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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锐韧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摘要：WASP文化的中心是在信仰（上帝）与利益（黄金）之间寻找平衡，他们有一种独特的应对挑战的应变能力。他们统治世界400年了，他们还能再统治400年吗？想知道这个答案的人，需要再活400年。

“金发姑娘”原本是英国作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童话故事《三只小熊》里的人物，经济学家用这个语词形容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体，有些人文社会学家则用这个概念形容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他们心中，英国和美国就是三百多年世界历史中的金发姑娘[1]。

盎格鲁撒克森人通常是指公元五世纪初至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与南部的民族集合，他们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后来人们将其视为英格兰主体民族。北美大陆的开创者是英国移民和流亡者，英美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记忆，又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体，有人称之为“盎格鲁-美国文化”或“英语文化”[2]，这样盎格鲁撒克森就从一个种族概念转变为一个文化概念，商业、英语、民主政治制度和基督教共同构建了这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这一文化有一个更精确的界定即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森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它是西方文明中最强势的一支，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支，几乎等同于西方文明。

自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英国议会制和新教制，WASP在历次主要国际冲突中都是最终胜利者：奥格斯堡同盟战争[3]、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七年战争[4]、反法同盟战[5]、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等。在政治制度上，他们发明了君主立宪、成文宪法、三权分立、联邦制、宪法对公民权的保护等；他们是工业革命及其他历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发轫者……反对者认为他们冷酷无情、凶险残暴、粗野无礼，例如法国人认为当年英法百年对抗就是残酷的、攫取钱财、重视海洋和商业的迦太基[6]和虔诚的、以土地为基础和文明的罗马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他们令他们的反对者患上了“恐WASP症”。

米德的《上帝与黄金》揭示了WASP这个金发姑娘的最大秘密：她周旋于在理想主义（价值观，即“上帝”）与现实主义（利益，即“黄金”）之间，她永远能寻找到最好的平衡。

（一）

WASP文化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强势的文化，WASP是塑造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这是无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人类历史上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鼎盛时的罗马帝国即“罗马治下的和平”或“罗马治下的世界”。

四百年来，人们持续讨论英语国家崛起的缘由，特别是他们如何得以建立起现代世界秩序。有人归之为独特的地理因素[7]，这让他们的安全局势简单，他们可以灵活地进退；有人归之为海洋文明因素[8]，过去四百年历史就是海权转移史，从U·P（荷兰联合省）到U·K（合众国）到U·S（美国）；有人归之为新教，新教徒勤奋、理性与节俭；有人归之于其同盟策略与战争能力，他们总是能结盟盟友以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有人归之于其普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能激励他们自己，更能让他们拥有道德制高点；有人归之于他们热爱自由、尊重个人权利的古老传统；有人归之于他们的法制精神与法制传统；有人归之于他们对财富的贪婪和不择手段，归之于他们的狡诈、冷酷与伪善……米德的回答是：

我认为英语世界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源于同一种文化，在发展和驾驭资本主义兴起于世界舞台后呈现的巨大力量时，这种文化的妥善处理能力独一无二。这不仅意味着英国人和美国人相比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忍受更具有自由市场形式特色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压力、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尽管那是真实的；这还意味着英美人在创造能令资本主义成长迅速的良好机制和社会气氛方面一直表现尚佳。因为英美社会对资本主义企业和技术的发展尤为有利，伟大的英语国家一直身处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他们有深入灵活的金融市场，和平创造了更多繁荣，允许政府挖掘社会的财富以在战争中更有效力；在冒险进入全球市场和其他国家那些往往在技术先进性、资金充裕性和管理娴熟性方面略逊一筹的对手竞争时，在充满活力和据守前沿的经济中形成的伟大商业企业享有巨大优势。（p16）

米德的上述回答中规中矩，我们感兴趣的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妥善处理能力”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对上帝与黄金的同等追求是WASP成功的秘密，但在上帝与黄金之间维持一种持续的、不违和的动态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WASP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

WASP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新教与清教，如果我们不了解WASP的浓重的宗教色彩，我们就无法认知他们的文化。

在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大门上之前，英国一直是由天主教绝对统治的国家。宗教改革开始后，路德宗的“因信称义”新教教义在英国开始发散，英国基督教原始教会[9]的传统开始复苏。但对盎格鲁撒克森文化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加尔文宗。加尔文克服了路德教义的缺陷：因信称义后，上帝不是通过善行而是通过信仰来进行大审判以决定人们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么还有必要主张善行吗？同时，因信称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路德宗的信徒可以一方面忏悔另一方面享乐；加尔文的预定论则是一种冷酷与严酷的理性主义：它要求信徒一生行善，即便不能像圣人一般坚持善行，至少也要优于一般人的善行，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要求的是一辈子的善行而非个别的善行，这就摆脱了天主教的“罪恶ㄧ忏悔ㄧ赎罪ㄧ解救ㄧ新的罪恶”的循环，这样的人才能确信自己是被挑选的，人也从“自然状态”转变为“恩宠状态”。

