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9年6月5日，毛坦厂中学，一年一度的高考欢送场面热烈且火爆，堪称大片儿。警车开道的一辆辆大巴车承载着近万家庭的希望。考上大学，被认为是这些这些孩子美好未来的先声，至少能够够得上一份体面的饭碗。一年一度的毛坦厂中学高考送行仪式毛坦厂中学...

2019年6月5日，毛坦厂中学，一年一度的高考欢送场面热烈且火爆，堪称大片儿。警车开道的一辆辆大巴车承载着近万家庭的希望。

考上大学，被认为是这些这些孩子美好未来的先声，至少能够够得上一份体面的饭碗。

一年一度的毛坦厂中学高考送行仪式

毛坦厂中学，这所建在安徽六安小乡镇上的中学，每年上万毕业生，高考本科上线率竟连续4年达到80%以上，就其高升学率来说，确实是一个神话，但同时也有人称之为“地狱”、“集中营”、“高考工厂”。

由于学校办学规模庞大，2013年高考出现数万家长送考场面，而备受社会。学校被称为“超级中学”，“亚洲最大高考工厂”。CCTV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高考》播出后，毛坦厂中学名声大噪，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毛坦厂中学及其复读中学金安中学每年参加高考人数都在一万人左右，而每次送考时节也都会有万余名家长和当地居民前来送考，毛坦厂镇的万人送考成为当地乃至安徽省内的一个“高考景观”。

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这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毛坦厂2019高考再创佳绩，本科达线人数超11000人，连续六年突破万人大关，600分以上146人，理科最高分701分，位列全省第5名，毛坦厂中学理科、文科本科达线率分别为95.5%、68.4%！一本上线率为66%。

从成绩来看，毛坦厂中学无疑是成功的，它让很多孩子改变了生命轨迹，走上了他们认为的能够改变命运的“正路”。

职场中的唯学历论一直被很多人批判为歧视，“统招本科”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很多公司的招聘底线，大一点的公司甚至要求非985、211的学生不要。著名网红、考研VIP导师张雪峰曾经在《演说家》里谈努力考进名人生的改变：世界五百强都告诉你学历不重要，但是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去招聘员工。

学历，一直是萦绕在无数学子和家长头上的魔咒，一定要考上大学才能有前途，考进一本，前途就会一片光明，如果能考进清华北大、复旦交大，那你的人生可能就此开挂。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批判“唯学历”论，因为我自身也是非常重视学历的，我也期望自己的孩子能考进名校，因为张雪峰在《演说家》里说的非常透彻：北上广这种中国超级城市，她所拥有的平台等级是绝对优于其他城市的。所以可想而知，如果你在北京的一所211、985上学，那么你接触的很可能就是这个领域的顶级导师，就算老师不是顶级的，但你有大把的机会去接触顶级。这在日后的工作上更是如此。

我们追求学历，一般认为学历与薪水呈正比关系，即学历越高，薪水越高。

有资料可查，2019年应届毕业生的期待薪资分布为：在6000至7999元之间占比32.39%，6000元至4000占比35.77%，4000元以内占比34.62%，几乎每个档次的都是各占三分之一。

1月21日，根据五八同城的《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薪资已达7750元，已经超过了行政、文员等都市白领岗位。

人民网近日的《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显示，2016年至今，中国快递员数量增加50%，总数量已经达到300万，平均工资在6200元左右。

国家统计局近日对外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亿人，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长6.8%，增速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农民工月均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

从数据可以透视，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其实不如外卖骑手，甚至不如农民工。

高学历不一定与高收入挂钩，赚钱与学历的关系已经不是强相关，但也会有人说，只有有了高学历，才具备职场晋升的资本，这一点没有错，但职场中能晋升到中高层的毕竟是少数人，大部分仍然会徘徊于基层工作，不然也不会有35岁职场危急一说。

这就代表学历与能力的关系要模糊很多，二者间更难以看到较高的相关性。谋求高学历的很多当事者，其自身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贴上标签，在择业中增添筹码。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个体很难幸免于外。在激烈的学历竞争中，这种困境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学习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比试。比试要公正，就无暇考虑实际工作的需求了。

