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汉口开埠通商后，洋商大量进入汉口进行跨区域贸易。为方便跨区域贸易间的转账结算与货币汇兑，洋例银作为统一的银两货币结算形式应时而生。洋例银是汉口银两货币市场上通行的虚银两，以银两市场中的二四宝银为基础，在实银九八折算后虚化为特定成色标准的记账、结算货币。洋例银逐渐成为地区商业贸易和地方政府所通用的银两标准，在地方官商债务借贷与清算、货币兑换、商业汇兑以及钱庄庄票、流通券的信用建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三次较大规模的区域金融危机对洋例银的使用造成直接冲击。受地方政局变动以及货币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洋例银经历了发展、变动及“废两改元”后退出区域货币市场的过程。洋例银对近代汉口货币市场及商贸市场的发展变迁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洋例银　虚银两　汉口　货币市场

　　明中叶后，随着多元货币形态的转变，银两制度进一步演化，逐渐形成了银钱并行的货币运行格局。晚清时期，通商口岸渐次开放，国内外商贸往来愈发频繁。明清以来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体系，亦随着市场格局与结构的变动发生新的变化，近代信用货币与金融市场逐渐发展起来。19世纪中后期，上海、天津、汉口、营口等早期对外通商的商埠因跨区域贸易发展、汇兑结算的需要，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货币特色的虚银两。从货币信用与运行机制看，“虚银两并无实物存在，仅是作为宝银的价值符号和折算标准而存在，代表白银发挥货币职能，用于记账单位和清算标准”。

　　汉口作为晚清对外开放中的重要商埠，借九省通衢之便利逐渐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晚清民国时期汉口流通的货币，诸如银两、铜钱、银元、官票、汉钞等，经过兑换折算为标准虚拟银两后，通过钱庄、票号、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外地商埠进行汇兑与结算。因汉口在国内商业贸易上的重要性，洋例银逐渐发展成为国内三大区域性虚银两之一。洋例银作为近代汉口商业贸易与金融市场运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可以进一步窥察晚清至民国时期汉口货币市场的变化以及区域贸易、金融市场的变迁。

　　虚银两作为近代中国货币制度体系组成部分，得到货币史学者的关注。既有研究从区域市场与货币变迁的视野，对上海、营口、天津等地的虚银两进行了讨论，揭示了区域虚银两货币运行及信用机制，呈现了近代中国不同区域货币运行的特点。相对于上海规元、营口过炉银、天津行化银的虚银两研究，由于近代汉口金融、商业贸易相关档案资料的缺失及零散分布，学术界对于汉口洋例银尚未深入研究，对于汉口洋例银运行机制及其与区域贸易、金融市场变迁关系的研究仍显薄弱。

　　从近代中国市场整合与发展变迁的视野看，汉口在国内金融贸易及海外商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汉口区域银两货币制度及市场运行机制的讨论，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长江中下游地区商贸与货币金融市场的变迁。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原始档案及报刊资料，拟对汉口洋例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考察，探讨其对区域货币金融市场的深层影响，分析其与区域金融、贸易市场的关系，进而透视近代区域性银两货币制度演变的轨迹。

　　一、 汉口货币市场演化与洋例银的产生

　　明清时期，汉口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游的区域商业贸易中心，米粮、棉花、茶叶、药材、木材等商品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汉口货币市场上长期通用银两为元宝银，小块银两为荆沙银。各行业亦有行内的银两平码标准，如茶叶市场主要为羊楼洞平，钱业则以湖北沙市钱业通行的沙市钱平为标准。各行帮通用平砝以官方的漕平银为折换标准。纹银通常以每锭按50两计算，开埠前汉口货币市场上流通的纹银平色标准为“九八五平，九八七兑”。“九八五平”，即以漕平银985两作为1000两；“九八七兑”，即每1000两银锭中含纯银987两。此标准银两成色略高于湖北省内的沙市、宜昌等地。

　　汉口开埠通商前后，市面流通的银两货币成色复杂，金融市场上汇聚了上百家钱庄以及数十家山西票号从事货币兑换和商业汇兑业务。汉口开埠通商后，为适应对外贸易和商业汇兑需求，逐渐形成以洋例银为标准的虚银两货币制度。汉口本地各种平色标准逐渐退出银两货币市场。随着洋例银这一新的虚银两在官方借债、结算中推行，其在汉口贸易与市场中也得到广泛使用。

　　（一）晚清汉口开埠通商与地方虚银两货币制度的形成

　　1861年汉口正式被开设为通商口岸后，洋商纷至沓来。洋商携带银条的进入，使得汉口货币兑换市场日趋复杂。银两经公估局评定重量及成色后方可进入货币流通市场。1865年，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广东商人郑永和在汉口开设公估局，凭借良好的信誉其所批估银两获得金融市场认可。郑氏所设公估局吸收了汉口货币市场上所流通银两的平砝及与汉口商业往来密切的地区所通行的平砝，采用了市场兑换中更容易被接受的“估平”。

　　汉口成为通商口岸后，中外商业贸易迅速发展。传统制钱难以满足大宗贸易结算需求，制钱渐被银两替代。汉口钱庄所开设的银炉坊将银块、银锭重新熔铸成标准银两。为了方便贸易结算，汉口与外埠进行商业上的银两兑换时，以相应的平砝换算。汉口开埠前后，其货币市场上先后存在估平、正平（或称钱平，为钱业标准，1000两兑汉漕平985两）、九八平（汉口商业交易所使用，1000两兑换汉漕平980两）以及洋例平、海关平等。

　　汉口开埠之后对外贸易频繁，国际商业结汇不可避免。外商汇兑以二四宝银（即银50两申水2两4钱，成色为980.27‰上下）为平色基础，但汉口本地贸易中通行987之成色，明显高于二四宝银980之成色。为使对外贸易不受汇兑损失，汉口各商户不得不调整以二四宝银为收付标准，逐渐通行于各业。“汉口当时以漕平为最通行，漕平986两即估平1000两，故又名九八六平。批宝划定之银色则以申水2两4钱为标准。”为了便利中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与结算，尽量节省汇兑结算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经各行帮、钱庄与公估局协商后，汉口银炉坊改铸成加水2两4钱的银锭（以申水2两4钱为标准）。二四宝银炉所定银两成色统一为每1000两含纯银980.272两，每锭50两相当于纹银52两4钱。汉口本地银炉所铸造的银锭及流通在汉口市面的银两货币经批估后到市场交易与使用。

