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博物馆陶俑展厅中央的玻璃展柜中，有一组18件乐舞俑组成的“乐舞团”，4人抚瑟，4人敲钟磬，2人吹奏，均按当时乐舞表演的座次排列；8名舞者，两人一组，穿绕襟深衣，双臂甩袖向上，身体作“S”形，舞姿刚柔并济，轻盈飘逸，如流畅的草书，泼墨的国画，快板的京胡。

这是一组凝固了2100多年的乐舞瞬间。舞者高约50厘米，宽20厘米，衣着服饰各不相同，神态表情个个独特，这些出土于徐州驮篮山楚王墓的陶俑，再现了西汉楚王宫歌舞宴会的一个特写镜头，反映了汉朝上层贵胄们的奢华生活。

徐州是汉王朝发祥地，城市周边环绕着十多座西汉楚王（后）陵墓，陵墓中出土了大量陶俑。驮篮山出土的乐舞俑，是汉俑中不能不提的杰作。乐俑有打击乐俑和吹奏乐俑；舞俑有单袖上举舞俑和双袖上举舞俑，前者舞姿典雅含蓄，后者舞姿热烈奔放，反映出汉代工匠高超的审美意趣和炉火纯青的雕塑技艺。

驮篮山楚王墓中出土的单袖上举舞俑只有2件，舞俑身穿右衽曳地长袍，上体前倾，左臂自然垂于体侧，右臂高高上举，长长的衣袖如瀑布垂落，双腿微微前屈，好似一个舞蹈结束后的施礼动作。而双袖上举舞俑穿着绕襟深衣，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眉目清秀，身姿娇柔，身体随着舞步的变化呈现出“S”形，双臂上举，长长的衣袖从空中飘下，动感十足。她的肘部刻有“五”字，笔画内填红彩，学者推断，这是“舞”字的简写。

楚王墓出土陶俑均为模制，通常把头部和身体分开制作然后进行粘接，烧制后施彩绘。绕襟衣陶舞俑的头、身体和曲尺形手臂分别模制，再进行粘接。这些陶俑未施彩绘前看上去非常相像，但工匠巧施彩绘，就赋予了他们鲜活的形象，成为表情、衣着各不相同的个体。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北洞山楚王墓墓道两边的小龛内出土的各式彩绘仪卫陶俑，他们绝大部分完整，服饰色彩丰富多样，有红、白、黑、绿、青、蓝、紫、绛诸色，色调配置和谐，衣纹线条流畅飘逸。陶俑面部表情生动细致，眉目、胡须纤细如毫，形式多样，甚至单、双眼睑亦清晰可辨，给人以千人千面之感。

楚汉相争，刘邦灭楚，然而西汉初年，流行的却是楚文化，宫廷和民间都盛行楚歌、楚舞。汉高祖刘邦宠爱的戚夫人就非常喜爱楚歌、楚舞。《西京杂记》记载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在立戚夫人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而被张良阻止后，便让戚夫人“为我楚舞，我为若楚歌”。史书记载，弘农王唐姬、杨恽妻都善跳“抗袖起舞”、“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连臂踏地”的楚舞。

王侯如此，民间的歌舞之风更是盛行。陶绕襟衣舞俑身着绕襟深衣，双臂甩袖向上，她的衣袖长可垂至地，甩起来，形成圆润的弧形。看她长袖飞扬，舞姿飘摇，可以想象，她正跳到一支舞的高潮部分，她舒展的袖子如同她舒展的生命，尽情地舞动着青春的热情。以往考古只发现一只手甩袖的舞俑，而两只袖都当空舒展的陶俑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

从衣着服饰上看，徐州汉俑形式各异的眉、须，五颜六色的服饰，各不相同的剑鞘纹饰和玉具剑，不同的组带、绶带系结形式等等，都超过以往已发现的帛画、壁画、木俑和服饰等，极大地丰富了汉代早期的服饰资料，也是了解西汉早期舞蹈造型的重要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徐州楚王墓出土的陶俑中，早期的楚王，陵墓中有兵马俑，而中后期的楚王陵墓，常见的却大多数是仪卫俑和乐舞俑，这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刘邦将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后，将自己的兄弟刘交封为楚王，刘交跟随刘邦到处征战，功名赫赫，又有文采，备受刘邦看重。楚王不仅有自己的一套官吏制度，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兵马俑正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汉景帝年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王国过于强大，威胁的将是中央的政权。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出“推恩令”，自此王国越来越弱，楚王们的政治空间日渐萎缩，寄情于歌舞、文艺、学术，成为未能登上帝位的龙子龙孙们的普遍选择，因此，乐舞俑不仅反映了西汉楚王宫中奢华的歌舞宴会生活，在舞蹈史、服饰史等方面价值非凡，对于研究大汉王朝的政治权力格局的演变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专家点评：

徐州在汉代先后出过12位楚王，驮篮山就埋葬着其中的一位和他的王后。他们的墓葬有前堂、后室、侧室、厕所和沐浴室，气势恢宏且“装修”考究。驮篮山汉墓出土器物以各式陶俑、陶金饼以及各种金属构件居多。陶俑分为男官员俑和女舞俑、仆役俑三大类。尤以女舞俑姿态丰富多样、仪态优美，女侍俑也不乏眉目清秀、楚楚动人者。展出的乐舞俑，再现了王室歌舞宴乐的景象，是汉代多姿多彩的舞蹈艺术的永久定格。

　　耿建军（徐州博物馆考古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