加尔文教义中的“上帝选民”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帝之城”观念对于后来的清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上帝选民原特指犹太民族[10]，现在新教教徒都有成为上帝选民的机会。上帝之城由上帝选民组成，他们通过签订契约形成团契[11]，誓言严守圣经律法以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其中的圣经律法是专门为上帝选民准备的具有更高要求的、属灵的、精神上的法律。加尔文宗的这种思想被清教徒发展为“上帝山巅之城”理念，构成了清教思想的基础。无论是乘坐五月花号还是追随温斯罗普[12]，清教徒到达北美大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约形成团契，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荒凉的北美大陆被认为吻合了《圣经》的暗示，是上帝的天选之地，他们要把这里建设为山巅之城[13]。所谓“山巅之城”一词出自《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清教徒相信上帝与其订约并挑选他们领导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这就是英美国家“世界警察情怀”的最初精神来源。

英国宗教的变化始自都铎王朝的第二位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491‐1547）。亨利八世在位初期，与教皇保持良好关系，坚决反对宗教改革，命令约克大主教焚烧路德的书籍。但由于教皇偏袒身为西班牙公主的皇后而反对亨利八世的离婚申请，英王脱离天主教并自立为英格兰教会领袖，开启了英格兰摆脱天主教的进程。亨利死后，其子爱德华六世继位，正式开始宗教改革，于1553年颁布《四十二条信纲》，其中包括了许多新教内容，剔除了天主教中许多与圣经相抵触或者没有记载的内容，英国国教成为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的基督教会，安立甘宗（圣公会）因此创立。但是，无论是教义上还是礼仪上，安立甘宗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内容，特别是在组织上沿袭了天主教的主教制，这为英国后来的宗教纷争埋下了伏笔。在安立甘宗创建前，一些信徒就开始传播新教；安立甘宗建立后，其中部分人认为理想已经实现，于是加入安立甘宗；另外一部分人则不满足于安立甘宗的不完全改革，清教就此产生。严格地说，清教不是一个教派，没有自己的教义，清教徒只是一些对安立甘宗不满的人。1553年，年仅15岁的爱德华六世病逝，亨利八世长女玛丽继承王位。玛丽是位虔诚狂热的天主教徒，她短暂复辟了天主教，疯狂迫害安立甘宗和清教，将安立甘宗创建者克兰默大主教和清教创建者胡珀分别送上火刑柱。1558年，玛丽病逝，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她选择安立甘宗，避免两个极端（天主教与清教）。1559年她颁布《公祷书》与《三十九条信纲》，这两个基础文件沿用至今，正式确立了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

清教徒无法认可安立甘宗对主教制的保留，他们认为这种等级制度与路德、加尔文新教的教义即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严重冲突，是对真正信仰的侮辱与亵渎，在《圣经》中也找不到相关依据。另外，在仪式领域，最终确立的安立甘宗比爱德华六世时有着更多的天主教色彩，这让清教徒更加不满。英格兰原始教会是以长老制进行治理的：由教会成员选举长老并通过长老管理教会，各级长老会逐级选举上一级长老会直至全国长老会，由全国长老会统一全国宗教事务。苏格兰教会就采取就是长老会制，清教因为长老制产生分裂：部分清教徒认可长老制，是温和的长老派；另一部分人认为长老会统一管理全国的模式本质上还是一种等级制，所以他们反对长老制，是激进的独立派（又称分离派），逃往或前往北美大陆的大部分都是分离派。在护国运动中，克伦威尔新模范军的主力就是清教徒独立派，他们更具有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最能代表WASP的是分离派清教徒，他们拥有至高虔诚的宗教信仰，这种极致虔诚让他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独一无二、优秀卓越，他们有强烈的优越感与使命感：上帝选择了我们，上帝会永远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代表着自由、正义与高尚，上帝赋予我们拯救世界的使命。1914年英国首相向德国宣战时这样讲道：“我们不是为了侵略、不是为了保有一己之私利而战，我们是为捍卫对保全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则而战。”（p40）在反苏联的演讲中，美国总统里根告诉福音派教徒：“（美国）让自由的火炬一直燃亮，但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亿万人”（p27）；在911后的演说中，布什总统说：“自由与畏惧、正义与残暴始终在进行交战。我们知道，上帝在二者之间不是中立的。”（p50）

第二，清教徒是新教中的激进分子，而分离派教徒又是清教中的激进分子，他们本身就缺乏宗教宽容的基因，他们在历史上对天主教的敌视令人发指。在克伦威尔统治时代，官方要求有天主教嫌疑的人发出绝誓，第一次不从者立刻失去2/3财产，第二次不从者再被充公所余财产的2/3，以此类推（p30）;[14]在16世纪80年代，天主教神父被禁止进入英国，任何英国国民若为天主教神父提供任何协助（例如安排食宿）将会被处死，不参与新教仪式者会被处以巨额罚款，不允许赞美圣母玛利亚等。这种宗教迫害在世界宗教史中都非常少见。

