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行散记》是湘西文化的真实记录，是《边城》的物质基础和情感基础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散文代表作。1934年初，沈从文从北平冒着严寒回乡探母。乘车到达湖南桃源后，即租了一条小船溯流而上，经过十天舟行，回到家乡——湘西凤凰。他根据在船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写出了《湘行散记》以及《湘西》中的许多篇章，用清新优美的文字展示出沅水两岸秀丽的风光和湘西纯朴的民俗人情。

    一般说来，湘西大致以沅水流域各县为主体，包括现今的怀化、常德、自治州、张家界所辖各县市。沅水源起贵州云雾山，自西南往东北流经湘西武陵和雪峰山脉，于常德汇入洞庭湖。沅水两岸风光秀美，民风纯朴，楚国诗人屈原曾被流放到达此地，并写出了《楚辞》、《桔颂》等不朽篇章。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位于沅水中游，他在凤凰长大，从十六岁开始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沅水流域一带约五六年，这里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印象可以说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而这种印象正是促使他创作《湘行散记》、《边城》等著作的物质基础。

    《湘行散记》是以沅水中下游为背景的散文，因为沅水中下游是构成湘西文化的主体，所以《湘行散记》可以说是对整个湘西文化的真实记录和感受。沈从文1934年初乘船经过的桃源与麻阳一段，属于沅水的中下游。正如《湘行散记》里所描述的，这里“山峰夹江而峙，虽是冬天仍翠色逼人”；“河水随地势变化出现落差，形成一个又一个下行容易上行难的急滩”，“而过了急滩，水势就变得平缓，还常常出现静谧的深潭”；有的地方“全河都是大石头，……石头上全是细草，绿得如翠玉”，小船“在这左右是石头的河中行走”，实在让人感到妙不可言。而两岸高矗的吊脚楼和湿润的石板街更是令人感到亲切和神奇。所以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把更多的笔墨倾在了生活在吊脚楼、石板街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与吊脚楼、石板街息息相关的水手、商人和士兵。

    在《湘行散记》里，那些有了酒就兴高采烈、行船如飞的纯朴的船夫，那些情意绵绵住在吊脚楼里敢爱敢恨的女人，那些勇敢而又和气的士兵，乃至于那些粗暴而又不乏豪爽的土匪，组成了沅水两岸真实而特有的人文景象。有关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故事，是那么平常，那么真实，那么撼人心魄。譬如辰河水手，弄起船来，“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的即刻前去”，船泊岸后，也会上岸去找自己的相好，但他们比起“风雅人”却洒脱得多，也道德得多，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从来不掩饰、不做做，一切总是那么顺乎自然、顺乎命运。而岸上的女人，即使是妓女，也都善良而纯朴，没有心机、没有野心。当然他们也有欲望、有幻想，有局外人看来的悲哀，但他们的欲望和悲哀都十分神圣，她们对于命定的生活没有哀怨，有欲望却从不为欲望所困扰，她们的心总是自由的，与大自然是那么的协调。如《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里的小妇人，她生活在不能爱好的环境里，却天生有种爱好的性格。“老烟鬼缚住了她的身体，然而那颗心却无从拘束。”《湘行散记》使我们感受到这些生活在沅水边上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不仅有一分闲适的性格、一分很强的责任心和一分为他人而活着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充满了野性的幽默。他们喜欢说野话，但野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却带了妩媚，使人感觉愉快和轻松。譬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所记叙的那位朋友，他和沈从文一起当过兵，他为人粗中有细，他爱字画，也爱说野话，而且颇有感染力，说话全是活的，即使是诨话野话，也莫不各有出处，妙趣百出，可谓“是个妙人”。在沈从文心目中，就是落草为寇的矿工（《湘行散记·五个军官和一个煤矿工人》）、姿色诱人而生性毒辣的女匪首（《从文自传·一个大王》），也无不具有一种奇特的生命元气，而具备了生命的原始之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 从他们身上，沈从文感悟到了即使是最为卑微的水手、农民和士兵，他们为生存而生存的生存态度和生存形式同样是庄严而美丽的。

    所以，在《湘行散记》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诸如此类的文字，“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负担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 “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 “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而这一切正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感情基础和灵感基础。1934年《边城》出版时，沈先生曾在“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正因为有了这“不可言说的温爱”，沈从文才能对他所热爱的湘西底层人士看得明白、爱得深切、写得透彻，有人性、人情，从而塑造出《边城》中的那美丽动人的翠翠、淳朴敦厚的老船夫形象。这种在《湘行散记》里随处可以体会的“不可言说的温爱”就是《边城》的情感基础。

