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沟河

唐代，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河北道是北方军事重镇。安史之乱后，唐代宗瓜分河北之地，授安史降将李怀仙等人为地方节度使，成立成德、魏博、卢龙三个藩镇，时称“河朔三镇”，雄安地区为卢龙镇所属。五代时期，雄安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势力不断强大，屡次兴兵南下。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乱，为请求契丹援助，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雄安地区属于被割范围。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梁（今开封），建“大辽”，雄安地区遂成为辽国统治区域。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亲征伐辽，连收三关三州，将雄安部分地区收回，并在瓦桥关设雄州、益津关设霸州，“雄”名即源于此。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以白沟河为界，自此，雄县、容城被一分为二，今雄县南为宋之归信，北为辽之归义；宋、辽两容城南北并立，共一百数十年，至金始合二为一。

元朝建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统治者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因此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及以西的地区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1227年春，张柔到保州，将保州改名“保定”，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从此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雄安地区作为保定下辖州县，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部分。

明清时期，沿用元制。明洪武七年（1374年），由于其军事地位的下降，雄州被降为雄县。同年，将容城并入雄县。十三年（1380），析置容城县，复设安州及新安县，属保定府。清顺治元年（1644年），继续沿用明制。

民国时期，雄安三县一直属保定管辖。期间，虽然随着形势需要，三县区划多有调整，但隶属保定的大体格局没有再改变。

多元的文化特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质，其中比较鲜明有燕赵文化、边关文化和畿辅文化。

先秦时期，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处中原地带，雄安地区则处在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的北疆，其文化历经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既具有中原文化因素，也有着北方文化的特性。但总体而言，据考古发现，其文化属中原文化的范畴。

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雄县西北）。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当时的燕南古长城既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结合部。因此，雄安区域文化带有鲜明的燕赵文化的特质。

端村行宫

汉唐时期，雄安地区的文化则呈现出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在容城、雄县、安新等地，发现了很多汉代墓群，这些墓葬的主人多是西汉涿郡或东汉河间国的贵族，根据对其随葬品的考证，发现这里的文化具有幽冀两州边际地区的汉文化特色。唐时，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安史之乱后，河北设“河朔三镇”。河朔三镇势力强大，有很强的独立离心倾向。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由此可知，唐中后期，雄安地区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有所减弱。

宋辽金时期是雄安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比较鲜明的时期。宋辽时期，雄安区域处于宋、辽南北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长期的对峙、交锋使其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澶渊之盟后，北宋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立的榷场更是大大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女真族建立的金灭了辽和北宋后，迁都燕京，实行“南迁北徙”政策，女真人迁徙到燕山和华北一带居住，与当地汉人不断融合。雄安地区再次经历了和女真族文化上的融合。

元明清时期是雄安地区以畿辅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燕赵地域成为畿辅之地。燕赵文化受京都文化辐射，产生了畿辅文化。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淀区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康熙、乾隆也曾多次到行宫驻跸。

雄安地区在漫长的文化变迁过程中，由于处于南北多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接地带，经历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样性。

曾经的军事要地

雄安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在五代、北宋时期。

五代时期，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统治。到了后唐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为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中原王朝因此失去了燕山山脉的屏障，变得无险可守。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策马南下，穿越华北平原，直抵都城开封。后周世宗柴荣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于959年开始北伐，先后收复了三州三关（瀛州、莫州、宁州，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并在瓦桥关置雄州，益津关置霸州，分别屯驻重兵。于是，三关地区就成了双方对峙的前线，军事地位凸显。

北宋时期，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分而对峙，雄安地区又成为宋、辽两国的边界地带。为了防御辽国入侵，宋朝在此地修筑了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即“水上长城”和“地下长城”。“水上长城”即在白洋淀上筑堤围河，修筑工事，一方面可以练兵，一方面可以抵御辽国骑兵南下。“地下长城”则是指宋辽边关古地道，据说是由杨延昭牵头策划修建的。据明嘉靖《霸州志》载：“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始自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必以出师。”古地道连接雄州与霸州，长约35公里。这些地道既可用于驻军防御，也可用来传递联络，而且还可以利用声学原理探知敌情。

