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1850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托克维尔表达了书写一部新作的想法。此时距他上一部巨著《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付梓已有十年光阴，经历十年宦海沉浮，他自觉比当时更具著书的能力，也更能处理好一个重大的主题，且对他来说，著书立言比于纵横捭阖中建功立业更有价值。

这大概是托克维尔的真实想法，但也透露出了当时感伤阴郁的时代氛围。第二共和国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诞生于革命的共和国，是福楼拜笔下浪漫主义理想彻底破灭的年代。在《情感教育》的末尾，两个在1848年革命前后轰轰烈烈、奔走钻营的岁月中渐行渐远的朋友重新聚首，唏嘘嗟叹，回忆生平，发现“他们都枉度了青春年华，一个幻想爱情，一个贪图权贵”，对爱情和理想的追求堕落成“”漂亮朋友”之流的蝇营狗苟，最终归于幻灭和虚无。托克维尔终究算不上文学家，他的情感可能不至敏感细腻如斯，然而他的确亲眼目睹了七月王朝的突然垮台和六月工人革命的声势浩荡，见证了路易·波拿巴成功通过一次政变铺平了自己的称帝之路，也看到一个独裁者如何通过普遍选举产生，他个人也经历了参与立宪、辞职、被捕等一系列仕途颠簸，最终于1852年退隐于乡间。这一切无疑加深了他对这个动荡时代的理解，促使他决心捉笔，开始处理法国大革命这个伟大、独特的主题。

在前言部分，托克维尔已交代了本书写作目的、大致提纲和内容概要。这本书是一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为了更好地解读大革命的产生及其建造的事业，作者试图在过去的旧制度中寻找答案。“旧制度”（l’ancien régime）一词正是由于托克维尔的研究，开始成为一个法语专有名词。旧制度所涉及的历史时段终点是无争议的，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部分历史学家对其起点则有着不同意见。托克维尔将旧制度时期模糊描述为从“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到1789年，在他看来，对于18世纪以前历史的研究已经完备，然而对18世纪的研究却明显不足，于是他将深入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且不仅限于历史事件，还要涉及“处理事物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托克维尔对于社会习俗和风尚怀有极大的兴趣，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他将尝试还原各集体、各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关于本书的宗旨，托克维尔申明他将探讨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它为何在法国爆发，它如何从旧制度、旧社会中产生，以及旧制度如何如此彻底、突然地崩溃这三个问题。本书可能只是托克维尔宏大设想的一个开始，正如他在卷末所写，在之后的著作中，他可能“考察革命本身”，“大胆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甚至观往知来，推测法国社会的未来。然个人命运果然较民族命运更为晦暗叵测，在五年的极深研几之后，《旧制度与大革命》终于在1856年问世，而托克维尔本人却于三年后因肺结核与世长辞。不论这位表面严肃、思想深沉、文笔恣肆的思想家还有多少缜密分析和飞扬文采要抒发，这个世界都不再有幸一观。

本书的谋篇布局其实算不上严丝合缝，但大致结构还算清晰。作者在第一编中介绍了大革命的实质——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本编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大革命爆发之际时人的评论，当时国内外各界人士对大革命的印象都是模糊的，对其能成就的事业也无明确认识。这一章起到了楔子的作用，托克维尔在章末指出，1850年距革命爆发已过去了足够长的时间，人们不至于被革命的激情冲昏了头脑，也不至于失却了理解它的能力，探讨大革命问题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

在第一编剩下的章节中，托克维尔首先批驳了对与大革命特性的两种认识。在他看来，大革命的目的并非摧毁宗教权力，而是要摧毁一切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但它的本质并不因此就限于无政府主义，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法国革命及其建立的强大政权的影响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国界，其理念在全欧洲掀起轰动，这场政治社会革命宣传的普遍法则以宗教革命的形式传播。据托克维尔对欧洲中世纪政治制度的研究可知，大革命前夕，几乎全欧洲——尤其是欧洲西部——都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即自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旧政体正在经历全面的衰败，以国家行政机构与王权为根源的新权力正在产生。作者以英、法、德三国为例，说明此三国不仅是在法律制度上相似，而且在社会阶层划分、政府治理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无甚区别。这种相似性可以被推广到欧洲大陆，统一的社会背景使得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普适法则能够轻而易举地被众多民族接受。托克维尔并未花时间探讨全欧拥有相似立法的现象形成的原因，也未讲述旧政体衰败的过程和方式，只是简单地陈述他所提炼的事实，既可作为大革命爆发的外部环境说明，也将问题引向法国本身。

