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常会出现按照梵语原文词序直译的情况，而汉语词汇并没有梵语那样的语法形态标志，因此，造成读解困难。

例如，求那跋陀罗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入楞伽经》的早期译本，历来被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佛经，原因之一是有些语句按照梵语原文词序直译，诚如唐代法藏在《入楞伽心玄义》中所说：「回文不尽，语顺西音，致令髦彦英哲措解无由。」

知中：陈寅恪曾经提出汉语四声说与佛经转读有关，请问其中的关联是什么？佛经对汉语音韵学有什么影响？

黄宝生：陈寅恪先生1934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四声三问》一文，将汉语四声发明的起源追溯至吠陀语的三种声调，认为「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此说影响很大，国内学术界曾广泛引用。

其实，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观点存在缺陷，俞敏先生和饶宗颐先生已先后著文提出异议。除了佛教徒不会采用婆罗门诵读婆罗门教圣典吠陀的方法诵读佛经这一点外，饶宗颐先生特别指出吠陀语和梵语不同，即吠陀语的三声已在梵语中消失。饶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考虑到传入中国的大乘佛经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梵语，不存在吠陀语的三声， 因此，汉语四声的发明不可能是直接受到吠陀语的影响。

而佛经翻译确实对汉语音韵学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古人在与印度来华僧人合作翻译佛经的实践中，一旦认识到梵语的拼音特点，自然会激发他们对汉语音韵的思考。

正如《隋书·经籍志》中所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这里，「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指梵语（即「婆罗门书」）中以十四个元音与各种辅音组合成词。而「八体六文」指汉语的八种字体和六种造字原则（即「六书」）。

这样，借鉴梵语的辅音和元音，很容易识别汉语的声母和韵母。而声母、韵母和声调是构成汉字语音的三要素。只要进一步思考，也很自然会发现汉字的构成除了声母和韵母之外，还有四声。还应该提到，四声的发明也促进了汉语诗律学。以「四声八病」为核心的永明声律论揭示了汉诗音韵美的奥秘，奠定了汉语格律诗的理论基础。

知中：国内读者主要看汉译佛经，佛经原本的语言风格是怎样的？

黄宝生：印度佛教起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佛教创始人佛陀释迦牟尼在世时，为了争取民众，主张佛教徒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传教。佛陀本人的传教活动地区主要是摩揭陀和拘萨罗，因而使用这两个地区的方言俗语。

传教的方式是口头宣传，口耳相传。佛陀逝世后，经过三次佛经结集，编定经律论三藏。直至公元前一世纪才用文字记录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巴利语三藏。印度古代的主流语言始终是梵语，巴利语是印度古代众多的俗语之一。正如中国古代语言有文言和白话之分，梵语类似文言，巴利语类似白话。

印度佛教在公元初前后由早期佛教转变为大乘佛教。大乘教徒改变佛陀的语言政策，开始采用梵语编撰佛经和宣教。 佛教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故而输入中国的佛经主要是使用梵语的大乘佛经。

而梵语本身也有雅俗之分。佛经使用的梵语主要是通俗梵语，类似于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使用的通俗梵语。因为大乘佛教依然是口头宣教、口耳相传，这就决定了语言的通俗性质。

中国古代赴印求法的高僧都注意到佛经口耳相传的现象，如法显在《佛国记》中说：「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当然，这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实际上，许多大乘佛经在定形后，也会记录在贝叶（即棕榈叶）上，以抄本的形式流传。故而，法显、义净和玄奘都能收集到许多梵语佛经贝叶抄本，携带回国。

只要认识到佛教的口耳相传的宣教方式，就能理解佛经语言的风格特点，用语趋向通俗质朴，叙事说理也不惮烦琐复沓。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高僧一般都不懂梵语，而与印度来华僧人合作翻译。中国高僧熟习简约典雅的文言文体，这从他们为一些汉译佛经撰写的序文中可以看出。

最初面对汉译佛经质朴烦琐的文体，自然会感到不适应，甚至心生疑惑。但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深入，渐渐认识到这种文体符合佛经原典的本来面目。通过梵汉经籍文体的比较，得出「胡经尚质，秦人好文」（道安语）和「胡文委曲」「秦人好简」（僧睿语）的结论。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也就不再忌讳用白话或接近白话的文体翻译佛经了。

017特集 《幸会！鸠摩罗什》

撰文 | 齐乎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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