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芸娘去世之后，沈复离家漫游，行迹遍及上海、江苏、湖北、陕西、山东、北京，甚至还曾入海到过琉球（2005年新发现的第五卷《海国志》初稿所载）等地，其中嘉庆十年（1805年）冬至十一年（1806年）二月曾流寓荆州，于《浮生六记》中的第三记《坎坷记愁》和第四记《沧游记快》中略有所载，其中所记荆州风物，颇有可观之处，尤其是其所记的荆州古迹，可补史料之缺。摘出后，钩沉史料，今昔比勘，略见两百余年间世事沧桑变化，有不胜唏嘘之感，于常人读此书感怀之外，又增黍离之悲。

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其妻芸娘和嘉庆九年三月其父相继病故，沈复内心凄切惨痛，一度想要离家避世，在友人的劝慰下，才勉强答应先搬到大悲阁隐居。经冬历春之后，于嘉庆十年（1805年）9月跟随友人石韫玉（号琢堂）溯长江而上前往重庆赴任，一路饱览山川景色，并于该年冬天抵达荆州。石韫玉改赴潼关任职，沈复则与石的家眷留在荆州等候。

从1805年仲冬到1806年二月，沈复流寓荆州将近三个月时间，他与石韫玉的眷属居住在刘氏废园中，生活悠闲，其乐融融，闲适的生活帮助他逐步走出了家庭不幸的情绪。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荆州的日常就是“或吟或啸，或出游，或聚谈”，虽然过得并不宽裕，需要“典衣沽酒”，但“每夜必酌，每酌必令”，即使只有劣质的烧刀酒，依然不失雅趣，经常施以行酒令。在书中，寥寥数笔，便形象地勾勒出沈复爽朗安然的个性，凸显出一个虽贫而不失雅趣的文士风采。

除了日常饮酒之外，沈复在荆州的另一个重要活动便是游览名胜古迹，在一位蔡姓当地人的带领下，他先后游览了荆州府学前的曲江楼，北门的雄楚楼，以及原为关羽府邸的荆州府署，看到了仪门内的青石断马槽。还曾寻访城西小湖上的晋代罗含故宅和楚国宋玉故宅，可惜均已非旧时模样，唏嘘嗟叹中体现出一位文人雅士的怀古幽思。

作为一位经常流寓在外的士人，在羁旅之地度过春节也是寻常不过，嘉庆十年的冬天天降大雪，雪后极寒，然而沈复不以为苦，反而因人在异地，无需前往别人家拜年而感到庆幸，每天与石家眷属一起燃鞭炮、放风筝、扎彩灯为乐，或许这是自芸娘去世后，沈复难得的舒心时刻。更加令他欣喜的是，石韫玉在潼关的任职非常顺遂，寄来书信让他们前往团聚，于是年后，沈复与石家眷属分两路奔赴潼关，沈复与石韫玉的儿子敦夫从荆州出发，经樊城，直赴潼关，开启了为期半年的潼关之旅。

二、沈复笔下的荆州名胜

二、沈复笔下的荆州名胜

荆州多名胜古迹，自唐宋以来，历代文人自东南入川必经此地，留下无数诗词歌赋，人文荟萃，作为一位颇有雅趣的文人，沈复寓居荆州期间，饱览此地风物，在《浮生六记》中以简练之笔有所记录。所录之事，可以与史料对照，梳理后，犹可见今昔之变，助我辈洞悉荆州历史之变迁。

（一）刘氏园

沈复等人抵达荆州后，入住于刘氏废园，据沈复记载，该园厅额上书“紫藤红树山房”。既然被沈复称为废园，大概是久未人居，所以“余多旷地，楼阁俱倾颓矣”。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推测刘氏大约是荆州当地有名望之人，所以他的故宅非常幽静雅致，“庭阶围以石栏，凿方池一亩。池中建一亭，有石桥通焉。亭后筑土叠石，杂树丛生”，该园颇有意趣，刘氏定非俗人。

经检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荆州府志》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江陵县志》等相关志书之后，发现两书的《第宅》部分均记录明代荆州东城有“刘太傅楚先宅”，与沈复所记刘氏废园的情形略有相符之处。刘楚先，字衡野，一字子良，江陵人，据贺逢圣《刘文恪公传》载，他曾在自家庭院内建有“青藜阁”，宅第后还有“清风池”。限于史料，已无法确证刘氏废园是否即刘楚先故宅，不过刘楚先其人，颇有可称道之处。

据乾隆府志载，刘楚先幼时即为张居正所激赏，明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七岁，曾任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万历十六年（1588年）辞官归家，熹宗初，被召聘，不应命，八十四岁去世，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恪。为官期间，刚正不阿，曾因神宗屡次欲更换太子，而率百官抗争，最终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力挽狂澜。为人不攀附，东厂太监卢受飞扬跋扈，许多官员奔走于其门下，刘楚先坚决不与其同流合污。其还颇能未雨绸缪，万历后期，风云变幻，刘楚先虽然位居礼部尚书的高位，却毅然辞官回乡，保全自身。退居于家后，看到朝政混乱，魏忠贤专权，经常叹息以至于流泪，彰显出一位忠贞刚直的士大夫秉性。

