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只要遇上一年半载的天灾，那么就有一大群人要饿肚子，所以有句老话总说“地主家也没余粮”，这不是一句单纯的调侃人的话，而是真的诉说了余粮在古代的重要性，古代所谓的“盛世”，就是百姓家家有余粮的时代。

可家家有余粮的盛世，自古以来根本没几个，历史明确记载且能够追溯验证的“饱肚盛世”，隋文帝的开皇之治算一个，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算一个，除此之外，其余的盛世都是很艰苦的。

而饥荒，有时候还不是一个固定范围的社会伤害，饥荒的本身，是会“移动”的。

“移动的饥荒”该如何理解，这就得提到流民这个存在。

早在周代时，因为天灾从而导致的“流民现象”被官府大量制止，管仲治国的时候，他就曾提出过：“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他主张要遏制流民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也不允许在饥荒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种规定是残忍的，可殊不知，这是“救命之计”。

首先，天灾波及到的地区范围往往是很大的，但每一次天灾也有“核心”和“外围”之分，一般来说，在天灾核心的百姓挨饿以及受创的程度是最高的，他们为了生存，就会拖家带口离开这片土地，向有粮食的地方逃难。

如此一来，一些本能够用“余粮”熬过天灾的地区就会被这些灾民们冲垮，从而只能一起逃难，变成大股流民，所以流民的本质是“滚雪球”式的增长群体，而且因为离乡以及挨饿，在这种背景下的道德和法律已经不太管用了，动辄就会发生大型暴乱，古代的农民起义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发生的。

所以禁止百姓变成流民，这成为了古代官府肯定要做的事情，但这种制度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等到天灾真的来临，流民非要逃难，又有谁能够拦得住。

当流民过境时，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是再合适不过，这个词就是“饥不择食”。

肚子饿疯了的人，是什么都会吃的，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饥荒食谱”中，什么蝗虫、老鼠都不是稀罕物，古时候的人饿了吃这些平时“嗤之以鼻”的动物是根本不会嘴软的，所以要说老百姓不会抓鱼，那简直是开玩笑，正相反，水里的鱼，乃是老百姓的“首选”。

可下河抓鱼充饥是一回事，能不能吃饱这才是重中之重，假如古代的水产行业能成为农业的一大补充，那么鱼的地位绝对比猪还高，但事实却是，人在饿极的时候只想着吃一口肥猪肉，而不是吃一口鱼。

而河里的鱼“充饥表现”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不好，跟两个原因有关。

一，古代不论是洪灾还是旱灾，都非常不利于百姓抓鱼。

古时候的天灾，严格来讲主要就是两种，一是天时干旱、气温过高造成的旱灾，二是雨水充足、河流泛滥造成的洪灾。

旱灾发生时，千里赤地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千里赤地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水，或许是支流干涸了，更有可能是主流都断流了，在水利工程不完善的时代和地区，这种事情很常见，所以百姓种田有存余粮的习惯，而官府也同样有“蓄水”的习惯，所以要修建大坝。

而旱灾发生时，百姓到河里抓鱼的可能性还有多高？

那时候的河流或许都已经让人“如履平地”了，鱼这种动物生性又敏捷，在河流干涸之前跟定“随波逐流”跑掉了，道理就跟地震前的老鼠、猫、狗等动物逃窜一样，所以在旱灾发生时，人根本就追不上鱼，甚至是找不到鱼。

与旱灾相反的洪灾则是“反过来”了，因为洪灾就是发大水，河流泛滥，大水冲毁了农田，冲垮了百姓的家，要说下河抓鱼，都不用特地挑河了，脚下汹涌的洪水就是曾经的河，可这种情况下，人不被冲走都是好事了，怎么可能还有心思“抓鱼”？

因此在天灾层面，抓鱼吃是不太现实的，或许有少数百姓能做到，但肯定不能覆盖大多数，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吃“观音土”、“嚼树皮”，既然都说了饥不择食，古人选择的肯定是自己最能直接获得食物。

二、流民迁徙是个过程，等到吃鱼的程度的时候，也没有力气抓鱼了。

古代流民“流浪”的规律，肯定是往“城市”跑。

城市之所以是城市，那就代表着“野生资源”不丰富，人文资源丰富，而流民们冲向城市，为的就是一口吃的，他们能找到一口米吃，就肯定不会先吃土，而这种惯性，本质上就是“慢性自杀”。

为什么文明孕育自“河域”，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游牧文明，又或者是“渔猎”、“渔业”文明，它们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因素：要有水，要有一个合理的环境生态。

但城市的构建过程中，肯定会破坏原始生态，而人类又是围着城市聚居的，所以当百姓逃荒逃难的时候，他们吃的并非是什么野生的资源，而是城市的“存粮”，吃空了这座城，然后再到下座城，如此一来，他们只会离生态资源丰富的河域越来越远，等他们吃空了所有余粮后，也没有力气再去河里抓鱼了。

这也是为什么古人云“路有冻死骨”，冻死骨之所以在路边，而不是在河边，就是因为这种习惯。

因此历朝历代朝廷，他们对于百姓的“赈灾”制度尤为重视，不管是什么帝王在位，是圣明还是昏庸，保障百姓的生活底线都是重要任务。

在隋朝，隋文帝杨坚就极力发展“粮仓”，隋唐时期著名的“含嘉仓”、“回落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就拿含嘉仓来说，其占地高达四十多万平方米，理论上能存满的粮食高达六百万石，所以很多史学家对隋朝粮仓的“考究”，都得出一个结论：

