艺术

在李渔作《闲情偶寄》之时，也许他最为看重的就是对于艺术的审视，尤其是戏曲和小说。被人称作“中华五千年第一风流才子”的李渔也是名副其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伴随着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生活在跨明清两代的李渔自然是有其特色。

李渔汲取了前人如王骥德《曲律》中的理论成果，联系当时戏曲创作的实践，并结合他自身的创作经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戏曲理论体系，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高峰，为戏曲理论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树立了一块里程碑。李渔的戏曲理论以舞台演出实践为基础，因而能够揭示戏曲创作的一般规律。他认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批评金圣叹评《西厢记》只是文人在案头把玩的《西厢》，并非优伶扮演的《西厢》。李渔提出了“结构第一”的命题，含有命意、构思和布局，把结构放在首位，依次为“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全面广泛地论述了戏曲创作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对结构、语言、题材等论述尤为精辟。

谈到题材，李渔认为贵在创新，以脱窠臼为第一使命，既然剧本名为传奇，就是因为其事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绝不可亦步亦趋，东施效颦。至于导演和表演，李渔也发表了很多中肯之言。

因此李渔也被认为是元明清的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

三、对于女子的审美

女子之美，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但是，在李渔之前，人们认为在公开的场合讨论这种问题是低俗的，令人羞耻的。对于女子美丽的公开赞扬也不是君子所为。可是又有谁能在见到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美丽女子之时而坐怀不乱呢？恐怕“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也不是说给评书的听众的吧。

《闲情偶寄》中，公开评论女子之美，至少李渔是不“俗”的，并不是他的眼光，而是他的行为。很多所为评论家在此对李渔大批特批，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至少在可以不顾世俗的眼光提出自己（也是所有人）对于美女的要求，李渔是有勇气的。

吃是一种艺术，若没有相当的烹饪文化的熏陶，即使天天吃山珍海味也只能算饕餮之徒，而不会吃出个老饕来。历代公认的老饕名家如：伊尹、孔子、陆羽、坡、袁枚、曹雪芹、李笠翁等，多是文人雅士。他们通过吃而产生灵感，为我们创作出了《调鼎集》、《随园食单》等经典佳作，并为我们留下了“莼鲈之思”的余韵和“日啖荔枝”的感慨。

饮食是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统一。老饕们未吃之前，总是先急切地盼望。热烈地讨论，然后再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之后，便争相评论厨师烹调的手艺如何，只有这样的老饕们才算真正地享受了吃的快乐。林语堂先生对中国老饕赞叹不已，他认为没有一个英国诗人或作家肯屈尊俯就，去写一本有关烹调的书，他们认为这种书不属于文学之列。然而中国的伟大戏剧家和诗人李笠翁并不以写一本有关饮馔的书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秋月远未升起之前，像李笠翁这样的风雅人士就选择一个名胜古迹，邀请几个友人在中秋朗月之下，或丛中持蟹对饮，或商讨如何弄到端方太守窖藏的美酒。

东坡先生虽被谪居黄州，生活拮据，却仍毫无愧色于他的吃。当时黄州猪肉非常便宜，富人不屑吃，穷人不会吃。坡把大块的五花猪肉浸入黄酒中，用文火炖得酥烂，令人馋涎欲滴。东坡先生“朝嬉黄泥之白云，暮宿雪堂之青烟”时，大约不会料想“东坡肉”、“东坡羹”亦会与其诗文一样扬名千秋。

另外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学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尽显其文学、艺术、审美的才情和志趣。他以富有魅力的大手笔把中国饮食文化系统化、理论化、艺术化，并感叹：“世之知钱者多，知味者少。”

关键词：淮安美食；存在问题；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3-39 -03

美食，顾名思义就是美味的食品，美食不以价格论高低，自己喜欢的，就可以称其为美食。据统计，现存于世的淮安佳肴有1300余种， 首创独创于淮安的有400种以上。在淮安既可以品尝小鱼锅贴、钦工肉圆、软兜长鱼等经典美味， 也可以品尝到文楼汤包、辣汤、淮南牛肉汤等特色名点，此外久负盛名的还有淮安茶撒、鸡糕、高沟捆蹄等。美好的食物不仅口味奇妙，摆盘布置也大多精心，所以品尝美食不仅可以满足口腹之欲，也可以实现视觉、心情与精神上的满足。

