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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一位84岁的老人巴黎被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巴黎检察院发表公告称，这名老人名叫菲利希安·卡布贾，来自卢旺达，是1994年那起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了25年。在25年的逃亡中，卡布贾一直用假身份生活在巴黎的一间公寓中。

随着卡布贾的被捕，当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仿佛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卢旺达两大民族的矛盾

卢旺达是非洲中部一个仅有800 多万人口的内陆小国，如果不是因为那场屠杀，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然而1994年4月至7月的短短100天里，这个被称为“千丘之国”的国家有100多万人被杀，酿成了一场人类悲剧。

卢旺达人主要由胡图人、图西人组成，人口分别占据全国人口的 85% 和14% 。历史上两个民族共同生活在卢旺达这块土地上，说着共同的卢旺达语，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文化。只不过由于生活的区域不同，胡图族多以种地为生，图西族则以放牧为主。

公元17 世纪，图西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尼津亚王国，成了卢旺达的统治者。尽管如此，两个民族间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明显的尊卑关系，相处得仍然比较融洽。

19 世纪末，尼津亚王国沦为德国与比利时的殖民地后，德国人与比利时人为了更好地对卢旺达实施殖民统治，大肆宣扬含有种族主义观念的“含米特”理论，设计和推行身份制度，将图西族视为高贵的“含米特”种族，并从图西族中培养了一批精英，帮助自己进行统治；

同时将胡图族视为低贱的土著种族，只能从事种植园农奴、修路工等底层角色。

二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批接受过西式教育的胡图族精英开始觉醒。他们高举革命大旗，宣称胡图族占卢旺达人口的多数，按照民主的方式，卢旺达理应由胡图族主宰。

1957年3月，卢旺达九位胡图知识分子共同发布了《胡图宣言》，向全世界阐述了胡图人的惨境，声讨剥削和压榨胡图人的制度，要求结束卢旺达“图西族一家独大的垄断”。

1959年11月1日，一位胡图族社会活动家被图西人暗杀，引起了胡图人的愤怒。他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攻击图西族人，但却遭到了国王派出的军队的镇压，约有300人死亡。

这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对胡图族而言，却是胡图族人企图从图西族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标志。

1961年1月，胡图族领袖卡伊班达在吉塔拉马省举行国民大会，决定废除君主制，成立卢旺达民主共和国。比利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一次选择了站在胡图族一边，承认了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政权。

1962年7月，卢旺达正式独立，来自胡图族的卡伊班达当选首任总统。由于过去胡图人长期受到图西族的奴役和压迫，出于报复心理，胡图政权采取歧视图西人的政策，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卢旺达主要财政来源咖啡的全球市场价格大跌，卢旺达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整个国家陷入动荡。此时图西人流亡乌干达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迅速崛起，打破了卢旺达微妙平衡的族群政治平衡。

1992 年，卢旺达胡图族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被迫与图西族势力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建立联合内阁，总理一职由图西人担任。

这份协议引起了胡图强硬派的反对，许多胡图族民众也认为，若执行协议，将有超过 2 万名胡图族士兵需要退役，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退役就意味着失业。另外很多胡图族人耕种的土地是从图西人手中抢来的，如果成立联合内阁，他们担心图西人会收回这些土地。

正是这些无法解决的矛盾，为两年后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1994 年 4 月6 日，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一架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上空被不明身份的一伙武装分子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彻底点燃了大屠杀的导火线，悲剧正式上演。

哈比亚利马纳遇难后，由胡图族控制的广播电台宣称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是刺杀总统的凶手，宣布在卢旺达成立一个“危机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份名单，要求胡图族组成的总统卫队抓捕名单上的人并就地处决。

排在这份名单首位的，正是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

在胡图族人控制的媒体和电台煽动下，此后3个月里，卢旺达沦为“人间地狱”。 超过100万图西族人惨死在胡图族士兵和平民的枪支、弯刀和削尖的木棒之下；卢旺达全国1/8的人口消失，另外还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

屠杀开始后，很多胡图人拿起砍刀，冲进图西族邻居的家里，杀死邻居，抢走邻居的财产。只要能拿得动的，都会被席卷一空，包括笨重的沙发、衣柜，统统都被胡图人扛回了家。

为了杀掉更多的图西人，不少胡图族民兵们还冲进图西人开设的药店，抢走药柜上那些能够刺激肾上腺分泌的药物，因为他们听说有人在收购图西人的头颅，每颗图西人的头颅可以换到 50 卢旺达法郎。

