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617 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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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stine Perrin于2021年发表在Cliometrica上的文章“On the origins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rethinking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从婚姻模式演变的角度，探讨了法国人口转型独特的原因。

18世纪末期，由于人口出生率的提高、流行病的减少、生活水平的上升以及粮食生产力的提高，法国的总人口增至2800万。然而一个世纪后，人口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减少，在欧洲国家中仅排第五。为什么法国最早开始人口转型，还比其他欧洲国家早一个世纪？该问题至今仍是经济学、人口学和经济史领域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人口转型对法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然而它的作用机制和过程起源仍不清楚。学者们对该问题的讨论十分激烈，主要分为两派：社会经济论、文化传播论。

法国的人口转型不能用经典的人口转型理论来解释。Notestein（1945）提出的人口转型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新制度出现的结果。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现代化被认为是人口转型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在法国的案例中，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出现了同时下降，并且人口转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的18世纪末就发生了，当时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作者找到了文化的解释，法国大革命给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变革带来了文化观念的改变，在现代避孕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调节人口的手段实现了从控制婚姻到控制婚内生育的转变。

图1 法国人口转型（1740-2010年）

在现代避孕方法发展前，婚姻是社会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Malthus，1798；Hajnal，1965）。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具有传统欧洲婚姻模式特征——高独身率、晚婚以及低非婚生育率。然而，法国大革命后，这种模式发生了反转，独身率急剧下降（女性的降幅更大）、初婚年龄下降以及非婚子比例持续上升。普遍观点认为，不婚、晚婚以及非婚生育率低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按照这种逻辑，那么法国大革命后结婚率上升、初婚年龄下降、非婚生育率上升，生育率应该上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法国却出现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这一现象为我们反思人口转型背后的真正推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案例。

Hajnal所描述的婚姻模式，以及与他一致的做法，似乎忽略了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人口可以在婚姻中自愿控制生育这一事实。法国就发生了从控制婚姻到控制婚姻生育的转变，才出现了人口转型和传统婚姻模式衰落同时发生的情况。法国婚姻模式的转变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整个法国社会的变化。控制婚内生育是生育转型的关键，是否结婚、何时结婚都变得不那么重要。这背后是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以及法国文化观念和价值观转变带来的结果。

作者采用探索性因子法（主成分分析法及层次聚类分析法）展开区域性调查，并根据19世纪50年代法国各区县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将各区县进行分类，最终确定哪些因素可以解释生育控制手段在某些县的早期传播以及后期向其他县的渗透。

在主成分分析法中，作者将解释变量划分成5个因子，其中PC1的解释力最大，解释了25%的方差，该因子与公立小学的识字率和男女入学率呈正相关，代表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其次是PC2，解释了20%的方差，该因子与婚姻模式（现代与传统）有关，与已婚女性的比例、男女初婚年龄、早婚的女性比例、独身率以及陪审团牧师的比例密切相关；PC3解释了12%的方差，该因子与人口密集程度相关，代表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结构；PC4和PC5共解释了7%的方差，PC4与生育能力相关，PC5与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男性和女性相关。整体而言，PC1和PC2共解释了45%的方差，是各县采用生育控制手段及其后期向其他县渗透的重要因素。

图2 双标图（PC1和PC2作为横纵坐标）

作者将层次聚类分析（HCA）与主成分分析（PCA）相结合，根据各县（社会经济、人口和文化）的特点，将各县分为6个相关的聚类，图3展示了其区位分布。

图3 6个聚类的区位分布

图4显示了法国各县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的两个主要解释因子维度上的位置。1、2、3和5类县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划分。一方面，受高教育县（2类县和5类县）可以与受低教育县（1类县和3类县）相区别。另一方面，一些以结婚自由的县（1类县和2类县）可能会与控制婚姻的县（3类县和5类县）相区别。4类县在两个主要维度之间并没有如此明确的划分。

图4 法国各县在主成分分析法中PC1和PC2维度上的位置：人力资本禀赋（横轴）和婚姻模式（纵轴）

法国根据其婚姻模式（现代与传统）可分为两大类县，根据其生育率（“自然”与“控制”）可分为两大类。这两个不同的划分指向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婚内的生育控制、通过婚姻控制的生育控制和自然生育。传统或权威根深蒂固的县（3和5类县）与Hajnal所描述的“传统”婚姻一致，这些县控制结婚率，表现出已婚妇女比例低、初婚年龄晚、独身率高，但县的婚内生育率最高。进步/自由主义盛行的县（2类县）对宗教和传统重视程度较低，控制婚内生育率，但不对婚姻施加任何控制，这些县表现出已婚女性比例高、早婚比例高、独身率低，县的婚内生育率最低。1类县的婚姻模式与2类县的相似，但1类县并不控制婚内生育率，出生率仍然是最高的。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构相似的县也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人口转型模式。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引发社会的明确变化。县在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路径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线性的。文化、社会规范、传统和价值观在各县人口转型的背后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化和社会规范的粘性解释了为什么法国某些地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经历生育率的转变，尽管其经济环境更为有利。生育控制手段的扩散和传播需要的是文化变革。文化因素（宗教信仰、家庭制度和男女平等思想）和个人对社会变化适应能力是决定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

根据创新融合假说（Carlsson 1966），生育转变是新行为、新知识、文化或生育态度变化的结果。法国的人口控制手段实现了从限制婚姻到限制婚内生育的转变，但什么触发了这种转变？为什么是法国？为什么法国的生育率过渡比其他欧洲国家早了一个世纪？作者认为是因为18世纪的法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而导致的，如文化转型、政治革命和新的经济格局构建等。政治、思想和文化革命带来了社会的根本变化，为向现代性过渡奠定了基础，这些革命削弱了最容易适应变化地区中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分量。

作者认为，在未来可以从对比的角度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增进对现代化进程中生育行为的理解。其他国家在人口转型时期的婚姻模式是如何演变的？是否也经历了与法国类似的转型？如果以世俗化和文化运动传播为标志的重大文化突破从法国扩散到了欧洲其他国家，那么在其他地方也应该观察到与法国类似的婚姻模式——初婚年龄变小、独身率下降以及结婚率上升。

轮值主编：蒋 勤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