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河洛地区范围的认识, 虽然“四至说”较之于“模糊说”清晰明了, 但论者各执一词, 并不利于河洛文化的研究。我认为, 河洛地区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地区之一, 其影响波及很远的地区。具体而言, 随着当时封建王朝的盛衰而略有变化, 将河洛地区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或者缩小, 都是无视河洛文化的影响力。无限制的扩大, 显然有侵吞其他文化的迹象, 缩 小范围则使人在研究过程中无所适从, 因为很小的范 围很难在材料上取舍精当。我很赞同朱绍侯先生的观 点: “作为河洛文化圈, 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笔者认为河洛文化圈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 东与齐鲁文化圈相衔接, 南与楚文化圈相衔接, 西与秦 晋文化圈相衔接, 北与燕赵文化圈相衔接。究其实质, 河洛文化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广义的中原文化应包括齐鲁、秦晋、燕赵等文化。”朱先生的话高度概 括了研究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应当注意的方面, 具有 重要的学术意义。

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 虽然不少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 但极少有人就此做出论证。我认为: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 东至郑州、中牟一线, 西抵潼关、华阴, 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 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兹论述如下。

一

河洛地区的南界

对于河洛地区的南界, 大多数学者认为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除了极个别学者曾经作过 论证, 大多数的学者仅只是提出这一观点而未作任何 论证, 即使已有的论证也显得说服力不强。有鉴于此, 有必要对河洛地区的南界问题加以论考, 即为什么要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 而不是其他的地理坐标。

首先, 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来分析。翻开河南省地 势图, 就会看到以伏牛山脉为标志, 将今天的洛阳市、三门峡市与南阳市南北隔开。伏牛山海拔 1500～ 2000 米, 成为南北分隔的天然障碍。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 也是以伏牛山脉为分水岭的, 山北的洛河、伊河、涧河流入黄河, 山南的白河、唐河流入汉水, 最后汇入 长江。气候也因山脉的阻隔而显现出南北的不同, 山 北的洛阳、三门峡境内的年均温 13℃ , 年降水量703. 8 毫米, 无霜 期 217 天;山南 的南 阳 市境 内年 均温 14. 65° , 年降水 938. 5 毫米。因伏牛山脉的阻隔, 南北 气候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从历史地理的划分来看, 伏牛山脉也成为南北的 一个很明显的界限。夏、商、西周时期, 当山北已经是 相对发达的经济文化区的时候, 山南几乎还没有开 发。到了东周时期, 山北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而日渐兴盛, 而山南的楚文化才进入滥觞期。秦 汉郡县制推行后山南与山北的统属并不相同, 秦时在 山北所设的郡为三川郡, 而在山南所设的郡则为南阳 郡。是后, 各代所设的地方行政建制各不统属, 自成体系。

其次, 从文化的特性来看, 其差异是很明显的。山南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受楚国的控制, 楚文化在这 里长期浸润,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楚地的特色。比 如, 在楚国所实行的井田制度与伏牛山以北所实行的 井田制度就有很大的差异, 楚国的井田只是官方征收 军赋、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 而非百官俸禄的等级单 位, 更非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而伏牛山以 北所实行的井田制, 则截然相反, 是完整的奴隶制的 土地国有制。另外, 出土的云梦秦简也反映了楚地风 俗与山北风俗的巨大差异。楚文化以道家的思想、文 化、文学为基本特征, 楚人尊崇凤, 钟爱凤。楚人追求 新奇, “细腰”之好反映了这种追求。楚人充满浪漫主 义色彩, 楚文化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楚人也信鬼好 巫。而河洛地区的文化特色则不同, 这里长期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又受殷亡之后殷遗民喜好商贾的 影响, 经济文化较之楚地要发达得多。见诸司马迁《史 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南北差异, 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 从先秦以来伏牛山成为南北交通的阻隔来 分析, 这座山也成为南北文化的一个分界线。伏牛山海拔在1500~2000米之间，与其毗邻的外方山、熊耳山也同样险峻。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很难逾越这样的险阻，即使在今天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穿越几座大山的道路仍难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古代，由洛阳到南阳的道路大多避开了这几座大山，绕道汝州、鲁山而到南阳。如秦代通南阳的道路，一条是由咸阳通过武关而至南阳，一条是由颖川而至南阳的。秦末刘邦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由洛阳至阳城（今登封境内）至阳翟到达南阳，而由武关攻人咸阳的。即使到了唐代，由洛阳至襄阳的驿路，也是以洛阳——龙门驿——彭婆馆——白沙馆—一临汝石壕驿——广城驿——郁阳驿——汝州梁县驿—

汝州，汝州以南分成两路，其中南路直达南阳，是汝州至南阳的主要交通线。可见因山体极高，已经成为南北交流的障碍，也限制了南北文化的融合贯通，自然也成为河洛地区与荆楚地区的分界线。

