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后疫情时代的文明：发展后疫情时代的文明：发展治理治理安全安全 上海论坛上海论坛 2022全球多重挑战下亚洲的应对全球多重挑战下亚洲的应对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正以新的形态影响各国；国际冲突此起彼伏，地区动荡不断出现，平静而安稳的生活益发珍贵；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金融领域稳定性愈发脆弱，稳定发展难度增大；气候变化越来越极端，绿色发展遭遇持续挑战，人类生存环境不堪重负；能源价格跌宕起伏，粮食产量不确定性增加，饥饿人口嗷嗷待哺。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总体而言，安全和发展这两大主题，仍是全球多重挑战下的焦点问题。没有安全的国际环境，各国发展无从谈起，没有各国的合作与发展，国际安全也会埋下隐患。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真正的发展是长期的、合作的、全体的发展。一个不断发展、繁荣、稳定、充满活力的亚洲，符合全球各国、地区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当前，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间”，亚洲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不断创新的前沿。亚洲有能力、也有责任驱动全球发展，通过联络、动员和协调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治理、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地区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扶贫、金融、数字经济、减少不平等、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出亚洲声音，促进伙伴关系，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上海论坛作为一个立足亚洲、致力于解决世界最紧迫、最关键问题的论坛，将踔厉奋发、赓续前行，在当下的多重挑战下，积极探索中国和亚洲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和人类的共同发展贡献力量。2 上海论坛 2022 于 11 月 25 日正式开幕。论坛组委会邀请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团队围绕上海论坛本年度主题撰写报告。各报告聚焦相关领域中业已突显,且未来将更具重要性的关键问题及趋势进行研究，以中国为出发点，放眼亚洲与世界，提出评论与核心观点，指出未来发展方向，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3 目录 4 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 5 增长新动能和普惠金融 13 金融数据治理中的数据保护和价值创新 23 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 32 亚太地区 ESG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55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成就、挑战和路径 4 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 张军张军，文科资深教授、博导，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石烁石烁，复旦发展研究院 陈硕陈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延人张延人，复旦发展研究院 奚锡灿奚锡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摘要：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将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因，但却忽视了国家作用。然而，国家引导经济制度的变革，这样的国家能力充分保证了后发经济体能够启动经济增长，从而渡过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历史也表明，在发展初步阶段，中国、韩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亚洲后发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离不开国家的作用。本文将反思主流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忽视。我们还将分析中国的历史经验事实，探讨国家的作用。最后，我们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试图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报告具体内容仅供论坛参会嘉宾内部使用。5 增增长新动能长新动能和普惠金融和普惠金融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2008 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中，过去全球化繁荣时代所隐含的结构失衡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各国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提升经济活力的努力效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这些年三大冲击更加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于是，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看上去很多类似周期性的问题，表现出来的是需求不足的现象，但实际上造成这种格局的深层次的原因更类似世界经济陷入长周期的低谷，供给端缺乏增长新动能的问题。尽管现在美欧的高通胀、地缘政治的动荡、美联储加息引发的需求端财富收入的缩水和疫情持续的蔓延等负面因素又影响了市场的信心和经济活力，但是，世界各国确实在未来发展的动能上越来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中国更是高度重视双轮驱动带来的新格局和新变化，通过它们，来构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另一方面，过去崇尚丛林法则的市场竞争理念，也越来越凸显出“赢者通吃、阶层固化”等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问题，这一现象也挑战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乃至国内矛盾向外渗透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倾向开始出现。所以，我们急需各个领域的经济学家和政策设计者能够汇集在一起，聚焦上述问题，开展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形成解决问题的智慧6 方案。这就是本届金融分论坛的宗旨。为了更好地深入探讨，我们围绕“价值链金融”的新理念，提出以下几个重点问题展开讨论，下面我们对讨论所期待的内容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角度做一个简要的阐述：首先，我们围绕“价值创造”的动力问题展开深度讨论：回答现阶段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还是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发展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还是根据不同的场合兼顾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具体应用场景我们还是聚焦未来的两个主要的新动能。问题是，如何看待通过资本的力量来整合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如何通过金融主动加杠杆的力量来培育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等的潜在需求？又如何确保金融资管业务的蓬勃开展能够持续提升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意愿，不会出现资本市场跌宕造成的居民财富大幅缩水的场景？而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活动究竟是在分散不确定环境下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还是在利用创新在进行监管套利的投机行为？过去我们曾经历过金融过度发展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不平等、脱实向虚的结构失衡问题，从而形成金融系统性风险，最终导致极高代价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经济下行过程中实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营商环境恶化，政策逆周期调控所呈现的阶段性国进民退的格局，金融服务会不会增加不良资产率的提高？政府偿债的软约束问题恶化？甚至出现“流动性陷阱”带来的过度储蓄和过度投机所造成的金融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现象？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良好的金融服务必须同时兼顾和发挥好六大7 基本功能，即价格发现、流动性保障、风险分担、信息生产、公司治理、价值创造，那么，美英的金融引领模式和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的金融服务模式，会给彼此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会抑制彼此金融功能的正常发挥？还是会利用金融开放程度的加大带来积极的协同效应？这又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心的现象：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基本面的不相同，在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投资者不仅没有帮助到经济所需要的分担风险、流动性保障等功能，反而在利用各国央行扶持经济向市场投放的流动性进行套利投机活动，从而导致像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货币贬值的速度和深度都在加剧，严重了破坏了自身经济修复和平衡的力量。如果出现这种破坏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行为，我们又该通过怎样的自身的监管能力提升和国际政策之间的协调来加以及时的解决？如果上述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自身运行规律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金融活动有很强的跨期特征和复杂性，由此造成的日后风险很有可能被现在的非理性繁荣所掩盖。而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更多的来自于当期的运行成本和锁定收益后的利润空间。即使也存在交易中的不公平问题，但是商品和服务带来的体验在完善的制度下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更具体而言有抵押品的实体经济和高杠杆的金融活动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反差。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历程还没结束，金融服务的成熟度还有待提高，可能更适合我们的模式不仅需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如何服务8 好实体经济？这就自然提出下面的问题：第二、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十分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嵌套着多重委托代理的关系。完善制度建设和加大执法的力度虽然十分关键，但如何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市场活力，又能确保市场不会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这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复盘一下 2008 年之前全球化的繁荣时代，就不难发现解决上述信息不对称的两类问题(一是选错人造成的资源极大的浪费，二是看不清代理人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委托人从而造成委托人的资源被掠夺的问题)的最好方法，让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来的合作机制替代需要委托人付出的昂贵的甄别成本。这就是所谓的“价值链金融”的理念。否则，经济下行时期企业中“伪创新者”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假面具，通过政府的支持让它解了套(占用了委托人的宝贵资源“成功”退出)。或者是过度包装自己蒙混过关成功上市，占有了非专业投资人的财富。价值链强调的是“链”的价值比企业自身的抵押品和财务报表更有含金量。如果业务能力不过关，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就不可能找到业务的合作者。尽管上下游的关系还是存在距离的，但企业的专业能力和临近关系要比政府的选择和市场投资者的评价准确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在链上的企业可能就不是一个本领过硬的企业，这和他的业务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没有关系，即使高科技产品也离不开传统业务的参与。当年西方世界看重我们的就是传统业务(加工贸易)上的性价比竞争力。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利用自己形成的跟企业之间的9 网络关系来撮合企业之间的业务合作，同时唯一要防范的就是猫鼠一家和恶意欠款的问题，只要发现这种关联性交易和不讲诚信的恶意欠款行为，就应该加大惩罚的力度。即使这样，执法的成本和效果也要比自己一个一个审核企业披露的信息的真假省事得多而且效果好。有了价值链作为保障，金融市场的价值投资风格就会大大提高，这是典型的实体经济结构化改革在先、金融供给侧服务能力在后，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模式。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去探索构建价值链金融模式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具体而言，我们不仅要探索中国特色的创新金融模式，更要确保创新项目是否有下游专精特新企业对它的业务需求，这一点很关键，它与欧美金融引领实体经济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的创新无法赋能给下游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赛道，那么对中国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就找不到主动化解的方式，而且，这种创新的代价会很高，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是否应当跟西方那样，扩大包容的空间，期待小概率的奇迹发生？更值得关注的是混在其中的政策套利的行为如何识别？同理，专精特新的民营中小企业若找不到跟它合作其他规模以上的企业，那么它们存在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多半可能是他们自身没有造血的能力。至于他们转型的动力足不足的问题，应该交给市场来判断(他们会用脚投票的)。当然，在这一点上，政府过度干预，搞不切实际的腾笼换鸟，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确实造成很大的挑战。这类问题是否也是普遍的，又该如何防范，很值得深入探讨。