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新韵谱华章，科学发展写春秋。“美丽宣化”陆续刊登《宣化文史资料》一书。《宣化文史资料》由政协张家口市宣化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全书分为古城话古、古城风貌、旧街老店、烽火岁月、古城沧桑、古城旧事、经济纵横等15个部分，66编。该书全方位记录了发生在宣化的历史事件和人文景观，是一部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宣化、认识宣化、热爱宣化、宣传宣化、建设宣化的史料。

　　概述宣化移民的历史

　　冯冠扬 庞迎红 张金萍

　　引言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宣化民谚。

　　明代洪武、永乐、嘉靖三朝当中，朝廷曾组织大批内地民众从山西洪洞出发迁往边疆定居。据考证，现在宣化的很多村落，大都始建于那个年代。

　　明朝政府组织移民

　　明朝政府移民垦荒的原则是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并规定对北方郡县的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移民垦辟，每户给15亩粮田，又给3亩菜地，皆免3年租税。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记载：“洪武十四年，河北人口189300人，山西人口4030454人。” 由于宣化一带战争频繁，人口稀少。山西一带战乱很少波及，大部分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当时的平阳府洪洞县是人口稠密大县，又地处交通要道，而城北官道有贾村驿。明政府便把移民局设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在这里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川资，然后迁往各地。广济寺门前有一棵十分高大的老槐树，因而老槐树就成了移民们头脑中的深刻记忆。

　　明永乐初年，先后四次徙山西万户民往北平一带。永乐十四年(1416年)间，两次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涿鹿)，免赋役三年。(《明太宗实录卷》)另据《宣化县志》记载，宣化县周边390余村庄，大多始建于明初永乐年间。这些移民爬山涉水，出雁门关，最终到宣化安家落户。另据《宣化县志》记载，“明宣德十年(1435年)八月，又调蔚县等卫操备官军2500人赴宣府等地屯田。”“明景泰二年(1451年)，代宗命昌平侯杨洪镇守宣府。洪久居宣府，治军严肃，士兵精强，边境安定，人口渐增。”

　　在此期间，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涿鹿、怀安等地市、县，也有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来的移民。蔚县下宫村乡苏贾堡村的古氏人家即是于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迄今，苏贾堡村的古氏已繁衍至第十八世，共有50多口人。

　　明代的商业移民

　　明代政府，一方面修筑长城加强防御抵制蒙古族的进犯，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招抚，经济上发展互市贸易，进行物资交流，改变其靠战争掠夺占有财务的作法。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宣府开设马市，以布帛易鞑靼(蒙古族)马匹、皮张等货物。当时宣府城内“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纱罗绸铺、苏杭罗绫铺、潞州(今山西长治地区)绸铺、泽州(今山西晋东南地区)帕铺、临清布帛铺、杂货铺等，沿街长达四五里许，贾皆高居之。”另有“土木工来自山西，巾帽工来自江西，其他匠人出自外方者甚多……”。由于发展互市贸易，全国各地的商人、工匠携妻带子，来宣化安家落户。 “明初，镇城人烟凑集，里宅鳞次栉比，不独四门通衢为然，虽西北、西南两隅僻街小巷亦无隙地”。“军官、市民、商贾与四方工役杂处其中，尤不可数计……。” (嘉靖《宣府镇志卷二十》)

　　宣化的回民移民

　　宣化的回民，具体何时从外地迁来，如何在宣化繁衍生息，《宣化府志》、《宣化县志》上皆无文字记载。据百岁老人冯有孚《宣化的回民》一文中说，宣化回族人口最多时曾达6000余人，部分聚居于城内庙府街、后府街以及牌楼西，北至观桥附近十多条街巷内;南关的回民聚居在东土关一带。回民中的大姓人家有丁、 闪、玉等姓氏。据清真寺碑文记载，明初回民子弟多系朱棣(燕王)从军屯边，继而定居宣化。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二十五年八月(1389年)，冯胜(回族大将军)等在大同等地屯田。洪武二十八年正月(1392年)，山西马步军官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又据史书记载，常遇春曾在宣化一带统兵作战。据考证，冯胜、常遇春均系回族将领。他们带领回族子弟在宣化一带戍边开荒屯田造地，战后即留在宣化大北街、后府街一带定居。宣化冯姓回民众多，应多是冯胜的后代。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由宁夏金积、灵武两地逃难来了一批回民，在南关、东土关一带定居。他们吃苦耐劳，家家养活骆驼，以用骆驼跑运输为生，成为宣化的驼户。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教规，奉公守法，克勤克俭，遂逐渐发家致富。

