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祖源记忆对凝聚族群认同、维持族群边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共同起源历史的认同会使人们在潜意识中产生共同的历史归属感。“满洲”一词具有地理名称和民族名称双重意义，在地理上指满清疆域的东北方向领土，在民族上则指满洲族(即“旗人”，1950年后称满族)。中国历史上的满洲认同在有清一代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满洲认同与八旗认同逐渐归一，“东三省乃满洲根本地方”与长白山三仙女的起源传说成为界定满洲身份的重要屏障标识。同时，由于东北长期处于华夏边缘，与中原汉地相比具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再加上清朝统治者对满人特性的重视与保护，试图将这一“龙兴之地”作为族群的“贮存地”( reservoir)，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封禁政策，直至清末才取消东北与中原的界隔。这一地理、政治上的分隔使得东北民众在国家与民族的心理认同上与汉人有所不同。

满人的民族认同混乱给了伪满当局以可乘之机，他们假借长白山仙女吞果后诞子的传说，重写了“满洲”起源的历史，宣称“满洲自古以来为独立国家”，历史上不属于中国，东北人也非中国人，为其殖民统治辯护。1932年2月29日，有日本背景的“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通过了《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宣言》，其中有“全满民族，古称肃慎”“汉取辽东，唐灭高丽，夷为郡县，终致沦亡”等语，从民族历史、地理关系、历史成例等方面逐条论述了“必须建国之理由”；次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所谓《满洲国建国宣言》:“想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同样声称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曾单独开国，并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同年，时任伪满国务总理的郑孝胥作《满洲建国溯源史略》一书，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考究，在梳理“肃慎国”“高句丽之建国”“渤海国之建设”“辽(契丹)之建国”“金之建国”“元之统治满洲”“明代之满洲”“清之统一满洲”等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也得出了“满洲自古以来为独立国”的结论。中原地区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便是同一地域共同体下的真实存在，而这些重构的“满洲三千年史”，则在论述的过程中改变了二者关系的属性，使原先的内部问题变为了有“内外”区分的问题，在历史上、疆域上将东北地区与中国割裂开来。

拥有共同的起源历史只是第一步，“满洲”“建国”的正义性也必不可少。1932年的《建国宣言》声称满蒙各地在辛亥革命前为物产丰饶之奥府，民国成立后被军阀据为己有，成为“残暴无法区域”，以至“亡国灭种之地”。而“满洲国”的建立，则是“集合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省特别区蒙古各盟旗官绅士民”的一致意志。此宣言以民国政府的失德失能作为东北人民“独立建国”的主要依据，强调“满洲”政权的成立是出于“三千万民众之意向”。《盛京时报》主笔菊池贞二以笔名“做霜庵”撰写的《“新国家”漫言》一文，也为东北“独立”做了辩护。他批评国民政府无力对应时局、维护东北地区的安定，以致“满蒙皆入日俄之势力范围，徒有五族共和之名，实则适得其反”，并从民族政策的角度，将满族寻求自立的动机合理化:“盖自辛亥以来，满人陷于劣败民族的地位，为中央所放弃……及至近数年，在政治上亦为中央所放弃……若夫沈变以后，则中央完全无办法，整个无责任……三千万见弃之民，复将如何?除自建新国家，自组新政府以外，果有何出路?”似乎东北“独立”为无可奈何之举，同时也暗含“满洲国”为一个“满族的国家”之意。

1934年实行“帝制”前后，《盛京时报》的多篇宣传文字则强调了民国时期的政局动荡:“二十年间，内乱外患，层出无穷，我黄种民族，遂处处落伍其间种种受制”；还着重批判了共和政体的实行:“神州二十余年民生涂炭，皆由帝政改为共和所致”，“清季党人……遽欲改建共和，廿余年争夺无厌，几坠斯民于万劫不复之地，可胜浩叹”。民国的建立未能带来和平与秩序，这是由于在民初政治与军事权力碎片化的背景下，共和政体实际上未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且日伪统治者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都归罪于共和体制，也是故意忽略了这一局面肇始于晚清的事实。居于这一逻辑，本为侵略、分割中国固有领土的九一八事变，却被美化成为日本帮助东北人民摆脱军阀统治的仗义之举。如在《盛京时报》的报道中，便有“幸经九一八事变，赖善邻援助，脱离一党专制，人民拥戴” “幸亏友邦的军队，举起义帜，援助吾国驱逐万恶的军阀”等语；溥仪“登极”的诏书中也有“赖友邦之仗义”“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昝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等类似表述。对外扩张殖民的日本帝国主义摇身一变，成了吊民伐罪、解民倒悬的“善邻”“友邦”。这种偷换概念、刻意忽略国别之分的表述，还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送，将中国内部的问题与他国的侵略混为一谈。日满的关系状况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并与民众能否接受日本在伪满的特权和统治息息相关，因此在建构“满洲国”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重写着日满的关系史，对日本在“满洲国”的角色加以“合理”的解释。