2001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在103万左右。而在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820万。仅仅不到二十年间，中国大学毕业人数就翻了7倍之多。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世人惊叹！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用二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百度搜索关于应届本、硕毕业生的信息和数据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相对于高等学历教育，低等学历如高职高专毕业生的统计与报到则少之又少，只查到一则由麦可思研究院的《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2.1%，比2016届（91.5%）略高，近10年应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稳步上升，2017届高职高专就业率首次超过本科。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80.8%，“自主创业”的比例为3.8%，“受雇于半职工作”的是2.0%。

可见不论从政府机关还是社会机构再到普罗大众，人们更关心高学历者的情况，而对低学历者的度明显不够。

上大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网上有一篇文章，名叫《和中国高考生家长讲道理有多难》，其中列举了高考家长面对家有考生的压力做出的种种不理性的举动：

电梯运行可能妨碍孩子休息，停个电梯怎么啦？

深夜马桶冲水声音可能吓醒孩子，不让邻居深夜冲马桶怎么啦？

蛙鸣声可能给孩子添乱，为"静音"毒死小区青蛙怎么啦？

生理期可能影响孩子发挥，吃避孕药推迟生理期怎么啦？

机动车鸣笛可能干扰孩子考试，拦车封路暴力护考怎么啦？

艺术类女生露美腿香肩可能让孩子定不下心，要求分场考试怎么啦？

这种典型的焦躁症给家长自己也给别人带来巨大的烦恼。

而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又怎么样呢？

说起高考，可不只是亚洲才有的考试制度，但要论哪几个国家对高考的重视的程度，恐怕非中日韩莫属！

韩国的高考

韩国人口密度高，98%的学生完成高中教育后，其中75%会上大学，但只有2%能进入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等名校。可想而知，黄金行业如金融、法律、医生等都有“名校情结”，造成“文凭决定论”并不难理解。再看看新闻，韩国高考前规模浩大的社会动员、警车开道护送学生、长辈结伴去寺庙三跪九拜，和中国“天大地大，高考最大”的情况也并无二致。

韩国高考家长下跪祈祷

在韩国，高考被称为“考试地狱”，高考是影响韩国学生未来职业甚至婚姻前景的关键节点。

比中国更夸张的是，为了维持高考顺利进行，在高考那天，韩国的上班族会推迟1小时上班，股市也推迟开市、提前闭市；在英语听力考试时，有关部门还实行航空管制，所有飞机禁止起飞和降落，就连韩国的军队也全面停止战斗机飞行和射击等等军事训练。

日本的高考

在日本，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 ——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

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 竞争非常激烈。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高考这座独木桥这么难走，竞争压力这么大，其实有很多孩子本身就不适合高考，或者直白的说，就不喜欢死板的学习，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参照德国的分流制进行教育，而要“拿着枪”逼着他们上考场呢？

德国近代的教育制度始于1806年败给拿破仑后普鲁士邦的励精治。时任普鲁士教育厅长的洪堡与朝野上下的共识者一同开创了服务全体公民的义务教育。封建的等级传统，德国人的务实精神，导致了封建教育制度结束后，双轨制诞生了。双轨之一是与大学衔接的文科中学，之二是训练平民子弟的国民学校和职业学校。之后又演化为三轨制。

德国小学四年。四年后学生们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科中学。

主体中学。其前身为国民学校，是19世纪初叶为对社会中下层子弟实施普及教育而设立的。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学毕业生的88%进入这类中学。1964的《汉堡协定》将这类学校定名为“主体学校”，或曰“主体中学”(国内有些著作称之为“主要学校”)。1952年主体中学的学生占同龄德国学生的80%。或许这是当时称之为“主体”的由来。主体中学学制5年，即5~9年级。其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接受职业培训，没拿到主体中学的毕业证书是很难找到职业培训岗位的，而在德国没有经过职业培训是不能上岗的。换言之，“全部学徒工中的大部分人来自主体中学”。

实科中学。在《汉堡协议》统一名称前，常被称为“中间学校”，于主体中学和文科中学中间的学校。其功能也正在于中间性的桥梁作用，学生可进可退。“它向学生展示了双重的前景”,一方面毕业后可以接受职业数育，进入比主体中学毕业生归宿更好的专业学校和专业学院，另一方面成绩很好可以转入文科中学，谋求上大学。实科中学学制6年，即5-10年级，比主体中学多一年，可以使主体中学中有能力的同学，不失时机地转入实科中学，获取这里的毕业文凭。

