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改革经历的三个30年

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建设，从1919年算起，刚好经历了三个30年：这三个30年，汉字问题都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间题。

我们把第一个30年称作汉字改革的酝酿时期，第二个30年称作汉字改革的实施时期，第三个30年称作汉字改革的转型时期。

汉字改革酝酿时期的三次大辩论

20世纪初，在两个并行的潮流下，展开了三次关于汉字问题的大辩论。当时的背景是： 一方面强大的文化垄断与复古势力，还笼罩着民主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军阀混战的中国：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同时，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把国家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也在抬头。这三次辩论的思想冲突，内涵复杂，意义深刻。

第一次，19-20世纪之交，在普及文化教育前提下发生的切音字运动。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卢戇章和王照。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特别强调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主张以拼音辅助汉字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汉字的繁难。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

第二次，20世纪初，在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文化前提下，产生了汉字的存废之争。吴稚晖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因新语凡例”》一文，认为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批驳了“汉字落后”论，提出三个论点：（1）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2）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汉字是不能废除的。（3）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这三点现在已经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汉字改革思潮。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发表了《汉字改革》一文提倡改用拼音文字，他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间、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有本质不同，这次汉字改革的提出，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它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使中国工农群众能够得到教育的机会。这次汉字改革的思潮，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虽然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他们的声音很高，态度激烈迅猛，但这次改革又是科学慎重的。钱玄同曾说，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章太炎对改革论持否定态度，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三次大争论，两种主张，截然相反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的，今天看来，章太炎的论辩和钱玄同的呼喊，都出于强烈的爱国动机—— 一方面存在反对文化复古与垄断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又有保存文化精华，维护民族文化的爱国意识。他们为汉字走向现代社会设计的道路对今天都有参考价值。

这是海峡两岸的前辈共同经历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护民族文化、保存汉字改进教育的主张，与他用语言文字激励种性、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主张直接相关，后来汉字问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他的主张是非常有远见的。

汉字的复古与垄断对文化的大众化和教育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促退作用，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旧文化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

在这场关于汉字的辩论中，有两个措施是同一立场两种观点的前沿人物都认为应当做的： 一个是研制一套拼音的符号来辅助汉字教育；另一个是对由于复古和垄断造成的汉字无限制走向繁难加以抑制。这两个主张产生的汉字改革具体成果，就是汉字简化和拼音方案的推行。20世纪的汉字简化方案产生于多途——不但激进的知识分子有简化方案，段祺瑞执政府的教育部、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当时比较倾向西方的学者如胡适等人，都设计过一些简体字方案。有人说，简化汉字是极“左”思潮的产物，这完全是不了解历史的误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改革是世纪初历史的延续

有人认为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已经结束，义务教育的普及已经实现，应当把汉字的应用层提高到专业领城。诚然，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命运，简化汉字的设计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批专业领域的汉字使用者，对简化汉字不够完善之处不断提出意见。这些专业领域中有属于大量运用汉字、以运用汉字为主要职业手段的阶层，他们面对各种文本的起草，操作印刷过程，进行汉字教育，从事古籍整理和古文字解读、考据，编写汉字辞书……这些人为数仅仅是一般汉字使用者的千万分之一，他们面对海量的汉字，对汉字的科学规律有着极大的敏锐和要求。对这些专业层面人员使用汉字的要求，必须加以考虑，因为，这正是章太炎早已经预见到的中华文化高层次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继承必然要顾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已经考虑到了这层需要，专业古籍印刷、书法手写都可以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就是照顾不同需要的积极措施。

信息时代是汉字规范必要性更加凸显的时代

同时，在这15年里，信息革命席卷全球，在中国，王选于1981年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华光I型。1985年至1993年，他又先后主持研制成功并推出了华光II型到方正93系统共五代产品，以及方正彩色出版系统。铅与火的时代在中国从此结束。汉字随着信息革命的成功完全改变了旧有的姿态。1980年制定的国家标准字符集《GB2312》收入了3500常用字和其中的简化字对应的繁体字，一共收入6763个汉字字符，到1990年，《GB13000.1》已经收录了20902个汉字字样。在第一个15年里，汉字多了一个重要的属性，形、音、义、用之外，还有码。

第二个15年（1995至今）给汉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国际化——国际标准汉字的《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有了扩充集A、B、C（1-4）、D，已经多到近8万字。古今兼有、国别各异。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特别被关注的新崛起的国家，它的文字已经跟随汉语在向海外传播，庞大的8万字的字符集能让非汉语母语国家的学习者用来学习吗？我们必须有适应新时代的、适合中国内地应用的字符集，而在这个字符集的每个码位上，字形的标准化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这是信息传播速度和信度的要求，是汉字教育的要求，不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它都是国家富强的必须，更是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体现。

