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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史新探

＃邹平丁公陶文试探………………………………李学勘（3）

＃郑玄的易学……………………………………余敦康（12）

＃元好问述说………………[日）小栗英一 李 凭译（23）

＃焦、阮、凌礼学思想合论………………………陈居渊（45）

＃读《南冥集》新得………………………………汤一介（60）汉学家专页

＃学问在中西之间——记季羡林先生

＃对中印文化的研究…………………………王邦维（74）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教授………………………耿 再（85）

＃中国文化在世界

＃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历史考察…………………严绍璗（101）

＃道教文化研究在俄国…………………………郑天里（167）

＃中国思想史研究

＃肇祖与明代思想史研究……………………姜国柱（183）

＃朱熹在经典文献注释中的解释思想…………王 健（198）

＃老子思想本源论（德文）………………………杨煦生（228）

＃中西文化交流史

＃《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美]霍•林斯特扭 万 明译（245）

＃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的8封信…………………[美]霍•林斯特扛 万 明译（254）

＃汤若望的教育基础及当时的学术思想…………………[德]埃•斯普林格 张志文译（270）

＃宗教与文化

＃汉代佛教与西域…………[荷]许理和 吴虚领译（291）

＃中国道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王 卡（311）

＃台湾佛教朝暮课诵（德文）………………[德]弥维礼（322）

＃如何维持儒家对人民的统治…………………………[美]余蓓荷 顾 舂译（364）

＃近思录

＃“取精用宏，含英咀华”

＃——贺麟新儒学思想简述…………………张西平（379）汉学研究进展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利玛窦的研究评介………李东日（411）

＃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综述………………曲英杰（434）

＃汉学研究机构

＃二战之后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法]谢和耐 耿 再译（465）

＃图书评介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顾 彝（473）

＃成吉思汗——生平及其遗产》………………唐 煜（477）

＃编后………………………………………………………………（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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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丁公陶文试探

＃李学勤●

＃研究世界上各种古文字的起源，每每要追溯到史前时期的符号①。近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已经发现了不少刻划或绘写的符号，多数是在陶器以及玉器上面，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学者间有着热烈的讨论。特别是一些符号较多的器物，由于有些符号更像是文字，便引起很大的反响。前些时候，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良诸文化陶罐上有一行四个符号，浙江余杭南湖发现的另一良诸文化陶罐有一圈八个符号，我都曾撰文试作探讨②。

＃最近，山东邹平丁公出上的一块龙山文化陶片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首先新华社作了报导，随后《中国文物报》等也有介绍，造成一定程度的轰动。有关的正式简报在《考古》l993

＜＜①参看森纳主编：《文字的起源》（Wayne Senner ed．Ｔhe Origins of Writing Uniu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②李学勤：《良诸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吴学研究专辑第l辑，1992年；《试论余杭南湖良诸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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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4期发表①，《考古》编辑部还组织了笔谈。在国外，反应也很迅速，日本《朝日新闻》的杂志AERA，1993年2月23日的一期有一系列报导和讨论，并有陶片的放大照片，痕迹清晰。5月25日的一期又有学者讨论情况的介绍，颇为详细。

＃陶片出于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东城墙内的H1235灰坑，系长7．7厘米，宽3．4厘米的泥质磨光灰陶，为平底盆底部残片。该坑被另一龙山文化灰坑打破，本坑年代是龙山文化晚期偏早，约当公元前2200至2100年。陶片上有十一个符号，自右起竖排成五行，第一行三个符号，其余两个符号。

＃对陶片上的符号，中国、日本的学者都有若干考释。这些符号，从行款来看，实在太像是文字了，因此，在迄今为止已发表的意见中，还没有认为完全不是文字的。不过我曾经说过，中国境内存在的古代文字，绝非都是汉字，或与汉字直接有关。我们用研究商周甲骨金文的方法和知识去考释这一类符号，在前提上业已假定它们和汉字有关了，这未必是正确的。只是中国先秦的文字我们仅了解汉字（巴蜀文字还不能解读），没有别的可以依据，所以我在几篇小文里，反复声明所做考释只是一种试验。既然目前没有其它途径，这种试验或许还是值得一做的。请读者对此不要抱更大的希望。

＃１．

＃关于丁公陶片，有几点应该加以说明：

＃第一，陶片上的符号不是新刻的。简报说，陶片是在室内整理时发现的，但经过“对H1235的层位关系、出土遗物以及相关遗

＜＜①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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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遗物，进行过认真、严格、仔细的核对”，肯定了其可靠性。张忠培先生也提到，多方查验，排除了参与工作人员戏作的可能性①。

＃第二。陶片属于龙山文化。除简报外，严文明先生提到，H1235没有扰动痕迹，所出陶片没有晚于龙山的，包括在发现这一有符号陶片之后清理的灰坑剩余部分，也没有更晚的陶片②。由此，陶片绝非后世所混入。