有了对“满洲”起源的认同，有了“满洲”“独立建国”的正义性，爱新觉罗・溥仪以其满清王室“正统继承人”的身份，出任“满人国家”的领袖便也变得顺理成章。溥仪的身份和政治声望是他被日本选为伪政权元首的重要因素。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溥仪只不过是日本拉弦的傀儡”，但是仍有一群人尤其是那些满清旧臣“对溥仪忠心耿耿，并希望再次见到溥仪登上龙椅”，他们在伪满政权的等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晚清时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郑孝胥便出任了第一任“国务总理”。《盛京时报》充分利用了溥仪的这一背景，如报道溥仪幼年因革命被迫逊位的遭际，刊登其幼年登极时的照片等，来争取东北民众的支持。在报道中，该报还详细描述了东北人民对溥仪就任“执政”时的“拥戴”，如多次报道各省区代表团往溥仪，“传达民众公意，怂恿出庐”，并将他的人望与前清皇帝的身份联系起来，“惟执政今日所以得海内人民之爱戴者，诚以元首昔年为清朝皇帝，曾君临天下四百余州，而祖先发祥白山之间，数百年来，实造福于满州之臣民耳”。至1934年实行“帝制”时，也有“他们(满洲人民)的旧主，回到老家，来作执政，他们希望执政，早正帝位，那是不可掩的事实”之语。

《盛京时报》还刊载了一系列称颂溥仪的文章，将其塑造为一个博学多才、民众拥戴的国家领袖。如称赞其“英语流畅”“对于思想方面，亦有所研究”，实为“一活泼泼地文质俱秀可作模范之俊士”；就任之后，则“日夜致心善政”，勤俭持己，视察民情，爱民如子。由于溥仪实际并无政治资历，也无政治权力，无法对其实际政绩加以宣传，因此对其公众形象的宣传只能将重点置于其个人的品格德行与满清王室后高的身份上。直至“执政”两年后，这类宣传文章内容仍依此思路，强调其“兢兢业业的以民众生活为前题”以及爱惜民力的美德，仍很少涉及薄仪的政治能力与成就，这实际也可反映出溥仪并无政治实权，只是“日本操纵着线的傀儡”。

但一味地将“满洲”政权与满清王朝在历史上、政治上进行关联，容易让人联想起清末的政局动荡与腐败政治。“为了安抚那些反对清王室的人”，同时也为了日后通过联烟把满族皇室与日本皇室或前朝鲜皇室联系起来，日本关东军在理论建构、仪礼设计、论宣传等方面都十分强调“溥仪的加冕不会是清朝的复辟”，《盛京时报》中也有类似的表述:“顺天安民的帝制，不是暴民专制的帝制，这是满洲国的帝制，不是大清朝的帝制，简单的说吧，这帝制是新兴的，不是陈腐的，是开创的，是仁爱的，不是暴弱的，是基础在民意上的”。可见，强调溥仪的身份与地位，实际又与日本想要创造的“新国家”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紧张。

对“满洲”“建国”合法性的建构只是在理论层面完成了对公众记忆框架的搭建，通过行政管制、教育体系等手段培养东北民众对“满洲国”的共同体认同则更为重要。伪满当局要求东北民众必须承认自己是“满洲国人”，一旦说是中国人，就会被加上“反满抗日”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和灌辣根水、坐老虎凳等酷刑”。 “认同”的概念在强调某种一致性或同一性的同时，也暗含着否定的一面。一句“我是满洲国人”，包含了历史的、文化的、甚至血缘上的一致性，又暗含了“我不是中国人”的涵义。这也是日本使用强制手段威逼东北民众确认自己“满洲国人”身份的原因，试图在潜意识里增加民众对“满洲共同体”的认同，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做“中国人”的权利。这样的观念培养在《盛京时报》上也有所体现，如部分招生广告指明只招收“满洲国人”，横滨商行以“优待满人”为名特别减价，“保美得千代田”修发油则謹告“满洲国青年诸君”“为东亚民族漆发'之自负与爱护起而决斗”。读者一且习惯或接受了这样的表述，便在潜意识里强化了对“满洲国”“国家”观念的认可。