对于大企业的使命能否把创新成果和专精特新形成的中间品和服务进行有效的整合并产生强大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的效果，提升国10 家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个十分关键和重要的使命。有了前面 B 端练成链的业务生态。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讨 C 端的业务生态，它还是一个链模式，只不过大企业的退出应该是在切换赛道中完成，也就是从服务端找到稳定和批量的订单，为了提高效率，就应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力量，用好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工具和技术，迅速找到和及时唤起市场的需求。这方面供应链金融的切人的方式就跟以前大大不同，利用好科技的力量十分关键。同理，供应链金融项目的退出是应该建立在消费金融(销售闭环)的环节上。如果后续，我们的资管业务和财富金融业务能够把资金再次对接到上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这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出金融的六大功能，而且，还能确保经济稳定有序的发展。一旦我们有了前面完整的价值链，那么资本化的效率就会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化解而大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应该让链上的企业群充分享受注册制的制度红利，进入到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去，提高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效率。这既能创造家庭部门的财富效应，又能解决企业在金融服务中迅速成长的需求。而且有了这种链金融服务模式，委托代理人的问题也不用特别担心了。第三、普惠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的具体表现。有了价值链金融的定位和生态体系，我们就需要论证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为什么是我们发展的新动能，而且是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格局。首先，我们看到中国依然是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这既是我们的短板又是共同富裕载体，比如，数字经济带动流量经济的发展，把中国劳动力市场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带到中国平台消费的人口11 红利，这一生态涉及到大量中低收入的群体消费能力，也给大量在传统赛道上的中小企业和新生的中小企业带来了创业创新的活力，尽管他们的技术水平有限，但是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却在解决大多数人的燃眉之急。这是量主导的线上消费模式普惠了很多三四线城市的需要。还有数字经济正在逐步形成质的飞跃，如数字科技提供的信息和安全保障，让高收入群体愿意大额支出，体验服务带来的高质量和幸福快乐的消费，尽管这个市场由于我们的供给能力和信用保障体系还欠火候，这是一个未来非常有成长性的市场。做好供给的关键还是在于上述提到的价值链金融模式的运行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构建了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贸易第一大国形象，但我们的短板依旧突出，我们缺乏指定产业标准的能力，一度出现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大而不强的特点，借助未来绿色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契机，我们一定要把中国制造带入中国“质”造、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新阶段。在这转型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涉及到千家万户和广大的在不同地区的企业群体。究竟是选择退出新格局，还是把握新机遇、探索新变化、迈入新格局，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产生的动能和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天差地别。有了这个赛道的先发优势，我们就应该加大市场开放的力度，让内循环主动力拓展到主动为之的外循环发展战略上，形成内外循环良性互动的市场活力，这一产业的新发展所产生的就业吸收能力和普惠子孙后代的时代效应不可估量，为此，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十分关键。12 未来我们期待的外循环，应该是以这两个新动能为主要载体，加大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和速度，已解决形成规模生产和服务所遇到的资源瓶颈的问题，然后带动国内创新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成果的海外推广和落地，由此扩大中国服务贸易尤其是其中数字贸易的出口规模和市场份额。最终我们通过带动当地就业和扶持增长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链构建和开放，让所在国家的贸易走进世界舞台尤其是中国市场，这样就能使中国消费者享受到盼望已久的丰富多彩的价廉物美商品和服务，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因为应用场景的大幅增加而不断普及，由此带动海南自贸港和上海临港新区正在实践的离岸贸易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模式，形成全新的外循环结构和运行模式。为中国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总之，这次上海金融分论坛的主题就是借助双轮驱动的载体，探索价值链金融的新模式，实现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的效果。虽然达成这一目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它涉及的面较广，如上所述，但是核心思想就是要摆正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互相促进的叠加效应来应对来自内外的多重挑战。13 金融数据治理中的数据保护和价值创新金融数据治理中的数据保护和价值创新 许多奇，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经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葛江虬，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沛然，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数字经济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蔡奇翰，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数字经济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摘要：金融是数据聚集与生产的富矿。随着我国关于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日渐完善，如何在数据安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金融数据的利用，成为金融数据治理的重要命题。金融数据治理首要要求金融业机构建立金融数据治理的基本框架，开展自上而下的组织、标准与流程建设。其次，金融数据应当按照监管规定的指引开展数据分类分级与生命周期保护。再次，针对数据共享、数据跨境等数据流动中的特殊问题，应当遵循金融数据保护的特殊规范。最后，针对数据整合利用中数据共享的难题，应当利用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金融科技手段实现数据的要素价值。随着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三部基础性法律陆续通过并施行，我国网络空间监管的“三驾马车”正式成型。其中，网络安全法是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举措，数据安全法的主要目的是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并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个人信息保护法 则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在金融行业中，由于金融数据具有重要性高、数量大、类型14 复杂的特征，金融业机构除了需要遵循上述基础性法律，还需参考中国人民银行或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行业标准，遵循“就高从严”的原则进行金融数据合规。金融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分级指南（以下简称“金融数据分级指南”）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以下简称“个金技术规范”）金融数据安全 数据生命周期安全规范（以下简称“金融数据生命周期规范”）对金融业机构的数据分级、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提出了更为系统和具体化的要求，细化了安全保护的颗粒度，对金融行业相关企业的合规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金融数据治理具有双重价值目标，除了“数据保护”一重目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数据的流通与使用以实现数据的财产价值，为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2022 年 6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建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然而，长久以来，金融机构在其业务经营中积累了大量的客户数据、交易数据和管理数据，这些数据虽具有巨大价值，但由于技术和法律等原因未能实现有效的整合利用；且金融业机构缺乏外部的监管与指引，企业间甚至企业不同部门间都基于不同的目的和方法工作，反而推高了统一数据市场形成的成本壁垒。如何盘活金融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要素价值，成为了金融业数据治理的重要命题。从域外实践来看，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正成为数据治理政策的重要理由，监管趋向于针对特定的数据类别，这些趋势为金融机构利用数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些域外金融机构以数据治理成熟度模型（Data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15 Privacy Maturity Model）为蓝本建立了数据治理的组织架构，在数据问责、数据流动、数据权限、数据定义、元数据管理、数据采集与使用、数据合同框架、数据质量、培训等方面建立了明确的标准，在数据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金融数据中的合规与治理一、金融数据中的合规与治理 金融数据治理，首先涉及的是何为“金融数据”以及谁要进行金融数据治理的问题。金融数据分级指南中对金融数据进行了明确定义，“金融数据”是指“金融业机构开展金融业务、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日常经营管理所需或产生的各类数据”。金融数据安全数据 安全评估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金融数据评估规范”）中也沿用了上述定义。而个金技术规范中将“金融业机构”定义为“由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持牌金融机构以及涉及个人金融信息处理的相关机构”，将“个人金融信息”定义为“金融业机构通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或者其他渠道获取、加工和保存的个人信息”。由此可见，金融数据的范围涵盖金融业机构的内部运营与外部业务产生的所有数据，个人金融信息仅是其中一部分；进行金融数据合规的主体不仅包括传统持牌机构，还包括涉及个人金融信息处理的新型金融业机构。此外，金融数据治理与传统的金融数据管理或数据合规存在一定区别。2018年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以下简称“数据治理指引”）第三条明确了银行业金融数据治理的定义：“数据治理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建立组织架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内设部门等职责要求，制定和16 实施系统化的制度、流程和方法，确保数据统一管理、高效运行，并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价值的动态过程。”由此可见，金融数据合规更侧重于数据安全管理和数据质量控制的面向，而金融数据治理指的是在金融数据行为全流程中，依据外部数据法律规范和标准以及内部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达成金融数据保护与利用的动态过程。金融数据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技术、业务、管理等多个部门，这就要求各部门高度协调一致，加强数据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金融业机构内部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略/政策/流程，数据处理（采集、加工、使用、存储），数据流动管理，第三方数据处理，数据安全，数据泄露管理，风险管理、内控、披露和报告安排、投诉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数据治理指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数据治理纳入公司治理的范畴，在规范适用上，无论是证券期货数据分类分级指引，还是金融数据分级指南、个金技术规范，都强调了良好的组织保障与完善的管理制度对金融数据保护的重要性。金融业机构可以建立数据委员会或类似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以此为基础建立最基本的政策、标准、管理和操作流程，并在日后的数据治理过程中不断完善。二、金融数据分级分类与个人信息保护二、金融数据分级分类与个人信息保护（一）金融数据分级分类（一）金融数据分级分类 金融行业属于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受相关金融主管部门的专门监管；数据行业则属于广义网络安全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数据应当先分级还是先分类，应当如何适用数据分级分类的规则体系直接关系到金融数据17 治理的实践。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网络数据分类分级指引（以下简称“数据分类分级指引”）第 5.1 条明确了数据处理者进行数据分类时应优先遵循国家、行业的数据分类要求，并且在附录C3、C4 中给出了数据分类分级指引与金融行业数据分类分级规则的对应关系。此外，金融数据是基于行业对数据进行的特殊分类，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等已有的分类分级规则根据行业特性的更具针对性的管理与保护要求。因此，金融数据分类分级应当遵循“先分类，再分级”的思路，优先适用金融数据的分类要求，以金融数据分级指南为分级的基础，在涉及证券期货数据/个人金融信息等金融数据的分级时“就高从严”地适用更有针对性的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或个金技术规范。金融数据的分级与重要数据的分级及个人金融信息的分级存在对应关系（见表 1）。鉴于金融数据分级指南提供了具有了融合性的框架，金融业机构在数据治理时可以将个人金融信息融入金融数据分级框架中进行一体化管理。