　　最初汉口本地商人与外商贸易结算中多采取毛银进行兑换。英国于1861年在汉口设立英租界。此后英商、俄商、法商等在汉口租界设立进行大宗贸易的事务所、贸易洋行。英国、俄罗斯等外商来汉口主要从事茶叶、洋纱、洋布等贸易。由于汉口银两平砝复杂，银两成色也不一致。外商因不熟悉内地商业习惯，难免产生贸易结算纠纷，因此要求汉口各商根据上海规元之例，采取九八折扣，以二四宝银980两，升成洋例银1000两作为统一结算标准。

　　洋例银是在二四宝银基础上，为适应洋商汇兑和贸易结算所创立的银两记账符号和货币标准，外商通常称为“汉口两”（Hankow Teals）。“洋例纹者，洋人来汉口通商时所定之例，故名洋例。其实即估平九八兑也。然洋人定为九八兑者，因汉口各帮向洋行买货以毛银兑交，彼此争论，遂议定出进一律以九八扣〔折〕兑估宝。故洋例纹1000两小估宝色20两，合估平宝980两，此20两乃估平色明矣。”根据江汉关海关贸易册和汉口钱庄史料推测，洋例银为英国和俄国商人在汉口进行茶叶贸易中率先使用，进而拓展至整个汉口商界。

　　洋例银在商业中运用的具体汇兑标准为：洋例银1000两，换算为汉口二四宝银980两；二四宝银1000两，则入账计为洋例银1020.48两。充当记账货币的洋例银还可以与汉口先前通用的估平、正平以及海关两直接换算。1000两洋例银相当于估平980两、正平990.37两、九八平1000.6两；每1000海关两折合洋例银1080.88两。

　　晚清洋例银的出现与汉口开埠后中外贸易结算密切相关，是适应贸易记账需要而产生的区域虚银两。洋例银经钱庄、票号等可兑取实银，经过区域银两货币市场的整合，“我国各地习用之虚银本位，向以上海之规元，天津之行化，汉口之洋例，为最有势力”。汉口各种平色银两在洋例银出现后逐渐退出货币市场，洋例银成为汉口乃至长江中游地区各商埠通行的虚银两。

　　（二）洋例银演化为地方政府财政结算的货币标准

　　洋例银之所以能够为官方采用，成为汉口及湖北地方政府的货币标准，一方面是因为洋例银虽为记账用的虚银两，但其基础仍是汉口二四宝银。二四宝银的称量标准来自汉漕平，汉漕平一直是湖北及汉口官方长期采用的银两标准。因漕平称量固定，洋例记账便捷，因此经换算充当记账的洋例银亦能够较稳定地为地方政府通用。另一方面，从地方社会经济演变看，晚清民初湖北地方政局变动频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金融关系长期不稳，对于中央政府倡导和试图推行的货币改革方案，湖北地方政府保持较为疏离的态度。

　　晚清民初湖北战争频发，江汉关、汉口钱庄、票号等档案资料损毁严重，虽难以复原地方政府如何接受洋例银作为通行记账货币的过程，但从使用后不久出现的晚清海关税司涉及中外商税的处理以及湖广督抚举借洋债、处理教案赔款、经营官办企业借贷等事例，便可大致看出洋例银从民间记账货币逐渐被官方认可通用的过程。

　　1872年曾有美商土船在湖北境内装运煤炭、石膏等，因藏匿单据使得进出口报关不实。江汉关曾向南洋通商大臣提出应对处置之策。江汉关税司函称：“有商人金德贵愿将充公之煤炭、石膏如数买运，议定洋例银450两，合库平银413两7钱9分7厘。报装海宁船出口，仍遵武穴查验。煤炭2380担、石膏460担，完清正税转运上海。其税项价银当据交清，函请转饬武穴总卡委员，一俟海宁船到卡，即将前项煤炭、石膏一并发交领运。”此函反映出汉口开埠不久外商用于煤炭、石膏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即为洋例银。

　　洋例银在汉口商业贸易中通用后，湖北地方政府在办理涉外商业事务中也逐渐以洋例银作为结算货币。张之洞治鄂时期，曾力求将汉口红茶转运至欧洲进行贸易。对英、俄等国的贸易结算中多以洋例银进行记账、转账。1894年，张之洞上奏选购红茶外销俄罗斯等地，奏折中称：“两路试销，计茶价、箱工、杂费、出口关税等项共洋例银1816两5钱。……至恰克图一路，入俄境时并无税项，两次总共用过洋例银7289两3钱2分，折合库平银6842两4钱6分5厘，湖北、湖南两省均暂由茶厘项下借拨垫用，俟销茶后归款。”甲午战后，湖北地方官商的内外借款、官方工程的造价与账目陆续以洋例银进行核算。

　　此外，晚清湖广总督在处理麻城、宜昌教案赔款以及湖北官钱局、汉口招商局、湖北铁路借债等涉外合同、债务结算中也多以洋例银进行结算和偿债。从商业合同文书来看，晚清时期汉冶萍公司及汉口诸多华资银行与外埠往来的票据清算、汉冶萍等在汉企业内部转账结算大多也选择以洋例银进行跨区域货币结算。这些具体运行情况表明洋例银已经成为湖北官方认定的记账货币。

　　在银钱并行的货币格局下，由于政府并未对民间货币特别是白银货币实施有效管理和干预，“致使中国逐渐形成了由多种货币和信用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洋例银为近代分割型区域货币体系下，因中外贸易商业汇兑结算演化而成的记账货币符号与标准计价尺度。洋例银产生于汉口地区中外贸易间的交易与记账需要，地方政府的使用则大大推动了其在各行各业中的通行。

　　二、 洋例银的信用货币功能与汉口区域货币市场的发展

　　从近代区域性虚银两制度演化看，“虚银两制更多的是政府、商人组织等为了赋税征纳、贸易结算而自发形成的虚拟记账单位”。洋例银成为汉口中外贸易货币兑换标准后，也逐渐成为区域金融市场上通行的信用与汇兑货币。洋例银不仅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换算与运行机制，而且使用空间不断扩展，在区域金融市场结算、货币市场整合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地方官商借贷与结算标准

　　为了稳定区域货币市场和银两货币的行市秩序，在19世纪70年代由多家本地钱庄组成的汉口钱业公所每天集中开市前召开一次碰头会，约定当日货币市场中本地的银两兑换率。随着贸易规模扩大，洋例银使用频次不断增加，成为信用记账货币后，也逐渐成为湖北地方政府举债，银行、钱庄等金融贸易合同冲销和转账汇兑结算的货币单位。