文科中学。亦有人称此类中学为“完全中学”，这两个名称在德文中是一个单词。其学制9年，5~10年级是中学，11~13年级是高级中学。按照巴伐利亚州的规定:“文科中学生读完10年级后进行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进入文科中学高年级就读以直接入学，文科中学毕业生中直接入学率估计又上升到60%以上了。尽管随着德国教育体制的演化，三轨制改变了双轨制的弊端，不再是彼此封闭的，有了一些制度化的转轨通道，但是三类学校无疑有着各自的主要归宿。

德国的教育分轨制稳定供应高素质技术工人

很长时期，德国的学生就是在10岁时确定了受教育的学校，乃至终生的职业方向。但在现当代，这种制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认为如此大事通过一次考试来决定，似乎包含了过多的偶然性，更认为10岁决定终生太早了一点。于是1959年动议，1964年《汉堡协议》确定，5、6年级为观察和定向的阶段，就是说，将分流的门槛推迟两年，将分流的决定做得细致些。1973年联邦政府甚至表示要建立独立于学校类型的定向阶段。这一方案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它挤压了文科中学的完整的教育时间。

德国教育早期分流的根据是，多数人在10岁时已经表现出日后的潜力。早期分流的收获是可以缓解竞争，让潜力弱的人退出竞争，给潜力强的人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代价是，晚熟的人可能遭到淘汰。

任何制度都有自己的优劣，德国无疑是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以制造业立国的德国，之所以成功，依靠的就是大量的技术工人。这也是德国分流制教育的成功。中国的教育者也有提出要学习德国的三轨制教育，提升国民素质，但是最终都消寂于无声，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在此仅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聊起。

中国人没有什么明确的信仰，但是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情结”，传统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中看一下中国人的“学历”情结。

科举是帝制的基石。这样，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两种合法性虽长期共存，在合法之程度上难说等量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借陈胜、项羽之口道出的这两句话，既是秦末中国人某种价值观的反映，又深刻地影响着代代国人。不错，皇家血统高贵，是昔时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但皇权时时要靠武力捍卫，更透视出其合法性上的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科举功名合法性的程度显然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更迭，科举制贯穿1300年。就服膺程度论，它赢得了最广泛的拥护。顾颉刚说，它“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此话颇耐寻味。科举明明是帝王建立的，故其后半句隐含的意思似乎是，帝王会干涉他自己建立的制度，但他未干涉科举。前半句似无争议。寒门子弟借此跃然而上，拥护自不待言。而科举分明是皇权借以消除门阀垄断，贵族子弟偏偏也要跟风。清代旗人不考科举亦可做官。可是一些八旗子弟“因羡慕汉人的状元科第，便有人学着做(八股)，曾经乾隆禁止过，但还有偷着做的，后来才开了禁。”唐僖宗乾符年(公元875年)有敕令：

“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

以后这个观念深入人心，逐步演化为清代人所说的“正途"。其实当时从官的路径还有几种：军功、荫生(祖、父有功于国家,朝廷特命其子或孙为官)、捐纳，等等。为什么独独科举是“正途”呢?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张仲礼说:“异途’出身者……他们主要是先捐监生，然后捐得官职的。”“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为何军功不是正途？齐如山说：因为“军功有假的。统帅所保之人，自然有许多实在是有功劳的，但也有统帅的亲戚朋友下人等等，虽然未到战场，也可以夹杂保上。因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就被社会轻视了”。 荫生中无学识者甚多，故被鄙视。

科考现场

由上述可见，第一，正途在于国家重点看待；第二，或许是更重要的，民意以为那是正途，其支点是公正。这正是科举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由此可以得出，虽然科举已经被废，但是如何通过正途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地位，这种思想仍然根植于人心。高考虽然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但是其底层逻辑是“公平、公开、公正”，所以凭借高考获得“功名”就会被中国老百姓看的极端重要。作为反面，只有高职高专学历或者随后通过自考、成教、电大、函授、远程教育等方式获得大学学历，在老百姓眼中、在企业老总眼中就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因为感觉要么你能力差，要么是通过不公平手段“上位”，终究非“第一出身”。

教育的早期分流不可能被德国人垄断。德国人早期分流的特征在于其严格的制度化。与之对应的是“自然的分流”。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等级观念是德国人在二百年前能确立教育分流制的缘由。要在同期的美国建立这样的制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里没有阶级观念。但德国人的伟大，首先在于认清了分流必行后便任凭世风流转而固守这一原则；其次在于其令教育分流渐次走出了封建等级的阴影，转化为现代公民兴趣与才能的函数。而系列配套措施的建立，如两种类型的中等教育之间的通道，又如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的便利与技工阶层报酬的优厚，使其教育分流制精致、周全又历久不衰。