正如托克维尔在第一编第五章开头所写，“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即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特有的功绩”（l’œuvre propre）是什么。托克维尔认为，其实欧洲到处都在酝酿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废除欧洲共同的旧制度，这旧制度与旧社会的方方面面相关联，故而想要推翻它革命势必规模巨大。然而它只在法国爆发，且一发不可收拾，有翻江倒海之势，法国的独特性将是接下来两编论述的重点之一。

革命爆发于人民受苛政折磨最轻的地方，这大概是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独特性的论述中最著名、看似最为悖谬的结论之一。作者依然满足于仅列举他在研究法国旧制度过程中发现的事实，不费心分析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诸如“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经验告诉我们”之类的表述可能略显粗糙，然而托克维尔也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史实和时代背景叙述，他的结论可由此自行浮出。18世纪的法国，农奴制已近绝迹，农民已成为了土地所有者，贵族和领主不再进行统治和管理，仅保留了经济特权。农民既因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需考虑地租地税的负担，又在经济上更加敏感地感受到贵族与教会的压迫，范围缩小后的旧制度比从前激起了更大的仇恨。革命前三四十年，法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路易十六时期取得了旧制度时期最大程度的公共繁荣，政府刺激国民追求致富，却在政策管理方面对其多加限制，进步与发展让旧有的行政流弊和制度缺陷显得格外难以忍受，反抗一触即发。

人民的参与使得革命声势浩大，点燃他们的怒火的，正是之后将被其推翻的阶级。暂且不谈作家们的政治热情，在革命前夕，政府和特权者们对人民的苦难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怀与过于轻率的同情，他们侃侃而谈，刺激民情，却不采取改善民生的实际措施，还不时流露出对人民的鄙夷态度，最终被后者熊熊的怒火吞噬。除了意识到不平等和压迫后产生的落差感和愤怒以外，人民还在政府处接受了开展革命的其他思想教育。托克维尔认为旧政府的行为使人民习惯于强权、专制和暴力，大革命的残忍暴力亦植根于旧制度的精神。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摧枯拉朽，推倒一切，而在第二个阶段，人们悄然恢复属于旧时代的东西，且将其视为大革命的崭新功绩。作者以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地方监管制度和司法制度及其实践为例，说明中央集权制其实是旧制度的产物。而法国是一个“只有一个城市”的国家，巴黎成为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中心，也佐证说明了中央政府的壮大程度。托克维尔对旧政府如何保留旧制度的机构框架，悄然无声地蚕食掉其权力，温和地逐步扩张到包罗万象的叙述令人毛骨悚然，而当时的法国人民也正是在这样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扩张中走向了中央集权制，且巩固了其地位，将其视为大革命的主要功绩之一。

本文之前已经提过托克维尔对于社会“风尚”、“思想”和“民情”的关注。他首先介绍了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中央政府领导和洞悉一切，它厌恶政权之外所有自由结社的团体，禁止任何与政务本身有关的讨论。其行政官员积极办公，却因包办一切、事无巨细而陷入行政程序的琐碎缓慢，法律条文的繁复多变更是加大了行政困难，政府执法任意妄为，法律在无数的“特殊情况”和“例外措施”中被随意扭曲，以至于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从不曾学会过尊重法律。同时中央政权逐渐扫清了所有的旧权力和中间团体，整个社会都对它产生了依赖感，甚至连改革家都寄希望于先借中央政府之力摧毁一切，再于废墟之上构建其理想中的新社会，殊不知在这废墟上重生的只能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

作者接下来介绍了社会各阶级之间分离和个体之间相似趋同的现象。贵族阶级早已由普通的掌权阶级变成了门第严格的种姓，然而在保留其税收特权的同时，贵族逐渐失去了管理农民和乡村的政治权利，领主与附庸的交换关系不再，对于备受横征暴敛折磨的农民来说，贵族成为了真正的特权阶级，不平等带来的仇恨在二者之间划出一道深深的界痕。贵族的种姓特点使得他们格外珍视血统与出身，靠钱财上位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就成了他们鄙夷的对象，后者也对前者颇有微词，这两个在十四世纪通力合作，共同管理事务的阶层之间也产生了隔阂。通过致富发家上位的资产阶级又由于实现了向上流动，与自己出身的平民阶层划分开来，农村与农民被资产者和贵族双双抛弃。政府在此之上强加的捐税不平等只能使农民的生存境况愈来愈艰难，他们对另两个阶级的仇恨也是愈来愈强烈。除此之外，为补财政亏空，政府还生造出各种苛捐杂税，向第三等级大肆卖官鬻爵，最后只是让自己陷入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恶性循环。三个阶级互相鄙夷仇恨，在各阶层内部又产生摩擦冲突不断的各种小团体，法国社会从未如此分裂，人与人之间从未如此相互隔绝。

