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宋浩

今年是浙江图书馆120周年。

馆庆之际，浙江图书馆推出了纪念建馆120周年特色文献展，11个板块晒出包括敦煌写经、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在内的珍贵馆藏。同时推出漫笔光影双甲子：纪念建馆120年漫画展，展示120年里那些人。

120年的历史，在一代代浙图人的经历里，也在浙江图书馆的几座旧的建筑里。

走近浙江图书馆在杭州的老建筑，梳理新中国成立前浙江图书馆的历史，能依稀看到这座图书馆背后，是国家由弱到强的120年，是浙江人重文化的传统薪火相传的120年。

从光绪末到辛亥革命：邵章与孤山白楼

光绪26年，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开进了紫禁城，圆明园在一把大火中付之一炬。同样是这一年，杭州菜市桥建起了“杭州藏书楼”，把藏书公开给学子阅读。这是今天浙江图书馆的前身。

促成这件事的人叫邵章（1872—1953），仁和县人（当时杭州分仁和、钱塘二县）。

他的祖父是著名经学家邵懿辰。邵章与知府林启为忘年交，创立杭州藏书楼之前，他辅佐林启创立西湖蚕学馆（即今天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和养正书塾（今天杭州高级中学和杭州第四中学前身）。

邵章，来自纪念建馆120年漫画展

1900年，邵章28岁，距离中进士还有两年，他和友人在城东菜市桥旁建起杭州藏书楼，邵章任监理（即今天的馆长）。让想学习的人都能进去阅读，希望浙江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三年后，在知府、学政等官方部门的支持下，他们借官银，在大方伯里购民房扩大楼舍、购置图书仪器，改名为浙江藏书楼。一时成为当时文化界的大事。

浙江学政张亨嘉撰《浙江藏书楼碑记》，由杭州名士吴士鉴书写。在碑记中，张亨嘉说，百年前乾隆皇帝建文澜阁，存放《四库全书》等书，让浙江学子可以阅览学习，太平天国之后封了起来。今天藏书楼对学子开放，是文澜阁藏书精神的延续，并非只是学习西方办图书馆。当时，西方各国建书楼、作为大学的辅助，是国人眼中的先进制度。

当时有“变法图强”潮流，所以藏书楼规定“志在通知古今中外者”，都可以来借阅。这些人觉得，国家一时弱于欧洲没关系，学习可以开民智，民众都学习知识，国力则可以富强。

邵章等人还制定了藏书楼的《借书章程》，规定馆藏的书、报、杂志，可以到楼里阅览，也可以借回家。每周开放6天，每天7到9小时，有免费茶水，可以订购午餐。

一座公共图书馆的基础服务和职能都具备了。光绪帝赐匾“敦彝牗慧”（促进法理，开启智慧）以示嘉奖。

浙江藏书楼

宣统元年（1909），朝廷准备实行立宪，各省开始设图书馆，地方官提出，将浙江藏书楼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名“浙江图书馆”。次年，提学使袁嘉谷认为，文澜阁与旧行宫相邻，可以扬朝廷之“文治”，地方又不远，出涌金、钱塘、清波就到，方便学子前往，而且地方清静。于是申请了文澜阁旁空地，给浙江图书馆建新馆舍。

1911年春，一座白色的西式楼房动工。建到一半，辛亥革命，清朝灭亡。

浙江人继续完成了工程，1912年落成，这就是今天的白楼，这片馆区就是今天的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

白楼一角

1909年浙江图书馆成立后、辛亥革命前，清政府的浙江咨议局决议通过，将文澜阁和《四库全书》划归浙江图书馆。从这起，这部丛书成为浙江图书馆镇馆之宝。在之后的百余年中，这部《四库全书》还将面临战火、迁徙，浙江图书馆始终怀抱这部瑰宝，度过了峥嵘岁月。

民国之初：钱恂与孤山红楼

1912年，浙江图书馆迎来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59岁的钱恂出任馆长。

钱恂（1853-1927）是湖州人，是国学大家钱玄同的大哥，钱玄同的儿子即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清朝时，钱恂奔走于薛福成、张之洞门下，是著名的外交人才，曾出使英法意等国考察。

