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民间社会，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颇为普遍，从老北京的街巷口到西南边陲的羌族居住区，都能看到“泰山石敢当”刻石。由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与刺激，这一信仰习俗在近代传承过程中，既遭遇新知识人的批判和地方政府的查禁，又得到学界的关注，还被演绎为保障民生、激励抗战精神的文化符号。

　　泰山石敢当的“石将军”化

　　泰山石敢当，是元明以降民间用于镇宅避邪的一种信仰习俗。其以神格化的石敢当为信仰对象，融合了泰山神话、巫术传统、风水观念与灵石崇拜等多种文化因素。“石敢当”三字最早见于汉代蒙学读物《急就章》，唐以后逐渐成为民间信仰的神灵。元明时期，民间已出现披甲将军形象的石敢当造像。至晚在元代，民众开始在“石敢当”名号前加“泰山”二字。明时泰山一带的民众在泰山石敢当信仰的基础上演绎出“石大夫”信仰，将石敢当称为“石大夫”、“石婆婆”或“石人老爷”，又赋予其治病驱魔的功能。这一地区的泰山石敢当造像不仅有武士，还有文官、妇人、瑞兽冠顶等形象。清时泰山石敢当信仰遍及全国多数地方，甚至远播到琉球、日本等地。

　　晚清时期，民间信仰中的泰山石敢当是体现风水、神灵观念的“石将军”。《申报》称，民众盲从风水之说，常常在墙基处立石，并 “大书深刻‘石敢当’三字”，或者“刻人形，尊其名曰‘将军’”。在台湾民众心中，泰山石敢当是“古之勇士，可以杀鬼”。从现存的拓片看，当时泰山民间仍不时出现风格别致的泰山石敢当造像。应当说，神灵化的泰山石敢当是民众应对日常生活问题的一种手段，他们用石敢当的“将军”形象来体现泰山精神的正义与强大，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保护神。辛亥革命后，虽然东岳泰山不见于国家祀典，但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仍一直延续。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漳州的书厅村下尾李社于1916年在农田中央立了一通高约3米的“泰山石敢当”造像碑，其造型独特，似有将泰山石敢当与汉代李广将军融为一体的观念。

　　石敢当信仰遭遇批判与查禁

　　近代海通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与西方科学、文明等观念的引进，作为民间文化的泰山石敢当信仰遭到知识界的批判。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急于改变民众的多神信仰习俗，提出“立行罢废”民间的石敢当信仰。庚子国变后，一些新知识人将义和团之祸归咎于民间的鬼神信仰，认为包括泰山石敢当在内的信仰习俗是阻碍文明进步的“迷信”活动，进而倡言将其全部破除。民国知识界延续了清末新知识人对待鬼神信仰的激进态度，在破除“迷信”的名义下，对泰山石敢当信仰力加批判。1914年，一则《石敢当铭》云：“大门之左墙之阴，赖汝御邪直到今。民国谁复迷信深，汝仍不识时务立森森，主人见汝怒不禁。”这些批评只是在舆论上将泰山石敢当信仰视为与“科学”对立的“迷信”，却很少进行学理上的探究。事实上，民众并非完全迷信泰山石敢当，不过借其作一种精神安慰，而这些新知识人高估了该信仰中的“迷信”成分及其负面作用，并没有认识到其对于民众生活的实际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开始推行破除迷信运动。由于政府在破除迷信运动中采取了激进手段，民间的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逐渐衰落。面对知识界的批判与政府的强力查禁，民众无力辩解与抵制，也不敢再公开为泰山石敢当造像，但在心中依然为其保留着神位。

　　学界对泰山石敢当信仰的探讨

　　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破除迷信运动之时，学界开始关注泰山石敢当信仰。1929年，民俗学者邓尔雅、樊演等人在《民俗》期刊上连续讨论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王成竹则特地介绍了闽南地区泰山石敢当石碑的形制及其特色。1940年12月，顾颉刚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信函称，石敢当“这种小玩意儿也值得注意”。应当说，民国时期民俗学界对泰山石敢当信仰的探讨尚在起步阶段。

　　一些历史学者对泰山石敢当信仰的源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1929年，郭沫若在《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一文中提出，“泰山石敢当”信仰与春秋时期的“社稷”、“田祖”观念有相通之处。此后，有学者提出，在“石敢当”前面冠以“泰山”的风俗始于山东。胡嘉烓解释称，在“石敢当”前面加“泰山”二字，是因为古人认为“泰山最高，神明居之”，而“泰山之石，足可压倒一切”。孙作云认为，神灵化的石敢当是饕餮的“变形”；“泰山石敢当”之名源于“古人以泰山为鬼府，泰山可治鬼之迷信，故名之曰‘泰山石’，用以恐吓鬼物”。此外，卫聚贤认为泰山石敢当信仰与狗有关，“是由狗的崇拜而来”。民国学界的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泰山石敢当文化，而且为后世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泰山石敢当精神与民族抗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军侵华造成的民族灭亡危机下，一些胸怀民族大义者开始重构泰山石敢当的文化意蕴。1933年初，易君左在《江苏教育》上撰文，提议“定泰山为国山”，“用泰山的精神消灭富士山之魔影”；同时提出，“泰山石敢当”意在表示“泰山为生民生活之保障”。这一主张将民间信仰的“泰山石敢当”转换为国家在民生问题上的政治担当意识。为激扬民族抗战精神，高龙生在1938年的《抗战画刊》上发表图画《泰山石敢当 勇士敌难冲》，将泰山石敢当绘成一位英勇抗日的战士形象。1942年夏，缅甸境内的一些中国士兵于阿佤山建立抗日游击队，并在云南孟定尖山上刻下“泰山敢当”等字，以鼓舞士气。广东东山培正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借助石敢当的精神激励民族抗战，该会刊物《培正青年》上的一篇文章称：十字架与石敢当“一样地荣耀”；在“外族异邦底侵凌，社会和经济底压迫”下，人类必须互相扶持，“负起十字架或石敢当，一步一步地走着很长的路”。经过上述新认识人、远征军将士与基督宗教社团的重构，泰山石敢当在一定程度上被演绎成寓意在民族抗战、民生保障上敢于担当的精神符号，同时丰富了泰山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文化意蕴。

　　21世纪以来，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05年12月，这一信仰习俗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向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山东代表团表示，希望山东勇做“泰山石敢当”，攻坚克难、奋勇前行，努力在改革发展上为全国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无疑是对近代泰山石敢当精神的新发扬。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泰山石敢当造像与研究”（15BWYJ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