第三，清教徒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他们热爱古老的自由传统，遵循传统价值观，尊重宗教、家庭与社区在保护传统价值观上的作用，所以比之于欧洲大陆的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英国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二战后美国则成为保守主义大本营。

第四，由于上述第一点与第二点，也由于清教徒曾经受迫害的经历，他们某种意义上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他们觉得四处都是敌人，没有敌人是不可能的，没有敌人也要找出敌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都是上帝的敌人，自然也是他们的敌人。1656年9月17日，克伦威尔在英国议会致辞中开篇就问道：“谁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他自问自答道：“世界其他地方存在邪恶轴心，他们憎恨我们，因为他们憎恨上帝和世界上美好的一切”（p21）。在击败当时的第一号敌人西班牙后，英国又迅速找到了新的敌人法国，英国作家艾迪生在1707年写道：“法国的确是英国最不可调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宗教、他们对英国实力的妒忌，还有他们的商业诉求、他们对实现世界帝国的追求使他们对我们充满仇恨与厌恶，令他们抓住所有机会推翻我们的宪法、摧毁我们的宗教、破坏我们的贸易，并降低我们在欧洲国家发挥的作用。”（p33）在二战中的一次演讲中，罗斯福总统誓言打击邪恶政权在美国的第五纵队：“让我们不再对不可否认的事实视而不见，邪恶力量压碎、毁坏和腐化了我们自己国门里的许许多多人。你们的政府对他们了解很多，每天都在将他们查获。”记录这些今天听起来非常耳熟的讲话后，米德将WASP的这种心态称之为“他们全都恐惧且嫉妒（我们）”，他嘲讽道：

就像那些寡廉鲜耻的前辈，威廉一世/希特勒/裕仁天皇/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无法宽恕地反对所有美好的事物；他们邪恶的哲学令他们不受道德的约束；他们的军队犯下违反人权和国际法的罪过；向他们开战是为了捍卫所有正派的世人；就算是建立最不可能的联盟反对他们也具有可取之处；他们的目标就是获得对全球的统治，并招募了第五纵队力图从英国和美国的内部着手进行破坏。不管他说俄语、德语或日语，或悬挂鹰徽、纳粹标志、日出之阳，或臂章锤头和镰刀，邪恶国家的策略和目标从未改变。（p46）

总而言之，英美文化有着源自一神教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不宽容，这种不宽容经过激进清教徒的放大后，演变得愈加激烈；英美国家的成功让这种宗教或价值观的自负得以再次强化。但是与某些极端一神教主义者不同，出于自由传统，WASP一般不会消灭与迫害异教徒。

（三）

如果WASP只有超现实性，那么他们不可能创造金发姑娘奇迹，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与他们一样虔诚、甚至更为虔诚的狂热之徒比比皆是。然而，与其他狂热之徒不同的是，WASP同时有超强的功利性。普遍的认知是：新教伦理有助于理性务实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关于这一认知的经典文献。加尔文宗强调世俗工作是上帝发出的呼召，从事经济工作服事世界同时也是服事上帝，因而WASP从来不将黄金（利益）与上帝（信仰）相对立；相反，他们认为，黄金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上帝恩宠对象的一个可能标准。

当WASP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主义信用后，他们在一些方面开始呈现出现实主义面孔，但他们永远不会表现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他们仍然会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米德介绍了几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英国在废止奴隶贸易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地满足英国舆论的需求，这是美国人权政策在19世纪的先驱。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巴西的蔗糖生产商特别注意到，英国鼓舞人心的道德皈依恰恰发生在英国生产蔗糖的殖民地害怕效率更高、进口奴隶的种植园在巴西大量涌现，使得糖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之际。

今天，美国引领反对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和易让海豚致死的金枪鱼围网渔业。当巴西、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思量与之类似的鼓舞人心的美国运动时，他们对我们天真脱俗的理想主义的赞赏至少被略微调和，因为这类政策有助于美国纺织业工人和金枪鱼公司获利，就如限制巴西的奴隶进口曾有利于英属殖民地的糖业生产商一样。（p59）

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不需要举着理想主义的旗帜，他们只需要找出某种能放在台面上的理由，哪怕这种理由无比荒唐和牵强。他们在迫害国内天主教徒同时，可以与国外的天主教国家结盟，只因为利益；同样，他们也可以与同为新教国家的荷兰开战[15]，只因为利益；他们对外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却对北美殖民地的同胞建立了强大的贸易壁垒，也只因为利益；[16]在北美的新教殖民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以扶持尚处于幼稚期的北美工业，直至北美产业强大了，才开始宣扬自由贸易。[17]当英国人鼓动麦加的统治者发动阿拉伯大起义[18]以对抗英国的当时的敌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他们没有告诉阿拉伯酋长们的是：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已经在早先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19]中许诺给了法国人。美国建国以自由理想为根基，然而正如阿齐兹·拉纳所言[20]，自由与奴役是一对连体婴儿，在美国革命领袖高呼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奴隶、美洲印地安人等却被笼罩在奴役的阴影之下，也许只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上帝的选民。

