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巧的是，裘锡圭老师、沈培老师、陈剑老师在那一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而且开了像“古文字学”、“甲骨学”、“古文字专书研读”这样的专业课程。我完整地听了这些老师的课，并且交了期末作业。记得当时的期末小论文得到了裘先生的肯定，也厚着脸皮要到了裘先生的签名赠书，至今想来，仍然觉得倍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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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从事什么研究？将来有何科研规划？

我当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吴语太湖片的音韵演变，但一直对汉语语音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2008年至2017年的近十年时间，出版了《吴方言比较韵母研究》《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两本小书，吴语研究方面都算是告一段落，当然在此期间也发表了若干篇汉语语音史领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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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重点，基本上是汉语语音史和南方少数民族语文两个方面，同时通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认知与演化实验室的团队合作，尝试从心理语言学、演化语言学等跨学科角度，对具体语言里音系结构演变的问题，开展一些实证性研究。

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具体项目带动科研、教学工作的方式展开，所以语料调查、语料分析、实验设计等相对来说比较有针对性。至于比较具体的题目，包括了西南少数民族类汉字古籍资料的田野调查与语料整理，如何在汉语语音史领域开拓新的研究资料，元明戏曲理论与南方官话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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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您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有哪些（哪几位）？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汉语语音史方面，所以要说到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前辈学者的著作的话，主要还是这一领域的书吧。比如说高本汉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1923）、《汉语词类》（1933）、《汉文典》（1940/1957）、《中国声韵学大纲》（1954）等都应该是必读书，虽然高本汉的研究有他的局限性，比如说他很排斥音位分析，但是他在汉语语音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此外像蒲立本的《上古汉语辅音系统》（1962）和《中古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1984）、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1986）等国外学者的著作，都是经典著作。国内的学者，值得细读的论著就更多了。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等清代朴学大家的书就不用说了，像章太炎《国故论衡》（1910）、《国学讲演录》（1922）和《太炎文录续编》（1938）等，《黄侃论学杂著》（1964）和《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983），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和《龙虫并雕斋文集》（1980—1982）、周祖谟《问学集》（1966）和《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周法高《中国语言学论文集》（1975）和《中国音韵学论文集》（1984）、黄笑山《切韵与中唐五代音位系统》（1995）、麦耘《音韵学概论》（1997）、《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1998）、《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999）、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郑张尚芳《上古音系》（2003/2013/2019）等论著，各有侧重，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也各有不同，均有可取之处，这些都是我时常翻阅的案头书。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要开列一份汉语语音史学习的基本书目，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这里列出的也只是我想到的、印象较为深刻的若干部而已。但如果说只能选一部我最喜欢读的，那我会选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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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材料和理论都很重要，但硕博士研究生在有限的学习期限内对熟悉材料和掌握理论常常觉得顾此失彼，您对此有何建议？

我个人的感觉是，相对于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来说，语音史的研究和现代方言的关系可能更加密切。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要全面掌握汉语语音史，我们必定离不开对汉语方言的认识。同学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母语方言的优势对学习语音史来说，真的很重要吗？北方的同学能研究语音史吗？我的回答是，方言背景当然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如果说你的方言比较存古，那么你自己就相当于一部行走的韵书（笼统地讲，不同的方言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韵书），但是很可惜，能很好地利用母方言优势，在汉语语音史领域有所成就的同学并不是很多。

原因其实不难找到，还是基本观念的问题。举例来说，闽方言区的同学，可能会觉得，闽语这么复杂，我就把自己的方言调查描写清楚就行了。就汉语方言学学科而言，这当然很有必要，而且是不可跳过的前提；但是，如果要对方言做更深刻的剖析，还是得多一个汉语语音史的窗口。比如我们需要知道，方言音系里的某个变化，有什么汉语音韵史的背景，两者是什么关系，建立怎样的联系，怎样建立联系？

对于来自北方方言区的同学，我会建议他们多从中古以后的音韵史资料入手，既联系自身方言，也充分重视南方方言（尤其是读书音）和各种汉字音资料（包括南方民族语中的汉借字），从声韵调层面的具体问题入手，“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提高驾驭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在具体实践中加深对汉语语音史的认识。比如近年来看到任教于青岛农业大学的宋兆祥兄将《切韵》前后的音系与现代闽语做了深入的比较，写出了多篇专题性论文，令人印象深刻。但总的来说，历史音韵和方言音韵相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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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涉汉语史学习和研究的硕博士研究生来说，您觉得哪些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我想以我的两位在读博士生为例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他们其中一位来自武汉大学国学院，本硕阶段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另一位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本硕阶段的专业是汉语方言学。看起来这两位同学的专业背景，似乎找不到共同点，但其实不然，因为至少大家都是以语音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一个是历代韵书中的历史音韵，一个是齐鲁大地上的方言音韵。对于前一位同学，我期待他能结合明清以后的番汉译音语料（如《安南译语》《占城译语》等）和现实语料（如南亚语、南岛语等），梳理这些语料所反映出的汉语语音史信息。对于后一位同学，我希望她能结合目前学界对汉语南北官话的研究，利用日本近世唐话等域外资料，把明清以后南方官话与现代南方方言之间的源流关系分析地更加具体、透彻一些。这两位同学有个共同的语言上的优势，就是比较熟悉日文，而两人的学习与研究恰恰需要阅读不少日文的资料。比如越南史研究领域的大家陈荆和先生，氏著《安南訳语の研究》（1966—1968）就是用日文发表的（初稿曾以中文形式发表于1953—1954年的《 台大文史哲学报》）。