　　晚清民初，湖北地方财政金融机构多次与汇丰等外资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涉外的举债、偿债合同约定结算，基本以洋例银为单位。1908年汉口三怡钱庄（怡生和、怡和兴、怡和利）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欠下汇丰等银行200余万两。为避免影响汉口金融市场稳定，1909年在湖广总督及汉口商会担保下，汇丰银行与债务方及担保方签署了以洋例银为单位的50万两借款合同，利率定为年息7%。湖北地方政府与外商银行的借债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资金划拨，基本也以洋例银作为记账单位。地方政府对洋例银的使用和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在官商结算中的地位。

　　除了官方商业借款、举债以洋例银作为统一结算货币外，省内官办、商办企业在商业银行借贷款结算时，亦多以之作为记账货币单位。1905年盛宣怀致张赞宸函中对于日本三井洋行前来索要还款说明“原借洋例银20万两，合日洋264900.66元”。辛亥革命前，汉冶萍公司先后与横滨正金银行汉口分行订立50万两押款合同、汉阳铁厂向汉口交通银行订借50万两合同、汉冶萍公司与邮传部订立预付轨价200万两合同中均以洋例银作为计价货币。辛亥革命后，汉冶萍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为缓解债务危机，汉治萍公司采取以铁矿石抵押贷款，与日本制铁所订立的购销合同中仍以洋例银计价，双方商议“自订定契约之日起将每月支银1.5万两与大冶矿局，充当矿务处理上之经费”。合同还约定“契约受授现银时以洋例纹银为本”，购矿石成本价洋例银12万两。

　　（二）汉口货币市场行市的计价货币

　　在汉口货币金融市场运行中，本地货币行市标价多以洋例银为基础货币单位。1908年日本领事水野幸吉的调查报告中载明：洋例银与本地铜元兑换比为，铜元1000文折合洋例银0.818两，估平马蹄银100两折合洋例银102.04两，荆沙马蹄银100两折合洋例银102两，马蹄银100两折合洋例银102.04两。清末民初汉口货币行市皆以洋例银为计价货币。地方货币市场中流通的台票、像币、龙洋、英洋、北洋、铜元、双铜元、申汇、拆息、金市均是以洋例银作为基础计价货币单位，计为若干钱、若干厘向市场发布。

　　在汉口洋厘市场上，银两与银元兑换折算也是以洋例银为标准。透过以洋例银标价的洋厘价格变动情况，可窥察汉口白银市场流通状况。从表1数据看，汉口洋厘市价最低点为1932年8月上旬的0.668，最高点为1924年9月的0.74，两者相差0.072两之多。1924年汉口洋厘处于最高值，1932年跌到最低点。不过，汉口洋厘基本在7钱上下波动。洋厘市场波动反映了此时汉口货币市场上银元、银两流通的情况。随着1929年蒋介石率军进驻湖北，对汉口实施政治控制后，汉口货币市场上银元流通较为顺畅。到1932年因银元回流较多，在银元较充裕的情况下，汉口洋厘市场价格跌至历史低点。

　　（三）洋例银与跨区域银两货币的汇兑结算

　　汉口开埠以来，跨区域的货币汇兑市场发展直接推动了洋例银的发展。洋商带来了新式的金融结汇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汉口货币兑换与汇兑市场的发展。汉口与上海等地的货币结算规模不断扩大。长江中上游逐渐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西南汇兑网络中心。洋例银在跨地区贸易结算上的便利不断凸显，湖北省内的沙市、宜昌，江西的九江、南昌以及湖南长沙等地的钱庄、银行转账汇兑多选择以洋例银作为结算货币。

　　随着国内金融汇兑市场的进一步整合，洋例银也为其他内汇市场所接受。因金融市场的发展，汉口与上海之间汇兑联系愈发紧密。汉口成为联结河南、湖南、江西等多个地区与上海汇兑的中转地。申、汉汇票之间的交易逐年增加。因记账便利，汉口金融市场上改用洋例银作为汇兑结算标准。洋例银与其他商埠间的汇兑标准如表2所示。

　　洋例银充当了汉口与外埠间汇兑结算的记账货币，晚清民初汉口已成长为仅次于上海、天津的区域汇兑中心。1920年以后，汉口的华资银行逐渐取代钱庄、票号成为汇兑市场的主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华资银行与上海、江西、湖南等处的汇兑结算通行以洋例银为记账货币。如1931年9月28日，驻汉中国银行沪券汇兑处曾致函中国银行赣省分行称：“随函附奉押汇单据一份，计汇票提单等共八纸，即请查收。向开明新记点电灯公司收美金147元，又洋例银14两，均请收妥后合规元收敝册。”此函电显示，汉口与江西的汇兑清算即以洋例银为记账结汇单位。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汉口分行、赣省分行往来信函中亦显示，上海与汉口、江西的押汇结算也是以洋例银为记账货币。

　　在汉口金融市场上申汇占主体地位。申汇定价由汉口钱业公会主持，每日上午10时开始，11时收盘，均由汉口本地的会员钱庄参加，钱庄受各业商号委托收交申汇。汇票交易方式有“现交”“对交”“到盘”三种。汉口金融界与上海等金融市场逐渐形成了以洋例银为标准的汇票市价，每日开做交易，汇兑操作主要有“对期”“见票”两种形式。“‘对期’者由汉庄开出之票到期时，申解而汉收，同时举行，故谓之‘对期’。‘见票’者由出票人先向受票人收取现银，然后付十天期申票，谓之‘见票’。”具体汇兑交易时市价因而不同，如“对期”票市价为971两时则“见票”，市价至少为968两（以银拆高低为标准）。这些兑换逐渐成为汉口与外地金融业兑换惯例。

　　从表2可见，洋例银与国内其他各地区平砝基本相差10—60两（每1000两）。汉口内汇行市包括申票、渝票、沙票和长沙票等。如申票行市每汇上海规元1000两计汉口洋例银若干两。自洋例银产生后，逐渐成为汉口及湖北各重要商埠的银两汇兑计算单位，“因时置〔制〕宜，改用洋例，行之既久，咸感其便，共相维护”。这也成为洋例银制度在汉口货币市场确立并广泛通行的重要因素。