然而法国人之间又是彼此相似的。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将它的触手伸向了王国的各个角落，大多数行政区失去了自治的自由，外省的独特生活不再，全法愈发统一，跟随巴黎的时尚前进。虽然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存在矛盾，但二者都拥有相似的生活方式，接受同样的教育——尤其是二者均受到文人政治的影响，他们的教育“同样是理论性与文学性的”。远离政治实践的文人成为首要的政治家和精神领袖，企图以抽象普遍的理论设想引导现实的社会改革。文学家们凭借高谈雄辩引领舆论，文学政治不仅唤起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同情心，其的风气甚至深入到地方行政官员的报告书和农民的诉状用词之中。然而当激奋的人民企图照着理论著作破旧立新，一举改革，最初煽风点火的文人们却无力控制或引导，纸上谈兵终于化为现实中的鲜血淋漓。

作为精神领袖的作家们首先反对的是教会权力，教会的审查制度使得自己成为了与作家利益有直接冲突的被打击对象。攻击教会是法国大革命最初采取的措施之一，人民反宗教的激情最先被点燃，也持续到最后熄灭，对宗教的攻击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有人把它看作了法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托克维尔认为基督教激起仇恨的原因与其教义无关，而是由于教会代表的其实是渗透俗世生活的政治制度，推翻教会制度是攻击国家制度的必要条件。然而教会的被推翻以及在法国盛行的非宗教哲学却导致了法国人的信仰缺失，精神失去了栖息地，革命热潮结束后，宗教力量立刻卷土重来。

与反宗教激情正相反的是法国人对公共自由的感情，这种基于对“主子”仇恨的热爱“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托克维尔以18世纪中叶重农学派的思想为例，说明法国人的“革命民主气质”亦承袭旧制度，他们支持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放任，却反对政治自由——后者在法国也久已被废除；只重平等和公益，无视私人权利；他们企图仅靠公共教育限制政府权力滥用，借助一些“文学性的胡言碎语，来代替所有的政治保障”。重农学派希望国家拥有无限的权利，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塑造人民，而个人的权利必须服从于集体的意志，他们设想的国家权力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在欧洲历史上完全找不到与之相符的东西，于是他们将大陆彼端的中国看作值得师法的典范。经济学派的理论在大革命时期深入人心，以至于当政治自由再次被交还给人民之时，他们的观念里只有无限权力的政府，自由不再有容身之地，政治自由也就再无施展空间。

在本书正文部分的倒数第二章，托克维尔终于谈及了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即路易十六政府进行的行政改革。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正相反，这场改革在不触及政府结构形式的情况下，废除或修改了与个人及政府事务相关的配套法律，新的立法不仅打乱了社会秩序，还改变了人们的相对地位，法国相互隔绝的各阶级和个体忽然处在了对立冲突之中，本来举国上下已无一处稳定平衡，改革成为了动摇旧制度的最后一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混乱。于是就有了托克维尔另一条看似悖谬的著名论断，即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在结尾部分，托克维尔归纳旧制度如何酝酿出大革命的混乱与激情。贵族失却了政治权利，人民失去了政治自由，各阶级彼此隔绝甚至互相仇恨，旧制度丢失了起到保护和缓冲作用的一切。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权力膨胀且渗透到地方，文人以理论和空想为人民作思想准备，当改革动摇了宗教、习俗和法律的约束，源自于对不平等的仇恨的平等激情便开始燃烧，且一发不可收拾。从未接受过民主实践训练，早已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民对自由只有短暂浅薄的感情，于是“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法国大革命的反复、矛盾和对立，都自旧制度与旧制度所培养出的民族性格中产生。

尽管托克维尔对于专制缓慢入侵和民主麻痹作用的论述发人深省，更应注重的也许是他对自由的推崇。在前言部分，托克维尔就已明确表达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对他的同代人来说，这种对自由的酷爱“完全不合时宜”。他设想了专制社会继续发展下去的未来景象：一个专制政府覆盖社会所有领域，渗入各个角落，个人主义盛行，人们蜷缩于自我的狭隘空间中，只顾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这样一个社会失去了所有伟大的精神，心灵的水准只会不断地下降。在托克维尔眼中，自由是对抗民主社会固有弊病的唯一手段。

