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学术界的“畅销书”，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本已经出版了二十多年的书，它充分说明了什么是经典的力量。在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学术界，书中的知识和观点都历久弥新，从未过时，直至今日，它对从事历史学研究及美国汉学研究的学人来说，都是必读书目之一。众所周知，此书的经典性在于对此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范式进行总结和批判，包括“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指出这三种研究范式的弊端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在书中的第四章，柯文提出未来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即从中国出发，以中国中心观进行历史研究。

但是书本的价值并不仅仅停留于此，虽然中国中心观这一发现和倡导在当时十分具有开拓性，但在今天，中国中心观在历史学界已成为共识。除此之外，书中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梳理弥足珍贵。一定程度上，这本书像是一部庞杂的先行研究综述，书中的一大部分在进行驳论、引出论点的同时，也给读者描画出战后美国中国学研究这幅宏大地图的框架和路径，向初学者提供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致脉络。除此以外，书中还涉及到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的讨论，对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相对主义和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史家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历史研究的精细化都进行了仔细分析，读罢方知此乃中国近世历史研究的盛宴。

柯文的立论建立在驳论之上，甚至书中很大一部分都服务于他对先行研究的批判，而他对前人研究的质疑则主要是对他们的研究中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在中国近世史研究的早期阶段，学术界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而这些早期的研究者主要由传教士、外交家和海关官员组成，并未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他们对近世中国研究的研究材料也仅仅是基于历年蓝皮书中冷冰冰的数据，在这基础上，再加上研究者心中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很容易对近世中国的研究形成一种狭隘的历史观，即便到战后五六十年代时，这种长期累积下来的流病依然荼毒着美国史学界。以费正清为代表所提倡的“冲击-回应”理论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些学者包括何炳棣、萧公权、张仲礼和梅谷等人普遍认为落后的东方仅是被动地回应西方国家在近代对中国的冲击，形成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世史研究的一股潮流。

在“冲击-回应”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普遍都以褒扬的口气描述西方的扩张，并且批评中国对西方的冲击回应不足，并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自身社会的不足。他们对西方一系列侵略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些事件扼杀了中国近代化的生机。很明显，以这种范式去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未免过于粗糙，同时也很容易让史学家忽略一些事实，而仅仅着眼于史实中与西方相关的部分，忽视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形象，更不用说西方社会这一指代实际上也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可以看出，这种研究范式的问题就是过于简单粗暴，把西方和中国都看成铁板一块。所以，柯文纠正了这种过于简单的历史研究范式，他提倡在运用此种范式进行研究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将19世纪的中国历史分为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内层带三个部分，以矫正这种研究的不足。他以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叛乱、改革和排外三个例子指出不足，在这些课题研究的状况下，情况都是复杂的，如果粗暴对待，将会遮蔽了很多历史事实，削弱了历史研究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值得一提的是，柯文作为费正清的学生，直陈老师研究的不足和缺陷，可见柯文自我批评精神之彻底。

接下来，柯文对美国史学界“传统-近代”这一研究模式进行批判，这一研究范式与之前的“冲击-回应”模式几乎都属同一时代，都流行于五、六十年代，以史学家列文森为代表学者。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国度，它等待着充满活力、充满历史变动的西方将它唤醒，从这种长期不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列文森把中国的社会状态简单地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标准仅仅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接触频繁与否。“传统-近代”模式随着冷战爆发而出现，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而生成，在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体现了这种模式对历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在书中，作者专门论及君主政体与官僚制度以及儒教与君主政体之间的矛盾，以此来理解千年来儒教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列文森认为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统治模式使得中国长期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很难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是属于传统社会，直至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频繁与西方社会接触，这才产生向前发展的动力。中国不仅无力凭自身内部因素产生重要变化，同时也无力应对西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而它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按照西方社会的形象在中国塑造中国文化。在他看来，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转变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全部主题，西方除了触发了旧制度崩溃的开关之外，还成为塑造中国新秩序的力量。

实际上，很容易看出列文森过度夸大了西方社会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错误地认为儒家与中国近代化水火不相容并且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尽管如此，在当时仍有一批学者追随这种思想或受到影响，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柯文在书中指出，“传统-近代”这种思维模式存在三个弊端，一是使用了二分法思维严格按两极划分历史时期，这种非此即彼的方法并非是研究历史的合理方法。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包含着一种历史能量守恒的思维惯性，这对历史研究来说是致命的。最后，“传统-近代”思维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定义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并不匀称的历史现实。除了以上这些比较明显的弊端，它还包括众多概念难以界定的问题，比如“近代”这一概念就是一个伪命题。

“传统-近代”与“冲击-回应”一样，都是在种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而出现的思维模式，是落伍和错误的历史哲学，史家如果未能摆脱这种文化滤镜对他们的影响的话，就会使自己的研究囚禁在近代经验这个狭隘的牢笼中。随着萨义德东方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它对美国学术界影响非常大，它促使每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自省自己的研究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研究中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问题。柯文对“冲击-回应”以及“传统-近代”的批判正是出于这一反思潮流的影响，指出这两种模式中的问题，并且纠正美国史学界的发展方向。

除了后殖民思潮的影响，进入七十年代，越战等反战运动也相继出现，迫使美国学界甚至每一个美国人思考“帝国主义”这一问题，实际上，“帝国主义”这一词汇最多出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史学家对西方社会阻碍中国近代发展的控诉，最有名的是毛泽东所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

