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历史系教授、加拿大医学史研究讲席教授艾瑞卡·戴克（Erika Dyck）应邀在上海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迷幻精神病学： 加拿大精神病学的医学实验、成瘾与禁毒政策”的演讲。此次活动由上海大学毒品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主办。

讲座伊始，戴克教授概述了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主要关注自20世纪中期以来D-麦角酸二乙胺（“麦角二乙酰胺”，常简称为“LSD”，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的基础科学、社会用途、地位的转化及所引起的争议，这是精神药物学历史中一个重要但却鲜为人知的子领域。一方面，部分医护人员认为LSD有助于精神疾病研究，可以用来寻找引起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LSD所具有的强烈致幻效果，又容易被吸食和成瘾，从而对社会造成威胁。在LSD发展史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LSD由合法物质转变为非法物质的原因？二是LSD是否存在其他的作用或者功效，全面禁止LSD的做法是否正确？ 戴克教授围绕这两个问题，梳理了LSD的发展史，并结合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和院长汉弗莱·奥斯蒙德（Humphry Osmond）的一些实验和研究来解释这些问题。

何为致幻剂与LSD的滥用

历史上，在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中，人们会使用某些致幻类物质来帮助他们摆脱现下的痛苦，获得些许愉悦的感觉。这种宗教类仪式活动在当时非常流行，但致幻剂药物也仅在宗教祭祀中使用或者用于治疗某种疾病，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接触。工业革命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城市社会问题也显现出来。在这一时期，一些致幻剂药物逐渐进入中下层社会，并被一些游手好闲和不务正业的人群使用，以此来消磨现实时光、摆脱当下的苦闷与生活中的失意。但这些物质并没有被广泛使用，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此外，这些物质所具有的缓解疼痛与焦虑、提升活力等作用使它们并未被完全禁止。

然而，这个主题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楚。许多人不知道，精神药理学实际上始于1943年，是由当时瑞士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发现的。1938年，霍夫曼第一次合成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活性的物质——麦角酸二乙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即为LSD。当时他在进行一项有关于麦角碱类复合物的实验，无意中将原本分装在两支试管中的溶液混合在一起，结果发生了神奇的反应，合成了无色无味，就像清澈纯水的物质，这就是LSD。但直到1943年， 因为一次偶然的“单车之旅”，霍夫曼才发现LSD的致幻作用，他以其自身为实验体，不断进行试验和研究。在不断的试验过程中，霍夫曼博士发现低剂量的LSD（一般为20-50微克）能够缓解疼痛，产生幻觉和欣快的感觉并增强人的活力，而这种状态一般维持大约6个小时。但是随着LSD剂量的增加，实验者身体会感觉到不适，并出现持久性知觉障碍（HPPD），持续时间也延长到了12个小时。节选自加拿大权威期刊《麦考林杂志》（MaClean’s）中《我作为疯子的12个小时》的文章描述了实验者所经历的这一现象：“我永远也无法完整地描述我在发疯时所发生的事。英语中没有专门用来表达我当时感受的词语，也没有用来表达我混乱的大脑所呈现的幻象、幻觉、颜色、图案和维度的词语。我看到熟悉的朋友的脸变成了无肉的头骨，看到凶恶的女巫、猪和黄鼠狼的头。神秘的五彩光芒来了又去，房间像松紧带一样不断地伸展和收缩……但我的疯狂时间并不都充满了恐惧和疯狂。有时我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景象——这些景象是那么令人陶醉，那么不可思议，以致没有一个画家能把它们画出来……”

霍夫曼对LSD的发现引发了人们对脑化学的浓厚兴趣，并与镇静剂的发展一起直接导致了所谓的“精神药理学的黄金时代”，LSD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20世纪中期，欧洲的精神病学专家和心理学家们用LSD来研究引起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并在心理治疗中让患者服下LSD，作为辅助药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精神病医院所进行的研究。在1921年， 萨斯喀彻温省省精神病医院成立之初，人们对精神病不甚了解，他们认为精神病患者会被监禁起来，而精神病院也是糟糕、破烂和难闻的地方。精神病院会采取胰岛素和水疗法来刺激精神病患者，使其保持镇定和清醒，有时也会采取电击或电疗法。在50年代，当LSD被引入精神治疗研究领域中，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精神病医院成为试点医院之一，其在医疗制度、精神疾病等方面也有了不断地革新和进步。医院开始招募更多经过培训和训练地有经验的医生和护士，并不断进行医疗研究和创新，因此加拿大精神病院逐渐成为促进迷幻药研究的国际中心。这些LSD实验也对公共卫生改革和精神病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二战后规模最大、最持久、具有国际意义的实验之一。

