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夏末，济慈的肺结核加重，医生确信济慈在英格兰无法熬过冬天，建议他去意大利。9月17日，在塞文的陪护下，济慈踏上了人生的终末之旅。

在那之前，济慈没有出过英伦三岛。他最长的一次旅行是与友人查尔斯·布朗一同徒步去往苏格兰，那是1818年6月末至8月初，济慈的大弟乔治已携妻移民美国，幼弟汤姆的结核病情一度稳定。在徒步中，济慈领略壮美的自然，拜谒人文胜地，写下《访彭斯墓》《咏阿丽沙巉岩》《写于本·尼维斯山巅》等十四行诗，并为稍后的创作积累了意象与感受素材。

依贝特所见，诗人济慈天才性的显露始于他22岁之后。1817年10月31日是济慈22岁的生日，早在这一年的3月3日，他的第一本诗集《诗集》出版，自4月开始写作的长达4000行的浪漫传奇《恩底弥翁》也写到了第四卷，接近完成。评论界有关《诗集》的反馈对济慈并不友好，因济慈曾受到李·亨特的提携，与后者政治立场对立的帮派评论者将矛头指向了初出茅庐的诗人。

贝特将“诗性天才”作为对济慈的核心关切。他注意到，作为诗人“创造力的试炼”与“意志力的行动”，《恩底弥翁》从写作、修订到出版，一年间济慈的思想与心智成长有了飞跃。在写给弟弟们和友人的信中，通过积极的自我批评，济慈确立了一些写诗“原则”，并以一个特殊的表达——“消极能力”思索了“美”与“真”的关系，进而探讨艺术中的“无我”（他对“天才非个人化”的兴趣及思考）理想，开启了触及诗歌最崇高目的等问题的深思。贝特认为，济慈22岁之后的这些思考显示了“他的思维水平（包括一年之后，他的表达水平）达到了只在最伟大作家身上常见的高度”。

1817年底至1819年9月，济慈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杰作，包括五大颂歌（即《赛吉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和《秋颂》，贝特认为《怠惰颂》水平较低，仅有传记价值），未完成的《海伯利安》与《海伯利安的覆亡》等。济慈的创造生命短促而璀璨，贝特将济慈作品批评与其思想倾向探讨相结合，细致地欣赏并揭示其辉煌的创造成果。

从整体层面的问题出发，对济慈天才性的关注之外，贝特还指出了济慈身处的，也是与他的同代诗人们共同面对的现代境遇：如何克服前人宏伟的成就施加于现代写作者身上的压力，即哈罗德·布鲁姆稍后提出并讨论的“影响的焦虑”问题。济慈慎重地选择自己的榜样，从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宾塞、查特顿到华兹华斯，他思考诗人如何做到“无我”“无个性”，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过程，而其中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人及其成就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可割裂。济慈发现，自己是且只能是一个现代诗人：他根本无法逃脱已经转向内心生活的诗歌。

济慈的思想成熟，体现在他对诗歌在他身处时代的作用与可能性的思考上，在前代诗人与对未来诗歌（他自己的努力方向）的构想之中，他“试图辨明方位”。

对传记作者来说，济慈的人生初年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在他8岁至14岁之间，父亲、外祖父和母亲相继离世，年事已高的外祖母将未成年的济慈兄妹四人委托给理查德·艾比，后者遂成为孩子们的主要监护人。济慈十七八岁至离世这段时间的生平状况的信息就丰富许多，特别是当济慈开始写作，结交了对他影响颇大的几位朋友后。《约翰·济慈传》尽可能地打开想象，描述了济慈父母亲年轻时代生活，推测济慈一家的生活图景，为其中人物的行为找出合理的动因。在对人物性格、济慈社交圈中各种关系的体察上，贝特显示了极强的洞察力，特别是对一些关键人物，包括济慈的友人李·亨特、雷诺兹一家、本杰明·罗伯特·海登、本杰明·贝利等。贝特对书中人物的性格分析赋予了这本传记一种极其生动、合理和复杂的情感与精神动能。

尤其是关于济慈的女友范妮·布劳恩的部分，因为济慈在去意大利之前烧毁了大部分书信，留存的仅是济慈写给范妮的信，以及济慈写信给友人时提及范妮的内容。济慈去世后，范妮被严重污名化，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及欠缺参考的研究者们把范妮想象成一位“狠心无情的卖俏女”。贝特串联各种文献，剖析人物心理，探查背后隐情，为范妮正名，将范妮还原为更贴近现实的形象。她个性活泼，同时也克制冷静，与济慈真诚相爱，是济慈病中最重要的精神依靠。

贝特还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济慈兄妹的财产受托人与监护人艾比对遗产的欺诈性侵吞，直接导致了济慈兄妹成长中的贫苦与艰辛。济慈选择弃医从文，虽然不时得到友人的接济，生活的拮据使其文学生涯更加坎坷，可以说，济慈是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的。贝特对济慈在少年时代转向文学的时机进行了一番不太确定的考察。济慈在母亲去世（1810年3月）后，性格发生了显著变化，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变得沉默，同时狂热地投入阅读。那个时刻或许正是济慈投身文学与诗歌的开端。

《约翰·济慈传》兼具学术与文学价值，贝特是哈佛大学A.金斯利·波特校级教授，很早开始研究济慈，他的本科毕业论文（1939年）就是关于济慈的。《约翰·济慈传》出版于1963年，于1964年荣获普利策奖、克里斯蒂安·高斯奖。这本书的影响深远，不仅在学术领域广受好评，而且也影响了年轻的诗人和作家。贝特认为，济慈因为早逝，不像更长寿的诗人有机会封存或处理掉自己的试笔之作，他留下的大多数显得磕磕绊绊的少作，可能会“吸引同行作家，使他们得到一种健康的心理宽慰”。而美国当代诗人简·肯庸（Jane Kenyon），曾写下她读到本书时，对济慈弥留之际的印象：

显然，我在匆忙中装了一本

错误的书：济慈死了，身子是支起的

为了能呼吸更多空气。塞文

将他的身体平放在床上，

从他的头上

剪下三绺湿鬈发。

          （《夜读济慈之死》，张慧君译）

在去世前的一两个星期，济慈告诉塞文，他不想在坟墓上留下名字，也不要墓志铭，只写上一句话：“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