从表面上看，英美国家有结盟的习惯，但实际上，在骨子深处，他们是孤立主义者，因为他们深知：永久的结盟意味着过多的义务，也意味着丧失外交灵活性，这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英国自17世纪开始就始终奉行大陆均势政策，从来没有固定的同盟者和敌国，所有的暂时结盟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和欧洲均势。最新的例子是，英国加入欧盟和退出欧盟。英美国家可能真正认可的唯一联盟是英语国家联盟，除此之外，皆为利益，所谓“共同的价值观”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人们也许会不尊重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者，但不会谴责这种对利益的追求。在这里，WASP让人困惑的是，他们能让超现实性与现实性无缝对接，当他们追求利益时不会感受到价值观对他们的约束，当他们追求价值观时也不会感受到利益对他们的约束，他们没有其他人内心的那种矛盾、冲突、不安与痛苦，他们内心没有违和感，这才是WASP的神奇之处。

（四）

盎格鲁撒克森文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务实，这种务实是妥协与调和的成果，是英美世界观核心里特有的犬儒主义与信仰的结合，这种务实精神也是对虔诚信仰的对冲。

米德设计了两个场景。在第一个场景里，把三块磁力强大的磁铁呈三角形放置在一个平面上。由磁铁组成的三角形里面是一块更小的三角形的区域，所有磁铁在这个区域均发挥磁力，但没有哪块能够控制住其他两块。在这个小三角内部，混合力在每一个点的力量都有差异，但置于其中的回形针或其他有磁物体仍然能够在这个三角形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立足点而不会被其中任何一块磁铁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吸过去。第二个场景则是一个三面的金字塔，三个面的坡度都逐渐平缓直至到达一个平顶；顶部区域同样呈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每一面，金字塔的每面斜坡都会变得越来越陡峭；现在我们将一个陀螺仪放在金字塔顶端旋转，它会一边旋转一边移动，游走在三条边之间；只要它不偏离顶端平面区域太远，陀螺仪都是自由的，但一旦它偏离太远，它就会冲过不归点坠落到地上。米德希望用这两个场景说明英国社会的运行模式，他称之为安立甘宗[21]式模式。这一模式也是埃·柏克所言的“惯例”，经文、传统与理性就是米德所说的三块磁铁或金字塔的三个坡面，三者共同构建了安立甘宗模式：

经文[22]、传统和理性三者各有一席之地和支持者。但如果坚持过了头，三者都会出错。你应当遵循和尊重《圣经》，但你不能靠加入非常怪异的千禧年宗[23]派或荒唐行为来释经。你尊崇传统，但一旦过分，你就会被专制王权和教宗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可以也应该带着理智的批判精神反对过于经文主义和拘泥于传统，但可别用你的理性对所有现存的机制咆哮，为了健康去吃根茎树皮，或更有甚者，危害财产权和建制教会的权利。人们可以抓耳挠腮想办法描绘约翰牛，慢慢得出结论，必须承认这个社会有狂热的《圣经》至上者、传统主义者和理性至上者，亦即原教旨主义者、罗马天主教徒和激进主义者。这倒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势力是会相互抵消的……约翰牛[24]开始相信，三者相互制约、相互抵消的角力的结果是他一直以来的希望：常识和妥协。他要的是妥当合理，这和理性截然不同。（p297-298）

的确，从理论角度而言，英国的许多制度设计乱七八糟，缺乏逻辑自洽[25]，甚至可以说是荒谬。无论法学家如何牵强地、自欺欺人地为之辩护，君主立宪制都有些不伦不类，但它就是最适合英国的政体，恰如米德所言：“英国人很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被强有力证明了其荒谬性的政治体系。”（p301）英国议会选择詹姆斯二世的继位者同样如此。当英国议会决定罢黜詹姆斯二世时，继位者的选择是一个难题。其合法继承人是天主教徒，显然不适合继承王位，但如果不从王室中挑选的话又等于是直接挑战君权神授原则。英国议会这样解决难题：詹姆斯二世的第一位妻子是新教徒，育有二个女儿玛丽与安妮，玛丽此时已嫁给荷兰的世袭领袖奥兰治亲王威廉并不愿意单独接受王位，议会决定玛丽夫妇共同统治英格兰。若威廉无后，新教徒安妮将在姐姐姐夫之后继位；若安妮无后，王位将传给詹姆斯一世的孙女、汉诺威的索菲娅；议会特别声明：任何天主教徒均不得继承王位，若继承人与天主教徒结婚将自动失去王位继承权。英国议会的上述安排没有任何理论依据，也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但却能让绝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它的合乎常理与务实：激进的新教徒和克伦威尔的支持者们接受了君主制，但确保了国王是新教徒；在这种奇怪的安排下，安立甘宗教徒虽然放弃了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保证了天主教不会再次统治英格兰。米德总结道：