自由应是一种习惯，一种气质，是发自内心的对自由本身的热爱，与其带来的物质利益无关——自由的好处本身也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细水长流。自由的魅力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不反对基督教，事实上，他认为宗教对法律的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十分有益，宗教情感与对启蒙思想或对人类力量的信仰一样，都给予精神栖息之所，使灵魂不致于沉沦。他也推崇法律意识，正是旧政府执法时软弱松怠、随意曲解的行为，使得法国人不懂得尊重法律，以至于镇压人民的手段总是暴力与专权，而非法律制度，这样的手段之后也被人民借鉴。

对自由的热爱不应是一时冲动和革命激情的产物，也不能是对理论书本的回应，尤其不应是出于对不平等的仇恨。此种披着自由外衣的平等激情影响最为恶劣，当此种激情的理想实现，社会必定大归而无差别，全体平等，旨趣统一，各自追求物质利益，全人类共同沦落于平庸。真正的自由应当一种是在长久的社会实践中培养出的能力。在论述旧制度的行政监管一章里，作者指出城市自由和教区自由的重要性，它们类似于托克维尔推崇的美国农村村社，尽管二者的结局迥然不同。在附录中作者特意举朗格多克省的例子，说明省内自治的好处，这样的公共自由在他看来是完全符合现代文明的需要的，正是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实践中，公众体会到自由的魅力，学会运用自由。

在第二编第十一章中，作者介绍了旧制度下的自由种类，虽然当时的自由时断时续、非正规且病态，不利于建立一个和平、自由的法治国家，但是当时还是存在着鲜明的自由色彩。托克维尔认为自由的精神在贵族和教士身上格外突出，他们是法国社会的智识阶层，不仅拥有崇高的精神品质，还拥有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和热情，这两个阶层的没落以及被推翻，使得人民失去了自由的两个极大成分。虽然托克维尔自认为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只热爱自由，但他对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层还是表达了极大的尊重甚至怀恋，言语中对与贵族相对的人民有时也有轻蔑之词。在他看来，也许贵族政治能让法国和平地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甚至“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他好用比较的方法，常举英国的例子。他认为英国贵族走上了一条发展的正道，没有僵化成被孤立的种姓，而是为维持统治，能与下属打成一片，也允许第三等级人士的进入，贵族的定义逐渐模糊，平等和民主也就逐渐形成。

对托克维尔关于贵族的看法可以存疑，但他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和自由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正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使个体不被困锁在个人主义的小天地，也正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实践，人们感受到公共自由的可贵，对自由的感情变成真正的热爱。

托克维尔深入研究了旧制度下大量的政府文件和法律文件，他的关注点并不仅限于纸上条文，也注重它们的实施，以及它们对人民思想精神的影响。法语中的“风尚”（mœurs）一词涵盖范围较广，社会风俗、行为习惯、道德举止均可被包括在内，托克维尔大概意指社会的精神风貌。他十分关注国民精神，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就已经指出特殊的民情是美国民主制度良好发展的保障，乡镇自治的精神、自由结社的传统、宗教和法律观念等都是民主制良性运行的必要社会条件，然而这些精神因素在法国国民身上都是缺失的。在本书末尾，托克维尔以一大段恣肆的论说评价了法兰西民族的精神，虽然作者终究没能为法国人勾勒出一个现实、准确的肖像，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作者所向往的现代公民品质，并不能在法国人民身上找到。

托克维尔并未满足于只给出一个鸟瞰式的民族性格大观，他还深入分析了各个阶级的精神面貌，并且加以比较和总结。在这样的分析中，作者又流露出了对贵族和农民的不同感情，提到前者时动辄赞扬他们高贵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惋惜社会躯体失去了它最有抵抗力的部位。他指出特权者们本应害怕人民，然而他们在人民面前毫无顾忌地大谈人民受到的苦难和压迫，且称其为“卑贱的农民”，以至于彻底点燃了后者的怒火，然而他自己谈及后者时，使用的词语也是“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

托克维尔对风尚和民情的关注与他对文人思想家们纸上谈兵、不在实践中修正现实制度、妄图在理论里平地起高楼的习惯的反对相关，对他来说，不管是民主还是自由，都应该是在公民生活的实践中培养习得的。虽然这种认识让他对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显得有些片面，将精神因素的作用抬高了许多，但他所倡导的鼓励人民参加公众政治活动，在实践中培养民情的方法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似乎有着更大的启迪作用。