    二、《边城》是湘西文化的浓缩和净化，是《湘行散记》的延伸和再创造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写的是湘西一条河边，一个摆渡的老头和他孙女翠翠（还有一条狗）的哀乐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祖父年逾七十，本来应该休息了,但他依然不能够同“摆渡”这一操持了五十年的生活相分离。孙女翠翠十五岁，因为受了自然的滋润和养育，所以皮肤健康，眸子清明，为人天真活泼，思想单纯，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也从不发愁、动气。一个偶然的机会，翠翠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邂逅了船总的二少爷傩送，情窦初开，却埋在心底。傩送对翠翠也是一见钟情，他不稀罕王团总的碾坊，宁愿作个摆渡人，决心要娶翠翠为妻。但是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美丽清纯的翠翠，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于是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单纯的翠翠对于老船夫死前的一切，二老唱歌，天保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二老赌气下行，以及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自己有关，都不曾明白，等到她全明白了的时候，渡口便只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等着、幻想着傩送的归来。 故事情节相当简单，近于素描，但却生动的勾画出了湘西人民“与世隔绝”的纯朴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如故事中的祖父，称得上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他阅尽人事、饱经风霜却依然流淌着炽烈的爱。他对翠翠的爱寄托着对不幸的女儿的哀思，他的后半生是为翠翠而活，他的惟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要使翠翠快乐。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孙女儿内心的情感躁动，他只能用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的话语来安慰孙女儿。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围绕孙女儿能有一个好归宿展开的。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让翠翠理解，也没有成就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快乐、豪爽而略带幽默感的老人，但透过他的言行，我们却能感觉到老人心中的那种爱的矛盾和无奈的孤独。而祖父的生存目的和生存状态，正如《湘行散记》里所记录的沅水流域水手和农民生存目的和生存状态一样，为了儿女们而努力工作着、隐忍着。祖父正是这些人的象征。再如故事中的翠翠，她天真善良纯朴，一切顺乎命运、顺乎自然，象山头的黄鹿林中的小兽，沈从文说绒线铺那个女孩是翠翠的原型，而绒线铺的女孩正是所有湘西女人的典型。翠翠正是绒线铺女孩的再创造。

    翠翠是绒线铺女孩的再创造，《边城》则是《湘行散记》的再创造，沈从文笔下纯净到几乎透明的“边城”，实则是一个微型化的湘西世界，湘西的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在这里以一种独异的地域色彩表现出来。这部小说是沈从文作品中最明丽，最“洁净”的，是湘西文化的浓缩和净化。《边城》是一九三四年发表的，与他同时代的作者大都强调黑暗的时候，而他却书写了人性的纯洁与美丽，对生命的信任和期望，这在当时是不合潮流的。但是“存在才是最合理的”。事实上，“边城”在那个时代不论从“地理概念”，还是从“文化概念”，都是客观存在的。“边城”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并“永远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印象里”。特别是1934年回湘西，更触发了他的“乡愁”，当他意识到“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他觉得有责任以更为纯净的笔墨将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定格”下来。于是,便有了相对《湘行散记》而言更为纯净美丽的湘西世界----《边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城》是《湘行散记》的延伸和再创造。

    《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的，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当然，《边城》的后面也还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如翠翠到了故事的最后也没能真正感受和触摸到心里所期盼的爱情，而对于“人事”却明白了许多，摆渡老人到了临终也终于没能为翠翠找到比其母亲更为踏实满意的归宿，他的一心一意孜孜不倦的操劳和愿望却成了他临终最大的苦痛和悲哀。但无论如何，它依然是一个温暖纯净的的作品。因为，《边城》的悲剧感不同于都市也不同于其他乡村的悲剧感，它是独特的，湘西的。他们的悲剧感没有任何功利的人为的成分，他们的悲剧感完全源于生命本身，是自然的、原始的，也是纯净的、温暖的。而且，这种悲剧感在《湘行散记》中我们也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到。沈从文在《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湘行散记》）对于湘西水手和女人的“悲剧感”就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他觉得的他们的欲望和悲哀都是神圣的。所以，《边城》的悲剧感其实也是神圣的。《边城》的悲剧感是《湘行散记》的悲剧感的衍生，是湘西文化真实而纯净的呈现。

