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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调解类节目

仍存在较大下沉市场

历史上的普通民众产生纠纷时，一定要找一位公正的中间人，理清问题的前因后果，以追求问题的和平解决。这种“评理”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调解类电视节目正是这种“评理”文化在电视媒体时代下的一种延伸表现形式。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进入媒体世界中进行评理类似于一种“光荣”行为，不仅可以满足自我观点展示的需要，也寄希望于利用新闻媒体的“中立性”和“权威性”来解决问题。这种类似于家族祠堂中的传统仪式，仿佛被移植到电视，并被屏幕放大了。普通人被节目组选中并登上电视，内心会产生一种被“神”接纳了一样的认同，这种类似于“祈求权利并且被接纳”的行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带来认可的愉悦，这也是调解类电视节目在近些年来得以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与此同时，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在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人们逐渐成为孤独的个体，状况类似于日本的“无缘社会”，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因为焦虑、空虚、情感缺失而需要某种调剂和刺激。这样的生活背景使得调解类电视节目恰巧无意中担任了这样一种社会角色。对于观众来说，窥探他人的隐私，观察他人的生活可以为自己提供一定程度的生活调剂和情绪宣泄，这也是调解类电视节目的心理市场所在。

《钱塘老娘舅》作为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的一档栏目，以平视的拍摄视角、平实的叙事方式、质朴生活的语言，真实地展现市民生活中的纠纷调解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延展出更多的共性问题，让观众在认真审视人性美与丑的同时，也能思考更为理性的价值观。可以说，《钱塘老娘舅》拓宽了浙江本地民生节目的内涵，展示了电视节目能够在社会和谐中起到更多的作用，同时通过“娘舅”这一民间调解角色的塑造，让普通人在生活化和故事化的流程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也是其之所以能够13年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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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塘老娘舅》为代表的

调解类节目存在的积极意义

（一）关注民生，贴近现实

调解类节目取材于民生。《钱塘老娘舅》节目投身于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中，通过搭建沟通渠道为当事双方构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在一次次的探讨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尺度问题。节目开播13年来，老娘舅为百姓解决了婚姻、财产、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问题，也调解了夫妻、子女、兄弟姐妹等各种关系之间的纠纷，调解涵盖面广，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这类问题的圆满解决，在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可以为其他问题提供很好的解决案例，以共情减少社会矛盾，以人情促进社会和谐。

（二）宣传法治，维护正义

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体对宣传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作用。以《钱塘老娘舅》为代表的调解类电视节目，站在社会矛盾冲突的最前沿，具有传递正确价值观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使命。《钱塘老娘舅》独特的调解特色，贴近的调节方式，也在为观众上好普法课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了社会治理，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价值引领，弘扬真善美

作为电视媒体中重要的一类，调解类电视节目毫无疑问在推动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钱塘老娘舅》为代表的调解类节目，在对事件进行梳理、解决的过程中，也为观众上了一节节生动的道德课、思想课。通过搭建全社会都能参与其中的道德参与平台，调解类电视节目弘扬了社会正能量，体现了文化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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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类节目仍存在不足

《钱塘老娘舅》已经成功播出了十几年，节目成熟，收视稳定，但是在节目中仍会存在法律与人情的博弈、伦理与道德的纠葛、亲情与财富的冲突。在这些矛盾的展示和调解过程中，媒体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客观公正，或多或少地会出现“越位”的现象。这不仅仅是《钱塘老娘舅》这档栏目独有的问题，更是目前调解类节目所存在的部分共性问题。

(一)矛盾冲突的过度演绎

在调解类电视节目中，可以隐约窥见一些格调不高的特点，即有噱头的，带有强烈伦理、两性暗示的标题，例如《“老少配”背后的以暴制暴》《离婚后同居的忍无可忍》等，此类抢眼的标题夸大了节目所调解的问题与事实，虽然可以吸引受众，但是长此以往会影响受众的观感和审美。而另一方面，节目对于矛盾细节的过分挖掘也会在某种维度上激化当事双方的矛盾。例如在2021年一期节目中，本是为一对因换房而产生分歧的情侣调解矛盾，结果两人却在镜头前互相揭短、谩骂，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