＃第三，符号是在陶器烧成后加刻。仔细观察原件，符号笔画有毛边，一些弧线因陶质已硬，刻成了折线，有的笔画还碰到了陶中的砂粒。

＃第四，符号系刻在已碎的陶片上。观察表明，这一陶片四周均系旧折老边。符号的行款在片上有明显布局，自右数第五行末字，由于空间较多，向左偏移。没有符号因器物的碎裂而被破损。

＃第五，陶片上只有十一个符号。片上还有一些划痕，均较细浅而不规则，不能认为是人工有意的刻划。简报说左下方有一笔伸出陶片之外，谛视也不与符号一致。

＃第六，符号是用右手刻划的。这由笔划运转的走向，笔道的深浅，很容易判断出来。

＃第七，刻划工具是锐利的锋刃器。简报说陶片硬度达2．5。，刻划工具很可能扁尖，“只有这种扁尖的工具刻出的笔划才会有宽窄之分”。

＃以上七点虽然简单，已足导出几个推论：

＃从第一、二两点，知道所发现的确实是龙山文化的刻划符号，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四两点告诉我们，刻划符号专刻在已碎的陶片上，这肯

＜＜①《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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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其特殊的意义或者用途。

＃考虑第五点，这十一个符号有其完整的结构。这很像是彼此结合，成为代表固定涵义的整体，换句话说，像是十一个字构成一句话。

＃最后，如果采用美术的眼光，还不难看出刻划的技巧是相当成熟的。第四点的和谐布局，第七点的刻划手法，都与此有关。但是，在H1235灰坑，以及丁公已发掘的别的灰坑出土的大量陶片中，并没有找到别的有刻划符号的陶片。看来在陶片上刻出符号，特别是这样连贯有结构的符号，在当时不是普遍的现象。那么，刻划技巧之所以纯熟．可能是由其它产生符号的方式，例如在木板上刻划或者书写、借鉴而来。如果没有长期操作的经验，在小小的坚硬陶片上刻出这样十一个符号，是做不到的。

＃２．

＃大家赞成丁公陶片符号是文字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符号的行款。十一个符号很清楚是从右向左竖行排列，这使我们立即联想到文字。请注意，我们这种联想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关于汉字的知识。汉字便是这样排列和转行的。这是陶片上符号类似汉字的头一点。

＃再说符号的结构。我在《考古》的笔谈中讲过：“陶片上的文字，有几个可看出是象形的，…这些象形均为侧视，二足只显一足，四足只作两足，同于甲骨文。”有的像兽形，而首向上，尾向下，也同于甲骨文。这是陶片上符号类似汉字的第二点。

＃符号还有一个特点，是方向有正有反。其像人形、兽形的成分，或朝左，或朝右，似无分别。这近于甲骨金文而更无规则，是类似汉字的第三点。

＃陶片上符号有一点和常见的甲骨金文十分不同，就是多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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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我在笔谈中提到这有似江西清江吴城的商代陶文，殷墟陶文也有个别这样的例子。我怀疑这是当时的一种俗体。假如这一想法不误，当时还应有较此远为规整的正体。

＃所谓连笔，是把本应分离的笔画连起来刻划。要想分辨原来的笔划，必须把笔画间连接的线条省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陶片符号的构造和甲骨金文颇有共通之处。

＃从《考古》笔谈和AERA杂志报导的日本松丸道雄教授等学者的见解出发，不妨试作以下的骋想。

＃陶片上的文字，与甲骨金文相似，有的是比较简单的象形，有的则有更为复杂的组成。对于这些字，似乎仍然可以用一般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去分析推求，具体说来，可用高明先生所讲的“因袭比较法”和“偏旁分析法”①。

＃松丸教授把陶片自右数第一、二行释为：

＃何父以

＃夔犬②

＃“夔”是最接近甲骨文形状的一个字③，像猿猱之形，有长尾。“犬”前缀形略异，但翘起的尾是一特征。这两个字都是象形字。

＃“何”上部有回顾的首形。类似甲骨文（见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第14页）。“以”字从“人”，不过是反背的。由这两个字，可以知道陶片文字的“人”形作。

＃“父”字作手执石斧形器，与甲骨文接近，惟石斧形是用两笔勾勒的。由这个字，可以知道陶片文字的“又”形作（J02P007）。

＃“人”和“又”两个偏旁（或因素）的判定，有助于释读其余的

＜＜①参看高明：《中国古文字通论》，第三章第五节，文物出版社，1987年。②清水胜彦、羽后荣：《引起学术界争论的中国最古文字》（日文），AERA第6卷第21期。“何”原作“荷”。③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一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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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三行第一字，简报云“鬲”。此字确有似一带足陶器，左侧的足表现明显。其上部与“何”、夔”比较，似也是首形，疑以释“鬳（献）”更好。