宋辽边关古地道

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南征，长驱直入，连续击败宋军，攻陷瓦桥关、定州，直逼北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剑指都城东京（开封）。在宰相寇准等人的敦促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在交战中，双方互有优劣，最后决定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从此，辽、宋两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但是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依然存在。在金末元初蒙古兵南犯河北时，发现“惟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鞑兵不能入”，可见当时雄安的塘泺体系（即白洋淀水上长城）还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北伐中原，元帝弃大都北逃。明军占领了长城沿线，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功能不再必要。洪武七年（1374），降雄州为雄县，标志其战略地位的终结。

昔日的边贸特区

宋辽的榷场贸易源自澶渊结盟。

澶渊之盟前，太平兴国二年至四年（977年-979年），北宋曾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等地设有榷场，但不到三年时间就因宋太宗北上攻辽而废置。后虽偶有重启，但不久即又废。直到1004年澶渊之盟后，榷场才稳定下来。

澶渊之盟后，宋、辽在边界设立榷场进行物资边贸，分别在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西25里）等地开设四处榷场，称“河北四榷场”，就此开启了宋、辽间国家级别的边贸互市。

榷场贸易

在这四大榷场中，雄州榷场是设置最早、时间最长的榷场。雄州不仅是宋辽之间互通有无的边贸市场，也是宋辽之间正面战争和幕后谍战的重要地点。在宋辽对峙的过程中，雄州榷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雄州榷场设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但从979年北宋伐辽开始，宋辽之间便战事不休，其中高粱河之战、满城之战、瓦桥关之战、岐官沟之战等均围绕雄州及其周边地区展开，因此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时断时续。澶渊之盟后，榷场恢复正常，直至1120年，宋辽关系恶化，加之其他因素，雄州榷场贸易才停止。

在宋、辽一百多年的榷场边贸中，宋朝输送到辽国的商品主要以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海外香料为主。辽国输送到宋朝的商品主要以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矿物井盐类为主。尽管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有严格规定，例如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交易，但榷场贸易仍是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双边榷场的建立，带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增进了汉族与女真族、契丹族等民族的文化往来，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对抗局面。

随着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发展，辽国受宋朝影响越来越大：经济上依赖于宋朝，文化上受汉族文化的熏陶，甚至在制度设计上也受到宋朝影响。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辽国再没有南下侵扰宋朝。

自古多出英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出现了许多名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容城的“容城三贤”，安新的“陈氏三进士”，雄县的孙连仲等。

“容城三贤”是指元初理学家刘因、明朝忠臣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

刘因

刘因（1249-1293），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被称为“元初普及儒学之先驱”。刘氏世代习儒，其父刘述深通儒学，是他的启蒙老师。刘因少有大志, 一直坚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他取室名为“静修”，“静以修身”是为了“出以济世”。他效仿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时准备出山干一番大事业。因其负有盛名，元朝皇帝曾两次征聘他，他都因故辞去。刘因致力于研讨学术，发展儒学，传业授徒。其再传弟子苏天爵、杨俊民等人继承师教，在弘扬儒学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刘因死后，弟子们将其诗文编辑成《静修先生文集》，流传于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

杨继盛（1516-1555），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性刚烈，疾恶如仇，仗义执言。因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轰动朝野。在狱中备受拷打，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有《杨忠愍公集》传世。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杨继盛所提。

孙奇逢

孙奇逢 (1585-1675)，清初著名理学家。因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故又称“夏峰先生”；因其自明至清十一次征召拒不出仕，又号“征君”。孙奇逢一生负经世之志，有豪杰之气，讲学大河南北，弟子数百，著述等身，在当时学界影响巨大，被后人称为“北学”，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清初“三大儒”。著有《经疏要旨》《读易大旨》《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安新陈氏三兄弟则以科考中第而名噪一时。他们分别是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三兄弟都考中进士，其中一个还是状元，轰动一时。他们三人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德才兼备，有济世为民的胸襟抱负。三人又同为诗人，分别有诗集、文集和书画作品传于后世。《清史稿》中就有陈德荣、陈德华两兄弟的传。