隋朝已经存下了未来半个世纪的粮食。

半个世纪的“存粮”，意味着只要在两百年内没有发生太过史无前例的大面积灾难，那么大隋的“赈灾”制度就不可能被击穿，即便有地方发生旱灾或者洪灾了，这些粮仓就能马上调集粮食去拯救灾民，只要百姓在受难时能吃饱肚子，怎么可能还会去造朝廷的反？

只可惜隋朝亡于隋炀帝的自大，隋炀帝就是以为手握“取之不尽”的粮仓便能无度地透支百姓，殊不知人除了怕饿死，也怕被累死、无辜杀死，所以隋朝的军阀反了，农民军也起义了，隋末的乱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只要打仗都不可能饿肚子，所以纯粹就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打的。

后来唐朝一统天下，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文帝的经验，继续开拓粮仓，除了粮仓以外，水利工程也是贞观朝的重中之重，在天灾上杜绝隐患的发生，在保障上做好隐患爆发后的平稳落地，这就是古代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能效了，所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又是一段千古佳话。

到了唐玄宗的开元年间，国力继续攀升，其实大唐的盛世一直都在“上升”阶段，虽然历史以“安史之乱”作为大唐盛世结束的标志，但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大唐的盛世还将继续，原因就是，大唐的存粮太多了。

天宝八年时，光是含嘉仓的存粮量就达到了近六百万石，当时含嘉仓有个别名叫“仓城”，可以想象，一个全是粮食的城市，而且这种城市还不止一个，面对这种准备，难怪开元盛世敢说是自古以来含金量最高的盛世。

可惜打破开元盛世的也不是百姓饿肚子，而是因为军阀们都“吃得太饱”了，所以要造反篡权。

盛世被打破后，一切秩序都消失了，兵荒马乱祸及神州大地，因为节度使的各自割据，大唐的“存粮网络”就彻底报废了，理由很简单，比如占据着河南粮仓的军阀们，怎么可能让其他贫瘠地区的军阀来“调度”粮食，所以天灾不见，人祸倒是随时上演着。

只要存粮机制失效，那么只要一小波天灾，就肯定有百姓挨饿，一旦挨饿了，他们第一反应未必是下河抓鱼，而是去“掠夺”，所以在唐代后期，各路军阀招兵买马源源不断，这些兵马不是什么专业训练的人才，就是饿肚子上战场拼命就为了吃饱肚子的人。

吃鱼是个好想法，但终究只能打打牙祭，因为古代王朝本质上还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未必仅仅意味着“米”、“麦”，本身还有一系列的养殖，譬如猪、牛、羊、鸡、鸭等等，家禽家畜也是农业的一部分，平时老百姓充饥之余，也靠这些动物增长力气。

而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鱼有这些“大补”作用吗？

用生物学来解释，我们知道鱼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脂肪含量很低，除此之外，鱼的微量元素也不及牛羊猪，所以用古人的角度来看，鱼就是一种“吃也吃不饱，还不长力气”的动物，但这都无妨了，只要能充饥，饿肚子的时候暂且吃着鱼是不错的，可抓鱼不是简单的事，鱼的数量也并不乐观。

种种因素下，就没人有太多“抓鱼”的观念了。

这是刻在农耕文明骨子里的一种习惯，而唐朝后期、五代时期，军阀互相攻伐、百姓受难不断迁徙的事情数不胜数，如果是勇敢一些的就加入队伍对抗挣命，如果是懦弱一点的就跟着胜利的军阀，幸运时还能成为军阀屯田的工具。

历朝历代的灾难，始终没有让百姓改变生产的主要方式，依然是要耕种，比起饥荒时考虑吃什么，在饥荒前设计好优越的存粮机制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一个社会从战乱恢复到正常形态，最基本的根据就是百姓是否有吃饱饭，是否还饿着肚子。

明朝末年，因为小冰河期的到来，在万历年间开始，天灾逐年加剧，而这种天灾也成为了大明“毁灭”的根本原因，即便大明在当时已经走向了腐朽，可基本的国策还是能稳定住百姓的生存，让高迎祥、李自成等人崛起造反的根本原因，是剧变的环境导致的人祸频频发生。

所以大明的农民起义浩浩荡荡，北方地区受灾严重，于是大量的百姓成为流民，不断向南迁徙，而具体去哪里，去做什么，没有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只能是继续走着，沿途有什么吃什么，可谓是“饥不择食”，当时更别说河里的鱼了，就算是河里的水草，都能被找到充饥。

也是因为存粮保障制度被“击穿”，大明走向了无法挽回的危局，李自成高呼的“不纳粮”口号吸引了众多百姓投靠，虽然世人都知道不纳粮是不可能的，也就眼前喊喊，可目前能不缴纳一时那就算一时，总好过被朝廷压榨剥削。

明末的“大瘟疫”事件，也是因为百姓迁徙造成的，明朝末期的人口暴减，除了国内农民起义互相伤害、大清崛起对明朝人口的掠夺以外，最重要的还是瘟疫带来的减员，天灾人祸交加，大明确实积重难返。

而关于吃鱼这件事，或许唯有江南地区的渔歌百姓还能沾点边，因为江南水网密布，而且蓄水条件、气候条件优越，这些地方的河流稳定性高，百姓偶尔抓抓鱼吃那倒是非常正常的，但也是这种条件优越的地方，反而不会被战争波及，毕竟谁都知道江南是赋税重地，没人愿意毁掉江南。

所以说，古代的人世就是一种另类的马太效应，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很多时候不是古人没想出抓鱼的办法，只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悲哀百姓，与江南渔歌穿行水网中的潇洒人家，始终是不能共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