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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带你看世界的公共行政和城市史研究者草茅。

今天咱们继续聊韩国和它的首都首尔。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虽然韩国首尔距离北京（950公里），比上海（1069公里）还近，但它总好像是个不热络的邻居——看着眼熟、像是亲戚，甚至很多人曾登门拜访，但是关于它的背景家世、出身来历，未必非常了解。

首尔昌庆宫，图源：Britannica

为什么要了解首尔的身世？因为城市即文明。

比起一提起来就扯动人神经的“国家”，城市更为政治中性、具体可感。它是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晶，你能透过有形的外在，眺望其背后无形的体系兴衰。

物质的、精神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一切都沉淀在了城市之中。

比如说，一提到首尔，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它在中文里的旧名“汉城”，觉得跟中华文化一定有莫大关系。

的确，在历史上，首尔曾经是和中华文化关系最亲近的一个城市。

我们了解首尔这一“他者”的变迁，不仅是为了真实看到一个城市接受后又走出“小中华”身份的缘由，也是为了照亮我们对自我历史的想象。

01.

事大主义：汉城和小中华路线

首尔可靠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朝鲜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时期的百济。百济在朝鲜半岛偏西南面的部分，大致位置就算对应蜀国吧。距今一千多年前，百济人在今天首尔松坡区蚕室洞奥林匹克公园附近建造了王城。这三国虽然规模比中国三国小很多，但他们之间的征伐也非常残酷。

公元475年，高句丽入侵，王城陷落，王族被杀，此后首尔作为古都的历史逐渐湮没。当年遗留下来的梦村土城、风纳土城千年之后再出土发现，沧海桑田，成了今日首尔市民休息和散步的地方。

在首尔出土的百济时代遗迹里，出土了有汉字“宫”的器具，说明当时汉字已经传到了这座城市。朝鲜半岛本来没有书写体系，唐太宗联合三国中的新罗（东南方，你可以想象它是东吴）夹击与突厥联合的高句丽（对应魏国），帮助新罗统一了半岛，因此在朝鲜三国时期，汉字随着政治军事的支持传入半岛，后期出现了像崔致远这样的名动两国的出国留学人员。1394年是首尔的成人礼。

这一年之前，年轻的明朝将力量伸向半岛，在原属高丽王朝的双城总管府设置了“铁岭卫”。当时半岛的朝代是高丽。高丽大将李成桂奉命进攻明朝辽东，但他和高丽的朝廷是不是一条心，于是大军在鸭绿江的威化岛调头，杀回国都开京（今开城）发动兵变，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

李成桂画像，图源：Wikipedia

李成桂的行为当然是谋朝篡位，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王族纷纷起来剿他这个不忠之臣，李成桂把王族杀了干净。但做下这样的事，要真正跟过去说再见，不付诸革命性的行动是不行的。为巩固政权，李成桂做了内外两件大事：成为明朝藩属国，迁都汉阳（汉城，即今首尔）。

其实回看整个古代史，处在大陆边缘的朝鲜半岛收到最大的外力就是东亚大陆政权的影响，朝鲜也是中国最长久、最紧密的宗藩属国。

商的覆灭，促使箕子把中原文化带进朝鲜；三国之中的新罗在唐的扶持下统一了半岛；蒙古的崛起使继承新罗的高丽政权饱受压力，最终被征服，作为前者进攻日本的支点。

在古代，与西面邻国的关系，就是半岛的内外的安全保障。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将决定半岛几百年的安危。迁都，则是和武则天在称帝之后迁都洛阳，明成祖在靖难之后迁都北京的逻辑相同，都是为了减少新政权的阻力。汉城的地形优越，位置处于半岛朝鲜八道的中心，群山环抱，平原肥沃，江面宽广，西流黄海。忠明和迁都的具体体现是，从汉城成为全朝鲜的国都开始，就抛弃了前朝信奉的佛教，而是以中华的儒学思想和风水理论来建设的。不仅以亲王宫殿的形制规格、丹青色彩修建了模仿故宫的景福宫，连“景福”这个名字也来自诗经《诗经·大雅·既醉》：“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景福宫，图源：Visit Seoul

汉城也按照《周礼·考工记》修建了宗庙和社稷。有样学样，汉城的宫殿建筑也有自己的中轴线格局。

也可以说，古都汉城整个就是朝鲜王朝向明朝靠拢的投名状。从此李朝500多年，汉城不仅处于明清两朝的朝贡宗藩体系里，在文化上积极吸收，成了名副其实“小中华”。在那个时代，朝鲜王朝加入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大概就像今天的一些边缘国家加入欧盟北约一样，不仅实惠，而且洋气。