　　（四）汉口钱庄庄票、流通券的货币信用基础

　　晚清时期汉口金融市场上以钱庄和山西票号为主。钱庄通过发行以洋例银为计价单位的庄票并进行相关资金的调拨和结算。钱庄所发庄票一般为半月期，到期进行现银兑付清算。在清末货币改革中，钱庄逐渐收回庄票，改发约兑券。由汉口钱业公所每日协商“各省官铸银元、墨西哥银元、大小铜币等兑换之比价及汇水折息等事”。

　　钱庄作为金融市场上的信用中介，以其自身的信用吸引存储与发放信用贷款，再以庄票的形式将资本流通于金融市场。汉口地区钱庄信用中介作用的实现，以洋例银及其背后对应的银两货币信用为条件，各钱庄所开出庄票的记账单位为洋例银，这便为庄票的发行提供了统一的兑换标准。如1924年汉口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导致市面流通的现银极度紧缺。银钱业为了迅速稳定金融市场，经过汉口商会、银行公会以及钱业公会商议决定，由钱业公会出面组织钱庄发行200万两流通券以救济市面。此次救济金融的流通券分为两种，一种为500两一张，一种为2000两一张，领券人至多以8万两为限。流通券上即印有“汉口钱业公会维持流通券，凭票兑洋例银××两整”。

　　此种钱庄流通券虽面临较大风险，但经过钱庄背书及商会会议认可得以在汉口市面上较为顺利地发行和流通。根据汉口钱业公会函件，1924年7月底发行钱庄流通券116.5万两，8月发行7.4万两。除了收回18.7万两不计入总数外，根据湖北官钱局监理官王殿元上报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汉口钱业公会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共发行165万两流通券。此外，汉口总商会还向汉口钱业公会借拨记账为50万两洋例银的流通券（1000两400张，500两200张。流通券上按照顺序逐一登记发行号码）。为保证信用，汉口银钱业以洋例银为单位发行的流通券还以湖北官钱局所持有的堡垣路地契与领券钱庄所交纳的股票及殷实借券为抵押担保。中国银行汉口分行收交电汇、买卖银元也用此流通券。

　　经过汉口银钱业与外国银行沟通，外资银行也公开承认此流通券，并认可其在市面流通交易。此举对流通券的信用建立与市面流通都具有积极影响。外资银行还与汉口钱业商议以2个月为期，援引以往常例，在冬季出口货物繁盛时可以用流通券代替现银进行商业贸易交割。待货物收到后，各钱庄再对各行业的放款收回兑现。流通券发行后，“行使市面，活动金融，颇称便利”。湖北官钱局主政官员在上报财政部函电中称“自该项流通券发行以后，本埠金融赖以周转，市面银根因是灵活，实由官商通力维持，故收此圆满之效果”。以洋例银为基础的流通券，成为金融危机中汉口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上再树货币信用的基础。

　　不过，近代地方货币发行及汇兑较为混乱，加之湖北地方政局的变动，使得洋例银的货币信用时常受到影响。洋例银作为信用记账货币，其运行须以市面流通的白银作为基础。一旦市面白银的流通受到干扰，洋例银的货币信用价值就会受到冲击。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颁布现金集中令后，汉口货币金融市场的剧变即为例证。

　　三、 洋例银、汇兑结算与区域商品贸易的发展

　　近代虚银两的制度形成与演化对区域贸易及金融货币市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晚清时期，各种虚银两规制在各地涌现，并在各种交易中尤其是大宗交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白银作为价值基准的深化发展。”汉口洋例银作为区域性虚银两，因中外贸易而生，在交易中避免了现银交付的不便，为跨区域的大宗贸易转账与结算、债务冲销以及商业汇兑提供了极大便利。

　　（一）洋例银与汉口区域商业市场的发展

　　晚清汉口开埠后，长江中游地区商业贸易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汉口一方面继续保持传统时代的土货总汇中心，另一方面，成为长江中游洋货分散地及土货转口贸易中心。在长江流域的商业网络中，宜昌、沙市、岳阳、长沙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汉口贸易的主要转口口岸，成为汉口商业网络之四大支点。汉口对外进出口贸易、国外汇兑及其他大宗贸易一般采用洋例银记账和结算。

　　源于虚银两记账方便，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湖北地方政府及民间社会多接受了以洋例银记账结算。因汉口商业的集聚效应还逐渐影响到省内外商埠，洋例银由此逐渐成为湖北省及湖南、江西部分商埠与汉口商业贸易中通用的银两汇兑货币。据统计，1865—1888年汉口的洋货净进口总值为2.5亿海关两，土货净进口总值为2.4亿海关两，土货出口总值为3.9亿海关两，仅次于上海。甲午战后汉口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扩增，“1896年总输出入额6000万两，此后渐次增加，在1900年，虽因农作物歉收而一时减少，但此后，逐年顺当递增，当到1904年，已达1亿4千余万两的程度，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其贸易额虽受年成欠佳及汇兑市场变化的影响而有所减少，呈一时受挫之状，但其发展大势尚未改变”。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值在全国排名第三，间接对外贸易值排名第二。

　　汉口开埠通商后，英、美、俄、法等国商人在租界纷纷设立贸易洋行。随着市场的扩大以及转运贸易的逐渐便利，汉口的茶叶、棉花、小麦、谷米、蛋品、桐油、鱼类、牛皮、猪鬃、中药材等大宗农副产品贸易也不断发展起来。借地利之便，茶叶是汉口对外贸易中主要的出口大宗商品。英、俄等国茶商在汉口设立经营机构长期进行出口贸易，他们通过洋例银即可实现跨境便捷的贸易结算。

　　晚清时期，汉口因商业便利还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的客商，其中以盐行、茶行、药材行、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皮行八大行为代表。除湖北省内的本地商帮外，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湖南帮、宁波帮等相继来汉口进行大宗农副产品以及金融业、贸易投资等。较为顺畅的货币结算为国内的外地客商来汉口进行贸易提供了便捷。

　　各路商人汇聚汉口也促进了区域贸易市场的发展，“汉口水陆交通的便利以及南北枢纽的区位优势带来巨大的商品需求市场与流通的空间，使汉口成为近代著名的商品加工地与转口贸易港”。以棉花市场为例，汉口棉花市场大约形成于开埠之后的二三十年。随着汉口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1898—1905年，汉口皮棉出口输出不断增加。1898年为702担，1899年为9729担，1901年为24397担，1902年增加到133361担，1903年为332102担，1904年为399720担，1905年为252284担。进入民国后，1912年为299000关担，1919年为1162000关担，1923年为1121000关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28年达到了最高峰值为1709000关担。20世纪20年代汉口棉花出口额出现成倍增加。“1923年，棉花因世界市场之缺乏，出口之数殊可惊人，约值4300万两，较上年约增1550万两。其中用机器改包者约增四分之一。湖北所产者，上市之初即经订购，每担已在洋例银30两左右，后因美棉市价日见加涨，各处需棉应用者皆出重价争购新棉，是以全年价格有加无已，其后每担竟增加10两至20两。”洋例银的记账与结算便利，在促进近代汉口进出口商品贸易与区域市场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洋例银与区域商业结算网络的发展