＃同行第二字，以方向论应为“AAP008（左）”，但考虑正反可通，仍释为“又（有）”。

＃第四行第一字，结构最为繁复。左侧从“刀”，中间细看似“册”，右下从“心”。《说文》有“AAP008”字，训为“疾利口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按‘删’省声。《书•盘庚》‘相时AAP008民’，本亦作‘AAP008’，马注：‘AAP008，利小小见事之人也。’《立政》：‘国则图有立政用俭人’，马注：。AAP008，利佞人也。’《释文》本又作‘AAP008’。”陶片此字从“删”，不省。

＃同行第二字，上部从“又”，下半疑也是手形。此字似可释为《说文》的“受”字，训为“物落也，上下相付也”，即有落、付二义。

＃第五行第一字，左边是“人”形，右上作AAP008，似为手形省变，可视为“爪”。这个字暂释为“抑”。

＃同行第二字很难分析，或疑为“AAP008”字，未必可信。考虑到字向左偏位，有可能是签署的人名，就像殷墟甲骨记事刻辞那样。

＃把这些想法串起来，陶片文字释为：

＃何父以

＃夔（扰）犬

＃鬳（献），又（有）

＃AAP008（AAP008），AAP008

＃抑。口。

＃“何父”，系人名，“扰犬”是驯犬。“受”义为付，“抑”训作治①。全文不妨理解为：名叫何父的人以驯养的犬上献，有邪佞的行为，

＜＜①《广雅•释诂》。又《国语•楚语》注：“抑，贬也”，于此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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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交付惩治，最后是签名。这样读，整个陶片乃是一件文书。松丸教授已经提出陶片为文书之说①，可相印证。

＃请允许我再一次声明，以上谈的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考释，而只是猜测性的试验。

＃3．

＃丁公陶片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出于一座龙山城址之中。城址与文字的结合，对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所说，在考古学上，文字、城市（居民三千人以上）和礼仪性建筑三者是文明的表征②，是值得参考的。

＃在《考古》笔谈中，邵望平先生已指出：“在泰沂山地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上相近的章丘、邹平、淄博、寿光四县已发现了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四处龙山城址，……这大概就是公元前2200年前后这一窄长的线形地段上城址分布的实际情况，是截取的一幅早期文明时代城邦林立的图景。”③最近，张学海先生也就这些城址作了论述：

＃章丘城子崖城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始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直到岳石文化时期。

＃邹平丁公城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不详，应包括龙山文化时期全过程。其下有大汶口文化遗存，上有岳石、商、周文化堆积。

＃临淄田旺（即《考古》笔谈的桐林）城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

＜＜①清水胜彦、羽后荣：《引起学术界争论的中国最古文字》（日文），AERA第6卷第21期。“何”原作“荷”。②丹尼尔：《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Glyn Daniel，The First Civi-lizations,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omas Y.CrowellCo.,N.Y.,1970.）③《专家笔谈于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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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不晚于龙山文化中期。其下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堆积，上有岳石城址和周代城址。

＃寿光边线王城址，内圈面积约l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中期偏晚；外圈面积约5．7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偏早。

＃这些城址规模较大，城内文化堆积也很厚。例如城子崖古城，城内人口当以万计（1）。

＃邵望平先生所说的公元前2200年前后，在中国古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约相当于虞夏之际。夏朝的历史文化，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目前学术界通行的历史年表，都把夏朝的建立排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例如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估计在公元前2100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云在公元前22世纪，较万表略早；范文澜《中国通史》说在公元前2033年，较万表稍晚。万表之说，不失为折衷的估算②，但该表系经陈梦家先生补订，其武王伐纣年用公元前1027年说，多数学者认为偏晚。总之，把夏朝始建定在公元前2200至2100年间，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为什么要推算这一点呢?按照夏朝世系，禹传于启，启传于太康，太康失国，权归后羿，此后直至少康中兴的一段史事，多与今山东地区有关。从禹到太康不超过百年，所以后羿代夏应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这和泰沂山北龙山文化城址的年代是相接近的。

＃后羿代夏，寒浞杀羿，最后靡立少康等事，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

＜＜①张学海：《泰沂山北侧的龙山文化城》，《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23日。②参看郑杰祥：《夏史初探》，第二章第三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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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这段记载的地理背景，据前人是这样的：