根据个金技术规范第 3.2 条，“个人金融信息”是指“金融业机构通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或者其他渠道获取、加工和保存的个人信息”，具体包括账户信息、鉴别信息、金融交易信息、个人身份信息、财产信息、借贷信息及其他反映特定个人某些情况的信息。据此，个人金融信息的范围显然比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提及的“金融账户”信息更为广泛。另外，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敏感个人信息的定义，敏感个人信息指的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个人金融信息也并不完全落入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应当根据“致害风险 风险概率”标准来判断个人金融18 信息是否属于敏感个人信息。1一般而言，C2、C3 类信息与个人敏感信息的属性基本一致，C1 类信息则需要结合场景判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 金融数据分级指南 个金技术规范 核心数据级/重要数据级 5 级/一般数据 4 级 4 级 C3 一般数据 3 级 3 级 C2 一般数据 2 级 2 级 C1 一般数据 1 级 1 级/表 1（二）金融数据生命周期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二）金融数据生命周期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侧重于个人信息处理的事前同意，而个人金融信息商业价值的实现在于事中共享阶段。共享一旦失控，对信息主体权益损害的危险性更大。因此，信息共享的事中、事后阶段更应是重要保护阶段。同时，保障信息主体知情权、判断金融机构的告知是否充分，应侧重于告知内容是否包括处理个人信息的实质性信息，以及是否贯穿信息处理的全生命周期。这就要求金融业机构应根据数据流转的全生命周期，在各环节采取有差异性的安全控制措施。央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上海市政府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 相继提出强化金融信息全生命周期保护。基于 金 1 朱芸阳：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逻辑与规则展开，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 年第 6 期。19 融数据分级指南，金融数据生命周期规范通过规定金融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删除、销毁的整个生命周期安全原则、防护要求、组织保障要求及信息系统运营维护保障要求，搭建了覆盖金融数据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框架，进一步细化了安全保护的颗粒度。三、金融数据的价值创新：协同共享与跨境流动三、金融数据的价值创新：协同共享与跨境流动（一）金融数据共享（一）金融数据共享 在金融机构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数据流动对象包括征信机构、第三方数据分析公司、第三方非金融机构和其他被监管的金融机构等数据来源，可能涉及的数据处理方式包括将金融数据与第三方共享、使用第三方收集的数据以及委托第三方进行数据处理。个金技术规范第 7.1.1 条明确了“除法律法规与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或开展金融业务所必需的数据共享与转让（如转接清算等）外，金融业机构原则上不应共享、转让其收集的个人金融信息，确需共享、转让的，应充分重视信息安全风险”，在第 6.1.1 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应委托或授权无金融业相关资质的机构收集 C3、C2 类别信息，并应确保收集信息来源的可追溯性，在第 7.1.3 条规定因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将收集的个人金融信息委托给第三方机构的处理要求。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可能需要在内部与业务子公司之间进行数据共享。域外欧美立法例中加强个人金融信息共享、普遍采用“同意”而非“明示同意”为信息处理事由。但在我国分业监管的背景下，根据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共享信息需要经过客户书面授权或同20 意，没有规定例外情形。由此，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相比域外金融控股公司处于不利地位。权衡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数据共享的利弊，考察是否需要为其设定例外情形，是监管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 在跨国金融业机构进行用户研究，或境内外金融机构处理跨境支付、对外联络等业务场景时，通常会产生金融数据跨境的需求。传统的以保护本国范围内个人信息权利为重点的金融数据立法，必然面对金融全球化时代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考验。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各国的侧重均有不同。美国采用“贸易优先的自由流动模式”，欧盟采用“人权优先的域外管辖模式”，中国采用“安全优先的属地模式”。2由于金融风险的传导性以及金融业的战略，即使是以数据自由流动为先的条约也承认金融数据的特殊性。在一些国际性的条约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也允许金融数据作为跨境数据流动的例外。数据主权与安全优先的规则体现为数据本地化措施，我国网络安全法第37 条与数据安全出境评估办法对于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确立了“原则禁止，以经安全评估为例外”的监管模式。个金技术规范细化了个人金融信息本地化存储原则下的跨境传输制度，针对“信息出境安全评估”义务，需要结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进行适用。金融数据生命周期规范 则对金融数据中的重要数据作出了更严格的规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允许重要数据出境。2 许多奇：治理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规则体系构建，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 年第 4 期。21 四、金融数据的合规治理：展望金融科技四、金融数据的合规治理：展望金融科技 能否通过数据治理激发金融数据整合的价值，是金融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2016 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第一次对金融科技作出了定义：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机构及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模式、技术应用以及流程和产品。而金融数据的保护和合理使用都是无疑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数据不仅涉及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也关乎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所以现行法律对于金融机构对外提供金融数据施加了较多限制。如何确保数据交互安全、使用合规、范围可控，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不动价值动，是当今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央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明确指出“积极应用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差分隐私、联盟链等技术，探索建立跨主体数据安全共享隐私计算平台，在保障原始数据不出域前提下规范开展数据共享应用”。安全多方计算是一种密码学技术，其主要原理是算法可以将金融机构与互联网机构的数据进行同态加密。金融机构首先将用于计算的敏感信息在本地进行数字转换，然后发送给互联网机构完成计算与交互，计算结果再从互联网机构返回金融机构，逆向转换后参与本地明文运算。联邦学习是一种分布式机器学习技术，其主要原理是中央服务器首先生成一个通用模型，各个参与方将这个通用模型下载至本地，并利用本地数据训练模型。各参与方将训练后的模型上传至中央服务器，使中央服务器能通过这些更新内容来优化初始通用模型。通常，这些技术在实践中以组合的方式呈现。联邦学习支持参与各方无需共享或交换原始数据，在模型参数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数据联合训练、联合预测；同时安全多方计算技术22 对各阶段或流程上的数据进行加密保护。这些新技术有助于在确保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为释放金融数据价值开辟广阔的可能性。23 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 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亚太地区整体实现快速发展，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60%。考虑到人口总量、技术发展水平、文化多元性等因素，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政治、安全格局中占据的位置越发重要。然而，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因素也对亚太地区秩序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保持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维护地区和平需要各方付出更大努力。中国高度重视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将亚太地区作为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优先区域。中国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反对脱钩、断链、筑墙的做法，反对在亚太地区搞阵营对抗。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团结还是分裂，成为摆在地区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国希望与地区各国共同守护和平，加强团结协作，擦亮全球治理的“亚洲时刻”。一、一、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尤其是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更趋激烈。2022 年年初发生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的最为严重的军事冲突，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地缘政治角力的激烈性。乌克兰危机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趋势，对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带来重要24 影响。概要而言，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区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备竞赛的阴霾笼罩亚太第一，地区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备竞赛的阴霾笼罩亚太。很大程度上，亚太地区国家正经历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应激反应”。一些地区国家试图借助这场乌克兰危机渲染紧张气氛，推进自身安全政策议程，不断扩充军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俄犯下“战争罪行”，不仅决定跟随美国对俄采取严厉制裁，还在国际上四处宣扬“乌克兰的今日就是东亚的明日”。日本政府计划在 2023 财年将日本的军事预算增加到六万多亿日元（约 430 亿美元），将其在 GDP 中的占比提高至 1%以上，并在五年内把军费提高至十万亿日元（约 720 亿美元），GDP占比增加至 2%。此外，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安全关系也在不断升级。2022 年 1 月日澳正式签署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访问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交换防务装备，以加强协同作战能力。日本与印度建立了“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有关两国武装部队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的条约。2022 年 4 月，日本和菲律宾举行首次外长防长“2 2”会晤，日菲也开始讨论签署互惠准入协定。2022 年 1 月，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新的双边安全协议，涉及军事、情报和网络安全以及在太空、等领域的合作。阿尔巴尼斯总理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将 2023 年度预算中的国防开支增加 8%，澳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率在 2026 财年将提升到 2%以上。第二，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等国第二，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等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的军事同盟体系。近年来，美国持续推进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25 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为了打造针对中国的所谓“实力地位”，拜登政府力图在印太地区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将美国的条约盟友和印度等安全伙伴的力量进行深度融合，建立多层次的盟伴体系，以所谓“集体实力”（collective strength）进一步增强对华战略优势。2022 年 5 月下旬，拜登出访韩国和日本，在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第二次线下峰会。无论是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同盟，还是四边机制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都有一系列新进展，使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集团政治”色彩更加浓重。2022 年 6 月，日韩澳等国领导人赴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北约峰会，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议也在同期举办，这集中体现了“印太北约化”和“北约印太化”的危险趋势。此外，拜登政府还在加紧深化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关系，并提出要推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与东盟之间的互动。再者，拜登政府针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采取激烈反制，体现出美国围绕第二岛链的对华战略博弈也在迅速升温。