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逐步完成了由儒家准经典向经典转化的过程。两汉时期“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施和谶纬的兴起，以及魏晋以降历代帝王对《孝经》的重视和研习，从不同向度促进和强化了《孝经》的经典化进程。西晋时《孝经》博士的设立，则标志着《孝经》经典地位的正式确立。而南朝王俭《七志》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体现出《孝经》经典地位的巩固和强化。

关键词：《孝经》；儒学；经学文献体系；七经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儒家十三经中，《孝经》篇幅最小，只有1903字，而其他经典都在万字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孝经》本来不在“五经”之列，它在汉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典化过程，正式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南北朝时期甚至一度被列于“群经之首”。此外，《孝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由历代多位皇帝，如东晋元帝、孝武帝、南朝梁武帝、简文帝和唐朝唐玄宗等亲自作注并颁行天下的儒家经典。在唐宋时期形成的儒家经典精华集成《十三经注疏》中，其他十二种经典的注本都选用汉晋旧注，只有《孝经》一种选用唐人新注，即唐玄宗《孝经注》，号称“御注”。由此可见，《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

20世纪初，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孝经》与其他儒家经典一起失去了作为社会纲纪理论的地位，有关研究也逐渐衰微。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和文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学界对《孝经》的研究呈现出复苏乃至兴盛的景象。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学界对《孝经》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一些学者发表了关于《孝经》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孝经》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和历代《孝经》学术史，以及《孝经》的语言特点、思想内涵等各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两部有关《孝经》学术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一部是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撰写的《中国孝经学史》，另一部是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撰写的《孝经学史》。这两部《孝经》学术史研究的专著，对《孝经》学术史的发展和流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论述，在《孝经》学术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篇幅如此之小的《孝经》，为什么会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会得到古代学者和现代学术界的如此重视?本文拟在前贤时修论述的基础上，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变迁进行考察和探讨。

一、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施，推动《孝经》在西汉时取得与“六经”并列的准经典地位

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主要载体。《孝经》本来不在六经之列，由于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统治者非常推崇《孝经》，使得《孝经》在汉代几乎达到了可以与六经比肩的地位。正如窦秀艳教授所说：“汉代吸取秦亡的教训，特别重视人伦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力图通过孝治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加强宗法统治。因此汉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学习《孝经》，提倡孝道，褒奖孝行，把孝行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等，极大地鼓舞了世人学习《孝经》的热情。”

为了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汉王朝相应地在选官制度中设置了“举孝廉”科目。所谓“举孝廉”，就是要求各郡国向朝廷推举具备孝、廉德行的人士充任官员。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是察举制，分科选拔人才，其中最主要的科目就是“举孝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初实行举孝廉制度，要求各郡国向朝廷荐举孝子和廉吏，由朝廷任命为官。正因为汉代秉持“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并实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专门讲述孝道和孝治的《孝经》既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学界和民间的推崇与追捧。东汉学者荀爽在对策中说：“汉为火德……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由此可知，汉代实施“举孝廉”制度，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诵读、学习《孝经》的活动。这类活动无疑大大提高了《孝经》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

西汉哀帝年间，刘歆奉诏继承父亲刘向的事业，校理中秘图书，并在刘向所撰《别录》基础上，撰成《七略》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录学著作。东汉明帝时，班固任兰台令史、典校秘书，对刘歆《七略》“删去浮冗，取其指要”，编纂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七略》一书已经亡佚，由于《汉书·艺文志》是取《七略》之“指要”而成书，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中窥见《论语》在西汉时期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汉书·艺文志》依照《七略》之体例，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即六部)。六略中，六艺居首，六艺也即六经，《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依次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由此可以推知，在刘歆《七略》的文献体系中，《孝经》属于六艺略，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而不属于诸子略，其地位远高于《老子》《管子》《墨子》《庄子》《孟子》等其他诸子书。

此外，《汉书·艺文志》中还详列了“六艺”“九种”之家数：《易》十三家，《书》九家，《诗》六家，《礼》十三家，《乐》六家，《春秋》二十三家，《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一家，《小学》十家。《孝经》有十一家之多，仅次于《春秋》的二十三家、《易》与《礼》的十三家和《论语》十二家，位居第五。虽然不能简单以家数之多寡来判定各种典籍的地位，但《孝经》的家数居于“六艺”“九种”的第五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孝经》地位之高，及其在西汉时期研究之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汉时期《孝经》的地位及重要性，《孝经》基本上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六经)不相上下。

