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作序，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般我们讲“汉承秦制”，汉代相比于秦代是制度上的继承关系。而潘岳先生的新作《秦汉与罗马》却提出相比于秦代，汉代才更能代表中华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秦代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就是著名的“周秦之变”。周代的政治是“分土而治”，秦代的政治是中央对地方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在中央层面，秦代还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秦代还制定了严密的法律体系，实行“编户齐民”，基层政权直接管到乡村的村民头上。最新出土的《里耶秦简》就是明证。

然而，秦代二世而亡，这是由于秦代以法家为指导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苛政。所谓过刚易折，严苛的刑政比凶狠的老虎更要为害于民。汉代贾谊总结得好：“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

汉承秦制。当刘邦打到咸阳的时候，萧何第一时间到秦宫抢救秦代的户籍造册，因为这是治理天下的依据。从硬件上，汉代继承秦制又完善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管理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让民间休养生息。

从软件上说，汉代抛弃了秦制的苛政，先实行休养生息之术，再经过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复古更化运动，才真正确立了儒家政治的根基。

正是吸收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并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说烹饪小鲜的时候不能来回翻腾，而这就是汉初政府“放任主义”的精髓。汉初六十多年的无为而治，一方面造就了充实的府库，另一方面也带来小农破产、豪强兼并、诸侯割据的问题。

站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一代英主汉武帝开展大有为之改革，确立了“汉家政制”的体制，形成中华“儒法国家”的文明经脉。汉武帝的改革被称为“复古更化”，最主要的是确立了经术政治。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培养“通经致用”之才，以儒家标准“规范”政治。史书上说，汉代以《春秋》来决定司法审判，以《尚书》中的《禹贡篇》来治水，以《诗经》当做讽谏的谏书。

其中，汉代经术政治最核心的是确立了《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董仲舒正是汉代春秋公羊学研究的大家。正如《秦汉与罗马》总结的：从哲学上说，这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这是中央集权；从伦理上说，这是三纲五常；从制度上说，这是文官治国。这套制度解决了“起于布衣”的汉王朝“君权天授”的合法性问题。《尚书》上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是因为汉家以德配天，皇帝受命于天。天意通过民心来体现，而天子以德配位才能获得天的授命与百姓的认可。天是统治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天子要敬天保民。董仲舒确立天人感应之说，上天通过灾异给皇帝以警示，可以说这是“屈君以伸天”。天子的权力对应于无限的责任。因而中国的“天子”不同于西方的“君权神授”，君权受天意民心的约束。大一统还确立了亲亲尊尊的政治道德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忠恕之道。

董仲舒还给汉武帝提供了天人三策，这包含了国家人才制度建设与吏治建设。汉代初期朝廷以军功封爵，开国功臣的子弟们世袭爵位，垄断了仕途。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举孝廉”（郡国每岁举贤良方正）的人才政策。朝廷命地方郡守每年向中央举荐尽孝守廉的寒门子弟。怀抱理想的士子熟读《春秋》，千里迢迢赶往京城“问策”，十年寒窗苦读，一朝而晋身卿相。由此造就了西汉一朝“布衣卿相”的盛举。熟读《春秋公羊传》的大孝子公孙弘在七十岁的时候被郡国举荐，获得汉武帝赏识，被任命为宰相。钱穆先生说，这是汉朝破除贵族政治，开启平民政府的先例。

相比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吏依靠严刑峻法，不懂教化人心。而汉武帝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治理与教化”的合一，三老负责基层的教化。针对官僚体系，汉武帝还设立了“刺史制度”，采用“以小驭大”的原则，用六千石的刺史小官巡回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官员。真可谓汉代版的“中央巡视制度”。这也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一般说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诸子百家思想并没有被禁绝，只不过政府支持儒学的发展。对于百家学问，政府并没有刻意打压。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多元的思想汇聚在儒家思想为基底的共同体内。因为儒家向来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主张调和宽容，和谐共生，求同存异。因而，汉代大一统之下，文化的交流交融达到空前的程度。正如《秦汉与罗马》指出的，齐国的神仙演化为五方神系统，楚地的“太一”神成为汉的至高神，楚地的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北方长城中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长江以南发现了匈奴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发现了蜀地首创的款式与铭文。大一统造就了地方文化的交流交融，多元的地方文化熔铸在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之中。

汉文化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恰恰在于一体多元，将多元甚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从此，中国人就有了一个名字：“汉人”。（原文《秦汉与罗马》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推荐阅读：

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司马迁和《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