＃穷 山东德州东南

＃寒 旧潍县东北

＃鬲 德州东南

＃斟灌 寿光东北

＃斟寻 旧潍县西南

＃过 掖县西北如果看一下地图，便可发现，这些古国正夹处于泰沂山北龙山文化城址区的两侧。

＃穷、寒属于何姓，古书失载。有穷后羿之国，据《水经•河水注》即在鬲①，可能穷先在德州东南，后迁向西方，原地便属于鬲。鬲是偃姓，皋陶之后；斟灌、斟寻则是姒姓，据《史记•夏本纪》系禹后分封②。由此可见，山东这一地区和虞夏之际的古史传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现在在这里出现当时的文字，恐怕不是偶然的。我们期待着这个地区有更重要的新发现。

＃一九九三年五月

＜＜①参看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第10页。地图出版社，1985年。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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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的易学

＃余敦康●

＃东汉末年，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集今古文之大成。对汉代经学作了系统的总结，然而也恰恰是由于郑学的兴起而促成了汉学的衰落。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入，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扦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着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然而木铎行教，卒入河海而逃；兰陵传经，无救焚坑之祸；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

＃照皮锡瑞看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郑玄打破了今古文的界限，混淆了两汉家法的师承门户，迎合了当时学者苦于家法繁杂、莫知所从的心态。“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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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

＃郑玄在那个“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的时代，惨淡经营，建立了一门统一的郑学，延续了学术文化的传承，在经学史上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世对郑玄的经学特别是对他的《三礼》之学，作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朱熹评论说：“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教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京诸儒煞好，卢植也好，康成也可谓大儒。”（《朱子语类》卷八十七）顾炎武《述古》诗云：“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亭林诗集》卷四）但是，郑玄的经学，其根本旨趣，在于“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仅仅着眼于学术文化的传承，而避开了政治上的通经致用。这就使得经学与时代的脉搏脱节，丧失了指导调整实际生活的功能，而演变为一种名物训诂的章句之学。因此，尽管郑玄的经学闳通博大，无所不包，对经文字义的训诂远远超过了前辈经师，但是，贯穿在汉代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那种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跳动着的时代精神，却是消失不见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所谓“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这种转变的意义，只是标志着自汉武帝以来阴阳术数与经义相结合的时代思潮至郑玄而终结。郑玄的经学，可以说是旧的时代思潮的掘墓人，却不能算作新的时代思潮的催生婆。

＃关于郑玄的易学，总的特点和他的经学一样，也是杂糅今古。《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王应麟在其所辑《周易郑注》中指出：“郑注《诗》、《礼》中所引易义，皆用京氏学，与《易注》用费学不同。”在此以前，《费氏易》与《京氏易》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费氏易》属于古文经学，未立于学官，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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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无关，一直是作为一门纯粹的学术流行于民间。晁说之《古易跋》说：“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费氏始。”费氏易学的特点是以《传》解《经》，而以经文本义的训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京氏易》属于今文经学，其特点是以义理为主而“绝不诠释经文”，着重于编排一个卦气图式，以便占验阴阳灾异，参预国家政治的管理。尽管就训诂的角度而言，《京氏易》有许多与经文本义背逆错谬，荒诞不经，但是由于它迎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能够对国家政治起到一定的指导调整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合理性的根据，因而人们视为当然，不多追究，自元帝立为学官以来，一直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现在郑玄一方面继承了费氏易学的传统，并且进一步使《彖》、《象》与经文相连，同时又在京氏易学业已丧失了合理性根据的历史条件下，援引其中“绝不诠释经文”的义理来对经文作训诂的诠释，这就把汉易象数之学引入了绝境，无论在训诂或义理方面，都显得扞格难通。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比较了郑玄易学与王弼易学的不同，认为“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这也是象数派易学与义理派易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所谓“郑则多参天象”，指的是郑玄多以爻辰解《易》。爻辰的体例创始于京房。京房以干、坤十二爻左右相错与十二辰相配，干卦六爻依次配以子、寅、辰、午、申、戌，坤卦六爻依次配以未、己、卯、丑、亥、酉，这就是爻辰说的滥觞。京房根据这种配法，把阴阳、五行、干支结合起来，构筑了一个八卦六位的宇宙模型和占验系统。《易纬》继承了这个体例，稍作变通，用爻辰来讲一年十二月的运转，并以六十四卦为一周期，计算年代。《易纬•干凿度》说：

＃天道左旋，地道右迁，二卦十二爻，而期一岁。干阳也，坤阴也，并治而交错行。干贞于十一月子，左行，阳时六。坤贞于六月未，右行，阴时六，以奉顺成其岁。岁终次从于屯、蒙。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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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主岁。屯为阳，贞于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间时而治六辰。蒙为阴，贞于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间时而治六辰。岁终则从其次卦。