当美国人自身开始反思帝国主义是否存在时，美国史学界也开始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帝国主义视角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与前文所述柯文的批判反思几乎属于同时代，以史学家佩克为代表人物。在书中，它被柯文称为“帝国主义”趋势，这种取向对美国史学界中的帝国主义提出批判，首当其冲的便是费正清。佩克认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掩盖了美国帝国主义近代在中国的暴行，成为帝国主义在亚洲、在中国的帮凶和共谋，而并不是处于一种中立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帝国进行辩护。

美国史学界屡次出现反思思潮看似是一种进步，但是，在柯文看来，这种“帝国主义”趋势仍然存在不足，并且不比前述的两种趋势危险。佩克认为，这种取向的出现正是出于美国人的内疚感，特别是对越战的内疚感，但是这种义愤不能存在于冷静的学术研究当中。虽然佩克和费正清、列文森等人一样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一场灾难，但他认识到中国在19世纪面临尖锐的内部危机。他不像列文森那样认为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来自西方，也不像费正清那样当中国的转变终于到来时，将他直接归功于西方，他认为是共产党将中国从混乱状态中拯救出来。可以看出，佩克是美国史学界的“左翼人士”。

但在佩克的叙述中，发现佩克的逻辑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不相信在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前，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底层苦难，并且能自我革新，脱离这一阶段，但另一方面，他又痛陈帝国主义的恶行与弊端，将帝国主义进入中国看作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从而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论述当中。他过于看重革命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力量，在开展史学研究之前，就已经采取了极端的目的论看法，从而将史实引向他想要得到的结论上。这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以及一些概念不清的问题的研究，导致他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客观的史学研究范式。佩克所提倡的帝国主义趋向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的研究，而不涉足政治方面的研究，而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分析是相当复杂的，根据地域的不同，受帝国主义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而这种研究范式则不得不把整个中国经济作为唯一的分析单位，显然，这就会造成涉及数据平均的问题。其次，中国的被殖民状况也是相当复杂的，它保留了国家主权，同时是多国进行殖民，并且是多层次的，而这对于帝国主义概念本身是不适用的。总而言之，柯文在书中认为以帝国主义来解释中国的近代问题同样存在不足和纰漏。

因此，柯文就此引出他自己的观点，就是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警惕史家自身帝国主义或东方主义的思想，否则这样的研究只会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因此，中国中心观在贯彻在史学研究中显得刻不容缓，必须把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放在西方。柯文所提倡的这种研究趋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要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即从中国出发，以局内人的眼光进行研究，因为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属于中国的问题，即是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衡量这些问题的历史重要性准绳也都是以中国为标准，而不是西方。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条属于中国的近代化发展线索，不管是否与西方有关，但肯定是与中国自身发展相关，柯文以王韬研究等例子说明了这一特点的重要性。他认为，只要从中国内部来观察19世纪的改革运动，都会产生一幅与传统看法很不一样的图景，发现的问题也会复杂得多，不再看到的是静止不动的中国，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中国。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研究过程中，面对中国各地发展情况不统一这一难题时，应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交易掌握的单位，换言之，就是以中国的省份或区域作为研究单位。实际上，在第一章中，柯文就建议“冲击-回应”这种研究范式使用最外层带、中间层带以及内层带来进行研究，以细化研究内容以及提高研究对象的精度。在这里，柯文将中国分为沿海和腹地两个部分来进行研究，在近代中国，沿海与腹地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论是经济、物质文化以及行政与司法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使用这种分区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内地之间存在的重要的差距，注意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动态变化的。

第三，柯文认为应该把中国社会视为按若干不同层次组合的等级结构，在上述关于空间中的横向划分的同时，加上阶级纵向的划分。这样可以纠正美国史学界在七十年代以前对中国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从最高层出发的这种英雄主义倾向，而新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社会的下层。但这里并不是简单地以二元划分上、下层，施雅坚提出：“即使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只有当史家摆脱高层社会上层人物的狭隘来观察中国低层社会的现实时，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看到以前所不能发现的现象。柯文在书中以罗友枝对近代中国识字现象与国民教育的调查研究以及欧大年与韩书瑞对帝国晚期民间宗教及叛乱的研究作为例子，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研究范式在历史研究中的优势。

中国中心观的第四个特点虽然称不上与中国中心有很大联系，但却是这一群体的一大特征，就是乐于接受其他学科的（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技巧，并且认真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柯文举出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这一书中的研究所采用的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例子，分析这一特点的优势，凭借这一次的初步尝试，美国史学界注意到了社会史的重要性以及先前的研究方法的狭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人类学与政治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施雅坚与裴宜理等历史学家都是这一特点值得学习的对象，他们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研究使学界从传统的农民运动的印象中颠覆出来。书中特意花大量篇幅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对史学界的影响，其中年鉴学派所提倡的对动态数据的利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很大帮助。

综上所述，书中的基本结构就是对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界的基本情况与研究状态进行梳理，并介绍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一部分是对六十年代美国整个史学界内部的变化做出回应，另一部分是对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初期反战运动中的反帝与自我批判倾向做出的回应。重新反思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以及总结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历史哲学，在探索其他历史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将新研究方法应用到全新的研究课题上。并且将美国史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方向从文化转向历史不再将中西文化差异视为中西冲突的根源，与此同时，还纠正了近代史研究中僵硬了历史分期问题，使得，历史研究变得更加动态与真实。最重要的是，中国中心观要求史家在进行中国近世史研究的时候，要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我想这才是柯文在本书中想要说的关于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