淮安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淮安菜发源于先秦，成形于隋唐，繁盛于明清。最早可以追溯至六七千年前，淮安楚州区的青莲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用于饮食的陶罐，这表明当时人们的饮食已经达到较高水准。京杭大运河开凿贯通，明清时代漕运与盐运的发展，淮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地理位置优势明显。运河之畔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势加上帝王多次的巡幸，使淮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达到了繁荣时期。极大地推动了淮安地区美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菜系。淮扬菜要求刀工精细，用料火候讲究，口味清淡，菜式丰富，集色香味形于一体。建国后，淮扬菜可谓独领，不但用于国宴，还成为国家领导人招待八方来客的主要菜系。

淮安位于江淮平原东部，气候温和湿润，湖泊星罗棋布，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与古淮河的交点，水渠交织，交通便利。便利的交通与纵贯的运河为淮安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尤其是数不胜数的水产品，如鱼、鳖、虾等；提供了地方特产，如淮盐、蒲菜、山药等；还有调料如淮酒、白汤酱油等。丰富的原材料与精湛的烹调技术造就了声名远扬的淮扬菜系。

一、淮安美食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体现的文化底蕴低，传统工艺失传

现代，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大家对美食的追求已经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菜肴的品味和艺术性。因此，在美食产品的开发和宣传时，很多品牌从文化开始溯源，挖掘文化底蕴，如“老字号”、“祖传秘方”等，满足食客的品位要求。淮扬菜系，淮安菜谱，历史悠久。然而，淮安的美食行业至今仍然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名菜”，往往慕名而来的人慕的是“淮扬菜”的名，然而至于哪家店，哪道菜，似乎都可以。没有最正宗的店作为标杆，没有历史由来作为辅助，食客对于菜肴的认可度与理解会下降很多。餐饮业只有拥有了好的文化载体， 才会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二）传统菜系创新少，跟风现象严重

佳肴的开发要将继承传统与不断创新相结合。目前淮安的很多规模稍大的饭店安于现状，不思创新，菜单上有软兜长鱼、平桥豆腐等几道老牌淮扬菜就心满意足；有些规模较小的餐厅，跟风成习惯，同质化严重，最近淮安“冒菜”流行，冒菜店、串串店便数量激增。川菜，粤菜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远超过淮扬菜，不是它们本身比淮扬菜优秀，而是淮扬地区的餐饮人士缺少对本帮菜系的自信，且创新力度方面不足。

（三）品牌意识低，缺乏经营管理体系

据记载， 淮扬菜起源于春秋战国， 初盛于秦汉， 鼎盛于隋唐， 中兴于明清。战国屈原的《楚辞》、西汉初年时吴王刘滇的《淮南王食经》、枚乘的《七发》以及三国时昊普的《神农本草》中都有关于淮扬菜的精致描写。菜系的形成经历了v史的沉淀与考验。淮扬菜作为四大菜系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品牌知名度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当今的淮扬菜系发展严重缺少品牌意识，如提到北京烤鸭就想到全聚德，至今未出现提到淮扬菜或者仅是菜系中的一道就想到的餐厅。品牌的力量在如今网络发达的时代是极其巨大的，大多数人了解千里之外陌生事物的首要途径就是找当地口碑好的“品牌”。合理利用品牌效应，可以让事情事半功倍的完成。

（四）美食行业服务意识低

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餐厅注重对顾客的服务态度。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可以划分到为了生存的温饱阶段；“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则是实现归属感的小康阶段；最高层次的“自我超越”是成长的富裕阶段。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正是中国大多数群众的“尊重需要”需要被实现的时代。现在的市场是买方市场，在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服务态度好的一方，得到尊重。然而淮安的大多数餐厅“色香味”俱全，服务生却未收到良好的培训，服务意识欠缺，间接甚至直接导致了客流量与潜在顾客的流失。