学校是大众传媒之外的最主要的传播平台，虽然影响人数不及大众媒体，但由于教科书的系统 受了这样的表述，便在潜意识里强化了对“满洲国”“国家”观念的认可性与权威性，再加上教学与考试、升学、毕业、就业等人生发展的重要环节直接相关，其影响反而更为深远。因此，除了利用强制性手段，日本还刻意强化学校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对教科书的算改上。算改后的伪满教科书具有十分浓厚的亲日政治倾向，如历史课只允许讲所谓“国史”，即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挹娄、扶余、室韦、奚、契丹、執海和近、金、清的满族历史，而不能提汉民族的历史，并歪曲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对外侵略扩张、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历史，“灌输日本侵华的‘战功’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行动”；地理课只讲“满洲国”的地理，将之分为“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8省，1934年后改为13省，山海关以里则为“外国”地理的范畴，新编的地理教科书上还有“南有渤黄二海，北有大小兴安岭，自然形成一个国家”的描述；音乐课则以伪满的“国歌”“军歌”以及合乎当时政治要求的歌曲为主。共同体认同下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失忆”是同时进行的，通过对教科书，尤其是历史、地理两科的纂改，在建构学生新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使学生遗忘祖国的辉煌历史，遗忘祖国的文化，从而打破东北和中国之间固有的历史政治文化关系，进而接受日本的历史文化，消除对日本的敌视，增进对“满洲共同体”的认同。

同时，伪满当局在各学校增开日语课，鼓励民众学习日语，伪满文官体系的人才甄拔完全通过一个发展中的日语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来进行。就业和升学等各种考试都考日语，日语成绩不好者难以就业和升学，而取得日语等级合格证书的人则在就业和升学有一定优势。在《盛京时报》上，“满洲国”学生留日学习的相关消息也较为常见，如关于在日设置“留学学务官公署”、举行留学生考试等，据报道1934年2月时约有300名“满洲人”在日本学习。日语速成学校及培训机构的广告大量增加，会日语也常常成为招聘启事中的必备条件。广播作为当时最有力的传播工具之一，也设有日语节目。语言为一国文化的精髓，也是其民族的重要标志。对日语教育的推行，是培养一批能够说写日语的东北人的需要，也是日伪当局急于在思想上、心理上彻底改造东北民众的一种表现。将原本限于统治者的“行政语言”扩大为全满民众的“民族语言”，改变既有的母语认同，并使新一代被殖民的东北民众因无法接触到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断绝与中国的联系，从而培植出一个政治上可靠、心怀感激、被同化了的本地精英阶层。

从重写“满洲”起源的历史、赋予伪满“建国”以正义理由，搭建一个符合自身统治需要的话语体系，来说明伪满独立“建国”的合法合理性，也使溥仪出任伪政权元首能够顺理成章；到虚构日满关系，将日本定位为促成东北“独立”的“友邦”，为其在伪满的特权和统治莫定基础；再到利用行政管制、教育体系等手段，培养东北民众对“满洲”的共同体认同，由此，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意义、精神等内涵的官方记忆框架被建立了起来，帮助重构着东北民众对“满洲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炮制仪式、节庆和符号

炮制仪式( Ritual)、节庆( Festival)和符号(Sign)，也是日本关东军建构“满洲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盛京时报》通过报道呈现了象征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意识的符号或实践，以此巩固民众心中的“满洲共同体”认同。

仪式是指“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在伪满“建国”与实行“帝制”前后，当局都安排了隆重的仪式。这一出“政治戏剧”从文化上标志着“满洲共同体”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与状态。

1932年3月9日，“执政”就任大典在“执政府”内的礼堂举行。10日、11日的《盛京时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根据报道，大典仪式包括臧式毅、张景惠依次捧呈“国玺”“执政玺”，“行政委员会”敬献颂词，郑孝胥代溥仪宣读就任辞，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外宾代表致祝颂词等。礼成奏乐后，行升旗礼并合影留念。之后举行祝宴，众人皆起立举杯三呼“满洲国万岁”“元首万岁”。各省区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与外国来宾列席观看仪式。

两年后的“登极”大典则更为隆重一些。1934年3月1日上午8时，溥仪驱车前往长春郊外杏花村顺天广场，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身着清朝龙袍举行了祭天仪式，包括焚柴迎神、荐玉帛、献三爵及祝文等环节。郊条结東后，溥仪返回住所，在勤民楼西室向祖先神灵默祷，后换成“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正午在勤民楼正殿举行“登极”典礼。此时，“执政府”已改称为“宫内府”，博仪的住所为了避开日本天皇的“皇宫”称呼，称为“帝宫”，仪式包括溥仪将“御望”铃于“即位语书”上，捧诏官宣读诏书，“总理大臣”郑孝胥捧读贺表，百官高呼“皇帝陸下万岁”三声等。之后，溥仪将“诏书”授与郑孝胥，百官向薄仪行礼，表明对溥仪的效忠。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等外宾出席了仪式，并向溥仪呈递国书，表示祝贺。《盛京时报》同样于1日、2日连续两天对郊祭与“登极”典礼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这个“登极”仪式的特别之处在于溥仪更换了不同的服饰，这是他向日本关东军争取的结果。溥仪对“登极”一直抱有幻想，但他的“皇帝梦”是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当他得知将会重登皇帝之位时，首先考虑的便是从北京的荣惠皇贵太妃处取来光绪曾穿过的龙袍。然而，关东军认可的皇帝是“满洲国皇帝”，因此坚持溥仪“登极”时必须穿着所谓大元帅正装。典礼最终呈现的中西结合的形式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此外，仪式上文武百官及外宾对溥仪行的均为三鞠躬礼，但在仪式后，清宗室觉罗与前内务府的人对溥仪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这样的新旧对立，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在“满洲共同体”意识建构上想法的反差。也因此，《盛京时报》在涉及大典的服饰时，只是专门介绍了“皇帝陆军正装”，详细描述了其颜色、款式、配饰，但对清朝的龙泡仅以“祭服”一词简单概括，以免读者进行不必要的联想。

