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相对于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等，唐代波斯人来华可谓海陆并重，东南沿海一带也是他们活跃的地区，这一批人多为波斯商贾，在唐代沿海地区商业发展及海上贸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公元6世纪至9世纪，波斯舶横行于从波斯湾至中国南海之间海面上，而中国的船只8世纪前后也直航至波斯湾什罗夫、巴士拉一带，促进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大的发展。继之而起的阿拉伯人等在唐宋元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上举足轻重，与早期波斯商胡的努力和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关 键 词：波斯商贾/海上丝绸之路

　　标题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古中国与波斯文明”(15XZS013)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14ZDB031)子课题“丝绸之路民族与宗教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香，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有唐一代，中西交通大开，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顶峰，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量的西域及中西亚等地的胡人来到中国，如粟特人、波斯人、西域诸国人等，学界对此给予较多关注。①但对于波斯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尚有探讨空间。其实相对于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等，波斯人来华可谓海陆并重，一方面以长安、洛阳等地为集中，多为波斯流亡政权的王族余裔、贵族、大商人、僧侣等；另一方面，东南沿海一带也是他们活跃的地区，这一批人多为波斯商贾，在唐代沿海地区商业发展及海上贸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唐代活跃于沿海一带的波斯商贾

　　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西尔一世(Ardashir I)杀死了帕提亚(Pathia，即安息)王阿尔达汪五世(Ardavan V)，宣称自己是帕提亚的统治者，攻占了其首都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波斯萨珊王朝。此后直到公元651年波斯末代主伊嗣俟被大食所灭，萨珊王朝从此灭亡为止，这个王朝存在了四个多世纪，时间上也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时期。在这段时期波斯帝国与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和交往，有不少波斯人循着陆、海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有唐一代是波斯人来华高峰，有相当一批是作为使节、官员等来到长安、洛阳等地。高宗时期，又有波斯流亡政权的王室余裔等一批人来到长安、洛阳等地。此外，来自波斯一带的大商贾等也活跃于两京。不过波斯商人的足迹并没有停留在此，随着唐代海上交通的畅通及南方经济的发展，在江南等地也聚集不少胡商，这些人主要是循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扬州、广州等地是胡商的聚居地，其中有不少为波斯商贾。

　　扬州即隋代江都城，唐为扬州城，是中晚唐时期发展起来的南方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称。其地处南北要冲，扼大运河咽喉，同时也处于长江出海口，有着适宜于海运的条件，是连接海外与中国内地的交通枢纽。从扬州向南可直达杭州，向北直达洛阳和长安两京。因而这里集聚了大量的中外商人，以波斯为代表的胡商不在少数。

　　关于扬州胡商，杜甫有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②可知扬州一带是当时商胡通商之地。“商胡离别下扬州”，大概是胡商航海至广州，然后自广州东下扬州，显然扬州一带胡人多来自海路。另据《旧唐书·田神功传》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宋州刺史刘展叛乱，青齐节度使邓景山进剿不利，引平卢节度使田神功讨叛，“(田神功)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略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③可知扬州一带确实聚集不少商胡，从“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可知，这些商胡中波斯商人应不在少数。

　　2015年扬州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唐代波斯人的墓志，题为《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该墓志据说是2004年在扬州古运河畔南宋普哈丁墓园南侧发现的。据墓志载：“世钦颖土。府君父名罗呼禄，府君称摩呼禄……望郡陇西，贯波斯国人也……舟航赴此，卜宅安居。唯唯修身，堪为国宝……于大和九年(835)二月十六日，殁于唐扬州江阳县文教坊之私第，时七十有五矣”。④该墓志是扬州发现唐代有姓名可考第一位波斯人。从墓主人父亲及其本人所称的“罗呼禄”、“摩呼禄”上看，其汉化并不深，但其使用汉文墓志，碑额题为“李府君”，又谓“世钦颖士”，应是来华大概有两代了，李府君当为改姓。至于其身份，既是“舟航赴此，卜宅安居”，也应是晚唐时期自海路来华的波斯商胡。墓主人父为“罗呼禄”，其本人名“摩呼禄”，志文中亦记载其夫人为穆氏，“摩”、“穆”相通，《隋书》云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⑤乌浒河即阿姆河，所谓安息故地也即萨珊波斯的一部分，其地应为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因而摩呼禄一家应是来自中亚木鹿一带的波斯人。有学者指出这个呼禄可能是法号，也就是摩尼教呼禄法师的呼禄，证明了呼禄是源自波斯语。⑥从“贯波斯国人”可知，尽管波斯在唐初既已亡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波斯湾及其周边领地仍保留其称号，仍以波斯人自居。从志文中可看出李府君婚姻仍属胡姓之间的联姻，摩呼禄家族应是晚唐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来华的波斯人。

　　此外在《太平广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扬州胡人识宝鉴宝的传奇，如《李勉》条载：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今扬州)。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焉，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瘗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述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瘗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⑦

　　《太平广记》虽为笔记小说，故事背景的取材是真实的，李勉故事反映了唐代江南地区波斯商人善藏宝识宝的背景。

　　《太平广记》中亦记载扬州有波斯店，如“卢李二生”条记载：“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⑧笔记小说里所提到的波斯店，应该和唐代长安的波斯邸一样，属于西域商胡聚集及贸易之所，说明扬州是西域波斯等地胡人聚居之地。有学者研究认为扬州作为中晚唐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是一个聚集了包括粟特、波斯商人和普通移民在内的大量异国人士的国际贸易都会，⑨这些人应该主要泛海而来。