在《七略》中，《孝经》占据与“六经”并列的地位。由于《孝经》在汉代一直未被列于学官，也未设置博士，其地位与“六经”相比毕竟稍逊一筹，只能算是“准经典”。

需要说明的是，《孝经》一书在汉文帝时曾与《论语》《孟子》等设置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记述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按赵岐之说，《孝经》在汉文帝时和《论语》《孟子》《尔雅》一起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这里所谓“皆置博士”中的“博士”只是“传记博士”，与后世的“五经博士”有所不同。后来汉武帝罢黜了这些“传记博士”，而为儒家五经专门设立了博士，即“五经博士”。汉武帝虽然把《孝经》博士与其他“传记博士”一起罢黜了，但《孝经》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诚如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所说：“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汉人特别尊崇《孝经》。如清儒皮锡瑞《经学历史》考证说：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综上所述，汉人确实往往把《孝经》与《春秋》等儒家六经相提并论，在郑玄看来，“《孝经》视诸经为最要”。而在近人王国维看来，“汉时《论语》《孝经》之传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兴衰也”。

二、汉代谶纬的兴起对《孝经》经典化的推进和加强

谶纬是指附经而行的或假托孔子之语，或以怪力乱神之说阐释儒家经典的图书。这类图书盛行于两汉时期，其思想体系形成两汉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可以说是两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汉代出现的纬书对于《孝经》特别推崇，甚至假托孔子阐释《孝经》的重要意义。如《孝经钩命决》曰：“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就把《孝经》提升到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来看待了。

汉代各种纬书不仅特别重视《孝经》，而且还以神话的笔法，强调和神化孔子亲自写作《孝经》这部儒家经书。如《孝经援神契》神化孔子作《孝经》说：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摘麟，伤其前左足，薪而覆之。……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

两汉的谶纬运动除了依附“六经”（“五经”)造作了许多纬书之外，还围绕《孝经》与《论语》造作了一些相应的纬书，并与其他经书的纬书合称为《七纬》，从而将《孝经》及《论语》与“六经”（“五经”)并称为“七经”。

据考证，目前从相关文献辑佚的“孝经纬”主要有如下13种：《孝经援神契》《孝经中契》《孝经左契》《孝经右契》《孝经钩命决》《孝经内事》《孝经内事图》《孝经河图》《孝经中黄谶》《孝经威嬉拒》《孝经古秘》《孝经雌雄图》《孝经雌雄图三光占》等。

与纬书相关联，东汉时期出现了“七经”的说法。《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赵)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这里所谓的“七经”显然是在“六艺”（六经)基础上的扩展。其中是否包括《孝经》呢?对此，后世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六经”加《孝经》，也有人认为是“六经”加《论语》。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六经”加《孝经》说。《后汉书·樊英传》记载：“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李贤注曰：“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徳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孶》《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两汉时期的“纬书”或“谶纬”都是附经而行的，是两汉时期一些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假托孔子或黄帝、尧、舜等神圣人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符命等神学迷信观点，对《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阐发的著作。上引这段李贤注将“《孝经》纬”列于“七纬”之中，依此可以推知《孝经》当时已被列于儒家经典之列。既然当时有人将《孝经》纬列于“七纬”之中，可以推断当时可能也有人将“六经”加《孝经》合称为“七经”。

其二，“六经”加《论语》说。《后汉书·张纯传》记载：“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时议，欲具奏之。”李贤注曰：“谶，验也。解见《光武纪》。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

对于李贤注的两种不同解释，清人姚振宗按断说：“章怀太子言《七经纬》有《孝经》无《论语》，言《七经谶》反是。而《七经纬》及图书中《孝经》义者独多，似《孝经》《论语》并合而为‘七经’也。”

由上可知，东汉时期出现了包括《孝经》在内的“七经”说，一方面说明“七经说”与谶纬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上已普遍将《孝经》看作与“五经”并列的经典了。