我们有着与德国人完全不同的历史与制度选择。自秦王政结束封建制，特别是自隋唐开创科举以后，中国社会拥有西方无法比拟的垂直流动的阶梯。我们至今没有德国那样的教育分流制度。但是在中国人漫长的科场博弈中,“分流”早就成为了家族的策略选择，且这一选择有极大的广泛性。因为考中举人和进士的超小概率，即令殷实之家也不会让其全部子弟扑向科举。又因秀才可以带给全家较好的尊严和地位，贫寒之家也会节衣缩食选出一个子弟敲科举之门。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形成了与德国近现代的“制度分流”相对应的“家庭分流”。二者异曲同工的是降低竟争的成本。中国当代教育中的竞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先人在漫长岁月中贯彻的“家庭分流”。

科举制度建立后的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家族兴衰迅速。于是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成为金科玉律。人才辈出的家族遂被推崇。

晚清曾国藩家族正是这样的楷模。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早年失于检点，三十余岁后立志回头。从此“终身未明而起”。带领耕夫们将家里小片农田开垦连接一体，种植水稻蔬菜，养猪养鱼。致富的同时建立了治家之道。《曾国藩家书》中脍炙人口的“早扫考宝书蔬渔猪”便是祖父治家的口头禅。发达后曾家的妇女都坚持纺纱、做衣、纳鞋。曾国藩父亲曾麟书(1790~1857)历经16次童试(考秀才之试，亦称乡考)失利，43岁(1822年)方考中秀才。自知天分有限，后不再应试，专心致力于培养其五子。日后子辈出外闯荡，他闭门栽培孙辈。

曾国藩(1811~1872),1833年(约22岁)考中秀才，翌年中举人,1838年(约27岁)第二次会试考中进士,入翰林。

曾国潢(1820-1886)，1845年与弟赴京，在兄督导下学习。1846年(约26岁)捐纳国子监监生。此后无意举业，回乡专心辅助父亲照料家务。曾短期助兄训练乡勇，父病归乡。父去世后全面主持家务。

曾国华(1822~1858)，曾童试失利，1846年(约23岁)捐纳国子监监生，后几次参加乡试(考举人)，均告失利。36岁时死于与太平军之战事。

曾国荃(18241890)，1847年(约23岁)考中秀才。秀才分三等：廪生、增生、附生。曾国荃1848年获科试一等，补为廪生。1854年选为优贡生。旋即发生的战事中断了曾国荃的科举之路。其日后的地位来自军功。

曾国葆(1828-1862)，1848年(约20岁)通过了童试的前两关县试和府试，但院试未过，厌倦科举。1851年勉强参加，再告失利。父兄均支持其选择，从此告别科举。后加入湘军，34岁病故军中。(以上参阅成晓军,2006)

曾国藩有两子。

长子曾纪泽(1839-1890)，在1850年咸丰登基时被恩封二品荫生，即不必经童试即可直接参加乡试。1859年(约20岁)乡试失利。曾纪泽非不通国学，且研习过天文、算学，粗通英文。在曾纪泽心生厌倦提出退出科场时，曾国藩慨然同意。

次子曾纪鸿(1848-1981)，于1862年(15岁)在湘乡童试的县试中获榜首，且从其日后参加乡试看，他应该是考取了生员的功名。以后1864年(16岁)、1867年、1870年三次乡试不中。1870年朝廷赐其“举人”。1872年祖父去世，同年几个月后他完成了《对数详解》(五卷)。1874年他推算出圆周率一百多位，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日后李约瑟给予高度评价。

从曾国藩家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清代以前，中国大家族制有明确的“教育分流制”，但随着“一孩儿制”的要求，这种分流自然消亡。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综上所述，瓦解“家庭分流”的原因简单之极：一户一孩儿，家庭成员教育上的分流从何谈起？即独子政策改变了人口生态，灭绝了传统的家庭分流。

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人口生态，从而改变了几乎每个父母的心态，每个子女的性格。地球上的所有两性繁殖的物种，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拥有超过其抚养能力的生育力。为什么自然选择筛选出这种特性，因为它降低了该物种灭绝的风险。