陈德荣（1688-1747），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官累至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安徽布政使等。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贵州任内修建坝堰，引山泉，治水田，教当地苗民养蚕缫丝纺织，深受苗民拥戴；发展当地教育，赈济孤寡，深孚众望。道光五年（1825年），朝廷命直隶总督查明其为官事迹，纂入《循吏传》。道光六年（1826年）奉旨入祀乡贤祠。道光九年（1829年），贵州地方官吏应百姓之请，奏准入祀贵州名宦祠。著有《知稼轩文稿》《葵园诗集》《蚕桑要录》等。

陈德华（1696-1779），雍正二年（1724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雍正十二年（1734年）充任副总裁官，纂修《一统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乾隆元年（1736年）升詹事，充经筵讲官，为上书房师傅，教习诸皇子读书。乾隆四年（1739年）升任户部尚书，在其提议下，允许近山海关300里内居民可以出关种地，由地方官发给印票。后又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其著作有《月溪文稿》《葵锦堂诗集》等。

陈德正（1701-1774），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历任山东按察使、陕西按察使等职。职内秉公执法，平反了一些冤狱，后因一起案件未及时上报被革职。陈德正回乡后，在问津书院教授生徒，从学者众。著有《醇叔文稿》《葛城诗稿》《念堂诗话》等。

红色文化闪耀

在抗日战争时期，雄安人民不畏生死，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留下了许多英勇事迹。其中广为人们熟知的有雁翎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平津。11月，河北全境为日军占领。1938年底，特别是1941年、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达到控制、奴化当地人民的目的。

1939年秋，日军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白洋淀猎户交出土枪，违者以私藏军火论罪，引起淀上猎户不满。中共组织利用此机会，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很快有20多人报名参军，并把他们编成一个班。这些战士都是打猎出身，熟悉猎枪性能，为防止枪膛中火药受潮，经常在信口插上雁翎，在围雁打猎时，行驶的小船多呈“人”字形，如雁群飞舞，1940年夏，这支队伍从三小队独立出来后，时任县委书记侯卓夫便为其命名为“雁翎队”。

雁翎队

此后，白洋淀上便有了两支水上游击队——三小队和雁翎队。三小队主要在郭里口、赵北口一带开展抗日斗争，雁翎队则活动在大田庄一带。两队总人数约40人，统一领导，统一行动，当地人民统称他们为“雁翎队”。1941年10月，我军实行“精兵简政”，雁翎队和三小队被合编成一支只有15人的小部队，其余则过渡到县大队和主力部队。至此，雁翎队建制取消，改名“三小队”。但整编后的三小队成员大部分还是原来的雁翎队员，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雁翎队”。

1942年底，雁翎队发展到一百多人。雁翎队成立后，以小船为阵地，以大抬杆为武器，以白洋淀为战场，凭借沟壕河汊芦苇荡，驰骋水域，和日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还独立作战，端炮楼、除汉奸、拿据点……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被冀中军区评为“抗日先进集体”。

地道战和地雷战是雄安人民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与敌斗争的形式。

华北平原一马平川，一览无余，敌人来了，无处躲藏，于是人民发明了地道战，利用地道与敌人周旋。到1945年，地道战不断完善，不仅能攻能守，而且能够防毒、防水和防火。

地雷战是民兵在战斗实践中发明的另一种斗争方式。开始时制作较为简单，只是用瓶子、罐子装上黑色炸药，威力不大。后来质量和技术不断提高，威力也越来越大。起初，地雷只埋在公路上，敌人吃亏之后，就派工兵排雷，于是民兵逐渐改善了埋雷的方法，摆下迷魂阵，埋好地雷后，上面撒些干土，或轻轻弄上鞋印，仿佛是人走过，或故意挖掘一些新土，插上“小心地雷”的旗子，造成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在行动上遇到很大麻烦。不仅如此，民兵还将地雷埋在据点周围，封锁敌人。地雷战在破坏敌人铁路、攻克敌人据点上发挥了无穷的威力。在战斗实践中，人民群众将地雷战和地道战巧妙结合，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在战争中，发挥了集体智慧，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冀中平原斗争特点的战术。

雄安人民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挑帘战、单打一、奔袭、伏击、掏窝等灵活机动的战斗形式，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来源|《团结报》 作者|刘玉梅）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