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雪球App，作者： 小巴卡，（https://xueqiu.com/9780241918/179302420）

A股每年会出现一堆财务造假的公司，其中很多是常年造假。

里面不少是被媒体、投资者、监管机构发现的，而本该作为资本市场“看门狗”的审计，似乎总是掉链子。

我之前跟很多老铁一样，总是会质疑会计事务所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水平，觉得那么明显的造假，为啥审计都看不出来？

后来经历过韭菜跟审计搬砖狗的双重身份后，我开始会以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审计存在的意义和行业里的症结。

是不是？是

知乎有个名梗“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所以先聊下——是不是老发现不了造假？

目前来看，并没有相对可信的数据来反映每年有多少公司造了假，有多少被事务所发现了，有多少没被发现，所以这个问题不太说得清。

我引用一个数据，2019年披露的上市公司审计数量总共为3797份，其中非标准意见（表示上市公司有较大问题）的数量为264份，占比近7%。

现实中，存在较大问题的企业比例肯定高于7%，至于多少嘛，没人知道，老铁们自行判断就好。

一个好的趋势是，近年非标准意见报告的占比越来越高，18、17、16年的数据分别是4.4%、1.27%、2.49%。

以此来看，二康事件后各家对审计质量的要求确实在提高，在工作中也经常会听到来自老人们的吐槽，说审计程序越来越多了、加班越来越严重了、报销也更麻烦了，balabala.......

尽管事务所内部要求越来越高，但无法掩盖每年都有造假未被发现的事实，所以我觉得“老发现不了造假”这个表述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发现不了造假？

我在上次的文章中提到过引起审计风险的两大因素——审计范围和审计资源,分别代表的是客户不配合、缺少人和钱。

(不清楚的老铁可以回顾下前文——准备从事务所辞职了，聊一聊行业潜规则以及审计报告的可信度)

只谈这两个原因的话，是有点把锅全甩给上市公司了，这次换个维度，站在更高的层面聊一聊。 

“过程”重于“结果”

对于社会上绝大部分工作来说，结果比过程重要。

老板定的KPI、负责的项目、下次的晨会汇报，你要是结果上没完成，反而跟老板说过程有多么努力、做出了多少贡献等等，就可以直接卷铺盖了。

但审计完全不一样，审计是“过程”重于“结果”。

我们再来温习下审计的目标——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

重大错报、合理保证两个概念上次聊过了，这次不赘述，讲一下“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

简单来说，审计证据作用是证明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是真实、准确的。

比如针对银行存款这个科目，审计会发银行函证，来确认账上银行存款的真实性，银行函证就是审计证据；

年底了审计会去监盘存货，企业提供的库存明细表、监盘过程中盘点记录表、实地照片什么，也是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的范围很大，理论上所有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审计的工作底稿、相关单据函证等，都是算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有多重要呢？之前所里流传着一句话——“没有记录就代表没有做”，意思是你就算做了审计程序，但如果没有记录（保留审计证据），那就是没做。

学过逻辑学的人都知道，“没有记录就代表没有做”这句话是一个逆否命题，还原为原命题应该是“做了就有记录”。

但审计工作的现实情况却是，“有记录，就代表你做了”，这也是为什么会存在放飞机现象的底层原因。

很多时候，时间紧任务重，审计小朋友眼看工作做不完了，要资料、填底稿的过程中划划水很常见，有东西交上去就行。

有小伙伴透露过，她在一个项目组发现了企业伪造的银行对外担保说明书，因为萝卜章太明显，但跟上级反应后，上级建议是当做没看到；因为整个项目期间，她要收集一百多份说明书，完不成她跟上级都要被老板捶。

虽然执业准则中规定，审计在发现伪造文件后应当进行进一步调查，但却没有规定审计员要具备鉴别伪造文件的能力，注册会计师也不是鉴定文件真伪的专家。

所以对不太严重的伪造行为，审计人员大多会选择无视。

对底层员工而言，拿不到审计证据的后果，比起审计证据有瑕疵，要严重得多。

会出现这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与法规设计、工作模式不无关系。

至少在审计证据这个层面上，结果还是重于过程的，飞机可以放，但是证据一定要有。

当年的“五大”之首安达信，之所以会垮台，核心原因不是因为对安然的审计失败，而是销毁了数千页有关安然的审计证据。

事务所的使命就是获取审计证据，失败就算了，还销毁证据。不光妨碍了司法公正，也有违事务所的设立目的，你不倒闭谁倒闭？

充分、适当

这两个词的定义比较主观，充分代表数量、适当代表质量，就是说你的审计证据既要有数量又要有质量，每个事务所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上市公司有1亿的银行存款，分布在200个账户；有的所对货币资金严格点，要求200个账户全部函证；有的所对别的科目很看重，觉得其中160个账户包含了9500万存款，就函证这160个就行了。