＃《易纬》对干卦六爻的配法依次为子、寅、辰、午、申、戌，与京房相同。对坤卦六爻的配法则变动了顺序，依次为未、酉、亥、丑、卯、己，与京房不同。这是因为《易纬》的目的在于以干、坤十二爻来表示十二月的运转，必须按照阴道右行来编排始未而终己（自六月而至四月）的顺序。所谓“岁终则从其次卦”，是说当干、坤二卦主一年的运转结束，第二年就轮到屯、蒙二卦主岁，以此类推，六十四卦共主三十二年，是为一个周期。可以看出，《易纬》的爻辰说也是着眼于构筑一个宇宙模型和占验系统，而不是为了解说经文。至于郑玄的爻辰说，则把解说经文作为主要的着眼点。就其宇宙论的思想而言，郑玄是继承了京房、《易纬》，以干、坤十二爻与十二辰相配，并且引申扩大，构筑了一个更加庞杂的系统。但是郑玄的目的不是用来讲阴阳灾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原理来讲通《周易》的所有的经文。照郑玄看来，干、坤两卦所值之辰对其余的六十二卦是普遍适用的，凡阳爻所值之辰可以按干卦的爻辰解释，阴爻所值之辰可以按坤卦的爻辰解释，因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可以纳入爻辰的模式之中，根据爻辰的象数来阐发其中的义理。

＃李鼎祚所谓“郑则多参天象”，主要是就郑玄以爻辰与二十八宿的星象相配而言的。现据王应麟辑、张惠言订正的《周易郑注》，略举数例，稍加剖析，以窥见郑氏易说的基本思路。

＃比初六：“有孚盈缶。”郑注云：“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比初六为阴爻，同于坤初六所值之辰，故曰“爻辰在未”。未就时间而言为六月，就空间而言为西南。西南之分野与井宿之星象对应，故“上值东井”。这种把天上星象对应于地上方位的分野之说，并非郑玄首创，而是源于古代占星术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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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吕氏春秋•有始览》说：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岛。……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觿、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郑玄认为，井宿之象为汲水之井，经文“有孚盈缶”的微言大义，可以依据比初六之爻辰“上值东井”来诠释。

＃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郑注云：“五爻辰在卯。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贵。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礼，福禄大吉。”泰六五为阴爻，同于坤六五所值之辰，故曰“爻辰在卯”。卯就时间而言为仲春之月，此时行嫁娶之礼，可获大吉。这是以爻辰配卦气。

＃坎六四：“尊酒簋，贰用缶。”郑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坎六四为阴爻，同于坤六四所值之辰，故曰“爻辰在丑”。丑之方位在东北，上值斗宿，斗宿似酒器，“可以斟之象”。斗宿包含十个星座，其中“建星之形似簋”，“弁星之形又如缶”，故经文所云可用爻辰所值之星象来诠释。

＃坎上六：“系用徽纆。”郑注云：“系，拘也。爻辰在己。己为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坎上六为阴爻，同于坤上六所值之辰，故曰“爻辰在己”。己之属相为蛇，“蛇之蟠屈似徽纆”，故经文云“系用徽纆”。这是以爻辰配十二生肖。

＃离九三：“不击缶而歌。”郑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离九三为阳爻，其爻辰本应同于干九三所值之辰，但辰宫之星并无缶之象，故创爻体之说使之位近艮爻六四所值之丑，以便“上值弁星”，取其似缶之象以诠释经文。关于爻体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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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张惠言在《周易郑氏义》中指出：“阳爻在初、四则震爻；二、五则坎爻；三、上则艮爻。阴爻在初、四则巽爻；二、五则离爻；三、上则兑爻”。因此，尽管从离九三所应值之辰找不到似缶之象，也可以用爻体说把它牵合到艮爻，使之上值弁星，来诠释经文中的缶象。

＃困九二：“困于酒食。”郑注云：“二据初，辰在未，未为土，此二为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己用也。”困九二为阳爻，其爻辰本应同于干九二所值之寅，郑玄为方便起见，取初六所值之未来诠释，使之牵合有地与酒食之象。

＃AAP017中孚卦辞：“豚鱼吉。”郑注云：“三，辰在亥，亥为豕。爻失正，故变而从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为鳖蟹。鳖蟹，鱼之微者。爻得正，故变而从大名言鱼耳。三体兑，兑为泽。四上值天渊。二、五皆坎爻，坎为水。二浸泽，则豚利。五亦以水灌渊，则鱼利。豚鱼，以喻小民也，而为明君贤臣恩意所供养，故吉。”这一段注文综合了爻辰与爻体两种方法，对中孚的卦画与卦辞作了全面的诠释，充分表现了郑氏易说的基本思路。六三辰在亥，六四辰在丑，上值天渊，这是就爻辰而言的。六三为阴，爻体为兑，九二、九五为阳，爻体为坎，这是就爻体而言的。尽可能利用爻辰与爻体之象来诠释经文，这就是郑氏易学的特点。

＃关于郑玄的爻辰，清代学者作了许多客观的研究。焦循在《易图略》中评论说：“谬悠非经义”。“余于爻辰无取焉尔”。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评论说：

