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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其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实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

中华历史的局部缩影

早在上古时期，泰山便是重要部落的聚居地，尧舜时期已将岱宗作为巡狩四方（四岳）的首巡之地。周代立国后，在大一统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将天下九州各确定一座名山为其镇山，其中所定兖州的镇山便是泰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泰山作为中国名山的代表，在大一统王朝中首度得到确认，从一州之镇开始升格为九州之望。

我们现在熟知的五岳制度定型于西汉。汉朝帝王极力利用五岳来增重君权，使五岳地位日趋重要。汉武帝前后八次封禅泰山，崇祀之隆，超越嬴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使泰山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四岳之上。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山川崇祀制度，列祀典之首者，尊之为“宗山”。泰山自秦汉时成为“宗山”后，除去个别时段（如武周）外，基本都延续着这一地位。如唐高宗、唐玄宗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玄宗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继而又在御制《纪泰山铭》中，申述了泰山“五岳之伯”的首山之位。宋真宗出于政治需要，在位期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告成之后，先后加封泰山神为王、为帝，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明孝宗在御制《东岳庙碑》中礼赞泰山为“群岳之长”，称其“寿我胤祚，光我化甄”，再次昭示了泰山为大明之“宗山”。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许多学者认为，泰山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被封建统治者所神化，但就其本质而论，却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丰富内涵。易君左、老舍等人还曾提倡“定泰山为国山”，藉以“恢复已失去之民族自信力，唤回将散而未散之国魂，惊醒国民醉生梦死之迷梦，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从“镇山”、“岳山”、“宗山”，直到拟议“国山”，其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实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

中华民族的发展印记

回溯历史，泰山崇拜最早兴起于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人部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的“日火山”陶文图案，被确认为东夷大山崇拜的标志。中原主体民族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演进，至春秋初期，便正式以“华夏”这个名称现身于历史舞台。列国争霸，诸侯相斫，促成了民族大迁徙和大杂居。借助民族融合的高潮，泰山信仰的影响也继续扩大。

随着秦统一战争的推进，华夏族先后融合戎、狄、楚、越、巴蜀各族，发展成新的民族共同体。由于秦王朝的祖根嬴秦部族（属东夷一系）源起于泰山，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选定泰山作为大一统王朝封禅告天的圣山。于是泰山由一座中原民族的族山，一跃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的族山。此后的两汉将各民族的大一统推向新的阶段，华夏族也演变成汉民族，而泰山作为民族之山的地位迄未动摇。

元明清三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泰山信仰开始走出中原一域，来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根发芽。源于泰山灵石崇拜的“泰山石敢当”信仰，也在明清时期盛行于南北少数民族村寨。据民俗学家调查，在云南彝族、傣族、四川羌族、贵州苗族、西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大量的石敢当遗存，可见其信仰的覆盖面非常广阔。

从上述泰山信仰在中国各民族中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泰山信仰与中华民族形成及民族文化融合息息相关，其影响早已从汉族一族，延伸至众多少数民族之中，泰山也因为体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而成为“万族共瞻”的中华民族之山。

中华信仰的神圣交集

中国传统信仰以儒、释、道影响最大，“三教”虽各有其标举的神山圣山，却也有共同认可的神圣山岳，这就是泰山。它是儒家的“圣山”，道家（道教）的“仙山”，释家（佛教）的“灵山”。

孔子与泰山，儒家文化与泰山文化，有着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的至高无上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儒家另一位圣哲孟子，人们称他有“泰山气象”，认为孟子的人格精神富有泰山的岩岩之势。如今在邹城孟庙之中，还有一座石牌坊，上面书写着“泰山气象”四个大字，用的正是这一典故。反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也反哺、滋养了泰山文化，使儒学成为泰山的文化“底色”，泰山也由此成为儒学中的圣山。

泰山被纳入道教信仰，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方仙道活动。方仙道兴起于齐地，而落处齐地的泰山被认为具有主生主死的“功能”，因此众多方士都把泰山鼓吹为仙人之山。魏晋南北朝时，随着道教“清整”，名山信仰在教义中日渐突出，名山被视为传授道书及炼丹之地。此时，泰山也被正式纳入确定后的道教名山体系之中。

宋代之后，道教之泰山信仰与国家之泰山信仰日渐融为一体。元明时期王朝致祭泰山的祀典多由道士代行，上下岳庙也均为道士主持。道教逐渐成为泰山宗教的主体，而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等泰山神祇也都被拉入到道教的神仙系统中来。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对泰山的尊崇源于一段有趣的文化“对译”。佛教教义有一项重要内容——地狱观念，其名在梵文中写作“捺落迦”、“泥犁”或“无间”，来自安息国的高僧安世高与来自康居国的高僧康僧在翻译《六度集经》等释典时，用“太山”、“太山狱”、“太山地狱”来译写梵文的“捺落迦”与“泥犁”。此一对译后来为其他佛经翻译家所采纳，大大增加了泰山在佛教中的地位，成为佛教威严神秘的“灵魂之山”。