　　宣化的满族移民

　　河子西乡的旧李宅、沙疙瘩、肖家坊及其他村庄，居住着一批满族同胞。这些满族同胞何时迁移宣化定居，也无文字记载。据王鉴同志撰写的《宣化河子西乡的满族概况》一文中说，当年那里的居民，除明代从山西迁来的移民外，其余多是随老汉王努尔哈赤征战的镶黄旗旗兵中的老弱病残，被老汉王留在西门外定居组成的。他们的祖籍都在东北三省。清王朝在北京定都后，这些留在宣化的旗兵，将他们的家眷也都迁来宣化，在河子西一带安家落户，繁衍子孙后代。清初，根据大清朝廷当时的条例规定，以跑马圈地，为旗人占领地盘。由于旗人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汉人的土地也就逐渐缩小，致使汉人无法生存，只有出卖苦力，给旗人当长工维持生活。旗人除少数自己种地外，一般都是租地给汉人种，秋后打下粮食后收租，过着剥削的生活。由于河子西一带由旗人掌管土地大权，并在行政、财赋方面脱离当地政府管辖，因而引起地方官吏的不满。据《宣化府志》记载，“康熙初年，宣化府被圈占的土地为14115顷，老幼嚎哭拥道”，大批百姓逃入深山开荒，户籍流散。后来清廷只得停止旗人跑马圈地，并统一全国税赋，复苏民生。民国十二年(1923)，冯玉祥将军的部属率先卖掉自己的“旗地”，将卖地的钱献为军饷。这些土地被一些有钱的地主买下后，成立大伙房，租给农民耕种，因此西门外一带有“七十二伙房”之称。

　　满族人饮食上和汉族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生活习俗有些不同。当初是满汉不通婚，满男不娶汉女，满女不嫁汉男。他们的婚礼风俗是：女大男小，坐轿五更娶，头戴如意帽，身穿五色花旗袍;拜天地射四箭，入洞房挑盖头。在丧事上，满族人头戴孝帽，腰系孝带，鞋绷孝箍，叫戴“三点孝”。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满族人在语言上、风俗习惯上逐渐和汉族人融合在一起，共同劳动、生活，共同发展经济，建设美好家园。

　　日伪时期的劳工移民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宣化相对比较稳定。这个时期，一些晋商开始来宣化经商开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天顺恒商号。1935年由山西的武、宋两位财东投资6000块大洋在南大街64号兴建二层小楼一处，平房66间，前店后厂，加工生产陕西风味糕点食品及醋酱杂货等。另有山西清徐韵庚和在南大街路西投资5000块大洋开的晋和隆布铺，经营棉布、绸缎等商品。还有太古人开的太古红烟店，经营太古生烟。

　　1937年8月，日寇占领宣化。日本人为了战争的需要，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于1938年开始筹备开采烟筒山的矿石资源。当时先后从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南部等地大批招募骗取工人来庞家堡和烟筒山开采矿石和冶炼钢铁。据杨志明撰写的《仇满红石山》一文统计， “数年内竟达3万人之多”。这是历年来移入宣化人口最多的一个时期。这些招募来的工人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业游民，为了生活，被工头骗来宣化。1941年冬，汉奸把从太原招募的500多名劳工关进闷罐子车里运往宣化，车到大同就死了60多人，到宣化时从车上拖出100多具尸体。1943年7月，从河北南部骗到700多名劳工，赶进五节闷罐车，到达庞家堡矿时己死了一半。这些被招募来的劳工，单身的住在破烂的大工棚里，十有八九没有被褥，用水泥袋纸和包装机器用完的废麻袋片铺着睡觉。为了防止逃跑，晚上睡觉前，有专人抬着大筐把鞋子收走，第二天早上再发还。工棚夏天漏雨，冬天四面透风寒冷无比。带家属的则住进“筒子房”里，筒子房有30多米长，里面住十几户人家。一家挨一家，每家之间挂块草帘子或破席片当墙，地上铺些杂草当“炕”。再有条件好的，在大北街一带租民房居住。当时，从大北街出北门口经邵家湾到烟筒山沿路的山坡上，到处都搭满了席棚子，里面住满了劳工，一点空地都没有。劳工每天步行十几里上山采矿，而日本人则有车接送。劳工每天在坑下采矿，真是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吃的是发了霉的杂合面掺高粱壳、玉米芯、山药梗的混合面，饿得皮包骨头，每天还得干12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早上5点钟就先到帐房里排队领下坑的工牌，晚上出坑时已是满天星斗了。这样干一天活只能挣一两元骆驼票(伪蒙疆银行发行的纸币)，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日本鬼子、汉奸和把头还欺压工人，打嘴巴子，抽皮鞭是家常便饭。下坑采矿的工人更是辛苦，坑道没有措施支护，经常发生塌顶、落石等事故，打眼放炮踩下的矿石，用人往外背，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下，矿工的死亡率很高。庞家堡矿的“万人坑”，就是日寇常年累月将死亡的矿工扔到大坑里而形成的。

　　善良的宣化老百姓，看着这些背井离乡的可怜劳工，想办法从生活上接济照顾他们，给有病的劳工熬药做饭，有的租房不收房钱。这些劳工在患难中得到宣化人的救助，感恩不尽，终身难忘。有的结拜为磕头兄弟，有的认下干亲，从此交往不断。现在，上一代的老人均已不存世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还像亲戚一样互相交往着。

　　北京的逃难移民

　　早年，在宣化周边一带农村里，可以经常碰到一些妇女，她们的衣着打扮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开口说话，满口京腔京韵，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当地人把她们称为“北京侉子”。这些“北京侉”是怎样来宣化定居的呢?