（五）地方特色性美食与大众生活有距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餐饮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进了新的食材、调味料、烹制方式与理念等，本土和外来饮食文化相碰撞并进行了有机组合与创新。同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各地不同饮食派流之间交流日益趋多。然而，至今为止淮安菜谱的发展并未跟上当代餐饮革新的步伐。现在淮安市面上大众所熟知的主要是“章鱼小丸子”、“新疆羊肉串”、“阿拉伯烤肉”等引进的美食，本土小吃岌岌可危。在人们的生活普遍在发展的情况下，淮安地方特色美食与大众生活的距离日益拉大。

（六）知名度低，各方面宣传力度不够

从对淮扬菜的品牌包装及宣传上来看，淮安餐饮的发展形势零散单一、品牌文化意识淡薄，这极大的削弱了淮安菜在饮食市场上的竞争力。宣传理念不够，整体饮食的营销体系发展不完善。美食之乡、淮扬菜系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金字招牌，到扬州吃早茶会想去“富春茶社”，去南京品特色小吃，会想到“狮子桥”。但到淮安，能记得哪家地方饮食的餐饮名厅？

二、促进淮安美食发展的措施

（一）建立餐饮文化产业，增加本土饮食文化认同感

淮安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人杰地灵，中间的历史故事更是数不胜数，淮安餐饮业应该注重对文化品牌的发掘，巧用名人轶事。可以培育一批拥有自主本土特色品牌的当地大型餐饮企业集团，主推的是当地特色菜肴，并赋予大多数菜肴背后的文化故事；寻找逐渐消逝的老字号、老手艺，积极引导老字号建立品牌，开拓创新，弘扬老字号。同时，提高和发展产品和服务的文化附加值，可以发展饮食文化副产品。淮扬菜曾拥有辉煌的历史，充分利用这笔无形的财富，将对淮安菜的发扬光大意义非凡，对淮安餐饮业的未来影响深远。

（二）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淮安餐厅本土流派的餐厅的菜单基本大同小异，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缺少创新元素，不能适应当代食客的复杂需求。对此，淮安餐饮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应该打开局面，加大创新力度，对老式餐饮进行改革以适应时展的需要。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淮安餐饮行业的创新，不仅是将本土菜系与外来菜式的交叉融合，也应该是技术、服务、价格、原料等方面的创新，其中理念思想的创新是最根本也最基础的一步。现在很多消费者享受自己动手接触食材的乐趣，那么餐厅可以将某些菜肴改造成半自助形，让食客亲自动手，享受烹调的乐趣。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养生，那么餐厅可以根据时令的变化，选用时令果蔬制作出适合当下气候气氛的养生菜品。人们都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投入更多到器皿、环境、色彩等元素中去，顾客给予的“回报”也是更多的。创新的方法、形式太多，这些都是管理者需要考虑的。

（三）实施品牌战略，开拓市场

很多人在购买时应该经常会提前有一个想法“我要买那个牌子的东西”。不可否认，在买不同品牌的同一物品时，大家更愿意购买自己熟悉的、名气大的品牌。品牌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淮扬菜作为四大菜系之一，是一个饮食品牌，一个经济品牌，一个文化品牌，其品牌效应已经存在。然而先天的条件已经具备，后力却不足。品牌效应需要长期树立，采取合理的营销策略。淮安餐饮在借着“淮扬菜”的品牌之力时，也应该打响自己的品牌。在大的品牌下，可以建立品牌集中区，不妨将“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运用在餐饮分布上。品牌建立前期活用广告、日常营销、网络宣传等推广品牌，如在百度问答上投放问答，在微信公众号上定时发消息，在微博上建立官方微博并且请“大V”进行宣传，建立完善的门户网页。同时服务和售后也要做好，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实行顾客对服务员评分机制，可以将薪酬与顾客评价挂钩。中后期加入电子商务，开网店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淮安特色美食。

（四）改革用人机制

用人机制改革是企业一直重视的问题，但淮安大多数餐饮厅往往对这方面很忽视。用人机制改革可以注意几点，一是能上能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破除论资排辈的旧习；二是权责分明；三是建立奖惩机制，拉开收入差距，将收入部分与顾客的评价挂钩；四是强化监督，强化自律，笔者曾在淮安市中心某家不错的餐厅就餐，等了很久服务员未到，发现其聚众聊天，服务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时候就需要监督的存在。用人机制的改革要根据餐厅的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改革要以人为本，以增加员工的积极性为前提而实施。