最后，从风俗的差异来分析，伏牛山也成为河洛地区南界的证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透露的信息，可以说明这一点。“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司马迁还描写三河之间“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而南阳一带则不同：“额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教愿。”这一带风俗的变化是在秦统一天下之后，“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随着河洛地区的所谓“不轨之民”迁往南阳，南阳的社会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史称：“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由先秦到秦汉洛阳与南阳社会风俗的不同到秦统一之后社会风俗的渐趋同一，可以看出早期的地域差异的界限是很明显的。

从地理环境到文化特性的差异，从交通形势到社会风俗的不同，都反映了伏牛山南北两地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我们以伏牛山作为河洛地区南界的重要依据。

二

河洛地区的东界

学术界关于河洛地区的东界，主要观点有“虎牢关说”、“京广铁路说”、“开封说”，甚而有以洛河与黄河交汇处三百公里范围的说法等，不一而足。上述几种说法，有的是扩大了河洛地区的范围，“虎牢关说”则是夸大了这一小小关口的作用，“京广铁路说”以现代的地理概念论述古代问题，至于说三百公里范围更是没事实依据的，我认为以郑州、中牟一线为东界，理由如下。

考察古人对于河洛地区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中牟一线是两个地区或两种文化的交汇处。《尚书》卷2《禹贡》云：“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潴。导菏泽，被孟潴。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这里记述的是战国时黄河及其支流在豫州的情况，而荥泽就在中牟以西。是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汉书》都继承了这一认识并有所反映。到战国时，中牟一线成为魏国与韩国的分界线。司马迁指出了河洛地区与中牟以东地区的文化差异：

“夫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其俗犹有先王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很明显，这与河洛地区的社会风俗有着巨大差异。另外，从秦汉以后推行郡县制的政区设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史记·秦本纪》云：庄襄王元年“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可见秦时是以中牟一带为东西郡界的。西汉所设的河南郡，同样以中牟为其东界。河南郡下辖的中牟县本注云：“圆田泽在西，豫州数。”东汉时，河南尹的辖境越过中牟，以开封为界。

再者，中牟以东的地区长期以来受齐鲁文化的熏陶，居民的思想中已有较多的谦谦君子意识，当然这是指先秦时期而言的。宋襄公的妇人之仁历来为人所诟病，但这也正是受到齐鲁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此后的许多朝代，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互礼让的事情。《后汉书·鲁恭传》记载，鲁恭在任中牟县令时，“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这完全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地形特征也可以看出，中牟以东地区已经完全进入平原地区，平均海拔在100米左右，而以西地区则是以丘陵、山地和沿河冲积平原为主，地形、地貌发生了巨大的差异。中牟以西地区受黄河水患的影响较小，而中牟以东地区则多受黄河水患的威胁。在交通环境上，中牟以东地区因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而中牟以西地区则因丘陵山地纵横而交通不便。历史上的交通梗塞大多发生在河洛地区，而中牟以东地区则便利的多。蜚声先秦至隋唐的漕运业，最艰巨的地段则在进入河洛地区以后，而中牟以东地区仅只有消运与河运的差异。可以这样认为，河洛地区的东界以中牟一线为界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出东西两个地区各个方面的不同。

三

河洛地区的北界

河洛地区的北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黄河为界，河洛地区的北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黄河为界，一是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沁阳一线为界。我同意第二种观点，试论述于此。

黄河为界说，主要是过多考虑黄河在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认为流经该地区的黄河天险阻碍了黄河以南地区与黄河以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地域。究其实，当我们考察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上述说法显然有其历史局限性。

首先从交通形势来分析。黄河天险虽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限隔了南北两岸的经济文化交往，但这种限隔毕竟是有限的。先民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征服黄河上进行了两次大的革命。第一次是以舟济河。我国以舟济河的历史起源甚早，相传大禹治水时，“水行乘船”，这无疑可以看作沟通黄河南北的最早一次行动。到周武王灭商之时，大规模的以舟济河已经成为现实。在武王灭商之前二年，武王曾发布号令:“总尔众庶，兴尔舟辑，后至者斩。”并亲自乘舟渡河，以观察殷人虚实。两年后，周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五十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在此次渡河作战中，近五万人的军队，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船只，要想在短时间内悉数渡河恐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此次渡河的船只中有相当数量可载运“戎车”者，也说明船只的容量具有一定的规模。此后，“舟济”沿用了较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黄河渡河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是由“舟济”到“桥渡”的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杜预在黄河上建起了第一座浮桥。

《晋书》卷34《杜预传》云:

预又以孟津渡险，有及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官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杜预所造之桥标志着黄河上舟济历史的衰微，开创了南北方经济交往的新时代。到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又造浮桥于冶板津(遗址在孟津县铁谢村东)。其建造者为于栗碑。

《魏书·于栗轘传》云:

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治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