    三、《边城》和《湘行散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美的湘西山水画

    有评论家把《边城》比作湘西水墨画，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但我认为如果把《边城》和《湘行散记》组合在一起来看，则这幅画更趋完美，更有神韵。我甚至认为唯有将《边城》和《湘行散记》组合在一起才是一幅完整的画、一首完整的诗。如果说湘西在沈从文心目中是一幅画，则《湘行散记》（包括《湘西》）是一幅画的白描部分，是画中的“实物”，而《边城》则是画的“空白”部分，是虚无飘渺的画外音。如果说湘西在沈从文心目中是一首诗，则《湘行散记》（包括《湘西》）就是这首诗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物和风景，而《边城》则是这首诗微妙而富于想象的空灵和意境。因为《湘行散记》是对生活具体的真实的描绘和记录；《边城》是对湘西文化的再创造， 其中蕴含了沈从文的想象和美好意愿。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对于虚实的把握是非常讲究和重视的，往往通过虚实相倚，虚实相生来营造诗的氛围，使得意境灵妙多姿。实，是诗人对生活具体而真实的形象描绘，虚，是留给读者的联想与想象的再创造。虚以写无，实以写有。在绘画中，也有所谓“尺幅而有泰山河岳之势，片纸而有秋水长天之思。”说明绘画要有“泰山河岳”“秋水长天”之“实”外，还要有飞动之“势”与“思”而得之的“虚”。清代笪重光在《画筌》中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认为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所构成的“实景和真境”是基础，但艺术的指归在于“空景和神境”，在于它们之间虚实相生所产生的神韵。这是一般对于诗或画之“虚”与“实”的理解。其实，如果再宽泛一点，把纪实的散文视为“实”，则虚构的小说应为“虚”，作家也可以通过散文和小说两种形式虚实相结合完成对某一特定文化的刻画和描绘，达到诗与画的效果。

    沈从文不是画家，也不是诗人，但他却天生具有画家与诗人的气质，他通过散文《湘行散记》（含《湘西》）和小说《边城》创作完成了他心目中的湘西山水画或田园诗。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以及《湘西》中的许多篇章，是沈从文先生同一时期的作品。一九三四年初，沈从文先生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约十天，转到家乡凤凰县。其间对于沅水流域水手及居住在两岸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感慨去乡十八年后，“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因此“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长河·题记》），力求将‘过去’和‘当前’对照，将现实与理想柔和，以虚（《边城》）与实（《湘行散记》）的手法，展示给读者一个和谐的生命形态，一个看似孤独然而却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

    以前，我们读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和《湘西》等作品，很少考虑要将他们合在一起来读，认为《边城》就是《边城》，《湘行散记》就是《湘行散记》。事实上，他们之间有着深刻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当我们看过这两部作品不之后，闭上眼睛，回到《边城》《湘行散记》的场景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整体，或者说它们是一个整体（湘西）所投射出来的两种投影，一种是偏于纪实，一种偏于虚幻。所以，要真正理解沈从文、理解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我们就应该把这两部作品合在一起来读，要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把他们视为一幅画、一首诗的两个部分（实物与空白，实景与空灵）。也惟有如此，我们才会得到更多的感受和体悟。在《湘行散记》，我们更多的是为“画面”中鲜活的人物所感动，因为《湘行散记》是对湘西文化的真实记录，偏于感性，有现实场景的生动描绘，富于生活气息，使人感到真实可信；而在《边城》中，则使我们又有了对于“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的憧憬和幻想，因为《边城》是对湘西文化的浓缩和净化，其中隐含了沈从文高远的情思和深邃的哲理。当我们把它们和在一起，则我们什么都有了，真实的与虚幻的，现实与浪漫的的，理性的与感性的，等等，等等。

      《边城》是沈从文的小所代表作，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小说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描绘了水边船上所见到的风物、人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散文代表作，记录着沈从文对于沅水两岸居民独特的感受，其中饱含了作者对于生活在湘西的农人、兵士所怀有的不可言说的温爱之情。正因为有了这种温爱之情，所以作者觉得仅创作了《边城》或《湘行散记》之任何一篇都是不够的，他觉得只有把这两部作品一起呈献在世人面前，他心目中的湘西才是完美的。而《边城》和《湘行散记》的整体意义也就在此。

参考文献 1、李元洛.《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 2、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 http://www.skyven.org/Search.asp.2004年4月18日. 3、东皋子.《一个人的河流---读杂感》. http:// www.5k5k.com. 2004年3月1日. 4、向  刚.《梦断边城---沈从文分析》. http://culture.163.com. 2002年0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