（五）打造淮安特色美食一条街

提到淮扬菜，提到淮安特色美食，大多人想到的是较正式的饭店，价格偏高且不适合一个人去，由此淮安美食与大众的距离自然拉大。全国范围内的小吃街很多，淮安曾有一条师专路美食街，因为道路改造目前大都在开元路，但是没有系统的管理、不成规模，且其中没有淮安本土特色食物。在南京，食客想到汤包，鸭雪粉丝汤等可以前往狮子桥或者夫子庙；在厦门，游客想到蚵仔煎、土笋冻、烧肉粽等可以前往中山路或者曾厝；淮安汤包也是鼎鼎有名的，但是小吃街并没有“文楼汤包”，软兜长鱼，平桥豆腐等也都是名点，但是淮安小吃街也没有这些。打造淮安特色小吃一条街，将淮扬菜、淮安特色菜囊括其中，可以对其进行适当改造，将菜肴化整为零，把多人份制作出一人份、可携带的特色小吃。淮安佳肴名点两千余种，由此打造出的特色小吃街不仅可以拉近与当地居民的距离，也可以带动当地旅游美食的发展，意义可谓非凡。

（六）绿色饮食

绿色饮食符合新时代人类的要求。绿色饮食要求发展节约型餐饮，使整个餐饮流程实现“绿色”。在食物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中，将节能节水，节约土地、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贯穿始终。如在餐饮场所建立“绿色餐饮”文明条例，建议顾客珍惜粮食；推广节能性设备的使用，使用新能源，更多的使用太阳能、电能作为动力；一次性物品使用可降解材料，减少对塑料、木材的使用；厨房垃圾分类回收，部分可以合理再利用。淮安的餐饮业目前普遍没有规范的规划，想要完全实现“绿色饮食”将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是其回馈也将是巨大的。可以先试点运行，由点到面推展开来。

建立饮食文化产业，传播淮扬美食文化知识，有利于提升淮扬菜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加大品牌建设，打造淮安“美食之乡”的城市品牌形象，提高了淮安的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美食一条街，将广泛调动美食爱好者的积极性，拉动淮安美食行业的长足发展并带动相应副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通过开发网络平台（下转第52页）（上接第40页）推广淮安美食，将淮安美食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网络结合，可以更体系、详细的展示淮安美食信息，同时给美食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分享制作方法，激发更多的美食创意产生。提倡“绿色饮食”，有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打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淮安饮食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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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成功融合

2011年，随着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纪实类专业频道的正式开播，电视纪录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11年被称为中国的“纪录元年”。然而，电视纪录片一贯的精英文化品格依然面临着市场的冷遇和歧视，接受人群也局限在高端受众的范围，叫好不叫座，呈现出“曲高和寡”的尴尬态势。

《舌尖上的中国》是国内第一次使用高清设备拍摄的大型美食类纪录片，导演希望人们透过美食了解中国文化。因此，这部纪录片在烹饪上着墨并不多，落脚点旨在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而言，通过纪录片呈现主流意识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其原因有两点：一是纪录片本身的特性，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的真实性让它无法像故事片那样可以随意运用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去吸引受众。二是文化作为抽象的概念用视听手法来呈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何况，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我国当前现代社会文化氛围中有着自身特殊的要求。《舌尖上的中国》恰恰注意了这几点，将传统文化蕴含在美食文化当中，用视听方式现象地传播抽象的文化概念，使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成功融合。从观众一致的叫好声中看到，在这场视听文化大餐中，传统文化透过美食的形式被受众接受。

生产者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简单说来，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趋向。纪录片作为国家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求从本质上拥有这种文化自觉。电视作为价值观输出的主流媒体，媒介伦理上也要求肩负这种文化自觉的社会责任。可以说，电视纪录片是一种文化主体在文化创作、文化思考方面的实践活动。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是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的动态过程。该片在展示中国美食的同时，更以独特的人文视角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得与受众的情感共鸣，引发文化自觉的共振。