在信息时代，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及时和准确地获得必要的信息，并把需要传播出去的信息及时和准确地传播出去。计算机成为传播信息的工具，实现了信息传播的高速度、远距离和高度的社会化。由于信息的远距离传播，输出者与接受者是两头不见面的；在重大问题上，信息传播的两端已经不是一人对一人，而是一国对另一国、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信息的社会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汉字规范的作用就更加突显出来；可以说，有了汉字这种传播载体的标准化，才能实现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信度。何况，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带来文化建设的高潮，母语教育的发达和文化事项的增多，必然使汉字文本在网络上的传播数量激增。众多信息是利用互联网传播的，汉字问题会直接影响汉语信息向全世界传播的速度与信度。汉字作为信息的载体，如果没有规范，各自为政，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应当说，信息时代是汉字规范的必要性更加突显的时代。

信息时代的汉字规范对个人的影响也是十分直接的。在我们国家，户籍、邮政、金融、保险等行业的信息贮存和检索已经数字化，人名与地名不再依靠手动填写，已经全部进入计算机。过去，普通人名、一般地名用字的范围非常小，取名字采用生僻字的影响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圈；现在，如果采用了一个计算机字库里没有的字，报名、取钱、发报、贷款、登机……都难以办成。过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有名词术语只被科学家和专业人员使用，现在，由于科技知识的普及，技术应用的扩展，大量人才的培养要通过远程教育来实现，科技用字再也不能仅仅由某个行业中的少数人来确定。计算机成为人与人交流的重要工具，汉字不但不能有一个两个的差异，连一笔两笔的差异，都会给信息传播带来阻塞，甚至酿成大小不等的事故。除了规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外，由于姓名、地名、科技用字的规范不容忽视，已经作为规范字的7000通用字的数量也远远不够用了，汉字“通用”的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必须包括计算机储备的通用性在内。 在这种形势下，汉字的规范已经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在信息传播的普及领域里，汉字必须有现代化的形式。已经被多数民众和国际上使用的简化汉字，必须保持稳定，否则，基础教育和新文化的普及与建设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关于简繁字争论的几个问题

这里要讨论几个问题：

简体字与繁体字孰优孰劣？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汉字作为信息的载体的使用，必须经过书写和认读两个互相衔接的过程。使用者在这两个过程中的要求是矛盾的。认读时要求信息量大、区别性高，也就是繁比简好；书写时却要求迅速、便捷，也就是简比繁好。最优化的办法是寻找一个简繁适度的造型。有人说，现在都用计算机了，书写不怕繁难。首先，汉字真的不需要写了吗？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计算机不能代替手写汉字的情况比比皆是，书写对于个体交流、近距离交流、施教与受教、留言批注等实用文体的完成……都是不能或缺的。其次，当汉字实现在计算机里笔画到了18划以上，5号宋体的笔形已经难以辨识，更不用说做注的小5号字了。衡量利弊，优劣互补，孰留孰废，不可以一言以蔽之。

简繁字之间存在一对多的情况，有人要求恢复一批繁体字，为什么不赶紧做？ 汉字的分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恢复几组繁体字，专业领域内的人士恐怕还会认为是一种修修补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在我国教育的普及还没有完全到位，人民的汉字素质还不很理想的情况下，会在普及层面上引起什么波动，却是很难预料的。至于计算机简繁字自动转换产生的问题，并不都是简化字本身的问题，很多是可以通过扩充和修改词库、设计更多的自动转换技术来解决的，并不会过多地影响海峡两岸的沟通。

照这样说，汉字规范就不能改动吗？规范汉字要不断修订。因为社会在变化用字必然有变化。新地名的产生、新科技概念命名等都有用字问题。 但是，在处理一些问题、对某些已经规定的事情做个别调整时，最忌在没有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就改动什么，结果常常是改了这里，那里的矛盾又显露出来，人们把这种缺乏总体规划的个别改动称为“添乱”。例如一对多的问题，对群众的意见不能置若罔闻，但为了避免“添乱”，应当考虑到全民的需要，尽快加强研究后，再统一改动。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违背汉字的科学性，而是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新的矛盾，造成社会的波动，将来有机会合理处理这一间题时，产生更大的阻力。

有人提出“识繁写简”，是否可行？提出“识繁写简”这个口号意义不大，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识繁写简”在专业层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高等院校学习历史、古汉语的学生由于专业需要必须读55年以前的书和港澳台的书，也要读古书，识繁是必然的，无须再提。 第二，在基础教育层面，现在的孩子们负担已经很重了，学习简化字不影响他们阅读现代书籍，长大了他们自然会认识繁体字，何那么早去“识繁”。

作者简介

作者：王宁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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