在“执政就任”典礼与“登极”大典之后，东北民众分别获得了，或者说被赋予了“新的”社会身份“满洲国”的国民与“满洲帝国”的臣民，因此这一仪式属于“满洲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建构途径之一，仪式的政治文化意义之重，也使得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在祭拜祖陵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博仪“登极”后，便希望能够祭祖拜陵。当时伪满境内的清陵共有3座，分别为努尔哈赤的福陵、皇太极的昭陵及埋葬清朝远祖的永陵。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网安直坚决反对，认为海仪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而非清朝皇帝，祭拜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溥仪则以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自然可以祭爱新觉罗的祖先陵墓”为由反驳。争执的结果，以溥仪要协，派“爱新觉罗的其他子孙”代祭作为解决方案。1934年3月下旬，“饮派祭陵代表”“恭亲王”伟前往奉天、兴京，替溥仪拜太庙、致祭永福昭三陵。

节庆是“被塑造成用来描述特别的仪式、表现、成果或庆典，并有计划地被创造用来记录特殊时刻，并达到社会、文化的合作目标和目的。”仪式与节庆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相比较而言，仪式更强调宗教性，节庆活动则具有更多的世俗性。

为了配合“建国”与“登极”典礼的举行，伪满当局都策划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与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由日本人赞助的”，主要有提灯会、游行大会等多种方式。相比较而言，“登极大典”的庆祝活动更为丰富多样。“首都”新京(长春)除普通的“高跷龙灯秧歌旱船”外，另“备重金奖励市民化装游行”，要求“化装珍奇且寓有庆祝意义”，并进行投票评判，分等给奖，最高可获一百元；开放“郊祭”式场三日，供民众参观；准备四架飞机期空祝贺，两架为化装机，一驾为空中广播机，在空中以无线电随时广播各地庆祝消息及庆祝音乐，另一架则用以散发传单、秩序单、插画等。各地也开放戏院，电影院，公演三日，准许民众免费观看等，并搭彩棚、扎牌楼，悬旗结彩，张花挂灯，各界各机关亦均装饰，用表贺忱，文体活动方面，则举办了帝政庆祝运动会、建国纪念展会、帝政展览会等，“教育”“警务厅”、协和会等各机关还联合组织了“帝制宣传班”分赴各地开展宣传讲演工作，随行的还有施疗班，以医治各地贫病之人民，并“映演大典时庆祝之电影”。此外，各地举行了“赐餐”仪式，宴请满日官员及地方士绅等，以举“居民熙拥普天同庆之实”，如奉天省公署于1934年3月2—3日连续开宴，每日约1750人参与。在普通民众之外，宗教界也组织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如东丰回教会组织龙灯一班，游行街市，以庆祝“登极大典”，宣扬“王道光辉”；开原佛教会组织诵经十日，以表庆祝。

两次典礼前后，“元首”溥仪还下令实行“恩放”。这一举动有“与民更始”之意，割裂“满洲国”这一新“国家”与中华民国的联系，同时“广皇仁而普帝泽”标榜伪满政权之“神仁厚泽”，以笼络民心。有行使大赦之权也暗示着“满洲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1934年的大放中，除大逆、强盗、杀人等罪犯不在放免之例外，“满洲国”“全国”约有9500人可获释，如吉林省城第一监狱释放了793名犯人，黑龙江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还为放免的96人发放“恩款”一元大洋，以彰显“王道光辉”。

节庆活动具有群体性、聚集性和休闲性等特点，在喧闹、装饰、人群、娱乐等节庆元素的刺激下，置身其中的民众很容易便受到环境气氛的感染，并产生参与、认同的强烈欲望。这一心理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虽然短暂，却十分有利于政治宣传。伪满当局策划的这一系列政治性节庆活动，将“满洲共同体”意识融入了节庆元素中，以迎合节庆中的民众心理。身体实践对文化记忆的保存就是以“体验”为基础的，通过亲身参与体验，推动着普通民众将这一即使是限于特定场景与时刻的认同储存到身体里，之后再利用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动如“国庆”“万寿节”(溥仪生日)等，来唤醒、维持、巩固民众的集体记忆。也因此，伪满当局要求各地学校提前开学，使学生能够参加“执政登极之庆祝大典”，而两次典礼前后，各地官署各临时放假两三日，也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更充分地投入节庆活动，在娱乐中对“满洲共同体”产生认同。