不难看出，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以“捆绑中俄”策略推升亚太地区国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不少地区国家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第三，亚太地区的安全热点问题有所升温，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更第三，亚太地区的安全热点问题有所升温，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更大挑战大挑战。一是朝鲜半岛形势更趋紧张。朝鲜进行了多轮导弹试射。美国与韩国时隔 5 年重启大规模联合空中军事演习，并出动数百架军机参演。美国防部在 2022 年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设想朝鲜使用核武26 情形，将终结朝鲜政权作为核战略主要目标之一。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推动核潜艇合作，日本试图推动“核共享”政策，这些做法对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核不扩散努力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二是南海地区形势存在不稳定性。一些国家试图利用 南海行为准则 达成之前的“窗口期”，加大以法理“索权”、油气开发和渔业生产“扩权”、岛礁扩建与设施部署“固权”为特征的单边行动。美国派遣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增加美军核潜艇活动频次，加剧“南海军事化”趋势。三是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牵动更趋明显。2022 年 8 月，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中国大陆采取必要的反制动作，台海局势陡然紧张。应看到，改变台海现状的不是中国大陆，而是企图“以台制华”的美国以及妄想“倚美谋独”的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是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二、二、亚太地区面临的发展挑战亚太地区面临的发展挑战 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21 年亚洲经济增长强劲反弹，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速为 6.3%，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提高至 47.4%，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在地缘冲突、高通胀、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世界经济衰退隐患加剧，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债务问题等挑战日趋明显。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重大风险因素。第一，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前景较此前有所转弱。第一，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前景较此前有所转弱。乌克兰危机叠加27 欧美对俄制裁，直接冲击了原油、天然气等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通胀水平持续走高。国际供应链危机有所蔓延，全球金融体系的“碎片化”特征更为明显。这些因素使得亚太地区经济面临日益严重的下行风险。IMF 在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区域展望报告中，将亚太地区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值分别下调至 4%和4.3%，远低于过去 20 年 5.5%的平均增速。亚洲的大多数经济体都是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的净进口国，高额的大宗商品价格将拉低经济增长。此外，亚太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很多亚洲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高企，国内金融风险日益增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估计，亚洲债务目前占全球债务总额的近 40%，明显高于 2007 年 25%的占比。特别是，美联储连续加息使美元以及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加剧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债务、汇率以及资本外流风险和压力。展望 2023 年，美欧经济大概率陷入衰退，其进口需求下降。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经济体而言，外需放缓的压力将进一步凸显。第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冲击，第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冲击，“脱钩脱钩”“断链断链”的杂音不的杂音不断断。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等经济体出现严重的“逆全球化”思潮，以“本国优先”的名义推行带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的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华发动贸易战，人为制造经济脱钩、技术封锁、产业断链，并以提升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为借口，大搞供应链政治化、泛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企图打造以美国为中心、阵营化的“友链”。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设立供应链工作组，28 在芯片、储能电池等领域打造排斥中国的经贸合作安排。此外，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在实施“供应链韧性倡议”，推动所谓“友岸外包”，力图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此背景下，亚太区域内外的市场与生产分工格局再次出现重要变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受到较大冲击。第三，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安排出现竞争态势。第三，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安排出现竞争态势。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演进日益具有“区域化”特征，亚太地区的长远发展有赖于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2022 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给地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有望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贸区。2022 年 5 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也是美国下阶段针对中国展开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工具。美国力图借助“印太经济框架”确保美国在数字贸易、数字技术、数据治理等领域掌控主导地位。“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涉及关税减让等安排，难以为相关国家提供“市场准入”方面的现实利益。即便如此，“印太经济框架”也会对 RCEP 等既有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安排带来一定冲击。三、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中国担当三、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中国担当 亚太地区秩序向何处去？我们需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互利合作，推动地区国家尽早走出疫情实现全面发展。另一种是重拾冷战式旧思维，再搞封闭式集团政治，把地区国家按价29 值观分类，将区域经济阵营化，甚至将亚太安全北约化。在乌克兰危机延宕、全球经济和安全形势遭遇挑战的背景之下，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变得更加重要。各国应当加强战略协调，增进团结协作，在变局乱局中站稳脚跟，把准航向，整装再发，携手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发展局面。中国人均 GDP 刚过 1.2 万美元，排在世界 60 多位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仍在 70 多位。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繁荣的亚太。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亚太命运共同体，将亚太地区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区域。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依然强劲，中国愿与相关国家成为共同发展的伙伴。2022 年上半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超 4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中国从东盟进口超过 210 亿美元农产品。中方就“全球发展倡议”提出 30 多项落实举措，亚太地区国家作为近邻将率先受益。中国将大力开展农业、水资源、公共卫生、数字创新、社会人文等领域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比如，中国、老挝和泰国将以中老铁路通车为契机，以通道促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促产业，纵贯南北、连通欧亚，推进中老泰联通发展构想。中国和马来西亚探讨打通泛亚铁路中线远景，谋划对接中老、中泰铁路、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菲着眼菲律宾新政府施政方向，规划推动“大农业、大基建、大能源、大人文”四大重点领域合作。此外，中方同印尼、马来西亚将高质量建设雅万高铁、“区域综合经济30 走廊”和东海岸铁路，一致同意将“两国双园”建成经贸创新先行区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示范区，打造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新增长点，确保产供链稳定运行。中国还将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和生物、循环与绿色经济发展（BCG）新模式，探讨开展低碳、循环和绿色经济合作，与亚太地区国家共同建设好清洁能源科技合作平台。在安全方面，中国支持以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为重要原则的东盟方式，注重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安全架构，维护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的正向思维，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打牢基础。近年来，国际安全危机频发给世人敲响警钟，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把地缘冲突、集团对抗引入亚太地区的图谋。2022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为弥补和平赤字、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亚太各国有必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重视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守护好我们的共同家园，守护住和平稳定的底线。中国致力于促进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解决。比如，在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行为准则”线下磋商业已恢复，各方一致同意将“准则”打造为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升级版，确保“准则”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及南海共同治理提供更有力规则保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领导人多次做出承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31 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明确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开放的区域主义是亚太合作发展的源头活水、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面对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挑战，一些国家想的并不是如何携手应对，而是重拾旧式冷战思维，重启封闭集团政治，忙着构筑排他“小圈子”，鼓吹各种“脱钩”“断链”，地区和平稳定局面必将因此受到严峻挑战。中国认为，应秉持和平、发展、自主、包容的理念，反对封闭的集团政治，坚持和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从亚洲的文明和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一要坚持和平共处的传统，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二要坚持发展振兴的目标，促进经济发展融合；三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自己和地区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四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精神，反对排斥特定国家，针对特定一方。东盟国家创建和主导了亚洲区域合作机制，其独立地位、中心作用得到域内外国家的广泛尊重。中国鲜明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倡导各方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贡献“亚洲方案”和“亚洲力量”。32 亚太地区亚太地区 ESG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杨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宇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叶莹莹，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博士后 1.引言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等社会问题异常突出导致社会各方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日益提高，各国更加关注环境、社会与治理等目标。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下，经济绿色复苏需求带动全球责任投资规模攀升，签署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的机构数量在 2020 年激增28%。