李朝因此得到了明朝的军事保护、技术输出以及内政外交的一定自主。李朝的正统性也得到了认可，令人不齿的谋朝篡位，也自然洗白成破旧立新的历史选择了。今天首尔留下种种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遗迹，都可以说是“事大主义”的注脚。

所谓“事大主义”，语出《孟子·梁惠王下》，“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就是把侍奉大国，把大国作为正统和本国政权合法性来源，视作一种小国求生存的政治策略。

这个传统显然在整个半岛，无论南北，至今都未真正消失。

02.

“耻辱柱”的刺激

汉城在李朝五百多年里，表面上看起来变化不大，实则经历了两次毁灭，也生发出一股暗流。

第一次是日本入侵的“壬辰倭乱”，汉城在与日本延绵七年的战争中，宫殿和宗庙、官厅民宅，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壬辰倭乱结束后，刚恢复王都威容。又发生了朝鲜人所称的“丙子胡乱”，即后金皇太极对朝鲜王朝的军事征服，汉城损失惨重。

丙子胡乱给汉城留下了两座实物耻辱柱。

一是“大清皇帝功德碑”，以满、蒙、汉三种文字赞颂皇太极，其中汉字版本还是让李朝大臣李景奭写的，碑下一块铜板描绘朝鲜的仁祖向清太宗行三跪九叩之礼。

大清皇帝功德碑，图源：vTourMap

另一处就是“迎恩门”，就在首尔西大门那边，用于迎接清朝使者的礼仪。两款建筑都极力替朝鲜人展现一种“奴才罪该万死”的受虐气质。

迎恩门，图源：Wikipedia

虽然说后金对汉城城市的毁灭并不如日本的入侵，但彻底摧毁并更替了汉城所依赖的国际体系。李朝出于“华夷之防”与“大义名分”的体系价值观念，对“蛮夷”清朝文化上无法认同，内部称呼清朝皇帝为“虏王”。

当时李朝普遍的认识是，华夏已经亡了，“礼失求诸野”，保存火种就靠咱们了。虽然战败，但是保留了几百年明代衣冠。一些“尊明攘夷”的保守派甚至提出“北伐论”，宣言胡无百年之运。

18世纪的朝鲜文豪朴趾源在《热河日记》里写到，“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并骄傲地写下——“崇祯百五十六年“。

明清易代，把汉城变成了文化和政治上的孤岛。

朝鲜人痛彻感受到三点：再大的树也靠不住；时势比人强；我们有自己的优越性。

在翅膀变硬之前，一股独立的自我意识悄悄先觉醒了。

03.

从大清属国到大韩帝国

这两次毁灭其实也显示了朝鲜半岛地缘价值的提升，仿佛是后事预演。

日本之所以进攻汉城，是“天下人”丰臣秀吉想要向大陆扩张，必须借道进攻明朝。

而对后金来说，一个东北亚的新势力在征讨明朝中原前，朝鲜半岛的安定，可以避免腹背受敌。

对明朝来说，如果北方的威胁缺少朝鲜半岛的支持，那么中原的局势则更为危急。总之，这块地方值钱了。

汉城身价的再度跃升，是在日本和俄国完成近代化、清朝明显衰落的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对于这个时期的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价值，晚清外交家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有中肯的描述：

《朝鲜策略》，图源：Wikipedia

首先，朝鲜面临的首要危机来自俄国，即“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这是因为“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

再者，朝鲜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如果沙俄抢先一步渗透和占领了朝鲜半岛，那日本不仅大陆战略就将流产，将不得不局限于海岛发展，甚至“朝鲜有一变故，九洲、四国，亦恐非日本之所有”。

而清朝在日本吞并属国琉球和沙俄步步进逼之时方才惊醒，也赶紧加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

1876年朝鲜王朝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国门从此被打开；1882年又分别与美英缔结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

一开始接触外国的时候，朝鲜王朝是比较疑惧的，自认是清朝属国没有外交权，请洋大人们出门右转找宗主。东方的朝贡天下体系和西方条约体系的碰撞下，加上日俄的渗透，朝鲜王族的心思也活络了。衰弱的清朝也不得不开始确立属国自主原则。

