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杀人教育”，还有妓院。在此场景中，鲁迅会读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沈从文则读出：“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

15岁时，沈从文离家当兵，和士兵们一起踢“猪球”（将猪头砍下来当球踢），向刽子手学习，如何在腹部斜肋下刀，才能完整取出人的胆囊。

因苦练书法，沈从文在军队得到了一份月薪4元的司书工作，他开始读文学名著，“最初，他（沈从文）带着反感的情绪去阅读这些批判性论著，他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尤其是著名作家，总是热衷给人类的行为找寻错误。对他而言，批评家的解决方案似乎与他们所攻击的价值一样主观”。结果是，沈从文也成了社会批判者。

1922年冬，20岁的沈从文带着27元钱来到北京。

在《沈从文评传》一书中，作者显然忽略了，沈从文从初期落脚的酉西会馆搬到庆华公寓，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庆华公寓靠近当时北京大学，北大学生、旁听生汇集，在公寓中，沈从文结识了冯至、黎锦明、蹇先艾等，由此步入“文学圈”。

此后，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等住过汉园公寓，焦菊隐、王鲁彦、朱湘、张彩珍、蹇先艾都曾在那里住过。沈从文自己在回忆中就写道：“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在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

沈从文本想考北大，未能成功。1923年，北大录取率不到7%。进不了大学，也难靠稿酬生活，当时报纸副刊给没名气的年轻作者费用很少，撰稿人需事先声明，否则视为不要稿酬。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主编《晨报副刊》后，第一个月便发表了沈从文的3篇文章，第二个月又发了7篇，总共给沈从文发表了40多篇小说，使沈从文每月能有4—12元钱可拿，加上他当时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管理员，收入足以自养。沈从文曾说，如果没有徐志摩，“我这时节……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深得胡适帮助，却说“过从不多”

徐志摩为什么如此青睐沈从文？

有传闻称，徐志摩读沈从文的文章时，曾又哭又笑。发表《市集》时，徐志摩特意在文末写了《志摩的欣赏》，称：“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鰜鰜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

梁实秋曾说：“沈从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从北平《晨报》副刊投稿起，后来在上海《新月》杂志长期撰稿，以致最后被介绍到青岛大学教国文，都是志摩帮助推荐。”

不过，巴金曾说：“新月派很赏识沈从文，但沈从文并不从心底里真正喜欢新月派。”巴金与沈从文是好友，他推测，沈从文与新月派文人往来甚密，可能是曾受提携，恩义存焉。

其实，徐志摩当主编前，沈从文已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前任编辑留给徐志摩的青年作者名单，开列20多人，沈从文排在前面。可见，沈从文此时已得关注，徐志摩只是表现得更热情而已。

对此，夏志清先生的解读是：“（京派）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

夏志清先生隐含的意思是：徐志摩并没读懂沈从文，误将他看成浪漫派，且二人气质均悲观，似易沟通，但沈从文并不是浪漫派作家。 

沿着夏志清先生的解读，可以更好理解沈从文与胡适之间的关系——沈从文是胡适在文坛上推崇的自由主义重镇。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沈从文与胡适相熟。1928年4月，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得知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在上海共同创业、办《红黑》杂志失败，胡适便破格聘沈从文去当国文讲师。

在《沈从文评传》一书中，作者对这段历史钩沉粗疏。

一是《红黑》杂志失败主要是经营上有问题，“思想上的分歧”并非主因。抓住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的话：“（我）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该文写于1950年11月，不宜用来解读1928年的情况。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曾积极营救，并给丁玲巨大帮助。直到晚年，二人才失和。 