　　从货币与商业市场运行看，洋例银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汉口大宗商品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口逐渐与国内多个城市建立商业结算网络，长江中游地区亦形成了以汉口为中心的立体型金融资金结算网络。汉口与上海、重庆等地商业资金结算往来统一以洋例银为标准。汉口进口以洋货为主，出口以农副产品为主，通过多层次商业市场网络的连接，汉口与省内的沙市、宜昌、沙洋，河南的周口、洛阳、漯河以及江西南昌、九江，湖南的长沙、湘潭、岳阳，西南地区的贵阳、万县、重庆等城市间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往来。洋例银跨区域记账与结算的便捷进一步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业市场的整合与发展。

　　在跨区域商业市场交易中，汉口的商业汇兑行情主要取决于商业贸易中进出口及市场对银两需求的变动。根据日本学者岸根佶对汉口与上海、重庆等地商业贸易的调查报告即可窥得：晚清时期洋例银与上海九八规元银商业汇兑，“近年最低的是光绪二十七年964两5钱，最高的是光绪二十六年华北事变时的980两……平时按他们营业人员谈的对照实际方面看，就在966—968两的样子。在五月、八月、十二月三大节前后，往往到970两以上，大致在972—973两的样子。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没有达到非常高的价格，但是到了八月常常在970两的关上，到年终还到过977.55两左右。在汇兑不利的时候价格低落时是前半年的茶叶上市，后半年棉花和其他农产物输出的季节约九、十月间。去年十月因为芝麻豆类输出很多，需要的资金又很多，金融非常紧迫，往上海的汇兑到过962.05两的高价。又按当地的商业习惯，在汇兑当天可以给十天后支付的票据，经过钱庄之手汇到上海去，另给钱庄手续费二钱五分，加在汇价上计算”。

　　开埠通商后，汉口与长江上游的成都、重庆等地贸易联系更加紧密。经重庆运来的盐、生丝、猪鬃、桐油、药材等，经汉口加工包装后出口远销欧美。同时，经汉口以子口贸易形式出口重庆的洋货种类不断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据统计，1873年从汉口以子口贸易方式出口重庆的洋货种类便达20余种。晚清重庆商业市场标准银两是沙平银，沙平银有足纹和宝纹两种，这两种银两和汉口洋例银之间在商业上有直接汇兑结算，“沙平足银998平足兑1000两，沙平宝银988平兑997两。洋例1000两是沙平足纹978两，洋例1000两是宝纹981两”。较为固定的银两汇兑为汉口与长江上游地区、中下游地区的商业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粤汉、平汉等铁路开通后，汉口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商埠间的贸易联系更为密切。借交通优势，较为成熟的金融汇兑与结算网络进一步为以汉口为中心的区域商业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动力。

　　汉口与上海因商业联系频繁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商业汇兑与结算市场。汉口与上海之间申汇行市在965—980两间波动。1922—1923年波动较大，主要是由于各地军阀割据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洋例银为交易支付提供了便利，节省了交易成本。

　　晚清时期，随着汉口对外贸易的扩大，外资银行纷纷来汉口开设分支行以服务中外商贸间的资金汇划。特别是汇丰银行凭借其资本实力和分支行网络逐渐成为汉口商业汇兑市场主导力量。从汇丰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的外汇行市单据看，最迟不晚于1905年汉口即建立了洋例银与美金、英镑等外币之间的汇兑和结算关系。在汉口租界的外资银行依托洋例银实现外汇资金的划拨与商业票据往来的结账清算。从汉口外汇市场具体运行看，“英金汇兑率系洋例银一两折合英金几先令几便士；法郎、马克、罗比及美元之汇兑率俱系洋例银百两折合外币若干；日金之汇兑率则系日金百元折合洋例银若干两”。1908年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调查报告中列出了洋例银与外币的兑换比，其中墨西哥银元100元折合洋例银72.3两，龙洋100元折合洋例银72.1两。直至废两改元后，汉口主要商业汇兑结算才逐渐与统一银元行市相挂钩。

　　国立武汉大学统计学教授朱祖晦对汉口汇兑市场上的主要外汇指数做过统计。上图即展示了汉口外汇的走势及变动概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洋例银与外币（英镑、美金、法郎）等挂钩的汇率走势相对平稳；一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外汇波动剧烈。自1921年起，除法郎外，外汇价格又逐渐恢复平稳状态。汉口外汇市场虽受政治与市场环境变动影响较大，但从洋例银与外币间的汇率走势看，以洋例银为标价的汉口外汇市场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跨区域商业往来结算上，晚清民初汉口钱庄、山西票号分号（如日升昌、大德通、大成庄、大昌庄等）是汉口与国内商埠间商业结算的主要金融机构。为方便跨地区贸易结算，银钱业的商业电汇以及汉口与上海、天津等地区的商业汇兑标价上均以洋例银为单位。如光绪年间日升昌票号汉口分号的书信中称，“收会洋三月底交协昌庄规银1万两，大成庄、大昌庄、庆大庄、怡生和规银各50两，汉七月底收洋例银29820两，除与洋规银以九三四扣本平足银注账外，贴期四月，合满得伊等费银794两9钱4分”。

　　晚清至民国时期，沙市海关、江汉关、宜昌海关等所划拨和征收的进出口贸易关税、华资银行内部划拨商业上往来资金等，经货币折算后也以洋例银进行统一结算。直至废两改元前，湖北省内各海关征税机构所收取贸易税款仍以洋例银统一结算。如1932年沙市海关汇往汉口中央银行汇款凭单所记录的：

　　事由：函送洋例银一千六百三十三两二钱请易规元汇沪由附单票务一纸20/6期已送出纳保收。

　　此笔经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的商业汇款结算单，即记载“汉口两,1633.20”，该电汇凭单中明确标明沙市海关通过洋例银计算后再以上海规元入账结算。