选题的大众性。英国学者迈克尔・奥肖内西指出，电视必须跟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包括现实生活和想象中的生活；如果在电视中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愿望及梦想，那么电视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同样，电视纪录片能否打动受众，选题的大众性至关重要。一般而言，纪录片作为精英文化坚守着较高的文化品格，选题往往围绕倡导主流价值观和宣传国家民族形象等宏大题材，或者是受西方一些纪录片导演影响，尽可能做一些边缘化选题。这些题材对于接受者自身的文化素养要求偏高，因此纪录片的受众基本上还是高端受众。该片把选题定为中国的美食文化，通过这个切入点使大众迅速接受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确是聪明之举。导演陈晓卿说：“纪录片里那些生动鲜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

饮食文化具有大众性，作为选题易于接受。民以食为天，食物与每个人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片中选取的大多并不是高级食材或高级的烹饪技术，而是极具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的大众饮食。看着平日熟悉的饮食被视听艺术呈现出来，配上普通人的生活，轻而易举地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吸引受众持续观赏。

叙事结构的创新性。《舌尖上的中国》分为七集，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第二集《主食的故事》，第三集《转化的灵感》，第四集《时间的味道》，第五集《厨房的秘密》，第六集《五味的调和》，第七集《我们的田野》。单从每一集的名字看上去并没有多紧密的联系，也没有按照传统的地域菜系进行常规划分。实际上，这7集的安排却暗合了中国的叙事哲学，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叙事结构。

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主要讲中国传统中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文化理念。该集讲述的内容强调，饮食文化追本溯源，要感恩自然。第二集谈主食，对于所有的食材，主食是中国饮食文化中最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更借由“饺子”这个主食阐发了中国人对于合家团圆，对于家庭的重视观念。这部分是按逻辑结构自然顺接的。第三集《转化的灵感》主要讲述饮食文化的传承。无论是腐乳、黄酒还是泡菜，都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一代代口手相传传承下来的。第四集讲解了那些传承下来的饮食的保存方法，并且由这样的饮食传承，引发了观众对家乡味道的怀念和思乡之情。第五集谈烹饪的技巧。对于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国人来说，最高的技巧就是返璞归真。因此，看似奥妙的技巧说穿了也最平凡。第六集也是与上一集有着自然的顺接，讲中国人在饮食中对于五味的调和，就如同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一般，不断追求完美和平衡，这甚至也是中国人力图在世界面前建立的传统形象。第七集做了回归和总结。从自然到餐桌再回归到田野，符合我们传统文化叙事照应开头结构完整的习惯。该集总结中国的饮食文化，进一步阐发中国传统的生命观、价值观。

每一集中叙事结构也不同于以往的线性叙事。平行结构和渐进结构交互穿插，使用片段式的结构讲故事。比如随着船主出海扑鱼，经过几次无功而返正是前途未卜的时候，镜头切换到职业挖藕人，从尚未有收获的职业挖藕人到“鱼把头”凭经验指挥大家在冰面上收网。这样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不断制造悬念吸引观众，形成了收看的连续性。

视听语言的审美性。有学者指出，不追求直接的主题和宣传效果，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越深入到个人独特的生活、心态、情绪，越具有丰满的细节就越具有审美价值。《舌尖上的中国》讲述美食，实际上是用视听的手法呈现了普通人的美，劳动者的光辉，体现其人文关怀价值。纪录片中的镜头语言并没有对食物进行大肆渲染，反而通过细节表现了平常性的美。例如，对70多岁满面风霜的“鱼把头”的年夜饭的纪录，对淤泥中辛勤的挖藕人生活劳作的纪录，都表达了对普通劳动者的赞美。

视听语言除了镜头，解说词的审美性也不容忽视。在平实的语言描述中，不失时机地点出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是《舌尖上的中国》解说的成功之处。例如，通过画面人们为打捞上肥美的鱼群感到欣慰，解说词在这时提醒人们注意细节，那就是捕捞上来的鱼都是体重2公斤以上的成年大鱼。这其中的奥妙在于，朴素的传统观念讲求“猎杀不绝”。又如，松茸出土后，卓玛按照山林的规矩把菌坑掩好，因为这样才能延续自然的馈赠。这些细节描述的解说词贯通整个纪录片，一改长篇大论的说教形式，在观赏的同时用充满审美性的艺术语言娓娓道来，有效达到了传播目的。