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上都会标注持证人的民族成分，而这也导致了图西人无处可逃。虽然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外表看上去相差不大，但胡图族人在街道上架设路障，入室搜查居民的身份证，只要证件上标识为图西族人，都成为屠杀对象。

即使你拥有胡图族身份证，也不能保障绝对安全。由于各族之间长期通婚，不少胡图族人的伴侣是图西人。而在那场屠杀中，这种通婚被冠上了“种族灭绝式强奸受孕”的名称。

胡图族激进分子认为，嫁给图西人的胡图族女性都遭受了“种族灭绝式强奸”，图西人就是想让胡图族女性替图西人生孩子，达到灭亡胡图族的目的。

种族灭绝式强奸受孕

出于上述想法，一些激进的胡图族人，面对胡图人与图西人结合所生的“混血儿”也毫不手软。

不少嫁给胡图族人的图西族妇女，以“种族污染”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被胡图族人，甚至自己的胡图族丈夫残忍杀害。甚至有胡图族妇女怀上了图西族男子的孩子，某些胡图人也会残忍地将这名妇女的腹部剖开，取走她们肚子里的胎儿，以保证所谓的“种族纯洁”。

姆哈依玛娜是一位住在基加利的大学生，大屠杀发生后，她被一伙胡图族民兵抓住，和一群图西族妇女一起，被关到了一间废弃的学校里。

据姆哈依玛娜回忆，在她被抓后的三个月里，遭到了超过10名胡图族民兵的轮流强奸，这也导致了姆哈依玛娜怀上了一个孩子，但她一直不知道谁才是孩子的父亲。

后来还是卢旺达图西族军队对那所废弃的学校进行突袭，才将姆哈依玛娜救了出来。等她好不容易找到被火烧成平地的家里时，发现家人全部在大屠杀中死亡，而她则感染上了艾滋病。

屠杀过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姆哈依玛娜虽然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屠杀图西人的凶手，但她还是决定要将男孩抚养长大。

一年后，她离开了卢旺达，嫁给了一个刚果男人，并同这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女孩。但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告诉过儿子，他的父亲曾和其他男人一道，对图西人做过的那些事。

谈及孩子时，姆哈依玛娜说：“是的，我带着恨意生下来了他，但我还是爱他。如果上天没有赐给我这个孩子，我会永远都忘不了那段屈辱史。”

穆兰比是一座位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西南部166公里的小城。大屠杀结束后，人们在这座小城发现了2.7万具被杀死的尸骨。所有的骷髅都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他们的嘴都张得大大的，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受到了何等的惊吓，遭受了何等的痛苦。

不少年轻男性的尸骨都缺少一只脚，那只脚在他们在被杀死前，早就被胡图人砍掉了——这样他就再也跑不掉了。

这些尸骨绝大多数都是赤身裸休，他们在被杀死后，衣服也被凶手剥走了，据说凶手就是看中了他们的衣服。尸骨中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被扯破了裙子，以及年轻女性的乳罩，看到这些，任何人都能想像得到，这些女性在被杀死前都经历了什么。

外国人见到的大屠杀

琳达-波尔曼是一名外交官，屠杀发生时，她正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是那场屠杀的亲历者。屠杀过后，她写了一本名叫《不可能的任务》的书，披露了不少大屠杀的惊人内幕。

屠杀发生数周后，琳达-波尔曼来到位于基加利的一处联合国维和部队军营。在军营周围，她看到了有15万胡图族难民，正挤在约三个足球场大小的一块空地上。

由于人数太多，这些人根本无法坐下，更不能躺着，只能是人挨人挤着站在那里。一些累得站不住的老人和孩子刚一倒下，就被别人活活踩在脚下。

人群中，几名津巴布韦维和部队的士兵看到了琳达，一名士兵告诉琳达，赶紧从人群中离开，否则很有可能被挤死。这名士兵还好心地提醒琳达：你现在得找机会做几个深呼吸，不然的话等会连喘气的机会都不多了。

听了这名士兵的话，琳达顿时紧张起来。这几名士兵让事琳达紧紧地拉住他的皮带，千万不要松手，让他们把她带出人群。据琳达后来回忆，挤出人群的过程的，“感觉就象是从人海中游过去一样。”

科雷曼是一名德国驻卢旺达的记者，大屠杀时，他和许多国外记者，以及少数图西族的知识分子一起，躲在进了一家胡图族人开设的酒店。据他回忆，那些天他们天天看到手握步枪或者砍刀的胡图族民兵在街上跑来跑去，鲜血从砍刀上一滴一滴落下，令人心悸不已。

科雷曼说，如果不是酒店的那位胡图族经理的善良，躲在这家酒店的那些图西族的知识分子早就没命了。因为在大屠杀期间，几乎每天都会有胡图族民兵冲进酒店检查，查一查里面有没有图西族人。

