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发型不仅具有独立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着女性的个性特质和精神需求，是女人的标识。汉代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代妇女的发髻也别具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发髻是妇女取悦男性的法宝之一，男性的审美观对女性发髻的创造起着独特的作用，而君主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作用尤其突出。据《中华古今注》记载：“至汉高祖又令宫人梳奉圣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堕马髻，灵帝又梳瑶台髻”[2]。张衡《西京赋》记载“卫后兴于鬓发，飞燕宠于体轻”，汉武帝时的卫皇后就是因其独特的鬓发而被宠幸的。《飞燕外传》写飞燕妹赵合德，第一次面见汉成帝时，就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发髻：“为卷发，号新兴髻，为薄眉，号远山黛”，《髻鬟品》记载：“合德有欣愁髻”，使得汉成帝一见便销魂荡魄，不能自持。《杂事秘辛》中写到汉桓帝派人为梁莹作入宫前的体检，“寻脱莹步摇，伸髻度发，如黝髹可鉴，围手八盘，坠地加半”，这些为后来梁莹受宠并册封皇后作了很好的铺垫。可见国君的喜好对发髻有很大的主导性。

在国君喜好的影响下，宫廷的式样对于发髻风气的变异也有很大的主导性。“楚宫尚腰，汉宫尚髻”，汉代宫中的时尚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俗。大约在西汉末年，高髻逐渐在上层贵族妇女中流行开来，《后汉书马廖传》载“城中谣”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3]。唐褚遂良《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序》云：“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静坐于西厅，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东观汉记》说，东汉明帝马皇后的头发极为美观，能梳成“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可见，在东汉初年，高髻已不是稀罕的事物了。

　　在长期的化妆设计中，汉代妇女还创造出许多新的发髻形式。秦汉时代妇女最流行的发式是垂髻，由于这种发式低低地下垂至肩部，看上去如云彩一般娴雅飘逸，故而又有“垂云髻”的美称。在诸种髻式中，堕马髻最具特色，是汉代新兴的发髻，设计者是汉桓帝时外戚梁冀的妻子孙寿。《后汉书粱冀传》云：“寿色美而善为娇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7]。堕马髻与她的“愁眉”，“啼妆”，“折腰步”，“龋齿笑”结合起来更能增加妩媚。西安任家坡西汉墓出土的汉代妇女陶俑梳得就是堕马髻，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出土的汉代妇女彩绘木俑也是梳得堕马髻。堕马髻属于垂髻的一种，梳法是在髻中分出一绺儿头发，朝一侧垂下，给人以发髻散落之感，好似从马上堕下来弄歪了发髻，这种发髻的主要特点是发髻下垂至肩背，侧在一边，造成一种不平衡的观感，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都市中的贵族妇女纷纷仿效，“妆鸣蝉薄鬓，照坠马之垂髻”。

　　汉代妇女的发型丰富而精美，除最具特色的堕马髻之外，汉代妇女流行的发髻还有瑶台髻、迎春髻、垂云髻、盘桓髻、百合髻、同心髻等。并且许多新的发型在汉代创造出来，例如西汉成帝时的美女赵合德很会打扮，她创造了一种新式发髻叫新兴髻，把一种膏状东西抹在头发上，把头发卷起来，让发髻耸立。这些发髻新方式光听名字就会让人联想起女子摇曳生姿的形象。发髻的编梳一般是由头顶中分为二，然后将它们各自编成束，再从下朝上反搭，挽成各种各样。发髻的样式很多，有的堆在头上，有的分向两边，有的束在脑后，汉代妇女还有把发髻盘成各种各样，并且在髻后垂一束头发，名为垂或分，借以增添媚趣。垂和分始于汉代，梳分髻行走时，左右晃动，上下跳跃，再加上装饰带似锦上添花，确实活泼可爱。

　　礼仪制度是维系社会形态的重要支柱，汉依据周礼制定发型与发饰，不同等级的女性在服饰、发型、发饰上自然会有等级区分，礼标志着威严，贵族女子通过发髻来炫耀身份，普通女子梳髻不能僭越等级。汉代以后，妇女的发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普通人家的妇女仍然喜欢朴素的裸髻。平民女子梳裸髻还与西汉初年崇尚黄老，简朴无为的社会风气相符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太侯夫人发髻实物、陕西西安、临潼等地出土的汉代女陶俑普遍梳裸髻。汉代平民百姓女子多为椎髻，椎髻与其他发式比起来较为简单，属于裸髻的一种。《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了东汉名士梁鸿和孟光成婚时，因孟光所戴豪华，头上没梳结椎髻的发式，惹得梁鸿心中不悦，结婚后竟七日不理孟光，孟光知悟，“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8]。梁鸿看见了甚为喜悦，不禁赞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9]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追求，就连发髻的样式都要受男性的左右，听人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