虽然对贵族政治时代的逝去表示惋惜，托克维尔仍承认民主社会是大势所趋，为了使得人们在民主社会里仍能保有自由，人类之中仍能产生伟大的精神，他希望引导人民，教育他们如何在新社会中自处。正如笔者之前指出的，风尚一词的含义远远超出了民主一词所属的政治领域，事实上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也不仅限于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形态，拥有与其匹配或应当与其匹配的一系列制度、机构与精神风尚。在这一语境下，良好的风尚和民情就成为了民主的社会基础，虽不见得起决定性作用，但却能润物无声，使得民主的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托克维尔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文人政治的危害。作家们取代贵族，在精神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毫无政治经验，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全靠创新和想象，他们热爱谈论涉及社会或人类本质的宏大话题，喜好设计完整、精准、对称的普遍理论，这些雄辩家们言辞优美，掷地有声，在深受旧体制妨碍的人民之中大受欢迎，文学风气成为了民族气质和政治习惯。很快人民就放弃在实践中对旧制度进行修补，而是选择直接全盘摧毁，然后根据极富文学理想的蓝图来重建。文人理论家们都是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他们相信理性到了迷信的地步，对人力的信仰成为了新的宗教，他们自信可以凭借理性设计出完美的乌托邦。这种出于理性的激情感染了人民，产生了一系列极不理性的行动。而当大革命最初的热潮过去，乌托邦成为废墟和幻影，理性的宗教热情亦破灭，社会陷入就了精神危机。

说法国文人们毫无政治经验可能有些言过其实，法国文学初生之时，其先驱蒙田就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战后岁月，萨特还要提出文学介入的观点，左拉发声控诉德雷福斯事件，司汤达一生都在怀念追随拿破仑的时光…… 法国知识分子其实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生活。不过文人习惯影响政治也是真实现象，今日我们谈起浪漫派文学的先驱拉马丁和夏多布里昂时，很少有人记得这二位当年也是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当然更少的人记得托克维尔与他们的私交——尽管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批评拉马丁毫不留情，与叔叔夏多布里昂也只保持了不温不火的联系。

其实托克维尔自己也不能免俗，先不说本书作为一部历史学专著，却充满了洋洋洒洒的排比论述，就连在议会进行政治演说时，托克维尔也总是呈现一个作家形象。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我进入众议院后，就试图去掉作家的形象，但没有成功。”这可能也是他得出自己长于著书立言，不适合立功的结论的一个原因。

有趣的是，在20世纪法国学者开始尝试重新定义文学的时候，托克维尔真的进入了文学史的名录。不管是环球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的19世纪法国语言文学词典，还是法国社会出版社（Édition Sociale Française）出版的法国文学史手册，托克维尔的名字都赫然在列。他的作品既被当作大革命理想破灭时期的背景材料来阅读，对其中的语言特点和修辞术的研究亦不算少见，文学作品可以是历史、政治、或社会学研究的材料，当文学的边界扩大和模糊，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作者亦被拉入了文学的框架。

托克维尔最著名的肖像画是安格尔的徒弟泰奥多尔·夏塞里奥（Théodore Chassériau）的手笔，他是当时最有才华的肖像画家之一，其风格融合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似乎再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刻画托克维尔的形象。画面是阴暗晦涩的灰绿色，托克维尔站在镀金扶手椅背后，仪容端庄，神色忧郁。那年他45岁，正处在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画面中人看上去敏感羞涩，飘忽的目光仿佛投向了另一个世界。也许他在担忧国民议会的走向？也许他在思考自己或法国的未来？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正如这幅半身像表现的那样，托克维尔从不仅仅是一个政客，他从来不完全属于那个充满利益和权谋的世界。

托克维尔无疑是有远见的，但他不是先知，他的作品也非预言，他谈起革命的设计时激情澎湃，忆起旧日精神风尚时心怀忧伤，然而他的论述却不曾为情绪所扰，他搜集资料、观察探寻，他的结论从来只出自所见所闻。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历史论著，但我们总能从中挖出鲜活在当下的话题。当专制又一次渗透社会，当个人又一次退回自筑的堡垒，当自由又一次成为平等的牺牲品时，我们就会想起托克维尔。当然，我们更应想起的是他提出的解决措施。

托克维尔出身自贵族，却终其一生探讨民主。有时他似乎与他的同代人隔得很远，却与当代的我们离得很近。

参考文献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托克维尔回忆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Marc Fumaroli, “Chateaubriand et Tocqueville”, Revue des Deux Mondes, 2003, pp. 23-78.

Laurence Guellec, “Tocqueville et la littérature”, Romantisme, 2006, pp. 61-74.

Alexis de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