作为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评价标准，ESG 既是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基础，也是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的重点关注领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绿色低碳复苏的过程中，积极倡导ESG 发展理念，促进企业全面提升 ESG 意识，将 ESG 理念纳入金融系统投资和企业发展决策过程，有助于加快实现企业自身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的 ESG 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社会各界对此愈加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2060 碳中和”目标以来，ESG 政策和投资力度明显增强。从企业自身来看，以往的单一地追求财务目标的发展模式对环境、社会等产生了负的外部性，制约着可持续发展。33 践行 ESG 理念其实是要求企业兼顾环境、社会责任等社会价值，大量的学术研究也证明了这些社会活动会促进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近几年 ESG 的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众多机构都已将 ESG因素纳入到自身的研究及投资决策体系中。许多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及监管机构也相继制定政策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自愿自主或者强制性披露 ESG 相关信息。一些企业意识到了 ESG 信息披露给企业带来的估值、融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的回报，开始主动寻求 ESG 发展的规范化。当前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讨论亚太地区企业能否通过践行 ESG 理念解决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获得更多有效的融资渠道，实现资金的多元化，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研发，进而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本质上来说ESG管理是为了提高企业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ESG 信息披露使投资者清楚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情况，发挥信号传递作用，能够解决外部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投资者对企业投资意愿，降低筹资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其次在投资的过程中，运用 ESG 理念，投资者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风险。在ESG 方面做得更出色的企业，通常更有长远规划，公司管理层也往往具有更高的前瞻性，长期来看更容易取得出色表现。因而投资者选择相关标的将会获得更好的回报和收益。最后，ESG 投资能够把资本自身收益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得资本的社会意义进34 一步提升。通过 ESG 鼓励和引导资本的流向，比如说低碳、绿色发展等更广阔的赛道，可以促进绿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促进资本运作和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资本在更大的空间里发挥作用。因而本文将围绕全球 ESG 发展概况、亚太地区发展概况以及中国 ESG 投资发展情况三部分展开，探讨目前企业 ESG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2.全球全球 ESG 发展概况发展概况（1）欧美等发达国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是 ESG 投资的主市场投资的主市场。2004 年联合国 Who Cares Wins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 ESG 概念，在基础上 2006 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共同发布负责人投资原则1。自此，ESG 原则逐渐受到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的重视，ESG投资也逐渐得到主流资产管理机构的青睐。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统计，ESG 投资的资产管理规模从 2012 年初的 13.2 万亿美元增加至2020 年初的 35.3 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速为 13.02%，远超全球资产管理行业 6.01%的整体增速。从地区分布来看，2020 年前欧洲一直是ESG 投资的主导者和推动者，美国 ESG 投资的蓬勃发展，其 ESG 投资规模在 2020 年超越欧洲成为第一，占比 48%。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市场。其 ESG 投资规模在 2014 年后快速增长，2020 年初超过加拿大和大洋洲，排名第三（见图 1）。1 负责人投资原则，Principle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 35 数据来源：GSIA 图 1 全球三大主要市场历年 ESG 资产规模变化（单位：十亿美元）（2）全球主要国家）全球主要国家 ESG 监管差异。监管差异。ESG 发展规模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各地监管模式存在一定差别（见表 1）。纵观全球，欧盟和中国香港采取“自上而下”整合的 ESG 强制披露要求,虽然这种模式具有较高的监管效率，但会给较小规模的企业经营带来较大 ESG 管理负担；日本和美国很早设立了环境信息自愿披露规则，但对于 ESG 整合的规则发布较晚，ESG 披露也是自愿原则；英国相对于日美，更早制定了养老基金的 ESG 投资法则，但对上市公司，资管机构并没有强制的 ESG 信息披露要求。而中国对于 ESG 信息披露仍然以单因素发展为主，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完善的环境信息半强制披露法规和针对上市公司、中央企业的半强制社会责任披露规则，成文的 ESG 信息披露规则也逐步建立。虽然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 ESG 立法和监管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政策目标均较为相似：通过各种方式推进87581077512040140751201737406572872311995170814052474218028740500010000150002000020122014201620182020欧洲美国日本36 上市公司披露 ESG 信息的积极性、提升 ESG 投资的覆盖度。2 表 1 全球主要市场 ESG 监管模式 主体 监管模式 欧 盟/中国香港“自上而下”整合的（包括 E、S、G 三方面）ESG 强制披露要求,政策制定有集中部门，并且对于 ESG 的信息披露规则设立了完整的“监督-指引-培训-披露”体系 日本 日本通过养老基金投资作为资金引导，投资 ESG 绩效较高的上市公司，激励上市公司积极披露自己的 ESG 信息，提升 ESG 绩效 美国 美国的共同基金公司发布大量被动式的 ESG 基金产品，拓宽高 ESG 绩效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 英国 对养老金投资的受托人，从 E、S 层面提出了详细的信息披露规则和投资准则，但对上市公司和资管机构并没有强制的 ESG 信息披露要求 中国 对于 ESG 信息披露仍然以单因素（针对 E/S/G 其中某一项）发展为主，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完善的环境信息半强制披露法规和针对上市公司、中央企业的半强制社会责任披露规则，成文的 ESG 信息披露规则也逐步建立。（3）学界对于）学界对于 ESG 的关注和研究。的关注和研究。目前，ESG 在学术文献中也已经被讨论了 30 多年(Tarmujietal.,2016)，对 ESG 的经济影响研究非常广泛。在所有类型的 ESG 文献中，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关于企业 ESG 表现是否会影响公司绩效和公司价值(Gillan et al.,2021)。Friede et al.(2015)调查了 2000 多篇研究 ESG 与企业财务绩效（CFP）关系的实证论文和几篇关于这种关系的评论，大约 90%的研究发现了 2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是目前覆盖最广泛的全面 ESG 披露规则性组织，根据 GRI 公布的 ESG 报告明细数据，北美与南美的 GRI 披露活跃度较高，而非洲大陆的 GRI 披露活跃度最低。37 非负 ESG-CFP 关系，且绝大多数研究报告了积极的发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ESG 对 CFP 的积极影响似乎是稳定的。例如，大量研究表明 ESG 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Kotsantonis et al.,2016;Inderst and Stewart,2018;Verheyden et al.,2016)。Kumar et al.(2016)分析表明，披露 ESG 相关信息公司的股票同时具有高收益和低风险的特性。公司良好的 ESG 表现对于资产回报率(ROA)有积极影响(Velte,2017)，能够提升企业价值(Ghoul et al.,2017;Wong et al.,2020)。但这些证据大都来自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中 ESG 发展历程比较短，相关研究也较少。Atan et al.(2018)和Eduardo et al.(2021)研究发展经济体（马来西亚与多拉丁裔）中 ESG 投资的价值，发现上述关系并不存在，这是与他们更低的发展水平相关。3.亚太地区亚太地区 ESG 发展概况发展概况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成为 ESG 机会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尽管亚太地区目前在 ESG 表现上落后于欧美，但企业 ESG意识的增强、更严格的监管以及来自投资者的更大压力正推动亚太整体的 ESG 表现逐步提升。（1）亚太地区）亚太地区 ESG 发展现状。发展现状。欧美市场等发达国家目前仍是 ESG 投资实践的主力市场（见图 1）。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中 ESG 投资发展迅速，从 2016 年起流入全球范围新兴市场的 ESG 投资规模迅速增长，且 ESG 因子在新兴市场股票市场中可以创38 造 Alpha 效果3。但是，亚太地区持续面临着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环境污染等多重压力，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起步阶段晚于发达市场。据长期以来亚太新兴市场中企业的公司治理表现与 ESG 信息披露实践也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信息披露框架不够完善，且缺乏清晰一致的分类系统，政策差异和监管法规不一构成重大挑战，全球 ESG标准和计划未能在亚太地区得到普遍采纳。其次，据 MSCI 调查统计，在行业层面亚太地区的整体表现仍然显著落后，大多数行业低于行业全球平均 ESG 评分。但医疗保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 ESG 水平在 2018-2021 大幅改善，其 ESG 平均评分接近甚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见表 2）。表 2 亚太地区 ESG 评分表现优异的行业 行业 表现优异原因 金融业 作为表现最好的行业，亚太企业已经从“落后者”成为“领先者”，主要是因为亚太企业在环境影响融资的 ESG 关键议题上的表现更佳，而这得益于主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韩国和澳大利亚）持续推广绿色融资 医疗保健行业 主要是由于在人力资本、医疗保健服务获得以及产品责任等ESG 社会主题上的表现强劲，但亚太公司在产品安全方面仍落后于全球同业公司 房地产行业 主要由于亚太房地产市场的 REIT 比例较高，REIT 的直接 ESG风险低于房地产开发商。3 据摩根大通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三季度，亚洲（日本除外）ESG 基金管理总资产达到 353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约 95%，且 2018 年底以来增长约 420%。规模增长的同时，ESG 投资所获收益也高于基准投资组合。据 MSCI ESG Research 对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和 MSCI 中国指数的研究数据显示，ESG 因子在新兴市场股票市场中可以创造 Alpha 效果，新兴市场 ESG 指数的每股收益高于基准，ESG 投资实践衍生出对 ESG 信息的需求成为新兴市场建设 ESG 信息披露制度的驱动力。39（2）亚太地区）亚太地区 ESG 监管现状监管现状。受经济发展、人口与地理环境等因素限制，亚太地区 ESG 信息披露监管趋向强制化与半强制化（见表 3）。ESG 信息披露政策能够通过 ESG 生态圈的传导机制对亚太地区内的报告机构、投资者、ESG 服务商以及监管机构自身产生影响。强制 ESG 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亚太地区报告机构的 ESG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亚太地区企业与金融机构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市场声誉。同时 ESG 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可能会被解读为地区监管机构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信号，影响投资者对政策趋势与投资环境的判断。表 3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 ESG 信息披露要求 披露要求 全面强制 部分披露 国家/地区 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 中国大陆、韩国、印度（3）亚太地区）亚太地区 ESG 评级现状。评级现状。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成为 ESG 机会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据 MSCI 报告显示，与全球同行相比，亚太市场的 MSCI ESG 评级往往较低，且地区内各国家的ESG 发展参差不齐。亚太地区的发达市场(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的整体 MSCI ESG 评分已经达到或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 ESG 评分较低。尽管亚太地区目前在 ESG 表现上落后于欧美，但企业 ESG 意识的增强、更严格的监管以及来自投资者的更大压力正推动亚太整体的 ESG 表现逐步提升。2020-2021 年，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宣布了碳达峰40 和碳中和的承诺，这将成为该地区 ESG 投资的关键驱动力。4.中国中国 ESG 投资发展情况投资发展情况 作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中国将在 ESG 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绿色金融规则与国际标准的进一步接轨将有助于更多企业在亚洲开展可持续转型投资。2020 年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为我国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蓝图。