符号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的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记号或标记。“满洲国”“建国”后日本关东军即为其炮制了包括“国旗”“首都”“年号”等在内的一系列符号，作为“满洲国”“国家”的象征物。

国旗是国家的一种标志性旗帜，是国家的象征。伪满的“国旗”没有沿用满清的黄龙旗，而是采用了“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式样，即底为黄色，旗左上角用红蓝白黑四色，占全旗1/4，为横长方形。五色旗的含义在“建国”的14年中不断被丰富，一说黄色代表中央，蓝、红、白、黑四色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方，整体象征中央统御四方；一说黄色象征五行中的土，代表统御四方的帝王仁德，红色象征火，代表热情和勇敢，蓝色象征木，代表青春和神圣，白色象征金，代表纯洁和正义，黑色象征水，代表意志和决心；另有一说黄、红、蓝、黑、白分别代表满族、汉族、蒙古族、维族、回族，黄色占优势是为了尊重溥仪、满族与君主制观念；第四种解释是黄、红、蓝、白、黑分别代表满族、大和族、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整体象征“五族协和”，四个民族在满族的统治下携手建设“满洲国”。最后这种说法可能受到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的影响。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旗面按顺序为红、黄、蓝、白、黑 的五色横条，分别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与伪满“国旗”形制相似，也能与伪满意识形态宣传中强调的“五族协和”相结合。新“国旗”也被写入了教科书，成为“满洲”官方记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伪满拟定的节日，机关、学校以至各家各户都必须悬挂“满洲国旗”，而私藏有当时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则被视为“反满抗日”的行为，将遭到严厉惩罚。

首都，又称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满洲国”的“首都”定在了长春。从地理上看，长春位于东北中部，海陆交通都十分便利；从政治上看，长春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商业城市，与沈阳(奉系残余)、哈尔滨(俄国影响)相比，遗留与外来的政治影响都较少；而且，居住在长春的日侨较多，可以作为建立统治中心的依托。3月10日，《盛京时报》报道，当局要求“今后凡一切公私通用文件皆应改称长春为‘京师’二字，以昭隆重、尊崇”。3月16日，长春别名定称“新京”出于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日本人十分重视“新京”的城市建设，并为此成立了“国都建设委员会”，开始城市规划的调查起草工作，提出更新旅馆车站、建设公园等都市建设计划，“以资首都早日完成”。

根据中国历史传统，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都要改换新的年号，因此作为计量时间工具的纪年，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伪满存续期间，溥仪先后使用了两个年号，即“大同”和“康德”。1932年2月25日，日本关东军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宣布年号为“大同”，并于1932年3月1 日起正式使用。1934年3月1日溥仪“登极”，同日改换年号为“康德”，一直使用至1945年8月17日溥仪宣布“退位”。“大同”取“鱰除种见，汇纳众流”之意，“康德”意为“康济下民必须道之以德，使兆民康乐于德政之下”，都与伪满奉行的“王道主义”相契合。新的纪年方式也为接受它的人们建立了一个有别于中华民国的新时间坐标。

伪满还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体制。在“中央”设置国务、立法、监察三院，“国务院”下设民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等七部，但实际上握有最大权限的是总务厅。这种“总务厅中心主义”是伪满政体最大的特征，贯穿其存续始末。1934年实行“帝制”后，“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改称为大臣，增设文教部与蒙政部，此外，在行政管理上对货币与度量衡作了统一的规定，既满足了民众的日常交流沟通需要，也有助于增强民众对共同体的认同感。

可以看到，作为政治象征物，符号同仪式与节庆一样，不是权力的隐喻，而是权力的工具和目的。在对“满洲共同体”体系化的构建过程中，政治意义与各式象征性表述交织在了一起。这些政治象征物不只是简单地表达政治立场，而是人们表达其政治立场的工具，换句话说，民众对符号的普遍认可意味着对所处共同体的认同。正如林・亨特所说:“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故事、标识和象征物，因为它们能以各种非言说的方式来传达和确认这种治理的合法性。”

“再现”共同体想象

集体记忆的形成、传播和延续借助着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形式和媒体，大众媒介配合着其他手段，在呈现当下、再现历史的同时也具有储存并分类过去的作用。《盛京时报》不仅反映着日本塑造伪满共同体意识的所作所为，而且是重构东北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工具，它在对全满同一时间、不同地域新闻的报道中，联结着读者对“共同历史”的认同。

报纸上方的日期是报纸最重要的标记。1932年3月1日《盛京时报》取消原先的中华民国字样，改用伪满年号，由此，时间被打上了伪满的烙印。此外，《盛京时报》在报道中大量使用了“协和语”，这种“协和语”是指在汉语中引入日语词汇和使用日式语法的混合语，如“写真”“映画”“出张”等，“协和语”一词本身也是协和语。在日语无法迅速为民众掌握的情况下，这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混合语便成为日本文化渗透的重要方式。