　　明清以来区域货币市场分割较严重，洋例银在运行中亦存在不稳定性。其在商业结算上的货币信用与价值尺度易受政府财政、货币政策、银根松紧等方面的影响。洋厘、拆息变动使货币结算也存在风险。特别是跨区域银两货币间的兑换比价波动易使钱庄、银行等从中获得汇兑差价，进而诱发潜在的货币金融投机。当区域政治、金融、商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洋例银便会受到直接的冲击与影响，洋例银波动使跨区域贸易也存在潜在的结算风险。

　　四、 汉口金融市场危机与洋例银运行的动荡

　　洋例银作为区域性的记账货币，源自民间商业习惯，而非官方货币法令。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其兑换与结算便会受到冲击，官方货币政策以及国内政局变动也会直接影响其使用。甲午战后由张之洞主导成立的湖北官钱局通过统一货币铸造，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汉口货币市场。辛亥革命爆发后，汉口等地屡遭兵燹，地方货币金融市场受战争影响几乎停滞，洋例银在埠际之间的结算也因战事而终止。到民初政局相对稳定后，洋例银运行机制才缓慢恢复。

　　民国政局多变，尤其是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对货币市场秩序产生极大影响。执掌湖北政局的军阀甚至出台禁止银元出口等极端货币政策。因政局与金融市场的波动，汉口亦出现三次较大的金融市场危机，对洋例银正常运行造成直接影响。

　　第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1923年冬季。由于军事冲突不断，川湘地区生产停滞，汉口出口大幅度减少而进口暴增，货币市场上流通的银两大幅度减少。加之洋厘、银拆高涨，市面上出现银洋两荒状况。该年12月，为解燃眉之急，陆续从上海将上百万两现银运往汉口,虽对汉口的实银流通起到暂时缓和的作用，但银根紧缩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1924年4月，区域性货币危机再起。因汉口市面流通各种机制银元，铸造含银量低的劣质银币可从中牟取暴利，因此铸造劣币的情况屡禁不止。汉口货币市场有传闻安徽造币厂所铸大量劣质银币流入，而此时湖北官钱局正筹划将100万银两运至安徽。一旦出现此种情况，不仅生银流出，而且劣质银币流入，必将再次扰乱货币市场稳定，对洋例银汇兑产生直接影响。为扭转局面，汉口银行公会于5月3日召开银行界全体会议讨论应对方案，提出关键应对之策是要求政府勿予生银出境以维市面，同时对运来的劣质银币限制流通。

　　因输入汉口劣质银币规模极大，严重影响货币市场的汇兑流通，汉口银行公会还联合银钱界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劣质银币进口解决办法，最终拟出两种应对方案：“（1）由银钱两会会同商会呈军省两署，请其饬关监督，函致税务司将皖省进口银元开箱酌提若干枚，交监督呈两署发武昌造币厂化验，如与法定成色相符，始准提载，否则应候军省两署核办；（2）自今日起，在皖币成色未经证实合法之前，凡有经售大宗银元，知其实为皖厂经手者，银钱两会各同业均不与之交易，以其杜绝来源。如有违反此旨，经手此项皖币买卖者，无论其为何项人家，一经查实，银钱同业即与之断绝往来关系。”

　　此后汉口银行、钱业两公会又联合商会上书请求汉口政府选派相关人员对安徽运往汉口的银币进行抽检和化验。同时还呼吁湖北官钱局停止安徽造币厂提出的采购100万两生银的计划。经化验，这批银币确属含银不足的劣质银币。最终在各方抵制下，汉口生银运往安徽计划终止，大量劣质银币也未流入市面。银钱业此举及时堵住了劣质银币流入汉口市面，对于稳定洋例银汇兑比价起到直接作用。

　　第二次货币金融危机发生在1924年8月下旬。该年江浙一带军阀混战，战事紧张。上海金融市场因之发生较大震动，隆裕、宝康等7家大钱庄先后倒闭。汉口货币市场随之出现“现银缺乏，金融恐慌，而八月半比期转期即届，需银较多，情势更急”。因战事影响，汉口现银出现恐慌性外流，“旬日之间，汉口现银输出约700万两。影响所及，汉口的商店相继倒闭不少，导致银钱业放款一时收不回来”。汉口金融市场上对上海汇兑的洋厘、银拆市价也再次高涨，“中外银根同趋紧张，银拆高至7钱，缺银之家7钱尚无拆处，市面顿现恐慌之象”。因货币危机爆发，外国银行也转而收取现银。

　　汉口总商会致函银行公会以维持金融稳定向各行拆借洋例银30万两。汉口银行公会讨论后，认为“市面颇现危险之象，其势亦不能不予以维持”。利息则按照本日拆票行市每千两8两7钱5分，由下属各华资银行集资担保借款。汉口总商会还召集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多次开联席会议，讨论救市之策，并支持钱业公会发行200万元金融流通券，以缓解市面缺银困境。然而，流通券发行并非一帆风顺，除了须有足值的担保品外，还需得到外国银行的承认。

　　因华洋互市，流通券大多流入洋商手中。汉口总商会会长周星棠、银行公会会长王毅灵等人连夜渡江寻求省署支持，得到了湖北官钱局声明流通券有确定实物作为担保的承诺。另外，银钱业“派人疏通外国银团，请其通融承受。当由省署方面允拨汉口地产200万两充作抵品”。在汉口商会及银钱业努力下，流通券得以发行并按时收回，洋例银的兑换也逐渐稳定下来。

　　1926年由于地方军政费用浩繁，湖北官钱局增印大量官票，直接导致官票的兑换价值下跌，第三次金融危机因之爆发。此后省政府通令地租以及其他收入一律使用银元，不得用官票。地方政府还召集银钱业联席会议讨论救助金融货币危机，决议：“（1）由银行团发行流通券500万两，另划价值700万两之地皮作担保；（2）券面分1000两、500两、100两三种，作收回官票之用；（3）以流通券定购大批紫铜，赶铸铜元，继续兑现。”然而，开兑仅两天便因现金缺乏即告停顿。银钱业纷纷暂缓营业，官票信用危机使汉口金融市场陷入动荡。流通市面的现银缺乏，实银兑换基础流失，使得洋例银货币信用大大降低。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三镇，随即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军费日益膨胀，“财政部收入每月为1600万，而军费数目为1300万”。为缓解严峻的财政危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武汉国民政府组织了以宋子文等为委员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并于4月17日颁发《集中现金条例》，规定：凡完纳国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所发汉口通用纸币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之汉口通用钞票为限；凡收付银两，均用纸币。每元法定7钱1分，不得自由增减。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在集中现金政策下，纸币直接取代市面的实银，导致实银在金融、贸易市场上的流通遭受巨大阻碍。