东汉史籍中多有包含《孝经》的“七经”之说，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五经”加上《论语》和《孝经》，甚至有人认为《孝经》与《论语》在东汉时也曾被立于学官。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曰：“《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刘师培则曰：“西汉之时，或称‘六经’，或称‘六艺’。厥后《乐经》失传，始以《孝经》、《论语》配‘五经’，称为‘七经’（见《后汉书·赵典传》注)。

《孝经》与《论语》在汉代都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崇，而根据汉代简策的规格，似乎可以判定当时《孝经》的地位应该高于《论语》。古代简牍制度“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东汉简牍制度规定《孝经》之策长于《论语》之策。《仪礼·聘礼》疏曰：“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

这段孔疏中引用郑注所说的六经简策长度“尺二寸”有误，当为“二尺四寸”。阮元《校勘记》曰：

按《春秋序》疏云：“郑元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然则此云“尺二寸”，乃传写之误，当作“二尺四寸”。下云“《孝经》谦，半之”，乃一尺二寸也。又云“《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谓《论语》八寸，居六经三分之一，比《孝经》更少四寸，故又谦焉。

东汉时《孝经》之策长一尺二寸，而《论语》之策只有八寸长，可知当时《孝经》的地位应该是高于《论语》的。

三、两晋南北朝帝王的推崇和研习提升了《孝经》的经典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朝廷继续承袭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许多皇帝和皇太子身体力行地宣讲和研究《孝经》。两晋南北朝正史中，有关各朝皇帝、皇太子研习、宣讲和注疏《孝经》的记载纷见迭出，不胜枚举。这一现象成为本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交替频仍，战乱不断，历代政府均难以注重文化建设。在这种政治和文化态势下，经学不可避免地呈现衰落之势。然而《孝经》学研究却在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中逆势而上，当时许多皇帝和皇太子对《孝经》显示出特别的兴趣，甚至直接加入到研究者的行列中来。这一时期，皇帝和皇太子亲自参与研习《孝经》，主要有如下代表性事例：

（一)多位皇帝亲自撰写有关《孝经》的著述

据清四库馆臣考证：“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于世。”由此可知六朝时期东晋元帝撰写过《孝经传》，东晋孝武帝撰写过《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撰写过《孝经义疏》。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天监八年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梁简文《孝经义疏》五卷。”由此可知，萧梁时期，梁武帝与简文帝分别撰写有《孝经义疏》。

（二)许多皇帝亲自讲习《孝经》

两晋南北朝时期，许多皇帝亲自参与《孝经》的讲习，表现出对《孝经》的极大兴趣。如《晋书·穆帝纪》提到晋穆帝讲《孝经》的情况曰：“（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壬申，亲释奠于中堂。”《晋书·孝武帝纪》也记载：“（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皇帝讲《孝经》的仪式颇为隆重，需要许多高官大臣“侍讲”“执读”和“执经”。如晋孝武帝讲《孝经》的场面，《晋书》这样记载：“宁康初，以（车)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杨尹王混擿句，时论荣之。”又《梁书·朱异传》记载：“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这里所提的“高祖”，指梁武帝萧衍。可见，梁武帝萧衍非常重视《孝经》，亲自为《孝经》撰作《义疏》，也曾亲自讲过《孝经》，当时的太学博士朱异曾作为“执读”陪伴梁武帝主讲《孝经》。

北魏皇帝也多有亲自主讲《孝经》者。如《魏书·世宗纪》记载：“（正始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这里提到的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都是北魏世宗元恪的兄弟，元恪亲自为其兄弟诸王讲《孝经》，显示出他对《孝经》的重视。此外，《魏书·刘芳传》记载：“出帝初，（刘廞)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复领国子祭酒。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可知，北魏末代皇帝元修（出帝、孝武帝)也曾讲过《孝经》，并由当时的国子祭酒刘廞担任“执经”。