为了使“满洲国”国家观念真正深入人心，《盛京时报》积极利用新闻报道，点滴渗透伪满政权在社会救助、“国家”建设等各方面施行的惠民政策，宣扬伪满政权“关心民众疾苦”“为民众服务”的“事迹”。

比如，《盛京时报》大量报道了伪满政府对社会下层民众的救济与体恤。慈善会、红卍字会、难民所等多个团体都参加了救济工作，如盖平的红卍字会设立了“因利局”放款接济小贩，营口的红卍字会也因当地的罕见大火，特地筹设了火灾难民收容所。为庆祝实行“帝制”，全满各地特设粥厂与庇寒所72处，以救济难民。各地伪满政府也极力表现出对春耕的重视，纷纷拨借春耕贷款。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耕对农民的意义不言而喻。减轻捐税是伪满当局施行“仁政”的又一体现，各项苛税的减轻有助于减轻民众生活之负担，以期“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能够美化伪满共同体形象。同时，在此类新闻报道中，“王道政治”“皇恩浩荡”等词语屡见不鲜，“御赐”之物有救济贫民金、粮米、蓝衫等多种，更有无名氏因溥仪“登极”为“至可庆幸之事”为表“庆祝之忧”，将自己一日收入金票三圆七角捐出，以济贫民，政治宣传目的十分明显。

《盛京时报》也竭力塑造伪满洲国各级政府及官员“为民操劳”的形象。如报道新京负责警备的巡官伊藤氏，“夙兴夜寐，忠勤从公”，为国尽忠不能尽孝。此新闻不仅树立了伊藤巡官“忠君忘亲”的形象，同时还将传统的忠孝观念与为溥仪歌功颂德相结合进行宣传，称这是“帝德化洽，圣道覃敷，为国忘亲”的结果。报上的颂文则采用论说“德政”事迹的方式，更具体地塑造了伪满官员“亲民”“为民”的形象,其称颂对象不仅有普通县长,还有驻地警备军的日籍司令官。

《盛京时报》还大量刊载了日伪军作战“成果”的新闻报道，宣传日伪军的“剿匪”工作。如1932年3月31日报道，当月29日凌晨日军与“便衣匪人”在兵工厂枪械库地带展开交火，共毙匪20余人，守备队兵只一伤一亡。又如1934年2月19日的一篇报道称，经满日军之讨伐，烟匪竟理解“满洲国独立之意”，而有归顺之向以致“未曾沐浴近代文化恩惠之边境地带,亦将为王道之光辉所普照”。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所谓“匪”并非都是伤天害理、胡作非为的土匪,有些甚至是爱国抵抗运动中的仁人志士,如“被擒正法”的“巨匪”孙柱国曾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4路军第2师第1旅旅长。《盛京时报)将这些反满抗日志士与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混为一谈,使读者在心理上对其一并抵触和厌恶,在树立日伪军“为民除害”形象的同时,借机打压东北民众的爱国抵抗运动,掩盖日本的侵略动机。

此外，对伪满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盛京时报》也不吝溢美之词。在新闻中,伪满“建国”后,市面日渐繁荣,房价“亦较前增加数倍矣”,奉天、大连等城市设置了都市计划委员会,拟定都市计划,着手修筑下水道、新式道路等公用设施,推动都市的近代化。

诸如此类,《盛京时报》利用粉饰太平的日常新闻报道,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施行仁政”“为民众谋福利”的“美好”伪满洲国形象。必须承认的是,美化后的伪满洲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东北民众的认可或默认。在当时的东北除了有许多牢记国耻、立志复国、坚持从事抗日抗满活动的仁人志士外,还有不少民众选择“冷静顺从地接受”伪满政权。据美国驻华武官的观察,在1934年溥仪“登极”之时,“满洲民众基本上对政府形式的外部变化漠不关心”,但可能深受社会秩序的日益稳定、“内政”的改善,以及“货币的稳定和统一、官员廉洁的提高和公共工程、广泛的道路建设”等政绩”宣扬的影响,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民众情绪已经明显比一年前更加有利于这一“新政权”,也有不少城市民众认为自己比旧政权下生活得更好。而对农村来说,“越来越多的安全良好的道路”以及建立“君主制”的广泛宣传,日益影响着民众对伪满政权的支持。公众舆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寻找和接受伪满政府职位最初会被请责,但后来也已被一些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许多人“相信新政府会在一段时间内更加体贴他们,而且在此期间他们的负担将更加可承受”。客观来看,这些东北民众的这种认可或默认,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日本统治，也不代表着欢迎或喜欢,而是一种“接受的哲学”——“没有人相信武力可以改变国内的局势;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做任何事情;没有人希望前政权的回归;人们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欣赏。”