钱恂

上任馆长之后，钱恂制定《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程》，检查《四库全书》的受损情况，编写了尚存的图书目录。他发现文澜阁靠孤山山脚，潮湿之下容易滋生白蚁，而图书馆新楼（白楼）旁边，恰好有一座红楼。钱馆长觉得红楼刚好适合存放《四库全书》，就征用了。

这座红楼是光绪末年（1906）建造，用来招待德国皇太子访问的。民国之后，成为军政要人宴请、玩乐的场所，钱恂的这一想法遇到了阻力。不少人去图书馆上级部门告状。浙江社科院研究员顾志兴介绍道：当时浙江教育司，司长是沈钧儒，中等教育课课长是张宗祥。沈钧儒让张宗祥去解决。

张宗祥说，我去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先解决，这栋洋房供人聚饮或者赌博的好，还是藏书的好？沈钧儒说，当还用讲，当然是作为正用好。带着这个共识，张宗祥就去了。钱恂领着他看红楼，各个书橱整整齐齐，看完到客厅里，张宗祥说，关于红楼的用途，你写一封信给教育司吧。钱恂说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写，请你带回去。

张宗祥就带着钱恂的信回去了。根据这封信，沈钧儒在政府会议上，提出了浙图征用的方案，正式通过了，红楼从此也就成了浙江图书馆的建筑。

张宗祥和沈钧儒当时觉得，那些来投诉的就是常去俱乐部的人，他们最多挑动议会来质询教育司，所以略施小计，先发制人，让浙江图书馆和钱恂征用红楼占了理，有意见的人也不好再提。

有了红楼白楼，钱恂保护《四库全书》就有了更好的条件。今天，红楼和白楼依然是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的重要建筑。

钱恂担任图书馆一年不到，就被任为北京参政院参政、大总统顾问了。临走前，他向省政府申请了公费4000元，用来把《四库全书》补充完整。前面说到，他整理了《四库全书》尚存的图书目录。

太平天国中《四库全书》遭毁坏后，杭州士绅丁丙兄弟曾设法补全，即把丢失毁掉的书，从其他地方抄一份，补入这部书。钱恂上任后，先整理损失和丁丙补抄的情况，对于还没补全的书，他准备继续补全。

他出面请时任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借文津阁《四库全书》作为底本补抄。丁丙兄弟当时补抄，缺的某书需要在市场上找来补抄，而钱恂直接用乾隆时另一套《四库全书》补抄。

漫画作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

他在北京设立了补抄馆，雇请抄工，又请人在杭州设分馆整理。经费方面，除了向浙江申请的4000元公费，他还联系了北京的浙江同乡会，一起募款。因为开始补抄的1915年是乙卯年，所以补抄的书每页纸的中缝（学名叫鱼尾）下方，都有“乙卯补抄”四个字。

1923年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又曾组织一次补抄。其中募款之艰辛，事务之庞杂，又是一番故事。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曾报道。【链接】

龚宝铨与刻书

继钱恂之后，龚宝铨（1886-1922）从1912年到1922年十年间，担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馆长。

龚宝铨是嘉兴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领导人，章太炎女婿。年轻时曾赴日本，长期在东京、上海、浙江等地参与革命党推翻清朝的活动，与黄兴、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等交好。

当时浙江图书馆兼有出版即刻书的功能。前面我们说到宣统元年（1909）浙江藏书楼和浙江官书局合并，成为浙江图书馆。浙江官书局是官方印刷出版机构，同治年间设立。因此合并改名的浙江图书馆，也是有刻书职能的。

据《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木印书目》，浙江图书馆成立早期，就印刷了各类书籍数百种。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浙江图书馆选了《浙江通志》等10种木印书籍到美国，作为中国印刷行业的代表展出，可见浙江图书馆雕版印刷当时在全国的显赫地位。