1956年，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和院长汉弗莱·奥斯蒙德首先使用“引起幻觉的”（Psychedelic）这个词汇来描述与LSD相关的感觉和反应。在激进的新省政府的支持下，一项研究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起来，并在加拿大大草原上蓬勃发展。研究发现LSD所具有的治疗特性有助于建立精神分裂症的生化基础并有助于精神疾病研究。此外，奥斯蒙德意外发现LSD可以用于治疗酗酒，值得注意的是，试验表明利用LSD治疗酗酒的治愈率达到了60%甚至更高。奥斯蒙德与在萨斯喀彻温省出生的同事亚伯拉姆·霍弗（Abram Hoffer）和其他医护人员为了寻找LSD在心理治疗领域和在酗酒治疗领域的医学用途而进行了成百上千次试验，并亲自充当实验体来亲身体验什么是幻觉、病人服用LSD后的感受和体验，以此能更好地理解病人，与患者达到“心意相通”。在这些实验中，奥斯蒙德主要是以人为实验体，在实验后期，动物有时也被拿来做研究。有临床档案记载患者服用LSD后的感觉：“他与上帝有短暂的合一。他闭着眼睛躺在螺旋楼梯上，和另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有了幻觉。这对他似乎意义重大……他似乎对自己有了一些了解”。

1957年，奥斯蒙德首先使用的“引起幻觉的”这一新单词流行开来，并在之后被纳入英语词典中，加拿大迷幻精神病学工作者对此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推动了加拿大政府对药物研究的关注。此外，奥斯蒙德提出了一种新的精神分裂症理论，同时也建议采取一些激进的方式如使用LSD来治疗酒精中毒。在同一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简称APA）向萨斯喀彻温省省精神病医院颁发了成就奖，以此来鼓励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贡献。

但是好景不长，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LSD的研究逐渐淡化。首先是霍弗和奥斯蒙德与创造性想象力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reative Imagination）这样的组织打交道，而后者似乎对LSD作为一种“精神增强剂”更感兴趣，而忽视LSD作为一种抗酒精和精神治疗药物的作用。此外，霍弗和奥斯蒙德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法不屑一顾，而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在此时已经成为精神药理学的黄金标准。另一方面，LSD被卷入政界争端中，并被商业和政治利益所操纵，从而加速了其衰落的过程。由于冷战的需要，各国对“神经武器”加大了研究力度。1942年，美军招集了六名神经生理学领域的专家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目的是研究出一种控制审讯犯人的思维，使其产生强烈的倾诉欲，并任人摆布的物质。在试验了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后，他们发现这些物质实用性较低，无法作为有效的“神经武器”来帮助审问犯人，获取情报。50年代，当LSD的致幻作用被发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其作为“冷战药物”，在试验对象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并且提供线索和情报。

到20世纪60年代，LSD在生化和治疗方面的前景逐渐暗淡，在观念的竞争中也逐渐受损，批评人士试图用LSD治疗酒精成瘾的试验也失败了。此外， LSD陷入了情感和政治文化战争， LSD与摇滚音乐、嬉皮文化的结合引领了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它不仅成为了一种娱乐毒品，也成为叛逆和对权威（包括医疗权威）怀疑的象征，“禁止之声”日益高涨，加拿大和美国强大的政治力量谴责了这种毒品，并很快使其成为非法， LSD被认为是一种危害巨大的毒品而被各国政府列入非法名单。大量的文化变化决定了迷幻药的命运，最终，于1968年，加拿大将其列为非法药物。1971年的《精神药物公约》（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s）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了 LSD 的相关研究。

LSD被禁止后引发的争论：“神药”还是“魔鬼”？

LSD虽被大部分国家列为非法药物，但对其争论仍然存在。多伦多《星报周刊》（Star Weekly）在一篇题为“LSD：神药还是魔鬼”中将LSD的发现视为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突破，认为LSD的重要程度堪比俄罗斯人首次登入太空。