维多利亚时代[26]的人就曾无休止地昭告世人，他们的政体形式是世界上最好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逻辑不通却非常巧妙的平衡。极端追随理性只会落得政教革命、国债违约和罗伯斯庇尔设立的断头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英国的宪法是不能归结为法律条款的，其中有许多元素相互矛盾。它是随着英国人民的需要一起有机成长，不断变化且波澜不断，只以片面示人从不被视为一个整体。（p301）

我们无从考证英国人这种务实精神的渊源，但这种精神一定是英国人历经几百年政治风雨后的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并将这种总结固化为传统加以延续。当威廉兵临城下时，詹姆斯二世之所以选择出逃，不是因为他以民为本、事息宁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支持者：英格兰的贵族早已厌倦了无休无止的争斗，几十年前查理一世[27]被送上断头台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们希望双方退让与妥协。

英国能在自己国家的政体上做出这种务实安排，其他方面就更不存在任何顾虑和阻碍了。

（五）

在前述安立甘宗模式中，“传统”成为三角形中不可缺的一边一角，这是WASP文化区别于另一种白人文化――欧陆文化――的重大差别之一，对传统的珍视与捍卫使得英美成为保守主义的阵地和大本营。有必要单独说明WASP的保守主义哲学。

这里所言保守主义，是指英美保守主义而非欧陆保守主义，英美的保守主义也可以称为“演化型保守主义”（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而欧陆保守主义常被称为反动保守主义。后者以迈斯特、伯纳德、梅特涅等人为代表，这是一种主张恢复绝对君主制的反动的、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前者以柏克、托克维尔、亚当斯等为代表。

虽然保守主义群体十分复杂，但他们还是有一些基本共识：（1）关于自由。保守主义的核心就是保守自由，当民主与自由发生冲突时，保守主义坚决认为自由高于民主，但由于“自由主义”这个语词已被类似英国辉格党和美国民主党这些左派“偷走了”，所以作为右派的他们只好称自己为保守主义了。（2）关于民主。保守主义者认同民主，但仅限于宪政的代议制民主；对于缺乏自由的大众民主或直接民主则十分警惕，他们认为后者是一种“多数人暴政”。（3）关于宪政。保守主义者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他们对民众持性善之假设，因而要求尊重私人权利（自由、私有财产等）；相反，保守主义者对执政者持“无赖假定”，因而要求宪政对政府与执政者进行限制，主张小政府。（4）关于法治。保守主义强调秩序，强调发现法律而非制造法律，强调法律背后的自然法则并以此维持秩序。

罗素·柯克在《审慎的政治》中介绍了保守主义的信念：第一，保守主义者认为，存在持久的道德秩序。秩序为人类而存在，人类也为秩序而存在。人性恒定不变，道德真理永存。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信仰持久的道德秩序，怀有强烈的是非感，具备正义和荣誉的个人信念，那么无论采用了何种政治机制，这都是一个良善的社会；反之，如果人们道德散漫，对规矩一无所知却热衷于满足口腹之欲，那么无论这个社会多民主与自由，它都很糟糕。第二，保守主义遵从习俗、惯例和延续性。在熟悉的魔鬼和陌生的魔鬼之间，保守主义选择前者。保守主义认为，必要的变革也应该是渐进的和差序式的，绝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清除既得利益。第三，保守主义相信约定俗成原则。认为人类伟大而神秘的协同合作收获了约定俗成的智慧，这种智慧远远超过任何狭小琐碎的个人理性。第四，保守主义遵循审慎原则。柏克认同柏拉图的观点，即对政治家而言，审慎是最主要的美德。约翰·伦道夫说，上帝动作缓慢而魔鬼常常占先。他们认为突发激烈的改革就像突发激烈的外科手术一样危险。第五，保守主义者关注多样性原则。保守主义认为，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和公正的法院面前，才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平等；其他一切求得平等的尝试，充其量造成社会停滞。如果摧毁自然与惯例的差异，暴君或寡头就会立即创造出新的不平等。第六，保守主义放弃求全责备。保守主义知道，人性无可救药地承受着某些严重的过错，人是有缺陷的，所以永远没有完美的社会秩序；我们能够合理期待的一切，是一个差不多秩序井然、公正自由的社会，其中会继续埋藏着丑恶、动荡和苦难。通过对审慎改革的适当关注，我们可以维护和改善这种还说得过去的秩序；但假若一个国家的旧制度和道德屏障被忽视，那么人类无法无天的冲动就会爆发，世界就会因此变成人间地狱。第七，保守主义相信自由与财产密切相关。亨利·梅因在《乡城社区》里指出：“没有人能随意攻击分立的产权（即私有产权），同时又声称自己重视文明。这两样东西在历史上无法分割。”私有财产教导人们自负其责，为其提供诚实正直的动力。第八，保守主义支持自发形成的社区，反对人为的集体主义。一个国家并不比构成它的无数小社区更强大；第九，保守主义认为，需要对权力和人的激情进行审慎的限制。宪法的限制、政治的制衡、充分的法制、束缚意志和欲望的古老而复杂的网络，这些都被保守主义者视为自由与秩序的工具。第十，理性的保守主义者明晓，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同时认可持久与变化，并且两者必须调和。