＃《易》之取象，见于《说卦》者，较然可据矣。汉儒推求卦象，皆与《说卦》相表里，而康成则又以爻辰说之。……舍卦而论爻，已与《说卦》之言干为坤为者异矣，而其取义，又多迂曲。如九二爻，郑以为辰当值寅者也。而于困九二“困于酒食”注云：“二据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则舍本爻之寅，而言初爻之未。未值天厨，何不系于值未之初六，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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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值寅之九二乎?九三爻当值辰者也，而于离九三“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则舍辰宫之星，而言丑宫之星。丑者六四所值之辰，岂九三所值乎?艮主立春，所值者寅也，何不取象于寅，而取于所近之丑乎?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注云：“爻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弁星形又如缶”。爻辰既值斗，何不遂取斗象，而取于斗所酌之樽?又不直取建星弁星，而取建星弁星所似之簋与缶，不亦迂回而难通乎?上六“系用徽纆”，注云：“爻辰在巳，巳为蛇，蛇蟠屈似徽纆也”。爻辰既在巳而为蛇，何不遂取蛇象，而取蛇所似之徽纆乎?初九辰在子，子为鼠。九二辰在寅，寅为虎。九三辰在辰．展为龙。九四辰在午，午为马。九五辰在申，申为猴。上九辰在戌，戌为犬。初六辰在未，未为羊。六二辰在酉，酉为鸡。六三辰在亥，亥为豕。六四辰在丑，丑为牛。六五辰在卯．卯为兔。岂亦将象其禽之所似以为爻乎?展转牵合，徒见纠纷耳！

＃如果把焦循、王弓之对郑玄的评论用来评论孟喜、京房和《易纬》的易学，也是同样允当的。因为汉代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致力于阴阳术数与经义相结合，“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牵强附会、不合训诂之处。是触目可见的。但是，自汉武帝以来的数百年间，人们不仅见怪不怪，反而群起仿效，掀起了一股大讲阴阳灾异的时代思潮。现在当这股时代思潮的生命力已经终结．郑玄不再讲阴阳灾异，只是援引其中的成说来诠释经文，表面上看来，似乎理性的成分增多，实际上不合理的成分倒是更加显豁了。王利器《郑康成年谱》载有一则轶闻：“王弼注《易》，刻木偶为郑康成象，见其所误，辄呵斥之。”（见朱胜非《绀珠集》引《鸡跖集》）这虽是后人编造的一则莫须有的故事，但由此也可见出，王弼的易学主要是以郑玄的易学作为对立面，直接激发而成的。

＃虽然如此，就学术文化的传承而言，郑玄在易学史上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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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泯灭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汉易象数之学的成说；第二是创设了一些而后为义理派易学所继承的体例；第三是发展了京房以有无范畴说《易》的思想，明确地展示了以《老》注《易》的方向。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第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指出：“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盂、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西晋以后，汉易失传，幸亏郑玄保存了其中的大量成说，才使象数之学不致断绝，而郑玄也就成为汉易象数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关于易之取象，郑玄除了利用爻辰和爻体的方法，还利用了创自京房的互体说。以互体说《易》，也是郑玄易学的一个特点。互体与爻体不同。互体是以卦中的第二、三、四爻结成一卦体，第三、四、五爻又结成一卦体，从而使一卦变为四卦，以增加卦象。比如贲卦AAP019离下艮上，其卦辞为”贲，亨，小利有攸往”。郑注云：“离为曰，天文也。艮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卦互体坎、艮。艮止于上，坎险于下，夹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则可矣。”到于爻体，则是以一爻当一卦之体。如离九三，因其为阳爻而在三，故为艮爻，可取艮卦之象；中孚六三，因其为阴爻而在三，故为兑爻，可取兑卦之象。

＃关于易数，郑玄沿袭了《易纬》由气生数的说法，把天地之数与五行之数结合起来，作了系统的表述。他注“易有太极”说，“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由太极分而为天地之气，就有了天地之数。他注“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说：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衍，演也。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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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说：

＃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偶，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偶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偶也，地十为天五匹也。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得，施化行也。

＃汉代易学普遍致力于用天地之数与五行之数来构筑一个时空图式，使之体现阴阳匹配、化生万物的义理，郑玄把前人的各种说法综合整理成为一种系统的知识，后世象数派的易学大多是依据郑玄的表述而承接汉易的传统的。