　　集中现金令颁发后，“武汉金融紊乱，至近日已达于极点……市面即不准流通现金，因之各种纠纷多有由此而起者，如铜元之缺、汇水之昂、物价之高等等皆是”。受集中现金令的影响，汉口银钱业受到冲击，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同业亏损短时间达上千万元。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若言民间实业，至去岁现金集中以来皆入破产之途。”武汉国民政府规定中、中、交三行所发汉钞每元价值白银7钱1分、洋例银与规元银比价调整为1∶1。在禁止现金流通期间，每1408.45元汉钞折合为洋例银1000两或规元银1000两，作为对上海以及其他商埠货币结算的标准。由于三行所发行的汉钞信用大跌，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对武汉政府的货币金融封锁，在对外金融市场兑换中充当中介的洋例银无法正常运转。

　　为了稳固货币市场，汉口银行公会还进一步通知各银行尽可能遵守政府禁止现洋、现银出口的规定。政府还对银两、银元兑换作出规定：“各银行一律禁止买卖银元，凡结算银两，应按照法定每元7钱1分计算，不准高抬抑勒，倘有违犯，即应认为破坏金融，从严惩办，并由本部随时派员严密侦查，以杜奸狡。各该行号商民务宜一律遵守。”

　　集中现金政策的出台，还导致汉口与国内其他商埠之间货币汇兑及贸易结算往来无法顺利进行。“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武汉当局颁布现金集中令以后，市场现货，避匿无余。实际上已绝无估宝流通，洋例至此，因失其凭藉，于是金融市场为之骤变。”沪津各埠甚至直接宣布暂与武汉断绝一切金融往来关系，拒绝兑换汉埠所寄汇票并停用汉钞。随后蒋介石还下令“凡印有汉口字样之中国、交通两行之钞票，不得向他省两行任意迫令兑现”。此后更是下令各地禁用汉钞，禁止运输现金到汉。

　　现金集中令颁布前，上海规元对洋例银汇价基本平稳，每1000两洋例银合规元最高为1039.75两，最低为1028.75两，两者之间相差11两。武汉国民政府颁布现金集中令后，“行市固定为1000两，而实际上有规元在汉口出卖1100两”。对外汇兑不通，汉口对外金融往来基本断绝，汉口申汇行市“十八日即涨为1000两，十九日更涨为1100两。其实自十八日起，上海已与之断绝汇兑关系，虽出高价购买规元，亦无问津者”。至该年8月货币金融市场仍极度动荡，“申汇之高涨颇足以表示汉口市场之不安。往时只须九百六七十两汉洋例银即可易得上海规元银千两者，今则需2500两汉洋例银，而后乃可得申规元银1000两矣。况既不公开行市，一切交易悉赖暗盘”。洋例银挂钩的二四宝银转变为不兑换的汉钞。纸币发行数额巨大，现银难以满足。汉钞发行不受限制使得洋例银信用与兑换价值大幅缩水，到9月18日汉沪之间汇价已经跌至4100两洋例银。

　　在汉口金融恐慌情势下，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购买的方式停止汇兑。上海银行公会亦发出通告“自即日起与汉口各行暂行停止往来”。因武汉国民政府执行对外金融封锁，汉口与各埠因货币无法结算兑现而使得贸易往来被迫中止。因沪汉之间的金融汇兑不再以洋例银折合计算，洋例银在货币市场中的地位跌至谷底。

　　洋例银被迫停用后，汉口商民一时难以适应。银行家张嘉璈在随笔中写道：“钞票价值，跌至二折，物价逐日上涨，铜元绝迹。各地银行钱庄宣告对武汉断绝往来，武汉政府无异自行宣告金融封锁。人民所受损失，不可以数计，怨声载道，岌岌不可终日。”亦有新闻报道称：“钱庄破产、市面紊乱、现款枯竭、钞票大打折扣，现洋竟告绝迹。汉埠钱庄已无维持市面之能力，迫不获已，由沪埠金融界携钞赴汉勉维残局。乃将汉洋例银无形废止，而以申规元为通例，暂时习用。今春汉市逐渐恢复，各路商贾毕集，咸以申元向非惯用，殊感不便。”汉口钱庄业不断呼吁恢复使用洋例银。

　　经汉口商会、银钱业等公议后，决定自1928年3月6日起恢复洋例银。为便利货币汇兑，“自应恢复汉口商场用银习惯，按汉例九八六平九八兑，以现金交割”。由于汉口钱业现银准备不足，与钱业联系颇多的外国银行拒收各钱庄所开出的洋例银计价庄票。钱庄所发庄票因信用不足，难以获得市场的信任，推行一日便又终止。经各钱庄以现银收解，恢复汇划及疏通与外资银行的业务往来，3月22日第二次恢复使用洋例银。3月26日开市后，定每1000两规元合洋例银966.5两。在国内汇率平稳的情况下，实际可兑约967.75两。随着汉口对外商业贸易的恢复，洋例银货币信用逐渐又恢复至先前的兑换标准。

　　五、 废两改元与洋例银退出汉口货币市场

　　1928年3月洋例银再次恢复使用后，影响力比之前已大为减弱。汉口的商业结算虽以银两计算，但实际的日常结算多以银元为主。政局剧烈变动引发金融风潮，对汉口金融业发展影响极大，“汉口原有钱庄一百四十家，今年旧历新正竟逐渐减少，仅有七八十家照常营业者”。

　　在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前，汉口钱庄业款项收解常年维持在三四千万两。到1931年夏水灾以后，仅2000万两左右，此后仍在下降。由于银元流通量日增，宝银数量日减，加上钱庄对金融业影响减弱，洋例银的地位不断下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各界围绕货币本位、主辅币、统一铸币权、统一发行权等问题展开讨论。1933年废两改元前，汉口银钱业曾就如何操作货币改革方案提出意见：一是新银币重量及成色的确定方式；二是银两与银币折合比率如何规定；三是应采取何种办法可使社会一般人对货币改革理解和信任。

　　1933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发布废两改元令。此次币改以上海为试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含原定重量或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一定之换算率，自3月10日起施行。凡公司款项及一切交易，均按此定率用银币收付，不得再用银两”。该令发布后，汉口银行公会于3月8日便致函下属各银行遵照货币改革政策执行，要求“所有该市各银行钱庄以后申汇款项均应以银币为本位，不得再用银两，以重法令而规一致”。4月5日废两改元全面推行，自次日起所有交易改用统一的银币。“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