龚宝铨在任期间，曾准备刻章太炎的《章氏丛书》，但是经费需要6000元，到上面审批时遇到问题，议会质问：这本书有什么值得刻呢？因此申报了两次都不予批经费。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刻本

这是鲁迅1916年给许寿裳写的信里说的。当时鲁迅回故乡，在车上遇到龚宝铨，龚宝铨跟他说起。这套书准备仿宋字体，物美而价廉，既有利于的文化传播，又可以发行销售。然而，“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两人只能叹息。

好在三年后，这套书还是刊刻成功了，一共15种书，992块雕版，为传播章太炎的章太炎的学术和革命精神、传承浙江和近现代学术做出了贡献。

鲁迅给许寿裳的信

龚宝铨对文献整理和文化传承的贡献远不止此。《槜李文系》是嘉兴的地方文献合集，槜李是嘉兴古地名，这部书由晚清藏书家忻宝华（字虞卿，1882-？）主持整理。民国时，张元济（1867—1959）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整理，曾多次请龚宝铨帮忙。

1922年秋，张元济给龚宝铨这位同乡写了多封信，信中对龚宝铨帮忙搜集和提供资料表示感谢。几封信收录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

《温州经籍志》是经学大师孙诒让的著作，这本书按《四库全书总目》分目，加以考证评论，注明版本，被后世学界视作地方艺文志之冠，有“一郡文献之帜志”的美誉。同治八年（1869）开始纂修，历时八年、二易其稿完成。但从光绪三年（1877）写成后一直搁置，没有刊刻出来。直到1921年，龚宝铨任馆长任上，由浙江图书馆刊印。

汤寿潜和大学路馆

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在浙江杭州，新军起义后，推举54岁的汤寿潜（1857-1917）为军政府都督。

汤寿潜是萧山人，光绪十八年进士，同学有蔡元培、张元济等。后来汤寿潜辞官到了张之洞幕府，参与学“洋务”、办实业。1905年，清政府出卖苏杭甬铁路路权给列强，浙江民众不满，成立了“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推汤寿潜为总理，由浙江人自己筹资修建铁路。杭州城站的建成就是此时。

汤寿潜

修杭州火车站时，选址也有一段故事。本来方案是在艮山门外（城北门外）。汤寿潜留德回国的女婿马一浮建议在清泰门内（城门内，位于城南），可与钱塘江水陆交汇。于是有了杭州“城站”。（因在城内而得名）

因为领导浙商合办铁路等名望，后来辛亥革命，汤寿潜被革命军推举为都督。民国后，这条商办的铁路被收归国有，为补偿他的投资和运营，给他20万元。汤寿潜把钱拿出来，捐给浙江教育会。几年之后他去世，嘱咐家人把这笔钱用于浙江教育事业。

1927年，在儿子汤拙存的提议下，省政府准备建浙江图书馆新馆，拨出原晚清军事学校——浙江武备学堂的操场。1928年2月动工，时任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余姚人）奠基；1931年2月建成，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杭州人）宣布落成。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绍兴人）题字，刘大白（绍兴人）撰写《浙江图书馆落成记》。（今天浙江图书馆的名字，即为蔡元培题）

刘大白写道：图书馆“公诸浙之民众”，“以斯馆为提高全浙文化之中心”，“盖自斯馆之成，而汤氏恢弘文化之愿遂矣，而全浙最高之文化中心于是树矣。后之观者，其将勿忘私馆之又来，及其与有劳焉者。”希望不要忘记这座图书馆的由来，以及他文章中提到的每一个参与建筑的人和机构。

大学路馆舍是一座仿西方古典风格建筑，俯瞰呈“工”形，上下两层。正面16根廊柱雄伟高大，类似雅典神庙风格，气势恢宏；一排大窗4米多高；中间三对红漆大门2米多高，顶上蔡元培所题“浙江图书馆”五个大字，台基上蒋梦麟奠基的石碑，今天仍可见可触。

1932年9月，新的馆区开放使用，大学路的馆区成为总馆，孤山白楼、红楼以及最早的大方伯里，作为分馆。

陈训慈与图书馆建设

1932年1月，31岁的陈训慈（1901-1991）出任馆长。陈训慈从东南大学毕业后，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后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9月15日，新的大学路馆区开放，陈训慈广邀社会贤达出席，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界的名人都来到杭州。