所以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题目，同时又能利用自身的优势，这样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在选题和写作的过程中，广泛涉猎、多方思考是很有必要的。选准了一个题目之后，要善于将“核心战”和“外围战”结合起来。常常会听到一些同学抱怨，感觉自己写的论文没有新意。在我看来，乏善可陈的原因很多，写作思路太单调恐怕是重要的一点。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解释不够深刻、丰满，读起来自然会觉得无趣。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出发，在描述和分析某个语言现象时，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做到两点，一是看一看与现象A有关的现象还有哪些（比如相关音类间的分合关系），这些相关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描述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等；二是须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说明现象A在语言变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时代或地域层面上，展开广泛比较，站得高，才能看得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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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硕博士研究生如果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必然面临发表论文的问题，在论文选题、撰写、投稿及提高命中率方面，可否介绍一下经验？

这个问题最直面惨淡的现实，实在不好回答，而且我对所谓的选题、撰写、投稿及提高命中率方面的经验也谈不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来，毕竟“屡败屡战”是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一定要谈一些经验的话，我想一个好的选题和一种新鲜的材料对于硕博士生来说至关重要。提出问题是一项研究的开始，问题意识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找问题？有的同学，书读了很多，但还是写不出文章来。就是在于找不到可以研究的问题。当然，每个人天资有别，悟性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国维那样，十年一次大换血（我指的是研究领域）。但是，勤思考能补拙，是一定没错的。不要只懂得埋头看书，也要懂得抬头思考。我的经验是，平时用小的手账本或卡片（可用16开或A4空白纸横竖一裁四）摘录读书过程中碰到的有用资料，再随页附记当时想到的问题。卡片要按材料或问题的性质，及时加以分类。卡片的好处是可以随时重组，比记事本好用，但缺点是显得零散，所以及时整理非常重要。限于水平，这里只能提供一个积累问题、从而发展为论文选题方面的浅见，其他问题就不再多说了。

新鲜的材料可遇不可求，之前听张玉来教授的高足、任教于河南师大文学院的孙志波副教授说，他常常能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孤本韵书，于是能为人所不能为，写出不错的文章来。但这等好事，并不是天天能碰到。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充分发掘现有的材料，用带着问题的眼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语料。从这个意义上，更仔细地审视现代方言材料，也就变得更加有必要了。

顺便一提，这两天读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该书收录了作者的两篇讲稿《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再谈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虽然主要是从史学立论，但也颇适合语言学，值得找来读一读。历史学、语言学都是以材料为头等大事的学科，像严耕望《治史三书》对学术论文写作同样有参考价值，而且篇幅宏大，论述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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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进入汉语史专业的初衷是什么？一路走来，您对汉语史专业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变化？

很惭愧，读中文专业只是当年高考严重“豁边”加上志愿填报欠妥的结果，所以谈不上什么初衷。不过，在语言学与文学两个大方向之间，选择前者，确实是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的。原因也很简单，无非两个字——热爱。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兴趣是最大的老师。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可以获得剥茧抽丝后逼近历史真相，将不同时代或地点的材料用某种逻辑推演从而联系在一起后的成就感，这一点相信是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无法体会到的。

汉语语音史跟中国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包容性是很强的。中国境内语言现状和历史的研究牵涉了很多材料、方法和理论。每个人一辈子能做的都可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我个人的研究比较侧重于把汉语与非汉语、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汉语史材料和现代汉语相结合。虽然汉语史语音研究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缺少新鲜的材料，不同材料之间如何整合等，但我觉得基本的研究思路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的，那就是先全面占有和观察材料，尽可能地全面描写和分析材料，从而用一般的、较普遍的“道理”来解释材料。观察、分析、解释三者，并无高下之分，只是不同的阶段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方法论工具，比如到了解释的阶段，如果能够结合跨学科的研究手段，相信可以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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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求学和科研道路，您是不是也走过一些弯路？从中有无什么经验教训？是否可以结合具体经历分享一下。