独特的文化促进了保守主义的成长，也使得英国成为怀疑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故乡。事实证明，英国的这种保守主义避免了欧陆式进步主义或理性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震荡，折衷了全社会不同的愿望与诉求，为英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更让英国一飞冲天，独占欧洲和世界霸权。无论我们如何评价保守主义，英美国家对自己传统的热爱都让人尊重，这种热爱背后是WASP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自信。

（六）

英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认为，所谓“西方”就是一种开放世界，东方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西方世界的特点之一就是冷酷。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家庭与传统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环境，虽然这种温暖有时会让人窒息；开放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人们更多接受规则的约束而非人际关系的约束，注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冰冷与疏远。加尔文宗特有的冷酷与理性加剧了这种冷酷，使得WASP成为冷酷的代名词。如果说，在WASP内部尚残留着上帝之下的兄弟之爱，那么对于异教徒和非本国国民，WASP的冷酷就演变成了残酷。在这一点上，WASP倒是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即“对内民主，对外殖民”。希腊哲学家给亚历山大的治国建议是：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伊索克拉底）；马其顿对亚洲人可以像主人对奴隶那样统治，但对于希腊各城邦的人，要像首领对追随者那样对待（亚里士多德）――希腊的帝国统治术成为了英美帝国的精神原型和政治模板。[28]

最早反感WASP的是他们的欧洲白人同胞，例如法国人[29]，“用残忍的方式服务于其贪婪”，是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随着WASP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也由于英语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支配地位，憎恨WASP情绪开始蔓延：

对世界上许多地方而言，憎恨盎格鲁撒克森的一切己成为一项古老而光荣的传统。仇英心理是19世纪最普遍的状态，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动力最强劲、最先进的经济；反美主义是当今的首选形式。但不讨论直接目标的话，从极左到极右，从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世俗的传统主义者、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疯狂的保王党，自克伦威尔时代到现在，谩骂的狂流一直倾泻在盎格鲁撒克森世界。在盎格鲁撒克森领袖们数世纪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开修辞时，敌人们对白人盎格鲁撒克森新教徒的攻击也一直绵延不断。（p73）

四百年来，英语民族自以为捍卫自由、促进自由、保护弱者，他们认为自己将民主和道德原则引入国际社会，并且在国内与国外创建更平等与更公正的社会；他们的敌人与反对者则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对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全方位的残酷攻击。实事求是地讲，很多反WASP的说法和理由是编造、杜撰、曲解与诬蔑，特别是那种对英美生活方式的攻击――在他们看来，英美生活方式是无耻和堕落的，是一种集清教禁欲主义和放纵于一身的令人恐怖的混杂，一种教士与妓女合为一体的可怕混合。[30]从这个意义上讲，WASP的“受迫害妄想症”也许有些理由。每一个政体或群体都有特别的反对理由，抛开这些特殊性，反对WASP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纳如下：第一，对英美成功的嫉妒；第二，对WASP喜欢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做法的不满；第三，WASP价值观会损害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合法性。某种方面上讲，咒骂英语国家也是一种无奈：WASP太强大了，灭不了、打不过，也只能骂了。

然而，无论怎样谩骂和诅咒，所有人在不得不承认WASP的强大同时，还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道德底线。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伪善，可能贪婪，可能奸诈，但宗教信仰和古老传统保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米德综述WASP与欧洲大陆持续数世纪的战争时写道：

尽管如此，在所有伪善和欺骗、罪行和贪婪之下，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在白人盎格鲁撒克森新教徒的战争中作用关键。盎格鲁撒克森强权的自由帝国和欧陆的不自由帝国之间确有不同，不论盎格鲁撒克森国家一侧是否有过错，令人惊讶的是对恢复天主教绝对主义、雅各宾派的恐怖、拿破仑的狂妄自大、普鲁士的尚武、纳粹帝国和日本帝国的疯狂残酷、列宁主义渗透鲜血的“科学”狂热、斯大林的杀人偏执或勃列日涅夫思想贫瘠的官僚压迫，却令人吃惊地少有需求。某种程度上，有人感到，正当或一旦像本·拉登这样的狂热分子的偏执和恐怖主义像其他那些人一样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世界将同样对发掘和复兴这些克伦威尔及其继任者最新对手的教义和实践少有渴望。（p108）