消费者的传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民族群体或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生活方式、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对族际关系的认识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强势涌入，尤其是近些年全球化的加剧、现代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使中国传统文化认同面临挑战。《舌尖上的中国》的视听呈现为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中传播找到了良好的契合点。《2011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11年，大众文化成为市场的主角。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纪录片借用故事性、趣味性、观赏性吸引大众，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大众享受着视觉盛宴，感应着故事的波澜起伏。”

事实上，消费本身就是文化认同的体现。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形态，是受众个体或群体表达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的工具。而人们的消费行为又是以认同的方式反映人们对于自我和社会的态度。《舌尖上的中国》取得的收视率和口碑就是社会大众文化认同的直接表现。大众通过这种消费行为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并且进一步巩固和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念。

《舌尖上的中国》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通过标本的“示范”实现社会认同。片子通过对美食文化的介绍，用视听方式建立起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模版。在这些模版的“示范”下，观众可能会改变目前的生活态度，找回传统的价值观念。比如，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之心，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朴素的天地和谐的处世观念，等等。正如《舌尖上的中国》从自然讲到食物最后又回归到田野中一样，传统文化就在这样的视听文本表达中实现了回归。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互联网在传递信息形成舆论时，往往负面的信息和舆论更容易引起围观和价值认同。《舌尖上的中国》通过美食传递传统文化价值观，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也有人认为该片描绘的太过完美，没有观照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对此该片的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回应说：“平静中性地表达，传递的是美好，就已经站在正义这一边了”。笔者认为，任何作品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通过美食描摹中国人平凡美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传承文化和揭露现实问题同样是媒体的社会责任。《舌尖上的中国》用大家愿意接受的方式（美食），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感恩、家庭观念、追求平衡等），使国人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形成了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体现了媒体的使命担当。

很多海外华人评论说，在“口水加泪水”中观看了《舌尖上的中国》，对于家乡的味道更加怀念和依恋了。从专业角度而言，就《舌尖上的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和获得境外媒体的高度评价来看，属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认同，在对外传播上也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范本。由此看见，优秀的艺术作品是可以跨越国界、意识形态在文化上达成共识的。

全媒体下的市场运作

据国家电影票房信息系统显示的数据，2011年进入城市主流院线放映过的国产电影纪录片有 14 部，但属于 2011 年作品的为 6 部，且票房表现不佳，6部作品中获得最高票房的《归途列车》也仅不足4 万元，其他影片区区数百元的票房看起来触目惊心。对照法国纪录电影 《海洋》在内地市场超过 2700 万人民币的市场反响来看，仍能凸显中国电影纪录片的一些问题，令人深思。事实上，根据笔者自身的经验，《海洋》的票房也不如数据乐观，因为该片很多影票是作为购买其他影票附赠的，并不是受众市场的主动。影院票房惨淡，电视纪录片的收视率也同样存在问题。虽然纪录类专业频道的开播和其他一些因素使收视率比以往有所提升，但是距离达到理想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舌尖上的中国》的市场化成功运作更有研究和借鉴的必要。

近两年，搜狐、百度下的奇艺等门户网站纷纷开通了纪录片频道，传统主流媒体电视台也在各自的网站上开辟了纪录片频道，像凤凰卫视的凤凰网纪录片频道等，都给纪录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网络传播平台。《舌尖上的中国》在电视上播出之后，网络电视随即更新，版本也较为清晰。网络平台的随意点播方式，不仅弥补了电视的易逝性，而且受众反馈及时，增强了互动性。观众不再受时间性的制约，并且及时发表评论、表达感情，快速形成固定的感情倾向和舆论方向。尤其是目前微博的爆炸式传播，力量不容小觑，一时间美食、乡愁、感动等由该片引发的关键词形成了网络大讨论，不少网友表示通过网络点播被该片吸引之后，专门守在电视机旁收看重播。一部纪录片能够把一批年轻人吸引回归电视荧幕前，其对主流媒体的贡献确实值得赞赏。