新馆长年轻有为，他认为：“近代图书馆已不能坐而论道，被动的待人上门，而当主动地深入社会，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主力。”在推动学术研究、推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图书馆做出了多方努力：

实行全年日日开放，取消周一闭馆的旧例，延长每日开放时间；开放省内借书，扩大流通范围；举办学术讲座，创办期刊《文澜学报》……一系列举措收到全国图书馆界瞩目。其中《文澜学报》每一期的封面题名，都是由章太炎、高野侯、陆维钊、马公愚等不同的名人写的。

开馆半年后，1933年春，作家、媒体人郁达夫就在附近购置了房子“风雨茅庐”，就近方便读书。当时郁达夫已经是名声在外的作家，有老人回忆，当时在图书馆院子里，可以看到散步的郁达夫，他还应邀做过讲座。其他如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学者马寅初、朱希祖、夏承焘、夏丏尊都来作过讲座。

1933年与1934年之交，浙江图书馆举办了文物展览，展出馆藏善本图书和书画拓片5000余种。1936年初，图书馆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再次筹备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分书籍组、字画组、古器物组、金石拓片组、 革命文献组、图片组等6 个小组。向省内外征集展品。上海征品分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北京征品分会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南京征品分会主任朱家骅等与陈训慈都保持书信联系。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展览会在年底开幕了。12个展览室，展品跨越千年，18天的展览，有7万6千观众。除了藏书刻书文献、金 石等，还有民族革命文献也颇具教育意义，展览中 特别地将有功于民族复兴的浙江名贤刘伯温、朱舜水等的遗像、遗物及遗墨一并展出。《文澜学报》推出特刊，封面由马一浮书写。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下半年，图书馆开始内迁之路，先去建德、再去永康。留下了空旷的大学路馆，据说，地下室沦为日军的马厩。

早在7月卢沟桥事变后，有识之士已经预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的后果，陈训慈就开始准备“搬迁书避难”，浙江图书馆除了孤山的镇馆之宝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还有其他不少珍贵的图书。8月1日，全馆人员在孤山分馆集结，将140多箱《四库全书》，88箱善本古籍打包，通过钱塘江运走。这条长达1600多公里，流寓8年的保护国宝的苦旅开始了。

中间船车交替，风雨侵袭，辗转浙南山区，经龙泉进入福建，穿过武夷山，再到江西、湖南，在长沙乘火车到贵州。这些图书馆里的书生护着书籍，跨越中国的华南和西南。《四库全书》先后在贵阳、重庆保存，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运回杭州。从1909年起，浙江图书馆一代代人守护这部国宝之书。

从1900年光绪26年杭州藏书楼的建立到今天，已经整整120年。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1949年5月后的中文报刊、中外文图书以及部分古籍，有很多别处找不到的书，这里都有藏本。浙图以藏书之丰富，迎接来自全国、全世界的读者学者。图书馆里的座位，每天走坐满了读者，现在每月进馆人次20万。

除了馆藏的古籍、报刊和图书，还有近170个数字数据库，涵盖自然、人文、农学医学、电子报刊、学位论文等数据库。比如有“民国图书数据库”，以“水浒传”为关键词，可以看到民国时出版的各种《水浒传》相关图书电子版。还有“民国报纸数据库”，可以检索民国的报纸资料。中国知网、超星这种常见的，就不必说了。

120年前图书馆以服务民众为初心、80年前图书馆以推行社会教育为己任，今天仍然没变120年前，在《浙江藏书楼碑记》中，有识之士希望民众文化水平，作为国力增强的基础，今天的浙江图书馆已经实现了。

如今，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和孤山馆舍都被列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名单，加上之前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嘉业藏书楼，合称“浙江图书馆旧址”。

展厅中看文献的老人

一座图书馆背后，是国家由弱到强的120年，其间，浙江人重文化的传统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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