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成｜活色生香的文字 ——读《汪曾祺游记选集》

活色生香的文字

——读《汪曾祺游记选集》

李成

汪曾祺当然是以其不多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名于世的。但他的散文也着实写得好，虽然他曾自称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但这只兔子也确实很“肥”。汪曾祺的散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游记。这些游记具有汪曾祺散文的一切优点。因为游记必有一个所到的地方，一般都是人文名胜之区，风景秀丽之地，使作者的笔墨都有一个切实的落点；不仅此也，对于汪曾祺来说，更可以藉此发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及其见地。

试看收入这部“游记选集”第一篇的《天山行色》，他就分作“南山塔松”、“天池雪水”、“天山”、“伊犁闻鸠”等几个小标题完成。他并没有介绍什么时候、为什么到了天山，劈头一句不过说：“所谓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然后才补叙一笔：“乌鲁木齐附近，可游之处有二：一为南山，一为天池。凡到乌鲁木齐者，无不往。”一开始就把人带入现场不说，而且要直接面对天山一个个给人突出印象的风物。这种分标题式的游记文，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文人“笔记”，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这种手法当然不算新鲜，但运用得好，运用得生动活泼，甚至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当代无出汪曾祺其右。再如同一节文字写了“南山塔松”的特点后，作者写到“塔松带来了湿润，带来了一片雨意”，忽然来了一句：“树是雨。”三字一句，独立成段，不由让人一愣，只有细想才能理解。

一般的游记文字都是“物”在牵人走，然而在汪曾祺这里不是这样，他始终在牵着物走，是“物物”而“不为物物”。也就是说他从不被物所束缚，而是让“物”为“我”服务，可以让“物”任自己调遣，这是汪曾祺散文——特别是游记散文的制胜之处。在他的任何一篇游记文字（哪怕非常短小的）里，都是“意”在笔先，“意”贯穿每一个字句，且处处见“趣”——文字背后作者的个性情采、神态面目，这是何等的功夫。还以第一篇《天山行色》为例，在“伊犁河”一节，写到林则徐在其地的遗迹，中间忽然插入一段：“据记载：鼓楼前方第二巷，又名宽巷，是林的住处。我不禁向那个地方多看了几眼。林公则徐，您就是住在那里的呀？”尤其是这最后一问，可谓神来之笔，作者之情怀、之风趣跃然纸上。再往下，还写到清乾隆间，为了戍边，5000锡伯人从东北迁调到伊犁河谷，路上走了一年多，“一路上，这支队伍生下了三百个孩子！”仅仅一个“惊叹号”，意在言外，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着又通过想象，描叙这支队伍迁徙途中的热闹情景，继尔用上寥寥几字形成两个独立段落：“一年多。/三百个孩子。”感叹不已。这样的写法，似乎在古往今来的文章里都很少见，汪先生的文字确乎可以不朽矣！

当然，汪曾祺游记让人惊叹的不仅是笔法，他的知识、学养、阅历，更是让人低首。写云南的几篇最可看出他的阅历，因为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旅居云南七年。有许多游记，如《觅我游踪五十年》，就为我们展开了漫长的历史和风俗画卷。在这里，有风物，有人物，有民俗；世事沧桑，而此身犹在，让人感到烟云飘缈却又真切、实在不过。在这篇文字里，他写到自己及师友当时那有个性的生活是那么可亲可敬，叫人羡慕甚至不禁哑然失笑，如他写信给闻一多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先生回信说：“你也对我高射了一通。”同学吴纳孙贴在大门上的很有富贵气的春联：“人斗南唐金叶子，街飞北宋闹蛾儿。”朱德熙卖《字典》为作者解决早餐问题，有同学发现旧书店高价收购《辞源》，所以现买现卖……诸如此类，令人神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游记确实不同一般。正如编者在“编后记”里所说：“这些游记历史感与时代感紧密相融，时空穿越无碍，雅文化与民俗知识的长期积淀相互激发在这里得到并呈，有意的考证、追忆与无意的比较、联想，既有严肃庄重，又有天真浪漫，生动而诙谐，总之是浑然一体，活色生香，丰腴适度，密度适中，可谓是色、香、味俱佳的盛宴……”又说“在其背后见到的是文化的力量。”其实何止此也，也得益于作者观察之细。在短文《香港的鸟》里有一段生动的文字不可不读，他在介绍香港人遛鸟与北京人遛鸟之不同（还有鸟儿、鸟笼等也不同）之后，突然来了一句：“我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禁自笑。”

读到这里，我也不禁发笑。两代作家注意点之不同，洞然可见。然而新潮作家不愿注意的琐屑之物，却成就了像汪曾祺这样深深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其实，汪也接受过西方影响）和那一篇篇流传人口的活色生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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