对“他者”形象的筛选、刻画、言说,则成为《盛京时报》“再现”共同体形象、强化民众对“满洲同体”认同的另一重要手段。

当时“黑暗”的中国,是“满洲共同体”最重要的“他者”之一。“中国是中国,满洲是满洲”,《盛京时报》在相应报道前冠上“华”“中国”字样,以示中国是“满洲国”之外的国家,若涉及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则不再简称“京”而用其原来的简称“宁”,在称谓上明确划割伪满与中国的界限。同时,该报报道了国民政府发表否认“满洲国”的宣言,并发布禁用“皇帝登极”“满洲帝国”等文字的命令,蓝衣社派出暗杀团潜入满洲等,将中华民国置于伪满的对立面。中国的负面新闻也被片面报道,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面被放大,如声称中国“无地无灾”,14省市灾民总数达65665270人之多显示国民政府之“日暮途穷”。曾统治东北的张学良也多次出现在新闻中,一说其拟脱离中央,另立新政权,一说其“财政支绌”,欠饷问题或将引起部下重大事变,一说倒张运动“又呈炽盛”,众说纷纭,共同塑造出中国内讧不断的景象。

“他者”对于认同有着工具性作用,因此并非只会以否定性的负面形象出现,“友善开化”的日本便是有别于“满洲国”的另一个积极存在,甚至是引人向往的。在追溯满洲“建国”历史之时,日本统治者便已颠倒黑白,以帮助东北人民摆脱动荡政局的“善邻”友邦”自居,侵略变成了“友谊”,日本侵华的罪恶被美化成了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行动。并通过各种宣传、教育等手段宣传日本民族的“开化”文明”,展示日本生活方式的“幸福”“富裕”,同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对日本产生认同、羡慕。尽管这种二元对立出现的形式多变,如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强大与弱小、理智与冲动等,但在双方对峙中,殖民者永远代表前者,而被殖民者水远属于后者。这种话语表达,实际上也暴露出日本与东北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关系、权力关系与霸权关系。日本文化的渗透还常与经济侵略相结合。在城市里日货充斥市场“就连铁岭这样一个小城市里的墙壁上、电线杆上到处是日货的广告”,在店铺里日本洋货摆满了柜台,从洋服、水袜子、木屐到日用杂品都是日本货,连儿童放的风筝都是日货,日货几乎把市场独占了。《盛京时报》因此也刊登了大量的日本商品广告,如“仁丹”“味之素”“森永奶糖”等多种多样,药品、食品、糖果应有尽有。号称“介绍奉天著名医院”的广告,实际其中也均为日本医院。这些日货在独占市场、获取利润的同时也起着炫耀日本的“文明”和“优越”的作用。日本一方面大肆宣扬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通过贬损殖民地文化,试图消灭东北民众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妄图让身处双重文化压制之下的东北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奴才”。

而对与“满洲国”相邻的“他者”苏联,《盛京时报》的关注点落在了“满苏”间的“国境”纠纷。如多次报道苏联飞机非法降落“满洲国”领土内,满方提出强烈抗议,维护“主权”,并积极筹备交涉“满苏国境线”问题。该报还对“满苏”间关于北满铁路(中东铁路)运费的交涉进行了追踪报道,虽然颇为曲折反复,但在伪满官员的坚持努力与日方的斡旋下,事情也有了较好的进展,在将矛盾转移的同时也彰显了伪满的“独立国家”形象。

伪满政权自一出笼,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一直是其政治生活的一大主题,这既有利于开展贸易,为日本输送更多利益,也能借此向“国内”民众强化政权的正当性。因此,日本十分关注国际社会对伪满洲国的态度。尽管美、英、法等国都没有回应伪满发出的外交通告,但《盛京时报》对他们的态度仍颇为乐观,认为其在“判明中国中央政情之倾向,及列国之态度”后,终将承认伪满洲国。同时,出于现实的考虑,一些国家将派驻东北的领事馆改隶驻日使馆管辖,或承认“满洲国币”设置驻满商务官,缔结通商条约,实现经济合作,这些举动在《盛京时报》看来,都可以视作伪满得到国际社会事实承认的佐证。在伪满实行“帝制”后,该报认为,“世界报纸之论调…皆恭庆新帝之登极,祝祷满洲国前途,痛论迅速承认之为得计”,而且“登极”大典的影片于1934年3月13日在纽约、伦敦公映,“颇受各方欢迎”,鉴于商人逐利的本性,影片“遍于欧美”足见“欧美社会欢迎满洲朝廷先睹为快之心理”该报还转载了一篇天津《益世报》的时论《所谓承认满洲国谣言》,承认列强承认“满洲国”之说还只是谣言,看似与其一直营造的舆论氛围相左,实则欲借此表达“久而久之,谣言也许要成事实”之意,也能借此体现报纸本身的“客观”立场。

