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晓波 吴晓波频道

40年后，深圳乃至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产业格局已非昔日可比，但这股敢闯、敢冒险、敢创新的精神，我们今天仍需坚持和继承。

口述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78年底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就在这个会议开完的两个星期后，美国柯达公司总裁Walter A. Fallon（沃尔特·A.法伦）看完《人民日报》后搭乘飞机到了香港，但是由于签证没有办好，他在香港滞留了一夜。

那一夜，他曾站在香港的岸边瞭望对岸，瞭望那一片漆黑的土地，心潮澎湃地说：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

1980年，柯达总裁曾瞭望的那片漆黑的土地，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从前尘土漫天的泥泞小路，被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覆盖，摩天大楼拔地升起，小渔村简陋的房屋随即消逝。

那片漆黑土地曾是改革开放前贫穷缩影的代表，但如今已变为家庭相簿中的老照片。

1980年，中央政府在沿海开设了4个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特区的时候，这四个地方的经济总量排名是汕头第一，厦门第二，深圳第三，珠海第四。

40年，大洗牌。

一开始，珠海这个城市在香港出名的原因有些落魄。

当时香港流行一个谜语：内地有一个城市，只有一个红绿灯，一个警察，一条马路，请问这是哪个地方？答案就是珠海。

珠海在改革初期的建设困难重重，当时的珠海政府副秘书长郭华雄说：

珠海城市建设很差，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拱北的一条路，我们一些朋友都笑称那是一条“水泥”路，就是有水又有泥。

在举步维艰的境况下，邓小平来到了珠海。他说：“你们不要怕错，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在珠海宾馆，邓小平为鼓励大家勇敢搞建设而心潮澎湃的样子，让郭老至今难以忘怀。邓公亲笔挥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几个大字。

坚定的支持让珠海人民定下心来，用前所未有的勇气建设特区。

经济特区成立的40年后，珠海的成绩确实让人叫好：建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第一个跨境工业区，第一次重奖科技人才等等都是属于珠海的优秀成绩单。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经济总量迅速增长，GDP从1980年的2.61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435.89亿元。

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在厦门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经济特区。

1981年10月15日，著名的“湖里第一炮”在厦门湖里打响，湖里的开山炮，让厦门经济特区开始积极搞建设。

人们或许早已遗忘厦门湖里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的荒芜：据史料介绍，当时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的领导和工程师在地瓜地里实地考察工作时，每人手里都要拿着一根竹棍，因为那地里常有老蛇出没，拿木棍就是要防范被蛇咬。

如今的厦门，遍布台商工厂、日系工厂和本土制造业企业，还有三家国企是世界500强。

来自厦门的小作家李雨荃说：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相应的“本地人”概念，但厦门本地人尤其不同。老厦门人，有一种很强烈的“岛民意识”，概括起来就是“厦门岛太好了，绝对不要离开这里。”

厦门局限于一种精致的生活气息，或者充满着如海雾一般莫名而来的忧伤。它体现不出众生百态，因为这里只有一种普遍的世象。

汕头的存在感似乎不强，有人甚至忘了它还是一个经济特区。

但是在当年第一批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汕头的GDP排名第一：1980年，汕头GDP为10.8亿元，而小渔村深圳仅为2.7亿元，仅为汕头的四分之一。

汕头是港口城市，1858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文中写道：“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1860年，汕头开埠，设立“潮海关”。良港带动对外贸易，也促成了外交。从开埠到1902年，汕头已入驻了13个国家的领事馆，仅次于广州的17个。

彼时的汕头，侨汇业是重要的经济引擎，是在海外谋生的汕头华侨定期寄钱给家乡，以此帮助家乡发展建设的产业。

潮商多聚集在南洋打拼，他们通过侨汇投资建设潮汕，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动了广东甚至是全国的经济。数据显示，1908年至1935年期间，侨汇年均数额为38万大洋。

有人或许对大洋的币值没有概念。但据《中国现代史》所载：“民国初期，四块大洋可以买一头驴，一块大洋可以买一担米；民国后期一块大洋可以买一担谷。”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民国时期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约等于今天二百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大洋的币值即使放在今天看，也是相当可观。

经济特区设立初期，汕头的GDP也是遥遥领先其他三个特区城市。

在最近的城市商业魅力榜中，汕头已被评为了三线城市。

今天，这四个城市的GDP总量排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排名第三的深圳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深圳由一个小渔村，跃升为全国城市GDP总量排名的第三位。2019年，深圳的GDP总量达到了2.7万亿，人均GDP 20万，在全国排名第一。

在改革开放之前，广东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民谣朴素干脆的语句，简明勾勒出深圳改革开放前的窘境。

深圳的崛起首先得益它是香港的“邻居”。

1978年，香港测量师梁振英偕同本地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城市规划师等来到深圳，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出谋划策。

当时的香港专业人士在深圳本地人甚至还不知“测量师”是何职业的情况下，迎面解决困境，协助深圳完成了第一批城市规划图。

近水楼台的深圳铆足劲向香港学习，建立了现代工厂，学习西方的商业、金融和管理模式。

深圳的改革开放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在生死攸关的每个关键时刻，中央都给予过关怀和嘱托。

我写《激荡30年》的时候查到一个史料：1978年，在经济特区创办前，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作报告，请缨要“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但需要中央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

邓小平对其来意表明态度：“要钱要物都没有，给几条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他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

中央的支持犹如一剂定心针，让深圳发挥了敢为人先的精神。

1979年，建立蛇口工业区，它是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80年，建造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2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1983年，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发行。同年，深圳还开设了新中国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

除此以外，深圳也是第一个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取消粮票，第一个举行土地拍卖的城市。

1990年底，深圳与上海同步，创办了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深交所，甚至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也是在深圳设立的。

40年的成长之路，让青涩蜕变为成熟，步入“不惑之年”的深圳，其发展经验已成为范本供全省学习。广东省委副书记黄龙云早在2009年便着重表示，深圳的发展经验值得全省借鉴。

如今，深圳正向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物流三大支柱产业加速转型，中国有很多大型的市场化公司都是诞生在深圳，比如平安、招商银行、中集集团、万科、腾讯以及最近的高科技企业大疆等等。

曾经的“北上广深”也逐渐变成了“北上深广”。

今天再回味曾经邓公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仍然心有戚戚焉。

深圳有今天，经济特区有今天，中国有今天，就是大胆闯，大胆试，大胆犯错，大胆改变的结果。

柯达公司总裁曾经回首传统胶卷业务的没落时说道：

我左脚踩在创新的油门之上，右脚踩在传统的刹车之上，我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传统和创新的更变节奏，让柯达措手不及。数字技术之于相机正如改革开放之于城市。他这份坦然而言的焦虑，对中国每一个城市发展来说同样值得深思。

如今，无论四大经济特区内部的GDP排名更变与否，或今天有更多的城市，其GDP逼近或超越了它们原本的位次，都不能忽视其中每一个城市分子为中国经济总量贡献的巨大意义。

当汕头的华侨曾用汇寄的钱帮助家乡建立起第一座小学，让更多的孩子走上了或许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学校时；当深圳建立起第一家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工厂，由此保卫了也许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其背后家庭的生存权益时，那些关于城市之间GDP排名的较量与得失，就已然失去言谈的意义。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40年后，深圳乃至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产业格局已非昔日可比，但这股敢闯、敢冒险、敢创新的精神，我们今天仍需坚持和继承。

原标题：《经济特区40年大洗牌，有的翻盘有的变成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