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谷西

杨廷宝（1901—1982），字仁辉，著名建筑学家，河南南阳人，1901年出生。1921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硕土学位、1927年回国，为基泰工程司建筑设计方面负责人之一。1940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授。长期担任建筑设计课教学，历任系主任（1949—1959）、副院长（1959—1982）。1953年起，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二、三、四届副理事长及第五届理事长。1957年及1961年两次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他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五十余年，作品逾百，代表作有南京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北京交通银行、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京奉铁路沈阳总站，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和平宾馆、七十年代后期的南京雨花台烈土陵园等。他还参加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火车站、北京图书馆、毛主席纪念堂，南京长江大桥等建筑工程设计工作。他的设计结合国情、重视环境、善于吸取古今中外建筑精华，不懈地探索创造现代中国建筑风格，作品表现出洗练凝重的风骨。1955年，他创办公共建筑研究室，出版有《综合医院建筑设计》专著，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9年，创办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杨廷宝素描选集》及《杨廷宝水彩画选》均于八十年代初相继出版。1982年因病辞世。

杨廷宝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至1982年曾任江苏省副省长。

杨廷宝先生是我国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现代中国建筑设计事业及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杨先生不仅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建筑创作历程中完成了一百二十余项设计作品，并且拥有四十二年执教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特殊经历与遍布海内外并传承至今的弟子门生。毫无疑问，这些都已成为中国建筑界的宝贵财富。集如此众多的辉煌成就，杨先生当之无愧地被载入中国乃至世界建筑文化史册。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杨先生和同时代绝大多数中国杰出建筑师一样，虽留下许多至今仍具启发意义的建筑设计作品，但却极少有关于建筑创作理论的总结与阐发。实际上，杨先生是一位勤于思、慎于言、敏于行的建筑大师，他有坚定而系统的建筑创作思想作为其建筑设计实践的指导。

以下从七个方面来阐述杨廷宝先生的建筑创作理念。

建筑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

杨廷宝先生认为：

建筑设计是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绝不是画几张图就能解决问题。

建筑是解决人生衣食住行四个问题之一。“住”并不单指卧室，广义来说，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蔽风雨的建筑物都包括在内。

建筑学这门学科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创造着空间与良好的环境，不断地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的需要。

很明显，杨先生上述看法的着眼点在于：建筑应以人为本，建筑设计应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而非建筑师个人表现的工具。这一观点确立了其创作思想之根本，他强调要弄清为谁服务、为谁设计的问题，强调要深入生活，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

如果说1949年以前，杨先生完成的数十个设计项目主要体现为服务于一般意义上的业主——各类政府与民间机构、官员、资本家等。那么新中国建立后，他的思想又有了发展，认为建筑设计及其研究应服务于人民群众。

早在1956年、杨先生就积极倡导并主持根据国家科学规划确定的“县级综合医院建筑设计”研究课题。他十分理解改善医院设计对于平民百姓的意义，他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要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上”，主张应从城市到乡村进行大量调研，所以研究室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首篇文章是《江苏省八所农村医院的调查报告》。“大跃进”时期，他不为“外省十大工程”所动，带领全室研究人员坚持研究工作，为《综合医院建筑设计》一书早早定稿创造了条件。该书于1964年8月正式出版，在全国各地深受欢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又主持该书新版的编写，尽管年事已高、条件艰苦，他仍身先士卒，展开调研，从南到北遍访城乡。此时支撑着他的正是建筑应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和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

适合国情是考虑一切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杨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接受西方近代建筑科学知识与职业训练，重视学习国外先进建筑理论和科学技术，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杨先生认为：

我们有的人一昧追求“新”，求得形式上的时髦，而不是以经济、适用、结构、材料等为依据，这种‘为新而新’是脱离我国国情的。我们国家是个大国，人口众多，脱离这个具体条件来谈“创新”是不现实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动脑筋，在现实基础上创新。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建筑创作要实事求是，合乎时代，不然就像抗战时的重庆、有的建筑师将竹笆墙外粉成摩登建筑样式那样，这种建筑只能是一种讽刺，不是建筑创作的真实表现。