　　为了保证币改方案顺利实施，防止市面劣币驱逐良币，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积极与财政部沟通，要求政府承诺“一面统一铸造，一面严查私运”，呼吁政府迅速制定统一的兑换办法。湖北省政府于4月7日发出政令，要求省内各界严格执行货币改革。汉口银行业与钱业两同业公会分别召开紧急会议，按照财政部要求制定出相应兑换措施。汉口等地商人组织在收到政府指令后，亦对货币改制予以协助。当日，汉口市商会、银行公会召集紧急会议议定“同业存欠收付，遵照部令办理”。最终商定的配合改革方案包括：（1）4月6日以前，银两票据往来照4月5日申汇行市（即970.05两兑1000两）先折合为上海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收付银元。具体换算则是洋例银0.6939075两折合银币1元。为便利整个商场兑换计算，定汉市洋厘价为6钱9分4厘，加上“奉部令折合”字样。（2）4月6日以前各种收付银两票据，应商顾客，依照政府所定的货币换算率改用银元计算。（3）对于银两存欠各户一律照章折合转账。（4）钱业决定自4月7日起，只做银元行市而不做银两。银元与铜元则为换算之伸缩。（5）钱业规定4月8日起，办理银元汇划。（6）未到期票据以6钱9分4厘折合银元照兑。（7）以后钱业同业间出立银元票据需要加上“汇划”字样。

　　废两改元全面推行后，4月13日汉口银行公会代表汉口金融界致电财政部，详细报告了汉口金融界执行情况及操作方案。4月22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回电汉口银行公会主席浦拯东，称“呈暨抄件均悉,应准备案，并已由部分咨司法、行政部及最高法院转行各级法院备案”。对于废两改元，汉口金融界还积极出台了配合币改的措施。从4月7日起，汉口市面全面停用银两，改用统一的银元。4月8日起，钱业的银元汇划业务开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受财政部委托组建汉口兑换委员会，并自4月13日起办理货币兑换业务。为保证兑换顺利进行，4月13日汉口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还联合致电三行在沪的总管理处，称“汉埠同业已遵部令：按五日申汇九七○五行市，再以七一五折合银元转账，汉地三行兑换率标准，似仍以六九三九○七五为宜。否则与歌日部电显有抵触，并恐引起绝大纠纷。”沪行总管理处收到电文后亦回复确认洋例银兑换即照1∶0.6939075计算。具体操作由兑换者携带需兑换的银两并填写申请书，申请书附公估局码单后向兑换委员会验明照兑，再由兑换委员会统一送往中央造币厂改铸银元。为便利新银币流通，汉口银行公会拟定“自4月6日起，除中央造币厂厂条外，所有可供铸币银类运送出口者，征税2.25%，以示限制而保币材”。此举意在通过加征铸币税限制地方银两的流通，进而达到推行新银元的目的。

　　在政府与银钱业共同参与下，汉口货币市场逐渐统一。据统计，自1933年4月至1934年12月，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汉口的分行合计收兑银两87.9万两，兑出银元126.7万余元。汉口金融市场自4月7日起停用银两改用银元后，“全市各商，靡不称便。从兹盛行数十年势力浑厚之洋例，已全部废除，万劫不复矣”。通行半个多世纪的洋例银退出汉口货币市场。

　　结　语

　　明清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由于货币长期未统一，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多元货币一体流通的混乱复杂局面。货币市场演化呈现多层级和多元化的鲜明特点。统一的国内市场在不断整合，但近代货币市场区域分割特征却十分明显。正如货币史学者研究总结的，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港口开放导致的经贸扩展，传统的银锭和制钱遭遇困境，由商人主导的竞争性多元货币制度稳步形成：称量银的主要变化表现为虚银两规制在各地如井喷般涌现，……各地虚银两制虽以大商埠为中心渐呈整合趋势，但仍有数百种留存，银两的区域性特征明显”。洋例银便是在近代汉口开埠通商后，适应中外大宗商品贸易中的货币结算需要而产生，在晚清民国时期汉口对外贸易与汇兑市场中长期起到计账与结算的作用。

　　汉口洋例银是在中外商业汇兑实银基础上，与实银逐渐分离后形成的货币记账单位。其发展演变过程，既与上海规元银、天津行化银等虚银两存在共同之处，同时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货币特色。上海规元银是在豆商交易和纹银基础上进行九八折后形成。天津行化银是在化宝银基础上逐渐演化所形成的虚银两。洋例银则是在汉口二四宝银基础上九八折后形成的虚银两。汉口洋例银所展现的货币运行机制与近代上海、天津等开埠港口所出现的货币虚银两类似，逐渐为本地金融机构与中外贸易间通行。作为虚银两本位，洋例银主要作为汉口区域商业贸易与汇兑结算中的计量和记账单位。随着洋例银与上海规元以及实银兑换的稳定，洋例银发展成为汉口乃至长江中游地区货币市场上较为统一的计账、结算货币。洋例银的产生与发展，反映了近代区域商贸市场变化对货币汇兑与交易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分割零碎的货币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

　　日本学者黑田明伸就明清以来虚银两运行情况归纳指出：“不同于实银两，虚银两的价值不需要反映银锭本身的供求状况。民众依具体情况使用不同的平、色、兑组合”；“本地商人过账时所用的称重虚银两单位，对本地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亦能对抗动荡的区际贸易。”在近代中国多元货币形态与货币信用层级构建下的分散的、区域化的货币市场体系下，作为虚银两的洋例银，自晚清出现后即保持较为稳定的运行，也使汉口记账货币制度不断趋于统一。随着全国市场的整合，汉口的金融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之间形成密切的金融网络，跨区域的金融市场不断趋于整合。洋例银的运行，不仅使汉口与上海建立了紧密联系的国内汇兑市场，同时也为长江中游地区外商进行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汉口金融组织的汇兑与结算也更趋便利。洋例银作为虚化的银两货币，使汉口地区银钱业的货币信用中介功能得以实现。其在运行中发挥了区域金融市场上信贷、汇兑以及商业结算等功能，从而推动了汉口区域贸易与汇兑中心市场的构建。

　　近代政局的频繁变动和政府货币政策的变革，不仅对洋例银运行造成了较大冲击，对区域货币市场发展和稳定的运行秩序也产生极大影响。洋例银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虚银两，随着国民政府统一货币政策出台，其货币运行机制与贸易、汇兑等市场逐渐脱轨。国民政府时期废两改元改革使得存续多年的虚银两彻底退出货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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