二是在中国公学，沈从文讲课的状况，并不像书中聂华苓所说：“虽然许多学生也认为沈从文讲课生动而有趣，但有些人却对他表现出嫉妒和怀疑。”沈从文曾承认自己“在学校教书可以说完全失败”“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因国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于让一个不学之人，用文字以外写成的书来胡说八道”。在中国公学教书时，沈从文曾给胡适写信说：“从文所代之预三国文，实愿得一人来接手……在学校功课实在对付不好，因为我还是不知道爬上讲台去说什么是同学有用的话，很多不安。”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沈从文在徐志摩介绍下，去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任教。

聂华苓忽略了，1933年9月，沈从文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是“振兴京派”的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将吴宓等“老派”排挤出局；另一方面，通过挑起“京派”与“海派”之争，开始显露出左右文坛的实力。

吴宓在日记中，曾愤怒地写道：“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认为亡国灭种罪大祸极。”重提白话与文言之争，沈从文与朱光潜站在最前面，但背后是胡适。

在《沈从文评传》的前言部分，聂华苓称：“1936年，中国现代文学巨人鲁迅逝世时，文学界似乎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接仪式。一些读者认为，这位巨人留下的文学空白可能会由沈从文填补。”当时“革命文学”勃兴，“一些读者”显然与胡适相关。 

然而，在1952年《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中，沈从文这样提起胡适：“1927至1928熟悉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因所搞政治和哲学，我兴趣不高，我写的小说，他也不大看……解放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尚寄托希望于马歇尔作和事佬时，个人尚以为胡还爱国家，或可为国家内部和平有贡献。后为蒋请美援，即近于为虎作伥。但直至其逃美，个人尚以为可劝其不要再受蒋利用，将来可为国家做点事。为中美关系好转时，帮人民做点有益于中国新社会的事情。向人民自赎。到美帝侵略朝鲜，仁川登陆，并表示用舰队封锁中国海上交通，侵占台湾时，对于凡在美国住下受敌利用，深觉厌恶。和胡适也完全要断绝一切联系。”

▌后半生犹如现实版《象棋的故事》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喝了一些煤油，且用刀割开手腕和颈部，被妻子的堂弟张中和救下。

《沈从文评传》对此事解读较浅显，认为与郭沫若在1948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有关。该文在1949年被北大学生抄成大字报张贴，但当年1月，中共地下党北大支部曾与沈从文接触，希望他留在大陆，沈应该了解党的态度。

钱理群先生曾指出，沈从文自杀亦与家庭矛盾有关。1936年春节时，沈从文曾与福建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发生婚外情，绵延数年，好容易割断这段情缘，沈从文又与别人传出绯闻。1949年5月10日，张兆和去华北大学学习，沈从文担心张与他离婚，一去不返，以致精神崩溃。 

此外，沈从文当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称：“算账的日子近了。”随信还附有一枚子弹。甚至早在北平解放前，沈从文已开始将私人收藏赠送给朋友和学生，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过错，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钱理群先生曾指出：“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

《沈从文评传》单向解读沈从文自杀，则有两点难解：其一，此后更剧烈的变动中，为何沈从文反而不自杀？其二，沈从文也有过一些不妥当的行为与言论。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在文联召开的批斗会上，沈从文突然说：“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所谓“勾结”，指1931年6月1日至1931年7月29日，美国青年安澜创办英文《中国剪报》，请萧乾当编辑，当时萧还是大学生，总共出了8期，因销路不畅，安澜赔光钱后便停刊了。对这段历史，沈从文再清楚不过，为何要落井下石？

此外，1973年2月，萧乾从“干校”请假回京看病，拜访沈从文，见沈一人住在一间平房中，夫人和孩子住在别处，托人帮沈从文解决住房问题，未成功。很快萧乾收到了沈从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不久，两人路遇，沈从文斥责道：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

萧乾说：“我希望我从没听到过这句话。”其实，1964年5月，文联工作人员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曾委婉地提出过房子问题，他说：“我现在的房子挤一些，孩子们回来时只得搭地铺。不过也有个好处，就是离我和我爱人的工作地点较近，很方便。” 

1949年后，沈从文思想变化微妙，比如1950年3月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时，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