＃第二，由于郑玄的易学杂糅今古，“费义居多”，并且进一步“合《彖》、《象》于经，欲便学者寻省易了”，所以对《易传》诠释《易经》的方法作了客观的研究，从中引申而为明确的体例，如得位失位、据、应、承、乘、中等等。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虽然激烈地反对以象数解《易》，主张“忘象以求其意”，认为“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但对郑玄依据《易传》所引申出的这些体例，却是全部继承过来。因为离开了这些体例，便无从说明卦爻之间的各种依存关系，阐发其中所蕴含的义理。所谓得位失位之例，如家人AAP020注云：“二为阴爻，得正于内；五，阳爻也，得正于外”。中孚AAP020注云：“三，……爻失正。”“四，……爻得正。”此言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为得位。反之，则为失位。阳在阴上为据，如困AAP020九二注云：“二据初。”阴在阳下为承，如坎AAP020六四注云：“六四上承九五。”阴居阳上为乘，如坎上六注云：“上六乘阳，有邪恶之罪。”应指阴有阳应，阳有阴应，阴阳得正相应则吉，失正相应，犹为失义。中有二例，坤六二注云：“此爻得中气而在地上。”此二五为中也。复六四注云：“爻处五阴之中，度中而行。”则非二五亦得为中。蹇《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注云：“中，和也。”由是言之，得和为中，度中而行，则和矣。（参见张惠言《周易郑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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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明郑玄为引《老》注《易》的开始。如在《乾坤凿度》注中，郑注“太易始着，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说：“太易，无也，太极，有也。太易从无入有，圣人知太易，有理有形，故曰太易。”注“性无生，生复体”说：“生与性，天道精，还复归本体，亦是从无人有。”注“天数一，地数二”说，“一者无也。二者有，偶也。”在《干凿度》注中，注“管三成为道德苍篇”说：“德者，得也。道者，理也。”注“光明四通，效易立节”说：“效易者，寂然无为之谓也。”注“虚无感动，清静照哲”说。“照明也。夫惟虚无也，故能感天下之动。惟清净也，故能照天下之明。”注“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说：“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为太易，元气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物矣，焉能生此太始哉?则太始者，亦忽然而自生。”注“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说：“虽合此三始，而犹未有分判。老子曰：有物浑成，先天地生”。金春峰认为，贯穿于这些注中的思想，有四个要点：1、自然无为，物性自得；2、本体寂然虚无清静；3、从无人有，有生于无；4、以理释道。因此，郑玄的易学确实既是汉易经验论和象数学的终结，又是以义理解《易》和引《老子》自然无为思想以注《易》的开始。（见《汉代思想史》第609—611页）。

＃实际上，郑玄的这条以《老》解《易》的思路是直接承袭京房而来的。京房在其《易传》中曾说：“且《易》者，包备有无。”“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人无，见象于阴阳也。”“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至于《易纬》的一套宇宙生成论，无论就思想或语言来看，都是明显地援引了《老子》。比如宇宙生成的四个阶段，“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是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转换而来的。所谓“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更是直接套用《老子》的语言来解《易》。我们可以把这种以《老》解《易》的现象一直追溯到先秦。如果不充分估计到《老子》思想的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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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解释从《易经》发展到《易传》的过程的。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易》、《老》互通，《易》、《老》互训，历代都是如此。就汉代的象数之学而言，二者的互通、互训是建立在“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而魏晋的义理派的易学则是以高层次的“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为基础的。用“以无为本”的命题来取代“有生于无”的命题，在易学史上意味着理论形态和思维模式的根本性的变革，郑玄的易学虽未完成这场变革，但却明确地展示了二者互通、互训的方向，他的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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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述论

＃[日]小栗英一着●

＃李 凭译●

＃１．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题遗山》）元好问是乱世之际的诗人，他那壮美的悲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难以从伤感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13世纪，蒙古风暴席卷了大地，欧亚大陆呈现了战后劫余的惨景，于是，铁蹄所过之处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悲歌便产生出来了。在俄罗斯不就产生了一部以抗击鞑靼人的英雄为主人公的宏大的叙事诗吗?在日本的情况又如何呢?虽然留下了元人来袭的画卷，但它是否是和歌的传统所能处理的体裁呢?

＃中国具有抒情诗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这一传统被一位天才运用起来．使这场历史悲剧形象化了。所谓优良的传统，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所谓天才，不言而喻就是元好问。“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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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元好问《岐阳》其二，以下凡不注作者的诗均为元好问作）夕阳的余辉抹过死亡笼罩的城垣，这难道还不令人心灵震悚吗?