随着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等议题备受瞩目，我国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蓬勃发展，但仍然处于萌芽阶段4。ESG 责任分为上市公司按披露标准披露 ESG 信息，评级公司按照评级标准进行相关评级，指数编制公司根据评级结果编制相关指数与投资者运用多种ESG 责任投资策略等 4 个方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了解中国 ESG 的发展历程。4.1 ESG 信息披露信息披露（1）中国）中国 ESG 信息披露制度日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日益完善。具体来看，国内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已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加强对 ESG 信息的披露工作（见表4），企业 ESG 信息披露也将是资本市场监管的新方向。随着国内对ESG 信息披露的监管趋严，主动披露 ESG 信息的 A 股公司数量逐年增加，2021 年 A 股 ESG 报告披露率达到 30.18，为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环境议题方面更加突出，逐渐从社会责任报告向ESG报告升级，4 据 GSIA 统计，2020 年中国 ESG 基金投资规模超 1200 亿美元，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 ESG投资规模（35.3 万亿美元）。41 要求进一步明确。从覆盖议题看，从覆盖议题看，我国 ESG 信息披露政策从单领域、单因素逐渐向多维度演变和完善。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信息披露由环境排放监测逐渐扩展至整个气候风险领域。从覆盖范围看，从覆盖范围看，我国政府部门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抓手，从提出央企“有条件的企业发布报告”到“ESG 报告全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国内监管机构则是以金融机构为核心，旨在通过完善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提升企业的 ESG 管理能力。未来，ESG 信息披露形式将更加规范，上市公司披露 ESG 报告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表 4 中国主要监管机构对加强 ESG 信息披露的要求 时间 机构 文件/会议 内容 2019.12 港交所 ESG 报告指引 上市公司需要在 2020 年 7月后强制披露 ESG 相关报告 2020.9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20 年修订)将 ESG 披露加入考核 2022.1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2022.1 北交所 2022 宏观形势年度论坛 完善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ESG 信批要求 2022.4 中 国 证监会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中，首次纳入“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ESG）42 表 5 A 股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情况 角度 主要内容 报告类型 A 股上市公司主要以社会责任报告形式呈现，占比达 81.09%行业 A 股仅有四个行业披露比例超过 50%，其中银行和非银金融行业披露比例位于前两位；上市公司数量排在前五位的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子、基础化工、计算机行业的披露比例均不足 30%；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机械设备行业披露比例仅为 18%，为所有行业中最低水平；碳排放较高的行业整体披露比例为 34.19%，略高于 A 股平均披露水平，但其中仅钢铁、公用事业(含火电)两个行业披露比例达 50%以上 所有制 A 股中央国有企业 ESG 相关报告披露比例为民营企业的 3 倍，中央国有企业报告披露比例为 61.82%；地方国有企业披露比例为43.55%，民营企业披露比例仅为 20.76%。央企披露比例较高主要与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系列指导文件有关 地区 各省(直辖市)披露 ESG 相关报告的上市公司比例均不超过 50%。其中，注册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披露比例均低于 30%，而北京和上海的披露比例近 40%，处于所有省披露比例的中上水平（2）缺乏可操作性比较强，要求非常明确的指引是目前）缺乏可操作性比较强，要求非常明确的指引是目前 A 股股ESG 信息披露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信息披露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如果在香港上市，直接参照的标准是港交所的 ESG 指引；如果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可以直接参考 NASDQ 的 ESG 指引，然而国内并没有针对 A 股进行强制披露的要求，现在对科创 50 指数成份公司存在发布 ESG 报告的要求，但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其实是自愿发布的。2021 年 4000 多家上市公司中，43 仅有 1/4 发布了 ESG 报告，且报告质量参差不齐。由于缺少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的高质量披露就很难得到制度上的保证。目前 A 股上市公司发布的 ESG 报告纯文字比例远远高于财务报告，由于容易造假和渲染，客观性偏低，几乎鲜有主动在报告中披露 ESG 风险点的报告。为了更好地进行信息披露，公司需要建立内部 ESG 管理系统，包括管理架构上要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其下级执行机构，建立各类数据收集体系等，这都会增加公司成本和管理上的压力，因而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披露那些耗费成本较低却能够借此获得巨大效益的 ESG 信息。4.2 ESG 评级评级（1）统一的）统一的 ESG 评级标准。评级标准。虽然全球在 ESG 投资理念上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原则和指引，但在 ESG 评级体系上，则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国际上流行的 MSCI ESG 评价体系和 Thomson Reuters ESG评价体系，在评级内容和范围上仍有所不同（见表 6）。这是因为：第一，不同投资者和监管方对 ESG 要求不一样。例如，在欧洲市场或欧洲资金方的投资概念中，“S”所代表的社会因素中种族歧视、强制劳工等占有非常高的权重；但对于中国市场而言，安全生产、乡村振兴等要素的重要性相对更大。第二，开展 ESG 评级的出发点不一样，也对导致评级结果的差异。例如，对于股票投资者，在使用 ESG 评级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对其投资收益的影响；但对债券投资者，可能会更加关注不要出现重要 ESG 风险。因此，从长期来看，一致的评44 价标准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 ESG 信息披露的成本，但实际操作中比较难以实现。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在 ESG 具体领域有特别要求或关注的投资者而言，不同评价体系有时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如在环境或社会方面不同的关注点，不同评级机构或许会展现不同的评分，这对投资者从不同角度认识一家公司的 ESG 画像也可以提供优势。整体而言，当前市场上多种 ESG 评级在中短期会一直存在，评级结果的差异可以作为相互补充，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表 6 MSCI 和 Thomson Reuters 的 ESG 评价体系对比 内容 范围 MSCI ESG 评价体系 包含 3 大类和 10 项主题以及 37 项关键指标 侧重考察各指标对企业的影响时间和行业的影响程度，MSCI 公司每年基于全球 5500 多家上市公司，编制 100 多只 ESG 指数以满足市场需求 Thomson Reuters ESG 评价体系 除 3 大类 10 个主题外，还增加了对公司争议项的评分，两部分综合考察得到ESG 评分 涵盖了全球超过 7000 多家上市公司的得分数据（2）国内的）国内的 ESG 生态更加完善，将有利于建立规范化的生态更加完善，将有利于建立规范化的 ESG评级体系。评级体系。2022 年 7 月 25 日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正式推出国证 ESG 评价方法，发布基于该评价方法编制的深市核心指数的 ESG 基准指数和 ESG 领先指数。指标数据覆盖全部 A 股公45 司，指标评分基于客观规则和公开信息，评价结果每季度更新。对企业而言 ESG 评价的提升能够带来更多的估值溢价和融资机会，对投资者而言 ESG 评价是开展 ESG 投资的基础，国证 ESG 评价方法和指数的推出，是以深交所为代表的监管机构加大 ESG 投资引导的重要体现。深交所此前在 2021 年度信息披露考核工作中，对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或ESG履行情况的企业予以加分。随着监管方的加入，国内的 ESG 生态更加完善，将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完善 ESG 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促进 ESG 评级体系的建立。4.3 ESG 策略产品策略产品（1）主要的）主要的 ESG 投资策略。投资策略。ESG 投资诞生初期，投资者主要通过负面筛选的方式，在投资组合中排除一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伦理相悖的行业或公司。因此，负面筛选/排除法是出现较早且早期应用更为广泛的 ESG 投资策略。但随着 ESG 披露及评价体系的完善，加之资产管理机构在 ESG 投资实践过程中的不断进化，目前采用 ESG 整合策略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负面筛选策略，成为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 ESG 投资策略5。5 据 GSIA 统计，2020 年初全球 ESG 整合策略的资产管理规模合计 25.20 万亿美元，在各类策略中占到43.03%。同时 ESG 整合策略对负面筛选策略有一定的替代性，采用负面筛选策略的资产管理规模从 2018年初的 19.77 万亿美元下降至 2020 年初的 15.03 万亿美元。46 表 7 主要 ESG 投资策略及含义 投资策略 主要内容 负面筛选 基金或投资组合按特定 ESG 准则剔除若干行业、公司或业务 正面筛选 投资 ESG 表现优于同类的行业公司或项目 ESG 整合 投资管理人明确、系统地将 ESG 因素纳入传统的财务分析 企业参与及股东行动 借助股东权力影响公司行为，包括透过直接约见公司人员、提交或共同提交股东建议，以及按全面的 ESG指引委派单位代表投票表决 规范筛选 按照基于国际规范所制定的最低标准、商业惯例筛选投资 可持续发展主题投资 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主题活资产，例如洁净能源、绿色技术或可持续农业 影响力/社区投资 对特定项目进行投资，旨在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也包括社区投资，以及向有明确的社会或环境目标的企业提供融资。数据来源：GSIA，ESG 亚洲报告（2）主要的）主要的 ESG 投资产品。投资产品。中国市场的 ESG 主题基金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张，据中国 ESG 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1 年底中国市场的 ESG 主题基金已达 200 只，总规模超 2578.4 亿元，且基金业绩表现不俗。2021 年受政策推动、监管助力等因素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以“碳中和”“碳达峰”政策为主线的新能源赛道无疑是市场最为火爆的赛道之一，与之概念相符的 ESG 主题基金呈现井喷式增长。2021 年全市场新发成立了 62 只 ESG 主题47 投资基金，这一数量与过去 5 年间成立的 ESG 基金数量持平，新成立基金规模也达到 348.93 亿元，2022 年延续了这一趋势，截至今年5 月末已发行 33 只 ESG 主题投资基金。在全球“双碳”目标下，各家银行及理财子公司也争相加入 ESG 投资阵营，银行发行的 ESG 相关理财产品的数量和规模持续上升。目前银行 ESG 理财产品主要为固定收益类和混合类，大部分产品覆盖节能环保、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清洁能源、乡村振兴、民生等重点领域；权益类产品仅 1 只，为光大理财的“阳光红 ESG 行业精选”产品，仓位聚焦在新能源汽车、军工、半导体等几个长期的产业方向。表 8 国内市场 ESG 公募基金主要情况 角度 主要内容 产品类型 混合型、配置型和股票型 ESG 基金产品的发行产品数量多，规模较大。收益回报 2021 年全年灵活配置型和被动指数型 ESG 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较高，均超过 20%；普通股票型次之为 19%，其余类型的收益率均未超过 10%。同期沪深 300 指数累计收益率为-5.20%。ESG 主 题基 金 持 仓行业配置 根据可比的 166 个产品（主要是混合型和股票型）最近一期报告披露（2021 年年报），有 74 个 ESG 基金产品重仓持有电气设备行业，24 个 ESG 基金产品重仓持有电子行业，合计占比近 60%，这与 2021 年新能源板块及高精尖科技产业崛起相符。数据来源：Wind 48 数据来源：Wind 图 2 银行发行相关 ESG 理财产品数量（单位：只）4.4 中国企业中国企业 ESG 实践现状实践现状 国内企业对国内企业对 ESG 治理的重视度不断提升，但依然存在不足。治理的重视度不断提升，但依然存在不足。近年来 A 股上市公司发布独立 ESG 报告（包括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环境责任报告等）的数量逐年提升，但占全部 A 股公司数量的比例并无显著变化，维持在 25%左右。而 2018 年至今国内设有ESG 专项管理组织的公司数量持续上升，2021 年有 244 家 A 股公司通过设立董事会 ESG 委员会、经营层 ESG 工作委员会等对 ESG 事项进行统一管理，其中 191 家公司明确了专项组织的具体管理职责。自 2020 年双碳目标公布以来，A 股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政策号召，能源与气候变化成为众多公司的管理与披露重点之一。2021 年，有 218家公司发布能源与气候变化管理目标，较上一年增长 116%。根据Wind ESG 评级数据库，披露节能减排措施的公司共有 1277 家，占 A股的 27%，但能够量化减排效果的公司仅占 A 股的 7%。2022 年 1 月上交所发布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科创 50 指数成分公司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截至 202193681025507510020192020202149 年 12 月 31 日，在科创板上市的 377 家公司中，有 6.6%的公司发布了独立 ESG 报告，而 A 股的整体水平是 25%左右。虽然科创板上市公司独立 ESG 报告的发布率并不高，但科创板公司在最相关的 ESG议题“研发与创新”方面仍表现突出。科创板公司在研发与创新管理体系与制度的平均得分是 3.59，比 A 股的得分水平高出 58%。数据来源：Wind 图 3 披露 ESG 专项组织的公司数量 5.中国中国 ESG 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建议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5.1 挑战挑战 第一，ESG 监管模式有待明确。中国目前尚没有颁布整合的 ESG相关法律文件，主要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出台相关的法规，同时我国并无统一的 ESG 监管机构，E/S/G 三个维度的法律法规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机构和部门，时间进度和内容的一致性上协调成本较高。