所以，充分、适当标准不一，项目组越有钱、客户越配合，那充分、适当性就更容易满足，审计证据也更可信；反之亦然。

现在再来看审计职责——“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这句表述，你就该清楚了。

审计工作的过程是——“获取审计证据”，结果是——“提供保证（出具审计报告）”。

怎么理解审计是过程重于结果？

我用医生举个例子，都觉得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那要是病人死了，是否就意味着这是医生的责任呢？

不太妥吧。如果医生勤勉尽责，给病人诊断恰当无误，又提供了很好的医疗服务，我们就不该把病人最终死亡结果归责于医生。

只有医生在故意（刑事）或过失（民事）情况下导致的病人伤亡，我们才应该追究相应的责任。

对审计也是同理，不管是《审计法》还是《执业准则》，都没有要求注册会计师一定要发现企业造假、或揭露企业的问题，而是要求其保持职业怀疑、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提供合理保证就行了。

所以基于相关法条准则，注册会计师只要能证明自己尽到了相关的注意义务、取得了足够的审计证据，就有了一定的不可归责性，俗称“不粘锅”。

后续企业出现造假或其他问题，那很大程度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半价安的教科书操作

这种“不粘锅”操作，四大做得很好，毕竟都是在欧美及其严苛的证券法规环境下练过的，而内资所要差不少。

就比如之前，半价安在瑞幸造假案中的甩锅操作，就堪称教科书一般。

浑水的做空报告出来后，瑞幸没怎么反抗就直接自曝了，很大程度是受迫于半价安、中金等中介机构的压力。

自己承认从19年Q2开始造假，而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正好截至到19年Q1，帮助半价安、中金等中介机构们甩锅，再拉COO跟几名员工当垫背，简直完美，就是有点把外人当傻子。

再来看看半价安的声明，拿捏得恰到好处，颇有四大之风范。

所以老铁们现在应该清楚了，为啥对于审计而言过程更重要，只要过程正当，即使出现不良后果，事务所依然不具备可罚性的。

法律的根源

根源上来说，法律对于高风险职业的保护，部分促成了审计发现不了造假的现象。

医生、律师、会计师（注会），这三大职业在欧美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菲的收入，但是相应的，需要很高的门槛（资格证书很难考）及不小的职业风险。

比如医生会医死人、律师败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会计师协助或未发现企业造假会让多方产生损失，这些负面结果需要在法律层面上进行评判。

对这些职业，如果我们选择以结果好坏进行评价和归责，坏的结果会少很多，但最后可能没有人愿意干这些工作了；

如果以过程进行评价并设定某些不可归责事由，能让相关从业者不用太担心后果，更好地进行服务，但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好的结果。

与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论”、“结果无价值论”类似，当出现立场不同而导致的理论分歧时，法律一般倾向于选对社会影响更小的一方。

对于审计，那就是强化对过程的评价，弱化对结果的评价。

很多老铁建议修改相关法规，一旦没发现企业造假就对事务所进行重罚，秉持的就是“结果重于过程”的观点。

这样固然会增加事务所出具非标报告的可能性，但对于资本市场和社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呢？老铁们可以思考下。

瑞华起诉证监会？

出于个人兴趣，我之前观看了“瑞华诉证监会”一案的庭审现场。

背景是：2018年12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瑞华业务收入130万元，并处以390万元的罚款；原因是瑞华在对华泽钴镍2013年度、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

瑞华的合伙人不服，发起了针对证监会处罚决定的行政诉讼。

双方争议的焦点不是出具虚假记载审计报告这一事实，而是瑞华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

当庭法官是不太懂审计的，原被告就援引相关法条，一方说自己尽了责，一方说没尽。

最后的结果是，法院认定瑞华对应收票据存在的异常情况未保持职业怀疑，未能识别出重大错报风险。

顺便说一句，整场庭审中证监会代表小哥的表现完全碾压瑞华合伙人，其对审计程序的了解、对准则条文的引用，都是专业级别的，要不怎么说证监会人才济济呢。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就更能体会，事务所被罚通常是因为审计过程有问题，而并非结果不好。

PS：

整体上看，审计人员的智商、能力、道德，应该不会低于中国股民的平均水平。

我们上升到法律、准则制度层面，从归责原则上就能觉察到，为啥审计老是发现不了上市公司造假。

（文章首发公号：泉学研究社，欢迎老铁们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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