有人认为，考虑适合国情会被捆住手脚，难免被动适应外部条件，个性丧失殆尽，创新无从谈起。实际上，适合国情在杨先生的创作实践中体现为既不因循某一现成“学派”，也不拘泥于某种流行“话语”，而是针对此时、此地、此人、此事来解决设计问题，积极将外因与内因相结合，因势利导地进行创新，并立足于此，凸显个性，在设计实践中即具体表现为重视实地调研、地形环境，关注经济适用建筑，“处处留心皆学问”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杨先生主持设计位于南京中山陵附近的前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墓。他充分认识到，业主（谭延闿亲属）欲将之与中山陵并驾齐驱的愿望，无论从资金、地位，还是从形制等方面来看都既不现实，也不合适。于是通过实地调研，确立了不同于中山陵严谨对称、中轴线格局的另一种设计思路，利用山势变化，墓区总体布局采用较为自由的设计手法，组成曲折有致的建筑空间序列，以幽静秀丽的景致与中山陵宏伟壮观的气势遥相呼应。五十年代初，他主持设计北京和平宾馆，因能成功利用地形环境，设过街楼方便交通，保留四合院及古树为环境增色，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不失为复杂城市环境中设计新建项目的范例。

杨先生对于建筑与地形环境的关系有许多独到见解，多次强调结合地形、巧于因借的重要性，对动辄使用推土机平整地形的做法表示强烈反感，认为是一种设计简单化的表现。

杨先生还非常关注大量性建筑的经济性问题。他既设计过许多资金充裕的国家级纪念性建筑，也对经济适用型建筑给予关注，研究县、乡级医院就是一个典型表现。抗战时期他还设计过使用竹笆墙、空斗墙的重庆国际联欢社，青年会电影院，战后应房荒之急又设汁了南京公教新村等。他并不因为此类项目造价低廉而丧失兴趣，而是更加精心、细致地处理设计问题，用“粗粮细作”的办法满足社会需求，表现建筑更为本质的内涵。

张镈大师评价其为“不拿人力、物力来表达自己的才华”。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运用心血和智慧来体现自己服务于人的价值观。

追求完美的创作境界

杨先生认为，建筑设计要在功能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经济与其他相关诸方面综合协调，以求完美地解决各方面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主要表现为：从建筑总体到局部，从环境到装饰，从设计到施工等各个环节都应精心处理。张开济大师曾就此评价说：

他的作品都是很成熟的，比较细致，路子很端正，从总平面列细部设计他都是亲自动手，不只画图。而是随着工程一抓到底。

如果查阅杨先生主持设计项目的施工图，就会发现几乎每一项皆做到室内设计深度，其节点详图数量之多，构思之巧，处理之细，至今为人称道。

杨先生将来源于设计实践的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性认识和设计方法、其提炼过程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艺术功底之上的，为完美地实现设计目标提供了保证。

提倡多样性与灵活性

杨先生主张通过方案的多样性与设计手法的灵活性追求完美的建筑创作境界，提倡多方案比较即“一题多解”，曾要求同一题目做二十个方案，以训练青年教师灵活的创作思维。

杨先生强调：

要因地制宜，要考虑条件的变化，从实际出发。要学会思索，学会分析，学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要十分注意培养创造性的设计能力。

所以，他的创造性、灵活多样性建立在深入研究现实条件基础之上，现实条件本身即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与可能性。所以“因地制宜”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有利于避免脱离具体实际的抄袭：他的创造性植根于“图纸与实际建筑的关系，图纸与材料、施工的关系，从图到物，从物到图”的辩证关系中，所以创新有依据、有根基，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古今中外皆为我用

杨先生长期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对种种建筑风格采取“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原则，对各类建筑“时尚”、“主义”、“流派”始终保持冷静审视的态度，坚持自己的评价标准。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习苏联“一边倒”时，他并末盲目跟风，而是坚持自己一贯的建筑教育主张，便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在教学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杨先生之所以能对各种“主义”、“时尚”保持清醒审视，与他长期直接从事设计实践、深谙建筑师职业的社会性与学术性之辩证关系密切相关。他在不同场合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建筑师如赖特确实有些值得称道的理论见解，此乃商品经济条件下建筑师职业的社会性使然。若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跟风，只能是瞎起哄、闹笑话。杨先生一针见血的肺腑之言对于今日被各种时髦理论搅得晕头转向的某些青年建筑学人无疑是一味有效的清醒剂。