回首自己的求学道路，在各个学习阶段，能得到同行师友的大力支持，让我倍感幸运。每个人受自身学习经历的限制，不可能十项全能，既有长处，也有短板。我颇觉得遗憾的一点，就是没有在硕士、博士期间，深入掌握一到两门外语和民族语文。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绕不开欧州、日本学者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中期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论著，好多都是用法、德、俄、日文撰写的。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字，如孔好古、沙昂克、沙畹、伯希和、马伯乐、奥德里古尔、戴密微、大矢透、冈井慎吾、藤堂明保、赖惟勤、毛利瑟、伊凤阁、聂历山、克恰诺夫等等。要了解这些学者的研究成绩，光读英文是不够的。又如西夏学、蒙古学、藏学、梵学等，对汉语语音史的深入研究有极大的帮助，要熟练掌握这些语言文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希望比我年轻的研究生，能够选择其中一到两门外语和少数民族语文，做深彻的学习和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翻字典、翻词典的水平。这里想给年轻的汉语史同行推荐一部最近出版的、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沈卫荣教授所写的《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沈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包括西藏历史、藏传佛教等在内的西域语文、历史研究，跟汉语史相比，有诸多不同；但是作者在这本篇幅不大、装帧精美的书里，以轻松而严谨的文笔进行现身说法，告诉读者应该重视语文学的方法，重视工具性的外语和民族语文的学习。

《回归语文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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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如何平衡自己的科研和日常生活的？如何看待网络上传说的高校青年教师“007”（零点上班，零点休息，一周工作七天）的生活模式？您平常都会怎么放松身心呢？

众所周知，大学老师的上班时间是不固定的，根本谈不上工作和休息的明确界限。尤其是如今这样的非常时期，包括本硕博在内的教学任务反而比以前更加繁重，这学期各种与教学、科研、答辩、评审等有关的网络会议更是如过江之鲫，一个接着一个。怎么样才能劳逸结合？相信各人有各人的兴趣所在，不好一概而论。就我自己而言，比较喜欢读各种文人、学者的日记、书信、传记和历史（尤其是思想史）、考古之类的闲书作为消遣，既能放松紧张的神经，也能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所以费脑的书就不会再看了。太休闲、太矫情的现代文学小说不在阅读之列，但夏志清、庄信正与张爱玲的通信集之类，读来倒也颇有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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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汉语史研究有何展望和期待？

我自己还只是汉语史研究队伍里的一名后辈，谈不上对未来汉语史研究的期待。从博士班毕业到今年，差不多十二年，我倒觉得可以对在读的硕博士生提出一点期待，或者说，与年轻同行共勉吧。

第一，抓住主线，拓宽视野。千万不要搞词汇的就不管音韵，搞语法的就不理词汇。画地为牢，不利于自己的学术成长。以我个人为例，我自己的研究主线只有一个，那就是语音史，但同时我也会比较关心其他相关领域（包括非汉语）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吴福祥教授的汉语语法史、语法化研究，汪维辉教授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等，都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的经典案例。总之，要有看家本领，同时也要“解放思想”。

第二，加强交流，相互学习。每个人的精力及所见有限，俗话说“独学无友”，经常和校内外同学一起互通信息，交流心得很重要。就我自己而言，基本上每周都有机会跟教研室的年轻同事相互切磋。同道中人不用太多，高谈阔论更是应该避免，开门见山提出问题，摆出思路，跟三五学友一道，讨论语料、行文逻辑、论点和论据，完善写作思路，自己能有提高，对他人也能有所启发。现在网络发达，又碰上疫情，正好能以多快好省的方式，在学术上争取更大的提升。

第三，尊重他人研究成果，鼓励善意友好的批评。这里想讲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年轻的硕博士生，外语水平相对较好，一定要及时关注与自身研究方向有关的国际学术的前沿与动态，不能因为语言的隔阂，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外学者的研究跟自己无关。上面提到的汪维辉教授，他的老师张永言教授，以及张永言教授的老师闻宥教授，他们都是汉语史研究的大家。从他们早年的书信来往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国外研究动态非常关心，即便是在特殊年代。闻宥教授致张永言教授的一批书信，可在王元化先生主编的辑刊《学术集林》（卷五、卷六）里读到。当然也要反对另一种倾向，那就是明明看过别人的东西，随便拿来用，且故意不注明出处，这样有违学术道德。第二层意思，语言学说到底还是一门经验学科，连充分依赖实验数据的理工科研究，也可能因为数据采集、实验步骤、技术路线、实验环境等种种细节，而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更何况语言学呢？所以，批评前人研究的同时，也勿忘自己正踩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学术争鸣须怀抱敬意与善意。

下期预告

“汉语史研究系列访谈”（第一辑）：赵彤长聘副教授

编辑|李哲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