此次造桥，虽然是因军事的需要而设立，但毕竟便利了南北交往。此后，在黄河上建造浮桥者不绝于书。北魏时在此置河阳三城于南北两岸及河中洲上，于中渒 城南北建浮桥以通河阳三城，武泰初(公元528年)，胡太后曾遣将守河桥及河阳北、中城，以阻止尔朱荣率军南下。永安三年(公元530年)，魏孝庄帝命水军焚毁孟津河桥，与尔朱世隆作战。到唐代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以船为脚，竹笠相连，在此重建河阳三城浮桥。此外，在蒲津关也有造舟为梁的记载。综上分析，我认为，所谓因交通问题阻隔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而不能将黄河以北地区划归河洛地区的看法很难成立。无论先秦两汉“舟济”，抑或西晋迄于隋唐架设浮桥以沟通南北的事实，均已表明在交通形势上河洛地区的北界应跨黄河，以晋南、济源、沁阳一线为北界。

再从黄河南北两岸经济的相辅相成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黄河两岸经济的互补成分很多，将其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于情理难通。从晋南解县与安邑县两大盐池的销售地区进行分析，自汉代开始，河东所产之盐，已经销往关中、洛阳、南阳、太原、上党等地。到了唐代，河东所产盐的销售地区，除了政府所规定的京钱、陕貌、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巧州，还冲破政府的经济禁令，销往兴元府及洋州、兴、凤、文、成等6州。这其中陕貌、河南自然而然地成为河东盐的行销范围，且盐税的收人成为支撑汉唐中央政府的重要税收之一。将晋南、济源、沁阳一线纳人河洛地区当属必然。再者，从汉代开始，为了满足定都长安或洛阳的中央政府的庞大官僚机构的运转，以及日益增长的城市居民的衣食之需，政府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漕运业，在黄河两岸修筑了星罗棋布的粮仓，一方面便利了潜运业的发展，成为漕运的中转站;另一方面，漕运业的发展，对黄河两岸特别是洛阳的粮食需求也能予以满足。此外，晋南的平原和沁水冲击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则可以解决黄河两岸居民衣食的燃眉之急。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后，于黄河北所建的河阳牧场的畜产品，在满足京师的军马需求外，还为京师提供了数量可观的畜产品。《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北魏达官贵人所饮之浆，极有可能供自河阳牧场。事实表明，经济的相辅相成，已将黄河南北两岸连结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

最后，从自然环境进行考察，晋南、济源、沁阳以南地区，由于临近黄河，与隔岸相望的河南地区一样，同样可以享受黄河及其支流的灌概及交通便利，对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利。在这里，我们主要论述黄河北岸灌溉的便利条件。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曾引河水灌概汾阴、蒲阪一带农田。虽然因环境的变迁，这一水利工程未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用，但先民们征服自然的精神值得称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河内一带沁水、丹水丰富的水利资源上修筑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保证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特别是到了唐代，这里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使该地区成为有名的粮仓。此外，黄河北岸的山地丘陵也同样提供了黄河两岸地区类似的动植物资源，气候也未因黄河的阻隔而显出太大的差异。

四

河洛地区的西界

河洛地区的西界以华阴、潼关为标志，几乎没有争议，但无人做过论证，这里也略作论证。在历史上，关中地区与河洛地区大都以华山为界限。关于关中地区的情况，《尚书》卷2《禹贡》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悙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尚书》描写的雍州（关中）地区的河流、山脉以及土壤、物产，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河洛地区的状况迥异。司马迁对关中的地理状况也说得很清楚，《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西周时，“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稽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到秦文公、德公、缨公时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迁都栋邑，“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及迁都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所以他认为：“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谈到了关中地区的东部是以华山为界的，也谈到了社会风俗的变化以及重商贾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环境看，河洛地区的西部为山地，丘陵交错，而进入潼关、华阴以后，则是有名的八百里秦川，是发达的农业区。从交通形势看，由关东进入关中，仅有几个险要的关隘可通，函谷关、武关等天然屏障，隔断了关中与关东的往来便利，也成为秦汉以来战略要地，孟尝君的“鸡鸣狗盗”故事也发生在这里。苏秦曾经说过：“秦东有崤函之固。”秦国就是借助于函谷关的险要与东方六国展开了长达几代人的战争，当秦国力弱小之时，闭关不出，当国力强大之时，则开关东出。秦末，刘邦攻入咸阳，“守函谷关，项羽至，不得入”。是后，中国古代因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关隘问题一直成为东西交往的障碍。

河洛地区的西界以潼关、华阴为界，无论从社会习俗的差异，还是自然环境的不同，都说明了这一界限是明显的。

明确论证河洛地区的四至界限，既是填补以前无人论证的空缺，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对河洛文化的研究。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其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化中心影响力的变化，文化区域的范围呈现出或大或小的扩张或收缩，那种用僵化的观点看待文化区域的范围只能阻碍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我认为，这一看法也应适用于河洛文化研究。

注释已略，请参照原文

注明

1.本文原载于《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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