（二）曲江楼

张九龄是开元贤相，罢相后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期间，张九龄经常前往城南楼登临销忧，写下了《登荆州城楼》《登荆州城望江二首》《登郡城南楼》等诗。沈复对曲江楼心向往之，也曾登临观赏，“值其导游名胜，至府学前之曲江楼。昔张九龄为长史时，赋诗其上。朱子亦有诗曰:‘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楼。’”沈复所游览的曲江楼，是否就是当年张九龄登临的曲江楼呢？

据顺治七年（1650年）孔自来《江陵志余》卷五载：“曲江楼在府庠前。古南楼也。……张曲江登楼赋诗，宋张栻重建斯楼，乃易今名。后楼毁，即以南城门楼当之。”古南楼即张九龄诗中的郡城南楼，南宋曾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张栻重建该楼，因为仰慕张九龄的成就，将其命名为曲江楼（张九龄为唐朝韶州曲江人，后世称其为张曲江），后又请其好友，著名理学家朱熹撰文记录此事，朱熹遂作《曲江楼记》，文中抒发了与范仲淹《岳阳楼记》同样的志在报国的情怀，于是成为千古名篇。

除此之外，朱熹还因友人前往荆南入幕而写下《短句奉迎南幕府二首》，其中第二首中的结句为“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楼”，自注曰：“张敬夫作此楼，熹为之记。”张敬夫即张栻，在《曲江楼记》中，朱熹说张栻与朋友登临南楼，“则大江重湖萦纡渺沵，一日千里。而西陵诸山，空蒙唵霭又饥皆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看到张栻描述该楼的盛况，朱熹也想要前往观看，“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瞻眺江山，览观形制。”由此可见，这首诗既表达了对于友人的宽慰，安慰其如果思念家乡和亲人，可以登上曲江楼眺望；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张栻的怀念，在寄赠他人的诗歌中，仍然不忘张栻重修曲江楼之事。

以孔自来的说法，认为旧曲江楼（即唐代郡南城楼，宋张栻重修命名的曲江楼，暂称其为旧曲江楼）后来被毁，未有重建，便以南门上的城楼充当曲江楼（即现老南门上的曲江楼遗址，暂称其为新曲江楼），在他之后的乾隆《荆州府志》、乾隆《江陵县志》、光绪六年（1880年）《荆州府志》、光绪三年（1877年）《江陵县志》、以及当代高时林的《南国完璧：荆州古城墙》（2017年）均沿用这个说法。然而在他之前的嘉靖十一年（1532）《荆州府志》卷四《楼阁》并没有提及以南门城楼充当的曲江楼的记载。该书还说：“（曲江）楼据南城北壁，前蔽文庙”，也就是说在嘉靖时期，曲江楼依然存在，与文庙相连，该书所载的《荆州藩封之图》上也清楚地图绘了曲江楼，与南绍门（也就是南纪门，现在的老南门）明显区别，二楼并不混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荆州府志》上的《荆州府城图》绘有仲宣楼、明月楼、楚雄楼三座敌楼，却未标曲江楼。乾隆《江陵县志》的《江陵府城全图》也已看不到曲江楼的踪迹，其他三座敌楼也标有一个“废”字，在该书的卷十三《名胜·古迹》中还特别指明“今城上文笔峰，是其故址”，据乾隆《荆州府志》上的《荆州府学》图可知，文笔峰是府学的附属建筑，也就是现三管笔处，这就意味着最迟到乾隆五十九（1794年）曲江楼已经消失或者残破，有可能是在嘉靖至顺治的百年间被毁。

至于旧曲江楼的位置，从嘉靖《荆州府志》、孔自来《江陵志余》、康熙《荆州府志》到乾隆《荆州府志》，均认为是在“府庠前”，也就是荆州府学之前，根据乾隆《江陵县志》可知其具体位置就在府学前的文笔峰，也就是现在的三管笔处，而新曲江楼则在南门城楼上，据地图显示，两地的直线距离约1公里。沈复生活在乾隆至嘉庆年间，按照孔自来的的说法，沈复所游赏的曲江楼应该是在南门城楼上的新曲江楼，然而他又为何说“至府学前之曲江楼”呢？两地有一定距离，而且有府学这个大型建筑作为参照，按说他应当不会弄错，为何此处有矛盾之处呢？

根据几部志书记载的情况推测，最大的可能是沈复所游览的是旧曲江楼的遗址，虽然在乾隆时期旧曲江楼已经倾塌，但遗址尚存，沈复登临以寄托幽思。在乾隆《荆州府城图》中，在三管笔右侧有一个小小的楼阙图式，光绪《荆州府志》的《荆州府城图》基本沿用乾隆版，但这个小楼阙图绘得更清晰。由此可以推测，张栻所重修的曲江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全倾颓，至少保存至清代乾隆时期，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旧曲江楼与新曲江楼都是同时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曲江楼不断凋敝，而南纪门上的城楼日益稳固了作为“曲江楼”的地位，所以从乾隆至民国，大家均默认曲江楼的位置。不过，随着1938年开始，日寇不断轰炸并最终占领荆州城，新曲江楼与城内诸多古迹，诸如关庙、承天寺、张居正故宅、将军府、宾阳楼、文庙等一起被完全拆毁，只剩下累累柱基默默述说旧时的往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