一山同时被“三教”所尊崇，这在中国山岳中确是十分罕见的。也正是泰山本身所体现的“宗教兼容性”，使其具有超越任何一种宗教范围的广泛影响力。

中外文化的交流重镇

泰山与世界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当时就有来自“安息”（今伊朗）等国使节随行。随着唐宋时期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到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在唐高宗、唐玄宗两次封禅活动中，都有日本、高丽、印度等数十邦国的使节与会。在宋真宗封禅时，更增添来自阿拉伯半岛与东南亚印尼等国的商人队伍。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国外僧众远涉关山，前来泰山弘传佛法。东晋时印度高僧是东晋时来华的佛驮跋陀罗，曾在泰山以北的长清境内建云禅寺；南北朝时古印度罽宾国王子求那跋摩在泰山北麓的人头山建衔草寺；唐代日本高僧圆仁将泰山神信仰传入日本；明代朝鲜高僧满空，登泰山，遍访古刹，重建了泰山竹林寺、普照寺，使荒废颓败的古寺重焕光彩。

随着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泰山的名字更传遍了西方。近代以后，大批的欧美人士奔赴泰山，访古览胜，并对泰山文化从不同角度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如俄国阿列克谢耶夫详细调查了泰山各地的名胜、石刻以及民俗，并在《1907年中国行纪》中作了细致的叙述。泰山沙畹所著《泰山：中国人的信仰》书中对泰山宗教、民俗文化作了深入解析，在西方世界有些极大的影响。德国李希霍芬对泰山地质、矿藏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德国蒂斯佩《泰山及其国家祀典》，是第一本由外国学者撰写的泰山专著。被称作“世界公民”的卫礼贤，在所著《中国心灵》中称泰山是“中国的奥林匹斯山”。美国旅行家盖洛在所著《中国五岳》中以“青色山岳”为题，对泰山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了比较论说。以上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中华精神的集中体现

泰山与中国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心理的形成息息相关，泰山文化是中华民族心理的结晶、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其山之精神特征——如博大、宽容、安定、崇高，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若举其荦荦大端，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身凌绝顶”的攀登意志：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激发了人们登攀向上的渴求。有人说：泰山之壮美，尽在攀登中。正是在不断攀援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通过攀登的感受，促使人们努力进取，自强不息。对此，古今哲人都有大量的论述，精辟地揭示了这一主旨。“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由于泰山给人以浑厚、稳重的视觉感受，在古人“君子比德”的思维下，泰山就成为某种高尚人格的象征。汉代史家司马迁便振聋发聩地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一譬喻，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献身。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又引申此义，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赋予 “重于泰山”以时代精神。“不让土壤”的博大胸怀：泰山文化在形成中，广泛吸纳了各区域、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其文化特征呈现多元色彩，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兼容的一面。秦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论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正是对这一文化特色的生动隐括。类似的表述还有《韩诗外传》中的“泰山不让砾石”，清郑世元的“泰山不自高，因丘垤以形”，元徐世隆的“泰山元不让微尘”，都高度礼赞了泰山包含万物、博大虚怀的气象。“捧日擎天”的光明追求：登临泰山，最为激动人心的莫过于那雄浑澎湃的日出奇观了，她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至于形之梦寐、牵之诗魂。对泰山日出的无比崇拜，正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意识的集中体现。西方人在泰山之巅也同样感受到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官员马约尔也曾感叹：“每当在泰山上看到日出时，就感到一种新的活力，感到新的生活正在开始。太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东方升起，使我感受到泰山精神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泰山精神正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泰山“雄重盘礴”（元好问语）的山体，自古以来就是稳定安宁的象征。“盖‘泰’之一字，除训为‘大’外，尚训‘安’也”（易君左等《定泰山为国山刍议》页9）。人们便很自然地将泰山与国家、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汉代淮南王刘安便有“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之说。国家的安定，宛若泰山被结物的大绳所固定一样（牢不可移）。从此泰山成为体现“国泰民安”此一民族价值观念的最佳载体。泰山之下所置州府，均循此意而命名为“泰安”，泰山极顶也由此而得名“太平”。大观峰上的“与国咸宁”、“与国同安”、“斯山之固，国家柱石”及丈人峰上的“国泰民安”等题刻，都正切中泰山文化的这一精髓。

因此，泰山已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诚如论者所云：“泰山之德性，实与吾国民族精神及固有文化完全吻合。”（易君左等《定泰山为国山刍议》）“确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者，舍泰山而外，将何所求！”（同上）

撰文：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 周郢

摄影：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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