第二，没有形成有效的正反馈机制，披露、评级、投资三方面均050100150200250300201820192020202150 有较大的改进空间。虽然我国沪深交易所目前都已经加入了 UNSSE，中国大陆也有 68 家机构加入了 UNPRI 组织，但我国 ESG 投资的生态体系基础依然薄弱。具体来说：信息披露方面信息披露方面：目前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对 ESG 信息披露的监管文件主要以宽泛的原则性、自愿性指引为主，并没有对 ESG信息披露的格式规范、指标体系、操作步骤等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说明，缺乏权威的披露指南一方面导致上市公司报告披露质量较低，定性信息远多于定量信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前期研究和数据采集，编制成本高；此外虽然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标（例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党建活动）影响可能是显著的，但不符合 GRI 标准而未被纳入。同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的 ESG/CSR/可持续发展报告更类似公司业务简介，存在不符合国际披露标准、客观性低，结构化难度大、关键议题指标的数据可靠性低等缺陷，且缺少第三方的独立鉴证。ESG 评级方面评级方面：国内 ESG 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存在对同一家上市公司评级结果差异大的问题，评级信息含量低，并不能有效地反应 A 股上市公司真实的 ESG 绩效。ESG 投资方面投资方面：国内 ESG 投资实践重“概念”轻“标准”。通过政策性资金，长期资金率先执行 ESG 投资理念，从而带动其他资管机构逐步重视 ESG 投资，这种模式在一些成熟市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目前在国内真正实践 ESG 的投资理念可能仍然存在阻碍，关键在于国内仍缺乏可参考的 ESG 资管产品标准。目前51 A 股市场没有权威的 ESG 投资指引和完整的 ESG 披露指南，因此只有“ESG 概念”的资管产品，没有“ESG 标准”的资管产品。从欧美地区的发展历史来看，ESG 投资的正反馈机制形成是非常关键的，且需要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监管政策的完善和引导。因此，如何通过监管政策促进和形成我国 ESG 投资生态体系的正反馈机制，也是中国 ESG 监管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5.2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明确 ESG 监管模式，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半强制披露的框架，且我国政府和监管具有更强的动员和执行能力，因而更适合采用强制披露的方式。此外从单因素突破，顺应碳中和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从环保角度入手，以点带面的方式探索和建立 ESG 监管政策体系；同时近期国家层面对公平与效率、第三次分配的重视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和资本市场，届时社会责任（S）的重要性和话题性都将得到大幅提升。第二，加快 ESG 基础设施建设，以信息披露机制为核心充实数据和完善评级。基础数据的质量和广度、数据口径的可信度与合理性，评级机构和研究机构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均会从根本上影响整个 ESG 生态体系的效果。因而应参照港交所和 NASDQ 的成功经验，尽快颁布独立完整的 ESG 信息披露规则，指导上市公司对关键议题、影响显著性等内容进行客观的披露和讨论，避免采用主观的文字叙述，同时协调政府相关部门逐步整合、及时公开、定期发布 ESG 相关信52 息（例如：环保处罚、裁判文书等）。其次为 ESG 指标设定统一的数据规范，尽可能从官方权威口径提取数据，同时针对 ESG 关键议题邀请学科权威专家确定指标计算、比较方法，编写披露指南。最后培育兼顾国际准则与中国特色权威的 ESG 评级体系，与全球认可度较高的 GRI 标准进行对应，以便于国内外投资者遵循成熟的 ESG 投资框架进行决策，同时也需要考虑“扶贫”等具有中国特色主题，提升ESG 评级对国内市场的适配性。第三，发挥政策性资金的指导作用，资管机构应兼顾投资收益和ESG 绩效的“双重底线”。资金方面对 ESG 投资较难从制度方面进行监管要求，政策层面的激励和引导是较为广泛采用的方式。以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与 ESG 理念契合度较高，引导长期资金在投资决策中尽快纳入 ESG 原则，有效提升 ESG 投资在市场中占比，提升 ESG 理念传播速度。同时目前全球大多数专业的 ESG 投资机构都已构建了“双重底线”的核心投资原则，ESG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人应当强制要求所有的受托人、被投资企业、被投资项目按照 ESG 指标体系的披露规则定期报送各类 ESG 指标。同时在定期报告中不仅需要披露资管产品的投资业绩，还应该通过汇总被投资标的 ESG 指标，披露资管产品产生的综合 ESG 绩效。第四，要培育市场，“倒逼”企业提高 ESG 认识，建立完善的 ESG治理结构。通过加强对投资机构的引导与激励，提升投资机构的 ESG投资意识，“倒逼”上市公司主动提高对 ESG 的理解和认识，进而提高 ESG 有效信息的质量。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53 ESG 治理结构，确保有足够的 ESG 管理政策和制度、内部控制以及实施措施，并形成一个不断改进和优化的流程。同时发挥示范效应，激发上市公司内核潜力，通过对市场内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 ESG 表现优秀的企业案例进行展示，带动其他企业的 ESG 发展，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目前，中国大多企业 ESG 表现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一定要基于未来考虑。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持续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者对于企业 ESG 的关注度也会持续攀升，对于企业来说，短期确实会增加投入、耗费成本，但是长期来看，ESG 有助于提高组织效率、提升企业形象、助力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参考文献：Atan R,Alam M,Said J,et al.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 factors on firm performance:panel study of Malaysian companiesJ.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2018,29(2):182-194.Friede,G.,T.Busch and A.Bassen,ESG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Aggregated evidence from more than 2000 empirical studies.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Investment,2015.5：210-233.Ghoul,S.E.,O.Guedhami,Y.Kim.2017.Country-Level Institutions,Firm Value,and the Role of Inderst G,Stewart F.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factors into fixed income investment J.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8.Gillan,S.L.,A.Koch and L.T.Starks,Firm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A review of ESG and CSR research in corporate finance.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21.66:101889.54 Kotsantonis S,Pinney C,Serafeim G.ESG integration in investment management:myths and realities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16,28(2):10-16.Kumar N C A,Smith C,Badis L,et al.ESG factors and risk-adjusted performance:a new quantitative modelJ.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Investment,2016,6(4):292-300.Verheyden T,Eccles R G,Feiner A.ESG for all?the impact of ESG screening on return,risk,and diversific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16,28(2):47-55.Wong,W.C.,J.A.Batten,S.B.Mohamed-Arshad,S.Nordin,A.A.Adzis.2021.Does ESG certification add firm value?J.Finance Research Letters,39:101539.Tarmuji,I.,R.Maelah and N.Tarmuji,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ESG)on Economic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ESG Score.2016.2021 年 MSCI 发 布 报 告：亚 太 ESG：落 后 者 能 否 成 为 领 先者.https:/ESG 信息披露监管趋向强制模式，气候披露要求渐严 ESG 监管：因地制宜、殊途同归 ESG 策略变迁与产品发展 55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成就、挑战和路径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成就、挑战和路径 牛海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Andrs Brquez，智利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 曹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室副研究员 最近数十年来，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LAC）的关系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政治紧张等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新挑战，中国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愿景，致力于携手并进，实现经济复苏、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在不断变化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回顾过去取得的成就，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并改进深化中拉关系的路径。以发展为导向的中拉关系成果丰硕以发展为导向的中拉关系成果丰硕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交关系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最初以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密切关系为特征。然而，在本世纪的前 20年里，双边经济联系以及非经济交往都得到了显著加强和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多样化。除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等传统伙伴外，中国已成为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困难的背景下，2021 年，中国保持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双边进出口总额约4515.91 亿美元，同比 2020 年增长 41.1%。此外，中国逐渐巩固了其56 作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主要外资和贷款来源国的地位。中方投资越来越多元化，从自然资源开采转向清洁发电、制造业、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联通等。在这种经济互动的基础上，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并没有激起当地舆论界和精英阶层的反感，拉美人民主要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中国影响。该地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态度表明，大多数拉美国家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发展伙伴之一。随着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和务实合作的扩大，中国已与 21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为双方提供合作平台，强化发展战略对接，并有志于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立独立和多样化的工业体系和发展基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展现出以下新特点。第一，中国投资的合作领域和国家分布日益多样化和平衡。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双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源和技术互补优势突出，合作潜力巨大。在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许多拉美国家提出了以清洁能源发展为主的绿色经济复苏计划。中国三峡集团等公司加大对拉美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参与和投资。2021 年 10 月，以“深化中拉新能源合作，携手共促能源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中拉新能源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在农业领域，中国“十四五”规划将拉美列为农业和农村国际合作重点地区之一。研究表明，中国对拉投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到 33.79%，原材料的比重下降到 45.68%。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的国家分布越来越均衡。除了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经57 济体，智利、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等新兴经济体也吸引了中国大量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环境较好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对中国私营企业更具吸引力。第二，企业在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趋于制度化。