米德这段晦涩长句的意思是：WASP并不是圣人，把他们想象成纯洁无暇、道德高尚、行为高贵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但他们对自由与平等的热爱、他们对传统的尊重以及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虔诚，能够让他们避免那些反人类与反人性的言行，他们的文化是一种能保证下线的文化――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也许这就是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称为普世价值的原因吧。

米德总结了四百年来WASP塑造世界的力量以及他们在世界的强势：

上帝是自由的，这是自英国宗教改革以来讲英语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认知，而且如果历史是天意的镜子，他们是对的。自16世纪以来，每一个世纪英美人都面临威风凛凛、实施不自由政策的对手，每一个世纪结束时英美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比世纪之初都更加强大。英美寻求在不断发展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贸易体系；他们的敌人进行抵制，并建起壁垒保护他们的社会免于盎格鲁撒克森理念和实践的破坏性效应。这些壁垒的下场是倒塌；盎格鲁撒克森人相信这一模式反映的是上帝，或至少是自然力量应许给世界的路。

那么，在下一个400年里，WASP还会统治世界吗？这是一个让无数人着迷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因为谁也逃脱不了盛极必衰的神秘命运，伟大的罗马没有逃过，今天的帝国也无法逃过，大英帝国早己开始沉沦，美帝国也将步其后尘；另一种观点认为能，因为WASP有其独特性[31]，他们将继续统治世界。

其实，WASP能否继续统治世界取决于一点，即他们最富魔力的“妥善处理问题的能力”是否仍然存在。在过去的400年中，他们在国内与国际都遇到了不少挑战，他们也曾犯过不少错误，他们也曾遭遇过打击、挫折与失败，但他们的那种能力让他们每次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然而，他们之前的成功并不必然担保未来的成功，既然WASP相信上帝是自由的，同时上帝又是全能的，那么谁又会知道上帝的安排从而知道历史的结局？上一个宣布“历史终结”的人不是已经承认自己的预言失败了吗？

想知道上述命题真伪的人，就只能再活500年。

注释：

[1]米德在本书中引用最多的暗喻是“海象与木匠”，这个指代英国与美国的名词源于卡罗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收入1871年出版的《爱丽斯镜中奇遇》，叙述一群年幼无知的小牡蛎在海象与木匠的诱骗下爬上海滩、最终塞了他们的牙缝的故事。

[2]英语国家除了英国与美国，还有英国殖民者建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

[3]又称大同盟战争（1688-1697），是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瑞典等结为同盟与法王路易十四的战争，结果是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受到削弱。

[4]七年战争（1756-1763）是英国-普鲁士联盟与法国-奥地利联盟之间发生的战争。

[5]反法同盟战（1793-1815）是欧洲各国为了对抗大革命后的法国发起的战争，前两次对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后五次对抗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6]迦太基古国（公元前8世纪-前146年）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北部，是西地中海海运与贸易的垄断者，也是帝制之前罗马最强大的敌人，当时罗马还是一个农耕国，迦太基是典型的商业海运国，双方爆发了三次著名的布匿战争，汉尼拔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的军事首领。公元前147年罗马军攻占迦太基城，实施了最残酷的惩罚措施：摧毁了城市的一切建筑，将60万居民贩卖为奴，在土地上撒上盐让其永远不能耕种。在西方的叙事中，迦太基是贪婪、邪恶的代名词，这是一种污名化。

[7]英国紧邻欧洲大陆，可以充分得益于大陆的发展，又偏僻得足够避免了反复的入侵与破坏。

[8]伏尔泰写道：什么令英国强大，事实上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各方都赞同重商的必要性。英国议会这边将国王送上断头台，那边同样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设，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查理一世的血仍热气腾腾，这个几乎完全由狂热分子组成的议会已于1650年通过了《航海法案》。

[9]原始教会是指罗马教会制确立之前的基督教教会，英国早期教会是使徒教会，相传保罗来英格兰传教。英格兰原始教会的特征是经选举产生的长老管理教会。

[10]在犹太人看来，与周围其他民族相比（尤其是那些诞生于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定居性农耕民或大帝国相比），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只受上帝约法的统治，而上帝创造出的其他民族则受偶像即国王的统治，这可称为“犹太例外论”。所谓的美国例外论本质上就源于这种犹太例外论，其中介是殖民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两者共同分享“上帝选民”这一自我认同。参见林国基《犹太约法及现代启示》（与刘苏里对话录）。

[11]团契（fellowship）源自《圣经》中的“相交”一词，即伙伴关系，指新教特定的聚会，是新教教徒组织形式之一。

[12]约翰·温斯罗普（1588-1649），1629年领导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波士顿殖民地，12次被选为殖民地总督。

