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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任人打扮”的又何止是历史，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耳熟能详并视之为至理的东西，其实也早被人“浓妆艳抹”过了。比如说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达两千年的一些经典理论，就因此产生了不少歧义，至今争论不休。

这种歧义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古汉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人们便可以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或是思想倾向进行断句。比如著名的《论语·第八章·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本被当做古代统治阶层愚民政策的源头和元凶，而近现代以来有学者通过不同的断句方式，又使之成为“德化政治、开启民智”的正面典型，并由此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衍生解释。

另一种就是断章取义。比如被挂在各大中小学校的墙壁上当做励志典型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其实在《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节中的原文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 以有限去求无限，必然伤害有限的身体，既然如此还在不停地追求知识，那可真是十分危险的啊”——曾有过“学海无涯苦作舟”经历的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坑了？

还有一种就是篡改原意。比如人人皆知而且被视为儒家倡导的仁义精神代表的“以德报怨”，其实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 宪问》）——暴脾气的孔夫子本来是教导我们：如果不爽，那就揍他丫的！

再有一种干脆就是无中生有，直接捏造。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最近比较火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便是其一。（开个玩笑）

而“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一句，经常被汉吹们拿来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和“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汉书·苏武传》）相提并论，作为吹捧两汉国力强大和对外强硬、炫耀武力的证据，其实是犯了前文所提及的一个错误，那就是断章取义。

本人对汉吹没意见，不过考证和引用这种事嘛，一定要稳妥和慎重，否则自己丢人事小，误导吃瓜群众和歪曲史实就不好了。

先说说王夫之和《读通鉴论》。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后世尊称船山先生，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著作等身。

王夫之的主张偏向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宋明理学。他倡导“天理即在人欲”，反对禁欲主义；另一方面，他虽然提出认识辨证论，即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但是他的主要思想仍偏向唯心主义——“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等等；在历史观方面强调“理势合一”，对“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此外，他还倡导“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的封笔之作。该书是借引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来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史实的一部史论，全书约60余万字、50卷。

所谓史论，原指作史者在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和人物“列传”之后，用来评述所记史事和人物的文字，后来凡是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论述，也都可称为史论。因此，《读通鉴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它首先是关于《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资治通鉴》所载而引发的议论。同时，这部书也是王夫之针对时政的一部反思录，既对照影射了明末清初的那段史实，又是他借古喻今，抒发因明亡而痛苦、矛盾交织心态的反应。（王夫之晚年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便是这种心境的体现。）

而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的真实涵义，非常重要。

再来说说王夫之说出这句话的本意。

“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语出《读通鉴论卷八·后汉恒帝纪》第九条。原文较长，但是为防误读，还是全篇引用：

引用古文其实很讨厌，因为理论上我还有翻译的义务……

乱翻一下——王老夫子感慨道：在汉朝末年的时候，像匈奴和羌人这样的外夷其实都很弱鸡，而且快被张奂、皇甫规这样的名将杀绝种了，对中原根本形不成威胁。有这些名将做榜样，于是人人追求功业，打了很多没必要的仗。而在这种不好的风气影响下，就连“光说不练”的士大夫们想要出人头地，除了在战场上捞取政治资本根本没有其他出路。而当这些人捞足了资本之后就会坐大，最后就成了像袁绍、曹操、孙权、刘备这种军阀。所以，其他国家都因为衰弱而灭亡，汉朝军力强盛，但国家却灭亡了。汉朝之所以这么倒霉，就是因为打了许多没有必要的战争，搞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所以等到三国兵息之后，才出现了五胡乱华。所以王老夫子觉得这是舍本逐末，并和很多人一起感到深深的悲哀。

虽然我翻的大白话很垃圾，但大体意思还是很明了的——“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嘿嘿，汉吹们还把王老夫子的原话PS了一下）的本意不是炫耀汉朝的武功，而是直指“穷兵黩武”才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说白了王老夫子并不是“汉吹”，而是在骂街。