（三)皇太子讲习《孝经》者更是屡见不鲜

两晋南北朝时期，历代皇帝普遍推崇《孝经》，许多皇帝除亲自讲习《孝经》外，还经常要求皇太子讲习《孝经》。如《宋书·礼志四》记载：“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由此可知，晋武帝与宋文帝都曾安排皇太子讲《孝经》，这在当时似乎已经形成惯例。《晋书·潘岳传》附《潘尼传》所载潘尼《释奠颂》记载：“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讲《孝经》于崇正殿。”元康为晋惠帝年号，晋惠帝曾诏令太子讲《孝经》。又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昭明太子统……生而聪叡，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天监)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瑏瑠梁昭明太子萧统三岁就接受《孝经》教育，不到十岁时就能讲习《孝经》。又据《北齐书·儒林列传》记载：“武平中，皇太子将讲《孝经》，有司请择师友。帝曰：‘马元熙朕师之子，文学不恶，可令教儿。’于是以《孝经》入授皇太子。”武平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年号，北齐后主高纬虽粗鄙少文，但也曾为其太子择师教习《孝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帝王普遍推崇《孝经》，许多皇帝不仅亲自讲习《孝经》，还把《孝经》研习作为太子教育的常规内容，这样势必会促进《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四、《孝经》博士的设置与《孝经》经典地位的确立

前已述及，《孝经》于汉文帝时被设立为“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因独尊五经而被罢黜。但“经师授经，亦兼授《孝经》《论语》，犹今之大学之或有预备科矣。然则汉时《论语》《孝经》之传，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盛衰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国学时废时兴，但历代政府不曾减弱对《孝经》的倡导热情和力度，学界对《孝经》的研究不仅未受到大的影响，甚至这一时期比汉代更重视《孝经》，《孝经》博士的设置即是明证。

汉武帝罢黜“传记博士”后，《孝经》复立博士当在西晋武帝时期。《晋书·荀崧传》记载：“（东晋)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榖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当时，荀崧不同意简省《仪礼》《公羊》《榖梁》及郑《易》博士，因而上书说：“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

由上述记载可知：其一，西晋时已设置包括《孝经》在内的各经博士共有十九人，至东晋元帝时简省为九博士。其二，东晋元帝恢复博士制度时，将西晋时期的十九博士简省为九博士，但《孝经》博士仍然位列九博士之中，不在简省之列。在如此大的简省幅度中，《孝经》博士仍然保留下来，可见《孝经》在当时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超过了《仪礼》《公羊》《榖梁》及《易》的地位。

南北朝时也多见《孝经》立于学官的记载。《宋书·百官志》记载：“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二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榖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这说明《论语》在刘宋时位列“十经”之列。只是由于《论语》与《孝经》篇幅简短，二者合为一经，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经”的地位。

《隋书·经籍志·孝经》记载：“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这说明当时南朝设置了《孝经》博士，北周、北齐也都设置了《孝经》博士。《周书·高昌传》记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这说明连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高昌国，也将《孝经》与《毛诗》《孝经》等儒家经典一起立于学官。

五、王俭《七志》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强化和确立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南朝齐王俭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直接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记载：“王俭《七志》，《孝经》为初。”这说明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始见于王俭的《七志》。王俭如此推崇《孝经》，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率尔为之，而是对当时《孝经》社会地位逐渐提升的认知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政府对《孝经》的推崇和倡导，促使当时《孝经》相关的著述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等著录，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有经学著作 652部、5371卷，多为南朝作品。虽然平均每年不到两种，但是日积月累，斐然成章，尚得《易》学著作94种，《尚书》学著作 41种，《诗》学著作 76种，《春秋》学著作 130种，《礼》学著作 211种，《孝经》学著作 100余种。”当时《孝经》学著述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易》学著作、《尚书》学著作和《诗》学著作的数量，而仅次于三《礼》学和《春秋》三传研究著作的数量。三《礼》和《春秋》三传都是三部著作，相比而言《孝经》在当时的儒家经典体系中是最受关注、最受推崇的儒家经典。当时王俭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把《孝经》列于群经之首，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反映。从《孝经》文化发展意义上来看，王俭此举强化和确立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与王俭《七志》把《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相对应，南朝梁沈约在编纂《宋书》时，创立了“孝义列传”这类人物总传，记述表彰了 20多位著名人物的孝行事迹。沈约《宋书》开纪传体正史设置“孝义（孝行)”类人物总传的先河。此后，南北朝各代正史（除《北齐书》以外)均设有此类孝义人物总传。如《南齐书》有《孝义列传》，《梁书》有《孝行列传》，《陈书》有《孝行列传》，《魏书》有《孝感列传》，《周书》有《孝义列传》。此外，臧荣绪《晋书》与唐修《晋书》均有《孝友传》。这种“孝义（孝行)”类人物总传的出现，既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政府推行“以孝治天下”国策影响下的社会风尚，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七志》把《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社会文化原因。