＃万里长城，它象征着中国充满苦难的历史，它是以旧时代的中国抗击异族的鲜血装点起来的丰碑。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国歌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田汉《义勇军进行曲》）长城，作为对付侵略者（令笔者歉憾的是，这里指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侵略）的屏障，只有在中国对异族斗争的历史背景下才有意义。

＃在长城南北，各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照。气候不同，地质不同，民族生活方式不同，还有种种的不同，在这些不同之中最基本的不同是由生产力不同而造成的文明程度的差别。通常，汉族地区的文明较北方诸民族的文明要高。但是，在战斗能力方面．北方诸民族一般要高于汉族。因此，北方向南方侵扰便成了自然趋势，两民族间便常有、斗争。那么，中原的历代统治者为了阻止北方异族的侵扰作了哪些预防呢?秦始皇开始筑万里长城，汉武帝将长城延展到遥远的西部，这都是把长城作为防御匈奴的慓悍的骑士手中之矛的盾牌。其实，南北二者的关系也正是矛与盾的关系。用现代化的术语来讲，就是民族矛盾。从一个侧面来看，中国的历史也就是民族矛盾不断地激化与缓和的过程。

＃自然，在讨论元好问的时候也不能离开民族矛盾的前题。从他的姓就不难看出，他并非纯粹的汉人。元好问的祖先应该是拓跋氏，拓跋氏是建立北魏王朝的部族，其故地在今东北地区．孝文帝时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元好问任职的王朝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后来降于另外一个塞外民族蒙古族。虽然如此，元好问继承的却是汉族文化。元好问自身便是民族矛盾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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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金朝是怎样的一个王朝呢?这里有必要略述一下。今吉林省、黑龙江省以及俄罗斯境内的沿海各州在lO世纪分布着通古斯系统的女真族。女真族中有一支姓完颜的部族，其酋长阿骨打（金太祖）联合诸部，摆脱了契丹族所建辽国的羁绊，于1l15年自号曰金，都于会宁州（今哈尔滨市阿城县）。此后，势力日强。1125年，其第二代君主太宗灭辽。1127年，攻人宋都开封，掳徽、钦二宗，致使宋室中绝。到第三代君主熙宗之时，与偏居临安（今浙江省会杭州市）的宋（南宋）沿淮水、大散关（陕西）一线划定国界。第四代君主海陵王由会宁迁都燕京（今北京市）．至此大金国宣告形成。女真族从此统治了比自己多达十倍的汉族与契丹族。因而，在金国，民族矛盾同时就是阶级矛盾。此后，金朝又历经世宗至哀宗的统治。这样，如果从太祖算起，金朝共延续了九代120年。

＃异民族对汉族统治的历史使异民族本身产生了新的民族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汉化”是潜藏于自己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金学习辽的经验，也制定了国字（大、小女真文字）。并且，把女真族固有的行政军事制度，即“猛安”、“谋克”制引入汉地，作为统治汉人的工具。也就是，将后进的制度运用于先进的社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民族意识，巩固统治体制。

＃但是，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国家体制需要先进国家的典章。当时，南宋的许多使臣被羁留于金，并受到了优待。而这一方面使得女真族的民族意识逐渐减弱。不久，科举开始，其中词赋科尤受重视。由此之后，上述倾向便加速发展，汉族文化精华终于取代了完颜氏的精神，如第六代皇帝章宗就以风雅而闻名。

＃由于与南宋的激烈斗争暂时告一段落，第五代皇帝世宗期间成为金朝最繁荣的时代，世宗甚至被称为“小尧舜”。不过，虽然这是一个暂时没有对外战争的表面和平时代，但是农民起义仍然此起彼伏（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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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末年，与南宋之间的战争再度频仍。然而，更为紧要的是，北方出现了新的民族斗争的阴影。不言而喻，这是指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族的兴起。成吉思汗即可汗位的第五年（121O），金军不得不和蒙古军交锋了。由于连战连败，宣宗贞佑二年（1214）金朝舍燕京而迁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河北遂沦于蒙古军之手，金朝走上衰亡之路。庞大的军费和一如既往的奢侈的宫廷开销使人民倍尝了涂炭之苦，蒙古军也以各种残暴行为蹂躏人民．这样，金朝末期人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压迫下奄奄一息了。

＃这里介绍一首描写当时景象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诗，这首诗常被人们引用。诗曰：“兵去人归日，花开雪霁天，川原宿草荒。墟落新烟动。困鼠鸣虚壁，饥鸟啄废田，似闻人语乱。县吏已催钱。”这是与元好问交往甚密的诗人辛愿的题为《乱后》的诗。其内容无须多加解释，它描述了经过蒙古军劫掠后的情景：逃难归来的村民们在四壁空空的废屋里刚刚点上灶火，就听到税吏的喝斥声了。

＃汴京经过一场悲剧性的围攻之后陷落了，金朝于1234年被蒙古军灭亡。

＃元好问就置身于金朝末年的劫难之中。

＃2．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生于太原府忻州秀容县（今山西省忻县）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元家自北魏以后世代居于河南省及山西省，远祖之中有唐代有名的诗人元结（次山）。元好问的父亲叫元德明（德明可能是字，本名不明。《金史》作德明），母亲王氏。好问为第三子，生后第七个月过继给叔父元格为养子，养母为张氏。元好问幼时就有神童之誉，据说七岁即能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