这些民兵进入酒店后，那位胡图族经理一边向他们担保这里没有图西族人，一边为他们倒上烈性白酒，有时还会塞一些钱给那些民兵。得到好处的民兵在干掉杯中的酒，接过经理塞来的钱后，大多便随后离开了。

保罗对菲利普说，无论哪个杀人魔王造访，我都能跟他搞好关系，我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我的底线只有一个：不能让任何人从我的酒店被带走。

有一天，一个满身酒气的胡图族军官带着几名士兵闯入酒店，要求经理将酒店所有人集中起来，他要检查这些人的身份。经理试图塞给这位军官一些钱让他离开，但被拒绝了。

经理见这名胡图族军官满身酒气，知道和他说不通，于是一边应付，一边悄悄打电话给认为的一位胡图族少将。

没过多久，那位少将便派人来到酒店，将那个醉醺醺的胡图族军官赶了出去。科雷曼清楚的记得，那位军官走的时候，手上提着一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把被鲜血染红了的大砍刀。

这起大屠杀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在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将军就曾向联合国报告。

根据他得到的情报，胡图族正在筹划对图西族进行一场有计划的屠杀，请求联合国尽快采取行动。同时达莱尔将军还将这个情况通报给了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馆。

遗憾的是，达莱尔的情报并没有得到重视，三个月后，胡图族极端势力按照计划向图西人举起了屠刀。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联合国曾试图采取行动，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始终没能实现。面对屠杀，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想向卢旺达增派维和部队，但美国态度消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甚至在安理会发言说。

在许多问题尚未弄清之前就向卢旺达增兵是“愚蠢的想法”，只同意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进行调停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当湖水被胡图族人的鲜血染红，媒体将卢旺达大屠杀告诉全世界的时候，美国的态度才开始转变，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1998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卢旺达时，在基加利机场对大屠杀幸存者发表的讲话中也委婉地向卢旺达人表达了歉意，但这种歉意来得太晚，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屠杀的余波

在那场大屠杀中，约有9.5万名孩子成了孤儿。如今这个特殊的群体已经长大，但其中很多人至今仍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在哪一天，记不得父母长什么样。这些遗孤时常会产生一种孤独的绝望感。

在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这些孤儿正努力试图忘记过去，融入社会，但他们心中的创伤始终无法痊愈。

毕竟他们挚爱的亲人遗体仍未找到，许多凶手却仍逍遥法外。一名当年的遗孤说：“我希望他能够到我家来，向我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请求我的原谅。”

2001年，卢旺达通过法律，将原国旗中的红色去掉，改成如今由蓝、黄、绿三色组成的新国旗。将国旗中红色去掉的理由，是它容易使人联想到鲜血和1994年的大屠杀。看来如今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已经学着和睦相处，忘记过去的仇恨和杀戮了。

当年大屠杀时，现年35岁的埃比法尼尔·穆特特莉还很小。她只模糊地记得，一伙胡图族民兵冲进了她的家，夺走了她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的生命。在那些人破门而入的前几秒，穆特特莉被父亲塞进了床底，因而躲过一劫。

穆特特莉长大后，有人告诉她，带头杀害她全家的人，居然是她的胡图族邻居埃瓦里斯特·阿马纳。后来，这些邻居像没事人一样，仍然在穆特特莉居住的村子里生活。因为在大屠杀之后，卢旺达政府以布特赦令，那些凶手们只要坦白和忏悔就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阿马纳正是得益于这项政策，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穆特特莉不愿意提到这个人，她说：“当我去市场的时候，经常都可以看到他。有几次他试图和我打招呼，但我看也不看他一眼，便匆匆离开。虽然政府赦免了他，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只有很少的胡图族人承认自己当年的行为是一种犯罪，穆希吉拉便是其中的一位。1994年4月25日，穆希吉拉残忍杀害了他的图西人邻居彼特。屠杀之后，他曾向彼特的孩子们忏悔，请求得到他们的宽恕。

很多大屠杀的组织者和骨干，在大屠杀后逃到了国外。卢旺达将他们的名字列入了通缉名单，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在接下来的数年内被抓获，文章开头提到的菲利希安·卡布贾，就是其中的代表。2020年6月3日，卡布贾被法庭判处终生监禁。

参考资料：

《信息日报》：《回顾11年前卢旺达大屠杀:百日内百万人遇难》

南方网：《卢旺达披露种族灭绝大屠杀种种恐怖内幕》

中新网：《联合国女官员亲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作者：理理

编辑：墨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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