　　1934年，北京房山、昌平、宛平、门头沟一带农村遭受严重旱灾，寸草不收。老百姓吃树皮、草根度荒年。北京城里的贫苦百姓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粮食实行配给制，混合面都吃不饱。于是，北京一带的贫苦人民为了活命只好卖儿鬻女。当时有父母卖儿女，男人卖女人，也有老娘为了家里孩子活命自卖自身的。这些北京妇女被人贩子以很低的价格买上，再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甚至十几个二十几个一批批地贩到宣化地区来。因为宣化这边的年景尚好，收成不错，虽是小米、棒子面、山药等粗粮但还能吃饱。在卖这些妇女的时候，人贩子将“北京侉”卷在席筒里，只准她们把手和脚露在外面，以每个十来块骆驼票或二、三斗小米的价格出售。宣化一带没有媳妇的人家，花钱不多就能买一个媳妇做老婆，或者给孩子买一个童养媳。因为人贩子把这些“北京侉”卷在席子里，不准她们露出脸来，买的人只能看看手和脚，无法鉴别出她们的年龄大小和模样好坏。所以，往往发生上年岁的人买上年轻的当媳妇，小青年买上比他妈还老的老太婆。实在相差悬殊的，本村邻里之间也有互相调换的，反正花钱不多，买个媳妇能给家里添个劳动力，也是无所谓的事。由此可见，这些“北京侉”的命运是多么悲惨，一个大活人像牲口一样被人卖了，而且还不如一匹牲口卖的钱多。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北京侉”和北京老家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找到了自己的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有的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常回北京看看，也有的返回北京老家定居，但更多的是留在了宣化，生儿育女，扎下根来。她们有的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自由恋爱找上了新的伴侣，有的还和原来的丈夫相依为命过着和睦的日子。现在，有些“北京侉”仍然健在，只是由早年的童养媳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奶奶。如今她们都已儿孙满堂，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退休金，享受着医疗保险，在宣化颐养天年。

　　北上干部及其他

　　1948年，宣化第二次解放后，一大批“北上干部”从保定、徐水、行唐、定县、完县等老解放区调来宣化工作。当时，宣化市上到市长、市委书记，下至各个单位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都是这批北上干部。晋察冀边区为老解放区，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大批城市获得解放，因此要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主持开展地方工作。因为南方的气候，生活习惯等关系，有些干部不愿南下过江，而愿意到北方来工作。宣化、张家口属于新解放区，于是这些干部被调来宣化工作。当时，北京尚未解放，这些老干部从蔚县背着铺盖卷步行来到宣化，在不同的地方被安排担任领导工作。1949年，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相继解放后，察哈尔省各部门成立干部学校，到这两个城市招收青年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分配到宣化工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也分配了一批干部。1950年，修建官厅水库，将旧怀来城及周边地区汇成一片汪洋，大批怀来移民移居宣化。1951年8月，察哈尔省人民银行从北京招来一列车青年干部，其中有很多分配到宣化银行工作。1953年朝鲜停战后，大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卸甲归田，转业到宣化工作，当时各单位都有转业军人，如宣化供销社就接受30余名转业干部。他们转业到地方的第一件事是脱下军装，做一身干部服穿;第二就是找个对象成家。有些30多岁的人还没有成家，当兵打仗十多年， “把儿子、孙子都耽误了”。另外还有一批军人从炮院集体转业安排在宣化工作。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又从北京、东北等地调来大批工人来宣化工作。上述这些移民的准确数字，笔者缺乏深入调查，确实也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人数，但这些事情确实存在。另外，邻近的省、市和周边各县的人员也聚集到宣化来发展，比如过去开皮坊、毡帽铺、麻铺的都是清一色的蔚县人，蔚县人在宣化开的皮坊就有几十家。卖粮食、开缸房的多是怀来人;北京人来宣化开鞋铺、百货店;山西人来宣化开糕点杂货铺和布庄，新河人在宣化卖布的更多。

　　宣化有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能与全国各地迁移来的人民和谐相处，和衰共济合作共事，各地迁来宣化的人，也逐渐被宣化融合同化，成了新宣化人，新老宣化人一起劳动、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共同创建着古城宣化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