《盛京时报》还积极报道“外国人”对伪满洲国的认可。有华北农民“均希望合并于满洲帝国”，地方学生等积极学习日语,“似希望将来在满洲国就职”;有俄籍飞行员“思欲归化满籍”;也有南洋华侨财团“羡慕满洲王道乐土”,拟向伪满进行投资;还有溥仪之前的英文教师英国人约翰斯顿(庄士敦)出版《禁苑之黎明》(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以纪念“新帝之登极”此外,还报道了不少关于中国劳工争相北上、人满谋生的新闻,从侧面证明伪满是人人向往的“王道乐土”。

在新闻报道之外,《盛京时报》还充分利用了报纸版面,不遗余力地再现”伪满共同体观念。如于1934年3月1日溥仪“登极”大典之日出版《大典纪念报》其中既有对郊祭、“登极”典礼、各地民众庆祝活动的详细记述,也有各种法令、“诏书”的全文发表,还刊载了各位“重臣元勋”对“帝政施行”的感言、感想,并有不少“登极颂”“登极祝诗”等应景文学作品的助兴。大典当日的广告版面,版头也写着“大礼奉祝”,并配有伪满“国旗”,为大典造势。而伪满“建国”之际,也有不少广告便在正文中加上“庆祝新国家”等语,实行帝制后也有“庆祝登极大典”“万岁满洲帝国”的口号,一些商家则以“庆祝新国家成立”为由实行减价优惠，招徕顾客。

通过日常报道与新闻叙事,伪满共同体不断以事实面目浮现,媒体对共同体意识塑造的参与为人们构建集体认同创造了条件。遵循着“对内认同,对外分界”的逻辑思维,对族群“自我”的认知与界定难以避免地会受到“他者”存在的影响。强调“满汉对立”、区分“黑暗”中国,塑造“友善”日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回答“谁是满洲人”“什么是‘满洲共同体’”的问题,从而生成新的民族认同。《盛京时报》围绕“满洲共同体”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舆论宣传,引导读者对伪满的想象达成共识,从而形成集体记忆,并借此强化东北民众对伪满的“国族”认同。片面狭隘的“他者”形象也加深着东北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加速东北与中国人民的情感疏离;相反,在日满之间,则以一种“文化向心力”的方式,推动着东北民众对日本殖民的认同。

余论

国族、民族、族群是一个动态的、建构的历史过程,它们通过想象、虚构和重组,塑造或量身炮制出符合现实需要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完成个体的共同体认同的必要途径在对过去与现在联系的解读中,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经历过什么”的根本问题。新的“记忆”出现意味着有新的遗忘”,共同体认同下的集体记忆”同时标志着¨集体失忆”在时间上不分先后。因此,集体记忆与共同体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即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与建构的结果。

落实到制造“满洲共同体”认冋的具体实践上,日满统治者利用了清朝以来的满洲认同,强调“满洲国”在地理上为关外的东北四省,在历史上拥有共同的满族人起源记忆和独立的“满洲三千年史”,再加上独立“建国”的合法合理性,便诞生了一个满、日、汉、蒙、朝“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对东北民众而言,日本为他们制造了一个新的族群环境,它提供了“集体失忆”滋长的温床。特别是对东北青少年而言,他们的思想如同一张白纸,日本与伪满当局不间断地、千方百计地在上面画上“满洲共同体”意识的图画“重视在年轻一代中提升和传播建国精神”,制造新的“国族”认同,改变历史记忆。由于接触不到官方记忆框架以外的内容,许多学生对中国一无所知,民族意识基本泯灭,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化教育。“在思想感情上,学生们羡慕日本,认为日本先进、发达文明,什么都是日本的好……从政治思想上看,我的脑海里装的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赖中佐所谓日本’英雄’,是’大东亚圣战’的节节胜利(因为失败都被殖民当局掩盖起来),并为一些所谓的大捷’而欢欣鼓舞。头脑里根本没有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概念”,以至于“许多学生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即使是深受日本入侵之害的那些民众,在潜移默化的奴化教育下,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老实做人,甘当顺民，求职挣钱,养家糊口”,“不仅没有为失去祖国而心存立志复国的志向,就连家愁之恨也被日益淡化，最终只是剩下做个顺民,有份工作,挣钱养家,能够活命的惟一期望”。最终,所有被视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集体记忆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因此,如何评价日本对“满洲共同体”认同的制造?应该承认,这一意识形态灌输与殖民话语体系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固日本殖民统治的作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传媒的《盛京时报》,通过在新闻报道中割断了东北与中国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的联系,配合着新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权力体系的制造。然而,这个“想象的伪满共同体”终究只是日本军事胜利的水月镜花,既缺乏稳固的客观事实的支撑,也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延续性,因此随着日军的战败,这一短暂镜像也随之破灭,最终失败。

【王宇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