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维上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过程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过程。人类思维不仅具有共性,同时也必然具有个性,即民族性。在不同的民族中,尽管思维的内容大致相同,但由于思维的民族个性,在语言的表达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英汉两个民族对颜色的使用,就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汉语中的“红茶”在英语中为“black tea”, 我们汉民族称之为红茶是因为考虑到茶泡好后茶水的颜色是红的,而英语国家则认为那是用黑色的茶叶泡成的,所以称之为black tea。

又如在时间的先后概念上,英美人和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英语中back 指称过去的时间,而用forward 指称未来的时间,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用“前”指称过去的时间,用“后”指称未来的时间。唐代文学家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前”指过去,“后”指未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是面向着过去来区分时间的,而英美人是面向着未来来区分时间先后的,简单地来说,英语的back 和forward 相当于汉语的“前”和“后”,英汉民族对于时间坐标不同的思维方式,稍不注意往往会造成误译。

如:The verbs in hypothetical conditional clauses are backshifted, the past tense form being used for present and future time reference and the past perfective form for past time reference.(英语语法大全)

原译:假设条件分句中的动词是后移的,过去时形式用来指现在和将来时间,过去完成体形式用来指过去时间。原句中的backshifted,由于译者忽视了英美人在时间顺序表达上与中国人的思维差别,照词直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误译,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假设条件分句中的动词是前移的,过去时形式用来指现在和将来时间,过去完成体形式用来指过去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四面八方”地理方位的表达习惯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思维方式区别。例如在表达“四面”的顺序时,中国人习惯于先说横向方位名称,再说纵向方位名称,即先“东西”后“南北”;在涉及到纵向的两个方位时,中国人习惯于先说“南”,后说“北”,如“转战南北”;而英美人却与此相反,他们的习惯是“北南东西”。按照同样的思维习惯,“八方”中的另外四个方位名称,汉语中的“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英语中的表达方式应该分别是northeast, southeast, northwest 和southwest,这才符合英美人的表达习惯。

三、宗教信仰与历史典故对翻译的影响

许多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认为“God”(上帝)能创造一切,不过在多数中国人心里“盘古”才是将天与地分离的神人,他掌管着世间万物。“盘古”是汉语文化中特有的名称,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因为它是中华传说中的人物。“上帝”(God)和“天堂”(Heaven)代表着不同的事物,特别是“上帝”的概念充满了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色彩。虽然我们可以将英语“My God”翻译成“天哪”;法语的“Dieusoitloué”翻译成“谢天谢地”,但如果我们将汉语的“天”翻译成“God”或“Dieu”就十分不恰当了。特别是在翻译历史著作时,我们更不能随意地进行翻译,因为古代的中国还不了解“God”(上帝)的概念。否则西方人会误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了解由来已久呢。另一方面,汉文化中有佛教的喇嘛,以及神化中的“龙王”,这些都不属于西方文化。又例如,汉语和英语中都有“龙”(dragon)一字,但英汉民族对于“龙”的概念迥然不同。汉语中的“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代表一种气势磅礴的民族精神;而英语中的“dragon”却是“一条拖着长尾、满身长鳞、口中喷火、有双翼的巨大蜥螅,在《圣经》中dragon也总是代表邪恶和恐怖。

例如:Sometimes a person who presents himself as kind and gentle can in private turn out to be a dragon, who breathes fire. 有时,某人在公开场合,显得和蔼可亲,温文而雅,而在私下里却像个凶神恶煞。在该例中,如果将其直译为“喷烟吐火的龙”,则汉语读者由于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一定能准确理解其意,此处改换“龙”形,意译为“凶神恶煞”则言简意明、直截了当。

再看下面这个例子:他向来是惯叫农民来钻他的圈套的,真不料这回演了一套“请君入瓮”的把戏。(茅盾,《子夜》第八章)He had become so used to setting traps for peasants all these years that it came as rather a shock to him to find he had walked into a snare himself. “请君入瓮”出自《资治通鉴.唐纪》,“武则天命令来俊臣审问周兴,周兴还不知道。来俊臣假意问周兴“犯人不肯认罪怎么办?”周兴说:拿个大瓮,周围用炭火烤,把犯人装进去,什么事他会不承认呢?来俊臣叫人搬来一个大瓮,四面加火,对周兴说奉令审问老兄,请老兄入瓮!周兴吓得连忙磕头认罪。现喻指拿某人整治别人的办法来整治他本人。

翻译时对于这样有较为复杂背景的典故,一般情况下为使译文简洁通常都采用意译法,改换原典形象,以译语读者熟悉的具有相应词义的形象短语表达原典的语义,译句中“walk into a snare”与“请君入瓮”语义相当。在翻译作品中,采用这种译法的例子甚多,当然为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采用加注解释法也未尝不可。两种译法,各有利弊,这要由译者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四、地政治和社会生活对翻译的影响

社会学者认为语言、文化和所处的社会是不可分的。不同的国家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环境、生活经历和宗教文化而形成各自独特的语言特点。这也使语言披上了浓重的民族色彩。

请看下面的例子:Were if left to me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have a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s or newspapers without a government, I should not hesitate a moment to prefer the latter. (Thomas Jefferson, College English, Book 2)

杰弗逊是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在他看来,报纸是言论自由的代名词,因此本句中的newspaper 在翻译时不应拘泥于语符表层意义的对等或对应,而应根据有关历史常识,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语篇背景,注重译出其文化内涵意义;否则,如像有的教学参考书中译为“……要一个政府而不要报纸呢,还是应该有报纸而不要政府……”,则大多数的中国读者会由此感到迷惑:报纸不是由政府出版的吗?在美国报纸与政府怎么会对立起来呢?更重要的是,作为翻译,译者没有把杰弗逊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准确地表达出来。此句宜译为:我们是要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政府,还是只要无需政府管理的言论自由,如果让我决定,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英汉民族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日常生活中,英国人不论在乡村还是城市,见面时都喜欢谈天气,说“Good weather, isn’t it?”之类的话,这和当地气候密切相关,如伦敦就是个一日内天气多变的城市,后来逐渐演变成英美人的习惯见面语,并非真正关心天气如何,通常翻译成汉语的“你好啊!”。同样,在我国早有“民以食为天”这一大话题,因而吃饭问题也就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话题。人们见面时爱说“吃过了吗?”,在多数情况下,说话人并不十分关心别人是不是吃了饭,而只是一种见面语罢了。

五、结束语

从以上的翻译例句分析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要做好翻译必须考虑到文化因素,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到文化跨越比拥有双语能力来得更为重要。

近十年来,中西方文化不断地相遇和碰撞,也产生了一些文化融合。

如:英语Internet(英特网-互联网络),E-mail (伊美尔-电子邮件),Vitamin(维他命)等词均被汉语接受。但总体看来,中西文化之间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仍有许多文化因素不容忽视。

比如“汤圆”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食品,而西方人却没有这种食品,在英语中也没有相应的名称来表示。在汉英词典中,“汤圆”被翻译成“glutinous rice dumplings”,这一翻译仍然不准确,因为“glutinous rice dumplings”实际上是另外一种事物。

更为重要的是“汤圆”实际上象征着一种民俗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能聚在一起吃汤圆代表着合家团圆,因此在翻译汤圆时,不妨译成“tang yuan”即可。

总之,作为语际交流的翻译,决不能不顾问词语文化内涵的差异,而应细心注意将原语中蕴涵的各种文化因素与译语进行对比,以期达到原语和译语接受者之间引起相同的反映和共鸣,而熟谙英汉词语文化因素的差异是保证翻译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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