　　唐代波斯胡商所活跃的另一个大都市是广州。广州作为南中国海的重要口岸，是波斯、阿拉伯、南海等地商人泛海而来首先停泊的口岸，也是当时海外各国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因而作为海上贸易的中心，这里亦成为胡人聚集之地，自海路来华波斯等国胡人应该不会少。广州附近的南海上到处停泊的波斯船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前往印度取经的义净和尚“忽遇龚州刺史冯孝诠，随至广府(广州)”，欲取海路前往天竺等，在此便“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⑩也就是从广州搭返程的波斯舶起程前往室利佛逝(印尼苏门答腊)及印度等地，此处的波斯舶主应是泛海而来波斯、阿拉伯商胡等。开元天宝时期更多波斯人来华，据史载，天宝七载(748)，鉴真至广州时，见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1)可知当时广州是前往南中国海及印度、波斯湾等地的重要港口。波斯舶的盛行，显然与唐代中晚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波斯、大食等国人更多地选择海路来到中国有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亦载：波斯“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狮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12)

　　广州波斯等商胡人数之多，笔记小说中亦有反映。据《太平广记》记载广州亦有波斯邸，如贞元中，“有崔炜者……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13)广州、扬州等地出现的波斯邸说明了广州、扬州等地亦是西胡聚居买卖之地，其人数得达到一定规模、成一定气候才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又据《资治通鉴》载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踰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4)肃宗时在广州出现大食人、波斯人围城现象，足见其人数之多，可以到反抗地方当局，劫掠城市的程度。至于为何出现大食、波斯等围城的情况，应该和当时广州地方官对外商盘剥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极有可能是贸易纠纷升级为贸易冲突，进而演变成兵戎相见的军事冲突。(15)这里的地方官显然参与到了当时有关市舶利益纷争之中了。

　　据史载，至迟从玄宗开元二年(714)为始，唐在广州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并派遣市舶使，管理广州与南海诸国间的贸易事务，主要是征购官府所需商品，并对商舶征收“舶脚”，即进口货物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有时市舶使由岭南地方官兼任，有时以宦官充任。从开元年间至唐末，有名可考的市舶使就有不下十位。(16)据《旧唐书·玄宗纪上》载开元二年(714)：“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17)周庆立为岭南豪族，以右威卫中郎将任市舶使。周庆立在职时，与波斯僧广造奇巧以进内，此波斯僧大概也是泛海来华的波斯胡商或胡僧，广造奇巧，显然是打算以奇巧之技取睐皇帝，从而为传教或经商取得便利，进而北上长安。

　　鉴于市舶使等职获利甚丰，有不少市舶官员借职务之便，巧取豪夺，从中渔利。《文苑英华》载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正贯)神道碑》云，提到韦正贯(784-851)于大中年间任岭南节度使时：“先是海外蕃贾羸犀象贝珠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赏之，至者见欺，来者殆绝。公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18)长安县博物馆藏《韦正贯墓志》亦载韦公“未几，有南海之命，是郡饶山海之货，渔盐之利，俗多迁徙，故庸调薄而征配重，积习为然，人益用窘。公下车访贪暴之吏绳之，省其役事之不急者，里胥州卒非额内者悉罢去。波斯诃陵诸国，其犀象海物到岸，皆先藉其尤者，而市舶使以布帛不中度者酬之，公理一削其事，问其所便以给焉”。(19)韦正贯神道碑及墓志所提及的“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赏之”，“皆先藉其尤者，而市舶使以布帛不中度者酬之”等可以看出，岭南节度使及其属僚常因职务便利，盘剥蕃舶，令蕃商苦不堪言。另据由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所撰《中国印度见闻录》载，唐末皇帝派往广州选购舶来品的宦官强取呼罗珊(Khurasan)商人的象牙等物，商人上京告御状，结果那位宦官被革去“管理宝物的职务”。(20)由此可见，海关市舶等官员渔利海商已是常态，因而前述肃宗乾元年间大食、波斯人包围广州城事件也就不奇怪了。而韦正贯任职期间，因平正公允，不以权谋私而在其神道碑及墓志中大书特书。

　　《韦正贯墓志》里面提到“波斯、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诸国”，显然他们是海上贸易的主导者，所携犀象海物等，大概也为转贩之物。由此可知唐代中后期的广州，珍货辐辏，是海上贸易的中心，其中波斯商胡的转贩贸易及泛海技能尤引人注目。虽然萨珊波斯帝国在七世纪中叶被大食(阿拉伯)所灭，但波斯商胡依然活跃于陆海丝路沿线，尤其是唐代中后期，与东方的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的首选，随着大食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更多地与大食一道参与东方的海上贸易。

　　本文重点探讨了中晚唐在扬州、广州活动波斯人的活动，鉴于沿海港口众多，且波斯、阿拉伯商胡又极为活跃，不排除像明州、杭州、苏州等地亦有波斯胡商的足迹，但相关材料记载匮乏，我们暂存疑。

　　由以上分析可知，唐代波斯人来华主要来自陆海两路。经陆上丝绸之路来华的商胡主要集中在两京地区，尤以长安为集中，充分显示了唐代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这其中既有波斯皇族、贵族及官员，亦有波斯景教、祆教僧侣及广大的商胡，波斯胡人经营的店肆已成为长安市场的地标及招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而沿海一带则是在中晚唐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活跃起来的商人们，这里更多的一些泛海而来的波斯商胡，他们人数之多，大概超过唐代自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波斯胡人，且颇具气候，在扬州、广州等地都能看见具有特色的波斯店或波斯邸，其独特文化及影响波及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