日俄清三国的争夺，在汉城引发了代理人之间激烈政治战争。亲俄的皇后闵妃，亲日的太上皇兴宣大院君，还有清廷势力进行了十余年的较量。清朝的外交精英，黄遵宪、张謇、袁世凯先后主张在朝鲜“设监国、置郡县、废朝王”。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黄遵宪于上书总理衙门，“请将朝鲜废为郡县，以绝后患”。

1886年盛传“朝俄密约”，袁世凯担心朝鲜“引俄背华”，提出加强军事干预。三者之间的较量有暗杀、平乱、兵变、突袭，直到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

今天如果去参观景福宫，可以看到除了御花园，庭院里铺的都是砂石，作为防备刺杀的设计——1895年，日本暗杀团侵入景福宫，杀死当权的亲俄派闵妃并焚尸。

清朝的干预起了不少反作用，而且无论日还是俄，都想办法先把朝鲜从清朝的体系中切割出来。这些努力在朝鲜王朝的自我意识里从不同方向发生作用，“独立”逐渐成了半岛的一种主流意识。

历史经常就是一本剪贴簿，奥妙在于怎样把有利论据给贴在需要的地方。

比如从“华夏正宗”的角度出发，大臣姜懋馨、李秀丙上书说，“我邦虽疆域不大，（伏）羲、黄（帝）以来，五千余年正统相传之礼乐文物，亶在于是”。

而拥抱近代化的“开化派”，瞄准的是汉城内作为朝贡体系标志的建筑：大清皇帝功德碑和迎恩门。功德碑被推倒，迎恩门被重建成至今仍矗立在独立公园的的西式“独立门”。

独立门，图源：Wikipedia

李朝高宗李熙也效仿清朝洋务派“以夷制夷”的手段，企图俄国以制衡日本，以日俄之力谋求独立，并在1897年成立大韩帝国，标志着汉城正式走出了“小中华”飞地的身份，而开启了“大韩”首都的路线。

大韩帝国建立时，传说中在商朝灭亡后东进建立朝鲜政权的的箕子，成为半岛膜拜的始祖，被追封为“太祖文宣王”。因为他从中国出逃，建立独立政权，可以作为韩国独立的象征。

但箕子毕竟还是“中国人”，很快被更加根正苗红的檀君信仰取代，作为大韩民族的新图腾。

04.

从汉城到首尔：难以处理的过去

大韩帝国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汉城改名为京城。1945年光复后，从京城改回来应该叫什么呢？

其实汉城也好，京城也好，都不是朝鲜半岛人称呼这座城市的名字。

事实上，在“小中华”的朝鲜半岛，掌握中华文化的人，就像中世纪欧洲说拉丁文一样，是非常少的，到韩国建国初，识字率只有4%。

在大韩民国成立四十八载，被日本统治三十余年后，首尔早已面目全非，人们更没有太多理由去找回小中华的身份。而日本人的“京城”，是一个更没有根基的名字。

韩国人真正称呼这座城市的，是韩语固有词서울，转写为Seoul，意思就是首府。

因为没有对应的朝鲜汉字，中文使用者继续沿朝鲜王朝时期的汉字名称“汉城”来称呼该市，直到2005年时任汉城市长李明博宣布汉语译名改为“首尔”。

然而对于曾经处于中华天下体系的新民族国家来说，如何处理“中国”，始终是一个难题，首尔与中华文化的纠结并没有因此结束。

首尔心脏地带的光化门，在2005年开始的景福宫整修工程中重建。然而城门上的牌匾又成了难题。挂在光化门近40年的牌匾，是充满争议的前总统朴正熙亲笔题字，用的是韩文（谚文）书法。

朴正熙时代重建的光华门，图源：Wikipedia

但历史照片上的光化门三个大字，是朝鲜高宗时期负责重建景福宫的武官任泰瑛所写，用的是汉字书法。在光化门广场矗立的，是发明谚文的世宗大王铜像。

在他身后悬挂汉字牌匾，到底是对历史的尊重，还是对韩文的侮辱？

韩国文物厅就此开展了2年多的舆论调查并召开听证会，并通过第一和第二轮讨论会收集了各方意见。

2012年12月27日，韩国文物厅文化遗产委员会举行了联合会议，决定在新制作的光化门牌匾上继续沿用汉字牌匾。

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致认为，韩文牌匾不符合复原文化遗产的精神，制作光化门牌匾应该从属于复原“故宫”景福宫的整体大框架：

“首尔市五处宫阙中没有一处挂的是韩文牌匾。”

“虽然我们尊重韩文的优秀性，但原则是尊重文物的原型”。

希望中文已经不那么困扰韩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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