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所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针对中国饮食史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一具体问题，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完整、详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几乎所有关于饮食的文献和无文字的饮食资料，对于后世学人查找、搜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资料、考镜中国饮食文化发展源流，都大有裨益。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陈诏《中国馔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赛时《中华千年饮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曦《中国饮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华国梁《中国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和《中国饮食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征雁《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荣光《饮食文化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子辉《中华饮食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周芬娜《饮馔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龚鹏程《饮馔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周海鸥《食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四种，含上述姚伟钧等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俞为洁《中国食料史》、瞿明安等《中国饮食娱乐史》、张景明等《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这套丛书，从四个侧面完整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对把握中国饮食文明演进规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断代饮食史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饮食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结合传统史料中的饮食资料及现今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饮食现象，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具、餐饮具、食物品种和名称、宴饮活动等方面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饮食文化。刘朴兵著《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对唐宋两代的食品、饮品、饮食业、饮食习俗、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思想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唐代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而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宋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唐宋饮食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唐宋社会文化的差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宋两代的饮食文化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表现出中国饮食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三）海外关于中国饮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近年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饮食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除了西方人类学家以专著形式论述或在著述中兼论中国饮食外，一批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学者，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穆素洁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剖析中国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戴慧思主编：《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黄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姝娣（JudithFarquhar）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还有：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景军《神堂的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有网友评论说，从一开始，《舌尖上的中国》就不只是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它里面包含着浓厚的美食文化和艺术，以及浓郁的中国乡土人文风情。“看着笋挖出来、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鱼儿闪闪发亮、揭开蒸笼的白花花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声声脆响……这些生动的场景，让每个人都激动得落泪”。从舌尖上的中国，到味蕾中的故乡，影片所展示的厚重感，不仅仅体现了该片的独特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性，而且还通过美食这个窗口，让观众们更多地看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并让许多人从文化和艺术中品味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美食。“看这部充满温情的纪录片，有人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的味道’，有人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不易，还有人升华到了‘爱国主义’的境界……”有观众这样评论说。“不是空洞地宣扬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是从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和生产过程入手，配合平常百姓的生活，在情感上引起共鸣。”一位网友的评价，指出了该片的成功所在。

饮食是流动中国的主要文化记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受捧和流行则是国人乡愁的集体共鸣。尤其是文人，在舞文弄墨时的追忆和乡愁向来有谈吃的传统，即使他们小的时候吃的食物看起来稀松平常，长大了也总是难以忘怀，难以忘掉那些曾经愉悦过味蕾的美味。比如作家汪曾琪，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一生情系美食，被誉为作家中的“美食家”。汪老先生喜欢美食，不仅仅在于吃，更在于他能够亲主庖厨，做得一手好菜，甚至，还将各种各样的美味作为文化和艺术来欣赏。因此，汪老先生的儿女们常常说自己的父亲有“三杂”：吃杂食，看杂书，写杂文。所以，汪老吃“杂食”的习惯也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他不仅写出了几十篇谈饮食的美文，且文章博识通达，情味浓郁，而且还以“杂食”作比，阐述自己对某一时期文化现状的看法。

在文化与艺术中品味美食，是作家兼美食家汪曾祺一生的喜好，而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同样将中华饮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比如汪曾祺在接待来访友人时，大都喜欢品尝他亲自下厨烹制的美食。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拜访汪老，指名要他做家常菜，汪老自不推辞，做出了几种他最拿手的的菜肴。时值春天，北京的小水萝卜恰好上市，极其鲜嫩，汪老兴之所至，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真吃后，赞不绝口，称汪老做的菜肴饱含文化与艺术的气息，让她吃到了地道的中国传统美食。更有趣者，华裔美籍作家聂华苓到北京来，中国作协委托汪曾祺在其家中宴请聂华苓，汪老特地做了一道最拿手的“煮干丝”，并在淮阳菜“大煮干丝”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道菜吃得聂华苓一派盎然，最后竟连碗里的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