自“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在 2007 年成立以来，该峰会每年在中国和该地区各国举行。2021 年峰会就继续推进设施互联互通、有效推进金融一体化、大力发展创新合作、全面支持中小企业达成共识。截至 2021 年底，中国企业已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签订合同项目总额 2371.5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524 亿美元。企业在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有效稳定和贯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阿根廷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系统的改造显著提高了该地区的粮食运输能力。中国公司还参与了巴拿马港口扩建项目、秘鲁 3 号国道升级项目、玻利维亚埃斯皮诺公路项目以及位于牙买加的海外仓库建设项目等。这些项目在帮助各国提高物流能力、加强国际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方面发挥了作用。港口设施、水电站建设和特高压电网已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的最具活力的领域。第三，融资机制逐步完善。中国金融机构通过银行贷款、股票和债券市场，在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贷款，大多由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58 力的金融机构，为全球南南合作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和长期开发融资，为合作伙伴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外，中国商业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参与也在增加。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广泛的海外分行网络和深厚的全球运营经验。商业银行也逐步引入多元化的跨境金融服务，如投资银行、海外保险、金融咨询服务和投资公司风险管理服务。一些大型中国企业在熟悉并扩大当地产业后，也开设了当地银行。例如，徐工国际获得了中国企业在巴西的第一张银行牌照，并开设了徐工巴西银行，与主营业务扩张相协调，开创金融产品和服务。中国与该地区发展合作的融资方式有明显的多边化趋势。中国鼓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区域开发银行发挥作用，建立包括“中拉发展金融合作机制”在内的双边和区域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批准了厄瓜多尔和巴西的两个投资项目，增强了亚投行对亚洲以外成员的吸引力，预计将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智力支持。厄瓜多尔项目是厄瓜多尔国家金融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在亚投行获批的主权信贷项目，融资额度为 5000 万美元，用于帮助该国中小微企业在新冠疫情下获得用于生产目的的融资。在巴西“BDMG 可再生能源与亚洲互联设施”项目中，米纳斯吉拉斯开发银行（BDMG）作为借款方，计划加大投资该州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和促进巴西与亚洲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已在巴西设立美洲办事处，并于 2021 年接受乌拉圭为该银行的新成员。59 中中拉拉发展合作面临的多重挑战发展合作面临的多重挑战 与本世纪初相比，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乌克兰危机持续、大国关系紧张加剧（如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各种严重的气候灾害不断发生。这些因素深深影响了新的国际议程。处理全球问题和供应链国际经济一体化遭遇严峻考验。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受到了广泛质疑。在应对疫情等危机时期，负责协调和连接国际合作的多边机制的反应效率低下。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出于安全原因，特别是出于公共卫生考虑，愿意保持贸易开放。此外，除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之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进一步对全球供应链以及粮食和能源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这种新国际环境对中拉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新的困境和挑战也随之出现；其中一些是双方都遇到的，而另一些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更明显。在此背景下，区域和全球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保障安全而非合作或商业开放的政策方案。同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逐步出现中美紧张关系的外溢效应，这是因为美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后者在数字化连接等进程中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并脱离与华合作。由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深受美国影响，因此美国不断变化的对华战略给该地区带来了挑战。这导致该地区各国开始评估两个世界主要经济体脱钩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该地区内建立弹性供应链面临更大的60 挑战。中美都已将其国际发展倡议延伸至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如果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保持开放和合作态度，两国的国际发展倡议将为该地区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美国做出了一些调整，不再要求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站队，这是减少拉美各国疑虑的重要一步。因此，中国和拉美国家必须思考如何深化双边关系、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然而，中拉发展合作也面临一些新挑战，特别是环境问题或对当地社区影响等问题。此外，拉美“去工业化”也成为影响中拉关系的问题。拉美地区一直期望中国能够成为其扭转“去工业化”态势的经济伙伴。这些问题反映了拉美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具体表现在竞争能力和融入全球供应链水平等方面。事实上，对第一产业的依赖削弱了该地区通过半成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这是因为半成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装、生产更复杂的产品，因此附加值更高。我们应当指出，中国制定的议程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中国提出的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旨在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鼓励中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倡议。受新冠疫情影响，许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财政能力下降，外部融资需求和债务增加，经济增长和财务状况面临更大困难。该地区的财政和金融状况客观上限制了中拉开展大规模项目合作的空间。面对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新现有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和融资模式。61 构建构建中拉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有效途径 这些新的因素已经渗透进中拉的发展合作，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双方需要适应这些新的现实情况，调整方法，以实现可持续更好、更高效的合作。第一，强化中拉论坛在指导合作方法方面的对话和规划作用。此前提到的因素都给形势研判带来了更复杂的挑战，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角度考虑问题，尤其是在能源、原材料、食品等领域思考非传统安全风险。中拉论坛可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汇聚一堂，与中国谈判并规划联合方案，以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例如，中拉论坛关注了该地区的互联互通不足问题，该问题导致中拉无法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包括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出口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因此，双方可以加强发展铁路、海上走廊、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双方均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因此中拉论坛可为中拉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解决干旱、自然灾害、能源安全、粮食、健康等问题。中拉论坛定期召开的部长级论坛就关键合作领域达成一致，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实质性实施。2021 年，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通过了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标志着中拉关系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该行动计划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私营经济、环保产业、工业投资等合作领域，遵循务实合作原则，重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韧性发展等合作理念。第二，双方应共同努力，就融资标准、规范和模式达成新的共识。62 截至目前，已有 29 个国家批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该原则有望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政策框架，并按照高质量、高标准、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开展项目融资。2022 年 3 月，中国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指出“一带一路”项目必须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中国将“推动各方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提出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格局将基本形成。拉美可以凭借亚马逊雨林等自然资源在这一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投融资合作模式也需要更具创新性和变革性。“一带一路”参与国越来越倾向于多方参与的市场化投资模式，以及通过联合基金或公司合作建立的本地化伙伴关系。“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旨在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促进沿线国家、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共同参与，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在上述新挑战下，企业更加关注投资风险评估，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增加，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困难。因此，小规模的绿色能源项目可能在未来对企业更有吸引力，也可以吸引更具针对性的投资。鉴于拉美多国政府资金远远不足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加上美联储持续加息、新冠疫情影响持续蔓延以及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应大力倡导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下开展合作。第三，更加重视国家在中拉关系发展中的样板作用。应该指出，一些国家在与中国开展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双边关系取得了巨63 大进展。秘鲁逐渐将自己定位为连通中国与太平洋航运的物流平台。该国主要通过钱凯港口加强与中国的物流往来，该港口由两国共同出资，并允许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等地区国家产品出口和转销。智利建立了中国货币结算中心。得益于当地货币和人民币之间的直接兑换功能，该国已逐步成为中拉间的金融合作平台，为促进中拉投资和贸易发挥重要作用；避免与国际银行和其他货币进行第三方支付，这意味着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行为体可以节省大量资金，并降低了第三方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脆弱性。在与中国合作过程中，智利已逐步成为联合科学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研究中心（Cassaca）、中国科技部和智利科技部的联合研究项目，以及中国研发疫苗的实验室均分布在智利境内，这些都是中拉科学合作的最新动态。我们还应强调哥斯达黎加的作用，该国是中国在中美洲的战略合作伙伴；哥斯达黎加与秘鲁一样，扮演中拉物流平台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与中美洲之间的商业互动。随后，双方巩固了可持续发展相关知识和倡议的空间，强调保护区和自然公园，从而推动制定新标准，强调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紧迫性。最后，我们再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将自己定位为对接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半成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半成品可以在墨西哥组装和制造，之后在美国、加拿大和亚洲等国际市场销售。结论结论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地区和各国国内形势下，中拉关系的未来前64 景变得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求对话机会，制定新的方案，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在构建发展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和拉美国家应加大合作，共同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促进拉美地区交通和基础设施发展，推动产品生产和出口更高效、更具活力。双方还需遵循绿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