在国务院颁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对于“禁止播出的一般的原则”里有提出“诽谤、侮辱他人”的尺度把控，有的调解类节目对于此类矛盾过分展示，显然触及了这条规则。

(二)人情伦理的艰难博弈

调解，从本身来讲应当是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公正的立场解决问题。但是在《钱塘老娘舅》某些节目中，调解员更倾向于使用“情感牌”而忽略了法理上正确的一方，出现“和稀泥”的情况，甚至调解员可能会依照在事件调解过程中自己的主观情感，有意无意地偏袒其中一方当事人，出现调解不客观的情况。

在《丈夫背后的“八十万”利诱》一期节目中，当事人出轨在先，本在法理上已经是不占理的一方，老娘舅指出了其违法行为之后，并没有特别明确地说明其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反倒是为了调解，将本应在法律层面解决的问题拉回到了“人情”层面，这无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上来说，都无法有足够的说服力，既起不到普法作用，还可能对观众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并很可能带来更大的隐患。无论是人情还是法理，只有把事情理清楚，对于违法行为，让法律专业人士做好解读，才能真正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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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类电视节目未来可以优化的方向

(一)迎合受众口味也要守住底线

任何电视节目都以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为其终极目标，调解类电视节目更是如此。但是在追求高效率传播的同时，不能急功近利，只抓住矛盾中较为低俗、惹眼的内容来进行单一传播，更不能做出类似于暗访类电视节目，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暴露其隐私的行为。媒体不能脱离法律、道德的约束。作为内容的生产传播者，更应当做好表率。调解团队应明确以人文关怀为基本的原则，播出内容时应综合各方面因素，既要有灵活的调解方式，又要坚守法律道德底线，为观众制作出符合公序良俗，富有教育意义的电视节目，既要迎合受众的口味，也要守住底线，这才是调解类电视节目可行的建设方向。

(二)规避隐性侵蚀受众认知

目前在调解类节目的镜头表述中，存在着不少含有冲突、猎奇、媚俗的画面，这种画面饱含视觉冲击力，迎合了受众围观、窥视他人隐私的心理需求，也自然能吸引受众，提高调解类节目的收视率。但长此以往，媒体用手中强大的议程设置权力，可以日积月累地对受众施加负面影响，受众的品位、道德以及审美会在低俗的节目内容中被培养得渐行渐低，受众的社会认知会出现偏移甚至偏差。与此同时，调解类电视节目的公益性就会降低，对于长远利益来说，倘若造成媒介社会公信力的丧失，那就更是得不偿失。

(三)增加适度的演绎与互动

随着移动短视频的发展，受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也会越来越拒绝雷同的内容，栏目策划人必须寻找独树一帜的节目内容与风格，观众才能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约会意识。在这方面，调解类电视节目有其独特的优势：来源于民生。但节目归根到底要回归于民生，脱离了最基础的大众，调解类节目便会丧失活力，脱离生活。所以，调解类电视节目一方面要多样化演绎节目的内容，革新节目形式；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导观众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栏目，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以微信进行联动，通过摇一摇，观众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互动同步传递到节目后台，达到比单纯播放节目更好的传播效果。对于《钱塘老娘舅》等调解类电视节目来说，积极与观众互动可以改变原本单一输出模式太过死板的问题，节目本身的互动空间将更宽泛，利用好这一优势，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可以得到更好的提升。

注释

[1] 数据来源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网 http://tiaojie.court.gov.cn/，取自2022年4月11日17:00

[3] 刘连振. 我国调解类电视节目的失范与修正[D].浙江传媒学院,2015.

原创：刘锟鹏 黄鸣刚 陈晓倩 浙江传媒学院 来源：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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