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LSD除了用于精神学、生物学研究之外，也被文学家、艺术家及成瘾者使用。英格兰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也参与到LSD的研究之中，并在临终时让妻子帮忙注射LSD。1931年，在他写的名为《美丽新世界》的书中，赫胥黎预测将来的统治者可能会使用精神类控制药物来控制民心。他和奥斯蒙德合作研究发现，LSD对治疗心理疾病有一定的作用。奥斯蒙德由此第一次使用了“引起幻觉的”这个词汇来形容LSD的作用。在试验中，为了能够更了解病人的情况和心理状态，他们除了让心理疾病患者注射LSD外，自己也会少量注射。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创造一个较为舒适、安宁和平和的环境，或者放一首舒缓的歌曲来带领病人敞开心扉，进入其内心世界。

实验证明，使用LSD进行心理治疗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些医学文献对LSD治疗作用表示强烈支持，因为LSD具有帮助使用者“意识显现”的功能，可以让使用者进入另一个世界，抚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创伤。此外，一些调查研究显示，使用LSD进行精神和心理治疗的成功率在30%到90%之间，而对以前接受这种治疗的病人进行的访谈显示，他们能够在短暂的脱离尘世之后能够一直保持清醒，使用LSD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困扰。

在1962年加拿大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将沙利度胺（Thalidomide）列入禁药名单后，卫生福利部长蒙蒂思（J.W. Monteith）在下议院中谈到，“除非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将药物从医疗供应中移除是不恰当的……我们希望得到最权威的建议。”1968年，LSD与其他精神活性物质（DET, DMT, MDMA）一起置于《食品与药品法》的管辖之下。

2007年，英国神经心理药理学家大卫·纳特（David Nutt） 在发表于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中的《评估药物危害的理性量表》文章认为受管制的毒品，包括酒精和烟草，比包括LSD在内的许多非法物质要危险得多。并提倡推广“以证据为基础”的药物监管公共政策。2015年，纳特在《每日邮报》中谈到：“服用LSD后的大脑是什么样子的？有争议的科学家称这种药物比酒精更安全”，他请求公众为他的研究捐款2.5万英镑。戴克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LSD的成瘾性及危害性更低。

但在另一方面，LSD带来的负面作用及危害却不容忽视。有调查显示，使用者在注射LSD后会产生痛苦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并在注射后的30分钟左右会出现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瞳孔放大等反应，但具体情况还是会因人而异。在服用LSD的2小时后，使用者会产生幻视、幻听和幻觉等现象，并且会对外界的声音、颜色、气味及其它事物的敏感性增强，对事物判断力和自我控制力下降，有时竟然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并会伴随着眩晕、头痛及恶心呕吐等症状。更为严重的是，一些LSD使用者会同时使用海洛因、大麻等毒品，来追求更极致和刺激的享受和体验。在LSD注射剂量过大后，服用者会出现过激行为，如自残、发疯甚至自杀，并且产生强烈的上瘾情况，危害身体健康。因使用LSD而上瘾致死的报告不计其数，这也是LSD被禁止的根本原因。

LSD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医学界对LSD的讨论并未停止，对它功效的争论也众说纷纭。有人反对将LSD用于精神疾病研究，害怕它像“潘多拉盒子”，一旦重新开始使用后会无法控制，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治安问题。2007年，多伦多大学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教授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中的文章质疑了奥斯蒙德和霍弗开创的精神分裂症的生化疗法。肖特认为在精神药物学中，LSD的使用对不同研究者自身心理状态的影响一直是一个生动的幕后争论。而奥斯蒙德等人忽视了问题的阴暗面，掩盖了一些研究人员长期服用迷幻药损害了身心健康的事实，不过肖特承认LSD的研究确实给精神药理学带来了最初的提升。

另一方面，赞同LSD的医学功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14年2月，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的编辑写道：“是时候结束对精神活性药物研究的禁令，让科学家们研究迷幻药、大麻和摇头丸是否能缓解精神疾病了”。 2019年9月9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立致幻剂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从捐赠者那里获得了1700万美元，旨在让“迷幻药”在科学界找到一个长久以来寻求的立足点。

此外，戴克教授认为LSD的确具有致幻性，但是其成瘾性远不如海洛因大麻，甚至比烟酒的成瘾性更低。LSD除了能够舒缓病人的焦虑、不安等症状，对抑郁症和心理问题有缓解作用外，在最新的研究中，戴克发现LSD还可能缓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体验，这种体验能给患者带来精神和活力。但是对LSD之后的发展情况，戴克教授也提出疑问：我们真的了解LSD吗？

对LSD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这也带给历史学家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事物，并尽可能的找到这种物质存在的依据。正如赫胥黎所说：“对人的心灵最深重的罪恶是毫无根据地相信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医学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不断塑造和改变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