在现实中，多子女在完成着降低物种风险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功能：降低了父母对子女风险的担忧，他(她)们因此变得坦然、举重若轻。相反，如果他们心中总是怀有对风险的巨大恐惧，这心态必定全面地作用于他们对待子女的行为。他们将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有一堆鸡蛋，最愚笨的老太婆也会将之放入两个、三个篮子中，没有哪个篮子堪称最好,只有多个篮子才是最好。但如果只给老太婆一个篮子,她一定会挑选出那个更好一点的篮子。而如果将教育比作篮子,大学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认定的最好的篮子。他们只有一个鸡蛋，焉能不放入最好的篮子中。于是孩子的兴趣、能力、众多考生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后果，都不做考虑了。

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超高的风险感，统摄着中国的父母。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军，是他们规避风险的策略之一。这是生态使然的一种心态。人强不过形势，心态孕育于生态。

现在有很多人批判应试教育，呼吁素质教育，要求通过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解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应试教育是什么谁都明白，而素质教育是模糊的，其本身的模糊导致其目标和手段都不够清晰。多数素质教育的说法中都包括两个“全”，其一是面向全体学生，其二是全面促进学生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当然很好。但怎样面对，却未说及。素质教育的设计者说:“存在这种（即应试）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升学考试竞争过于激烈。”师资优劣是相对的。如果师资分为“优良中”三档的话，优等师资永远是不足的。

现行的全部课程覆盖得很宽阔，音乐、体育、美术并全。问题不是出在教育的设计，即“意识”的层面，而是发生在教育“实践”的层面上。中学的高二、高三年级，几乎是师生们共谋将音乐、体育、美术的课程淘汰掉。

素质教育提倡者以为，抓了德育、体育、美育，有助于克服应试的倾向。但是究竟是应试倾向导致了对德育、体育、美育的忽视，还是对后者的忽视导致了应试倾向？毫无疑问，不是对德育、体育、美育的忽视导致了应试倾向，因此也不是补足后者就能克服应试倾向。

在一个严酷竞争、激烈博弈的态势下。不是提倡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的。如果德育、体育、美育的副科不列入高考，就必然遭到轻视。而一旦列入，将立刻沦为“应试”的项目之一，丧失了“初心”。

你告诉他们你要考什么：考撑单杠，同学们就不会去练拉单杠；考田径，就不会去练游泳；考短跑，就不会去练中长跑。更严重的是，练习其实只是为了敲门。那个科目，那项游戏的内涵，是不入心的，不会成为兴趣的。考完即终结，过后便放弃。如此态势可以将一切学习异化，如此异化的学习可以颠覆一切考试。甚至于，从幼年就开始被如此造就的中国人，可以颠覆一切制度。天下哪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呢?

当前，唯学历论是不可能动摇的，要想进入大公司、大组织，谋求更高的职位和薪酬，首先就要提升自己的学历，因为这是他们筛选人才的的成本最低的方法。加之父辈、祖辈的观念，所以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无法缓解，只能愈演愈烈。

拿到了学历的高校毕业生，要到市场上去谋职。市场的特征是多元，即无数个买家。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多元化，加上工业化、技术化导致的对人才需求的增加，扑朔迷离，刺激同学们狂热且盲目地投入到竞争之中。最终当然要水落石出，很多人注定要失业，因为岗位的增长追赶不上考生和学历拥有者的增长。但即使是毕业即失业的信息，也不能如想象中那样有效地抑制教育的膨胀，很多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或预感找不到工作的人，去读研究生了，将择业的困难推到日后。

前期，有一篇名为《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刷屏，引发网友热议。

在文中，作者声情并茂地“描述”南京正在推进的减负政策的效果，并感慨：“也许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会成为一个活泼灵动、热爱生活、轻松愉悦、心智健康的学渣”“南京家长在快乐与痛苦的交织中，终于疯了”。“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在很长时间以来，这句看似调侃的话却成为了中国万千家庭的真实写照。为孩子减负，看起来明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家长们抵触这么大？

我在这篇文章下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医疗和教育领域是最难改革的两个领域，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孩子的适龄教育周期就那么一段，错过了或者失去了，是无法补救的，所以大多数人都“赌”不起，这就是家长们面对减负政策反弹如此之高的原因。应试教育仍是主流，高考仍是一座独木桥，企业招聘仍看重985、211。在这种大环境下，“减负”，请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