接着说说王夫之骂街的原因。

其实王夫之秉持这种观点，并不意外。

首先，王夫之是儒家，自然会“重文教，轻武事”。

尽管王夫之具有反专制、反复古的进步思想，但从本质上讲，他仍是儒家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只是相比宋明理学，王夫之的思想更倾向于北宋张载的学说，并形成了以完整的元气本体论、“变化日新”的辩证思维和“理气合一”的历史观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但凡儒家嘛，管他是哪个流派，都将“教化”当成一个筐，啥玩意都可以往里装——皇帝不干人事可以教化、臣子人事不干可以教化，外夷不懂人事自然也可以教化。反正除了不听话的“愚民”之外，啥啥都可以教化。

所以只要是儒家都主张“修文偃武”，并认为这是实现“天下太平”的唯一出路。自科举制将士大夫阶层推上权力巅峰之后，“重文教，轻武事”就成了宋明之后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汉唐时期为以开疆拓土为荣、视“封狼居胥”为个人功业巅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仅武人的地位急剧下降，而且任何对外战争都会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反对。（在士大夫眼中，唯一有必要的战争，大概就是镇压老百姓造反了）

显然，王夫之也不能免俗，崇尚武功的汉朝在他眼里自然是个异端，看不过眼骂几句街也就不奇怪了。不仅是如此，以三十六人定西域，并留下“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著名典故的班超，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个儿戏，不但胡闹而且可笑：

其次，“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应该是王夫之对于明亡的反思。

有明一朝，不管诸如“复汉礼，区胡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以及“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说法是真是假，但是其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与之前的历代王朝都截然不同：既无汉朝的忍辱负重以图后报，也无唐朝的兼容并蓄，阴招阳谋层出不穷，连跟同样面对严重外敌威胁的宋朝也不一样。明朝的民族政策对外政策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怼——打得赢就往死里打，打不赢就全面设防、拼命的堵，反正是决不妥协，更没得商量。

如今“明粉”众多，大体也源自于此，其是非曲直也是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维持“九边”防线的庞大消耗和持续不断的边患，是拖垮明王朝直接原因，这点应该没人质疑吧？

因此“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这一句，实际上是王夫之借古喻今，他说的是“汉”，其实想的是“明”——即他认为如果明朝吸取了汉朝穷兵黩武的教训的话，让“士大夫而欲有为”时，还有除了打打杀杀之外的其他选择，那么明朝不一定会灭亡。

这是王夫之以隐讳的方式反对明朝始终坚持的强硬的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强硬的政治态度不一定就是错，但实现这一态度的手段却并非只有“怼”这么一个途径。汉唐之威足以震慑四夷，但是除了赫赫军威之外，人家把和亲、招抚、册封、贸易、羁縻等各种招数都玩出花儿了，也并非只有死拼硬打一个路数。

最后说说“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这句话是否正确。

我的意见是：偏颇了。

从秦到清，中国历史上经历了83个王朝。要论起亡国的原因，有的毁于外患有的亡于内乱，顺便还能扯上宫廷政变、权臣（还有外戚、宫闱什么的）擅权、阉宦之祸、军阀割据、滥用民力等等，可以说是花样百出。细说起来又是一篇大文章，但用一句“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来简单概括是不恰当的。

比如谁敢说十几年前还横扫六国如卷席、却历二世而亡的秦弱？再比如还是历二世而亡的隋，虽然被杨广败掉了，但在其存续短短38年间，打得四夷宾服（当然高句丽除外），李渊祖孙也是在其基础上打造出一个盛世王朝，固然不能说弱；还有因“弱宋”之名被黑了千年的南宋——这里只列举几个数字：十三世纪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的蒙古人征服西夏用了20年、金用了18年、大理用了5年、花刺子模用了12年，征服西亚和东欧分别只用了6年和7年。而蒙古攻宋呢——足足打了44年，最后打到南宋油尽灯枯、崖山蹈海，这还能说南宋弱？

而“独汉以强亡”也值得探讨——毕竟汉末实际上已经是个军阀割据的乱世，汉朝（尤其是皇帝）已经名存实亡。不过那时候的军阀确实很强，一个在三国时期上不了台面的小军阀公孙度，都能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不过这实际上跟汉朝强不强扯不上多少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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