余论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实现了由准经典向经典的转化。两晋以后，《孝经》博士设立，正式确立了《孝经》的经典地位。而王俭《七志》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则体现出《孝经》经典地位的巩固和强化。此后，《孝经》得到历代王朝政府的推崇和重视。如唐宋时期编纂完成的《十三经注疏》中，其中十二种都是选用汉晋人所作古注，只有《孝经注》为唐玄宗“御注”。《唐会要》记载：“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玄宗非常重视《孝经》，曾两次亲自为《孝经》作注，并“颁于天下”。晚唐文宗太和年间，工部侍郎、翰林侍讲学士郑覃奏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得到文宗的批准。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开成石经》刻成，其中包括儒家典籍十二种：《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和《尔雅》。从此，《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的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汉唐时期虽然儒家经学体系的基础是五经系统，而《孝经》被看作是基础性经典。正如郑玄《六艺论》所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四书》的地位大幅度提升，而“五经”与《孝经》的地位相应有所下降。“正因为朱子认为《大学》已解奠定了一切书的根基，读《四书》是读其他一切的基础，在通往五经的道路上，《孝经》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也就是说，拆解了汉唐注疏所构成的经学体系之后，在宋明理学视野中，为五经提供门径的，不再是《孝经》，而是《四书》。”《孝经》地位在宋代虽有下降，但仍有学者认为《孝经》的思想内容非常重要，理应位居“群经之首”。如北宋范祖禹《进古文孝经说札子》说：“愚窃以圣人之行，莫先于孝；书，莫先于《孝经》。……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群经之首，万行之宗，傥留圣心，则天下幸甚。”

在《四书》学风行天下的大背景下，明代许多学者为维护和提升《孝经》的地位，提出《孝经》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相辅相成的看法。如余时英在《孝经集义序》中说：“昔者夫子与群弟子论求仁者不一而足，而于《论语》篇直以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无非仁义，要其实总归于事亲从兄;《大学》以孝者所以事君，为治国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为政在于修身，而归之亲亲为大。由是而观，则知《四书》固道德之蕴奥，若《孝经》一书又所以立其本而养正焉者也。”赵镗《孝经集义后序》则曰：“是书关涉世教，与《大学》相表里。”黄道周《孝经集传》序言中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仪礼》十七篇，皆为《孝经》疏义。”黄道周认为《孝经》是六经之本，是国家治理和教化的纲领。并认为大小戴《礼记》与《仪礼》为《孝经》解释性的注疏之作，从而将《孝经》与礼融合，提升了《孝经》的地位。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兴起之后，随着《四书》地位的提升，《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宋代以降，历代统治者对《孝经》的尊崇程度并未下降，历代学者为维护《孝经》的经典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继唐玄宗为《孝经》作注之后，清代顺治帝颁行《御定孝经注》一卷，雍正帝颁行《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此外还有顺治帝与康熙帝接力完成的《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可见清朝统治者对《孝经》的尊崇。康熙帝在《御制孝经衍义·序》中说：“自昔圣王以孝治天下之义，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源，万善之极。……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纪，特命纂修《孝经衍义》，未及成书。朕缵承先志，诏儒臣蒐讨编辑。……书成，凡一百卷，镂版颁行，并制叙言，冠于简端。庶几嘉与海内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职，人奉亲长之训，协气旁流，休风四达，以成一代敦厚鸿庞之治。斯则朕继述先烈，尊经崇本之志也夫。”康熙帝撰写的这段序言，陈述了《御定孝经衍义》的写作缘起，讲述了本书的宗旨就是“弘敷孝治，懋昭人纪”，“以成一代敦厚鸿庞之治”，也就是继承前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通过推广、弘扬孝德，培养社会的敦厚风气，以提高社会凝聚力，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这是康熙帝组织学者编纂《御定孝经衍义》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孝经》自汉迄清一直得到历代王朝尊崇、《孝经》学一直长盛不衰的深层社会原因。（作者系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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