杨先生热爱祖国，希望在建筑创作中表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但并非要将所有建筑都进行民族风格的诠释与“翻译”。他还将建筑分成以功能件为主的实用经济型和以纪念性为主的文化象征型两类，主张根据具体建筑的功能性质以及对于形式、风格的要求加以分别处理。因此他对民族风格的探索能独辟蹊径，如南京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侧重于模仿古代宫式建筑——表现国家级学术机构的纪念性；南京原中央医院倾向于现代建筑，运用适度细节体现民族韵味——因为医院建筑以功能性为主；而北京和平宾馆则是典型的现代建筑——为节省工期以尽快投入使用。即便如此，杨先生仍通过保留宾馆前的传统四合院以及厨房内的百年老树等手法体现中国文化的魅力。可以说，在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中，杨先生是对西方现代建筑中国化以及民族形式问题探索最早和最深入者之一。

和谐统一的审美取向

杨先生虽然在创作实践中因地制宜地尝试过各类建筑风格，但有一条总的原则，即追求总体视觉效果的和谐统一。

有时并不需要表现你设计的那个单体、而要着眼于群体的协调。

这一点在其主持设计的若干项建筑群新建、扩建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他追求和谐统一并非刻板强求一致，而是将其分成二种情况，即“大体的协调”、“对比”均“完全—致”。可根据具体条件审慎处理，并希望保留一种“气氛”，达到协调的效果。中国传统的审美追求是“和而不同”，即总体上看是协调的，没有特别“扎眼”的东西；但细看富有变化，所谓“耐看”、“耐人寻味”。杨先生的设计实践恰恰体现了这种追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设计南京工学院“中大院”扩建东、西两翼工程，虽然从层高、比例、尺度、细部处理以及外墙饰面等方面尽可能考虑与原有主体建筑协调，但也根据使用要求以及朝向、日照、采光等因素设置了水下向遮阳板，因此东、西两个立面也有了自己的“表情”。但从总体来看，新、老两部分仍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杨先生在其他一些设计作品，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中央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南京工学院大礼堂图书馆扩建工程的设计中都运用了相近设计手法，表现出和谐统一的审美取向。不惟建筑创作如此，杨先生日常待人接物、撰文作画也表现出类似风格。如杨先生就某一设计问题提出意见时，非常注意尊重别人，常以“虚拟语气”开始，而不直接从正面批评。杨先生的水彩画清新淡雅，畅快轻松：而童寯先生的画色彩醇厚，洗练凝重。曾有美术界人士如此比喻两人的画风：欣赏童先生的画像痛饮茅台美酒，欣赏杨先生的画则如品味龙井清茶。

向大建筑观的拓展

杨先生虽出身于建筑专业，但其建筑观能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前进。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杨先生通过总结国际上的相关经验，敏锐地意识到建筑学的专业概念必须向更大的范围拓展。他认为：

建筑学有着古老的历史，随着历史的演变，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它己成为一门很广泛的综合性学科。……城市规划、园林有类似的情况，也都包括很多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综合性。它们与建筑学彼此互相联系，这种情况现在一天天表现得突出起来。因为许多学科不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有一个固定的范围。现在这些学科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环境保护，现在许多国家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像这样一个综合性更广泛的学科，里面包括许多学科的内客、我们现在把建筑学、城市规划、园林混合起来……暂称为“建筑学”。

杨先生晚年常参与各地城市规划与风景建设的评审与讨论，并明确指出城市规划工作必须加强系统管理，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在风景区建设中应保护自然环境，使其与人工环境协调发展。这都表现出他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精神。

以上七个方面的简要概括已可看出：杨先生在长期的建筑创作实践中开拓出了一条现实主义建筑创作路线——汲取西方现代建筑的有益成分，结合国情，开创自己的现代建筑之路。

著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者罗小末先生曾这样评价：“杨先生和我国其他几位杰出的第一代建筑师一样，其贡献不在于倡导了什么现成的学派，而在于坚持了严谨的现实主义探索精神，努力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探索自己的道路。……他们尽可能地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和工作任务对他们的要求，尽心创作，并不断充实自己，力图在不同要求和有限的条件下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这就是他们的贡献。这种精神将激励着后人前进。”这一评价是精辟的。“现实主义”就是在创作中对社会价值的深切理解和充分体现，“探索精神”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思考；杨先生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走过了他一生的建筑创作之路，走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441-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