[13]美国著名保守主义者拉塞尔·柯克的观点极具代表性：“美国秩序不是起源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而是起源于旧约《圣经》，起源于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希伯来人的这一秩序，经过很多世纪传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手中，上帝的律法仍旧是秩序的源泉。美国秩序的建立，是神明的主权在北美的延伸。神明在西奈山上通过摩西颁布的十诫，启示了超验秩序的原理，变成了美国秩序的现实。所以，美国的秩序是神明的杰作，建国者们则把神意变成现实。”（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江苏风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4]我（名字），痛恨、厌恶和弃绝教宗的权柄，总体而言对教会也持这一态度，我自己尤其如此。我谴责和诅咒任何将报酬归于善功的教义。我坚定相信和公开承认不应崇拜圣母玛利亚或其他任何天堂中的圣徒；没有偶像崇拜，对他们不应祈求或崇拜。我主张对由人献祭的圣餐或献祭后面包和酒这类元素不应敬拜和崇敬。我相信炼狱并不存在，这是教宗治下天主教的虚构；授予赎罪券也是教宗的旨意。我也坚定地相信无论是教宗还是天主教神父都不能赎罪，那是信奉教宗制的天主教徒胡言乱语。

[15] 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为了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与荷兰进行了多次战争，荷兰被迫撤出众多海外殖民地并移交英国。

[16]这些管制措施有：（1）克伦威尔时代开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航海禁令，非英国船只不能进出北美殖民地;（2）禁止殖民地输出特定商品。不得向欧洲其他国家输出靛蓝、糖、土豆、棉花、糖浆、铜、海军用品等;（3）妨碍殖民地产业升级以同英国本土竞争，仅鼓励初级产品生产，例如限制殖民地钢铁行业发展，只允许向本土出口粗纲;（4）鼓励殖民地使用奴隶，一方面奴隶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另外一方面奴隶暴动可以制约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独立。

[17]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强调：只有所有必要经济产品能够自给自足之后，美国才能完全独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受汉密尔顿影响，创立了著名的历史学派：林肯总统则是汉密尔顿学说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因此通过选择性高关税（尤其是1861-1932）和补贴扶持本国工业、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鼓励产业而非金融业发展等方式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美国学派。

[18] 1916年6月，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在阿拉伯半岛发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这次起义的背后是英国人的鼓动与策化，以分解奥斯曼帝国。为了劝说起义，英国人承诺阿里将统治大片地区。在伊斯兰世界，谢里夫是指穆罕默德外孙哈桑及其后裔，即圣裔。著名的阿拉伯劳伦斯就是英军与起义军的联络人。

[19] 1916年英国代表赛克斯与法国代表皮科签订了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秘密协定，为保证阿拉伯大起义成功，英国向阿拉伯人隐瞒了这份协定。

[20]阿齐兹·拉纳，《美国自由的两面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1]正如前文所述，安立甘宗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也是实用主义的产物。

[22]经文特指《圣经》。

[23]千禧年宗认为千禧年是人类倒数第二个世代，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世代，在两者之间有一个短暂的与撒旦或敌基督交战期，之后便是最后的审判。

[24]约翰牛是英国人的自称，带有浓厚的自嘲色彩。

[25]理性主义强调逻辑自洽，但实际政治生活中，逻辑的展开往往需要借助权力。圣经旧约的《约伯记》中，上帝和撒旦打赌，将苦难降临到忠诚信徒约伯。面对不公平，约伯表达抗议，他的抗议就是形式逻辑上的抗议，上帝并不解释，因为上帝是至高无上与全能的，他毋需解释。

[26]维多利亚时代常被定义为1837-1901即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这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是大英帝国的巅峰期，其后期是工业革命时期。

[27]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他是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处死的国王，是詹姆斯二世的父亲。

[28]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载于《文化纵横》2020年6月号。

[29]路易十四说：“英国是个长满酸臭杂草的小花园”；著名天主教神父波舒哀在布道中谴责“背信弃义的盎格鲁人”；罗伯斯庇尔说英国人“卑鄙粗野”；拿破仑说：“英国的贪婪和野心终于大白天下”；法兰西院士蒙丹朗说：“我谴责美国，这是永久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国家”。

[30]穆斯林兄弟会的著名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描绘美国女性：“美国女孩非常了解她身体的诱惑力。她明白这种诱惑体现在她的脸、她善于表达的眼睛、她饥渴的嘴唇。她明白她的魅力体现在浑圆的乳房、丰满的臀部和匀称的大腿、光滑的小腿――她们乐于展现自己，并不隐藏”，美国男性则是：“这种原始性可从粉丝追捧橄榄球的景观中看到，或是在观看拳击比赛或血腥怪异的摔跤比赛中看到……这种景观让人无从质疑那些迷恋强健肌肉并渴望得到的人的感受体现出来的原始性。”（p91）

[31]例如，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美国不会衰落，因为美国依靠的是市场逻辑而非其他传统帝国的强盗逻辑。他的论证是有问题的，美国的兴起实际上既依靠市场逻辑、也依靠强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