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有关邓小平的诸项生平事迹中，网民们最希望了解的，是他“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显然，在邓小平去世7年后，他的一些往事，在大家看来，仍然具有某种神秘。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

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

通常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还有多少新思想呢？他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但恰恰相反，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在他73岁复出以后做出的。

邓小平就这样挑战了人类的生存定律。这使人们在慨叹宇宙和人生的变化莫测时，也不由得要以全新的眼光来研判一些“常识”。

邓小平研究专家李忠杰说：“现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中国呢，我想是可以的。”

而没有这“三落三起”，也就肯定没有后来的那个邓小平。这其中究竟隐藏着天地间的什么奥秘？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张悦／江西报道

“第一落”:挨饿的滋味

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告诉来访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931年的瑞金在地理上夹在闽西反“社会民主党”和吉安抓“AB团”两大运动之间，属于肃反扩大化的重灾区，邓小平来工作前，被错杀的人不计其数。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邓小平二次复出时，所面对的“文革”纷乱局势。

第一次“拨乱反正”

《瞭望东方周刊》在瑞金竹头下巷，找到了当年的苏区老干部刘家祁。这位身体健康的92岁老人对往事记忆清晰:“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时候，我19岁。小平来以前，光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个‘社党’被杀，更多的干部被关，全县人心惶惶。”

据他回忆，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公开惩办了在肃反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委书记，释放了300多位被关押的冤屈干部。

同时，邓小平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

刘良对此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这应当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刘良认为，年轻的邓小平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这和他40多年后的两次“拨乱反正”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刘家祁老人至今仍记得邓小平和他们一同蹲在板凳上吃饭的情景:“小平同志和我们吃的饭菜是一样的。小平见谁碗里红薯多，就会乐呵呵地去他碗里夹上一筷子。他还手把手教我瞄准射击。走在路上，老远看到我就喊‘小鬼，来来来，你们工作搞得怎么样?你枪法有没有长进?’大家都很喜欢小平同志。”

“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1932年，政绩斐然的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在当时，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档案室，《瞭望东方周刊》调阅了当时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找到了小平“第一落”的线索。

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文章刊发后，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由李富春任书记的江西省委将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长。专家认为，实际上，这是李富春对邓小平的保护。

如今的江西省委旧址已经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掩映在一片农田和水塘之中，在满天乌云下默然肃立。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廖富瑞家就在省委旧址隔壁,《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辗转找到他时,他正在3里外的农田里干活。廖富瑞还依稀记得邓小平在村里时的情形:“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常常在省委附近玩，经常能见到邓小平,但他那时名气还不大。1972年他回来,我还亲眼见过他哩!”

“左”倾路线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批邓”。刘家祁回忆道:“我们听到小平被批判的消息，都惊诧莫名，同志们很难过，大家说如果不是小平同志，我们都会被肃清。然而，当时我们又都敢怒而不敢言。”

3月，邓小平被博古、张闻天公开批判;4月15日，《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刊登在《斗争》第八期，把“以邓小平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被迫写下的检讨书如今只能找到只言片语，但从发表在《斗争》上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和不足，坚决不承认参与逃跑路线和反党组织。“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吃不饱，肚子好饿”

批判之后，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改造”。不到10天，中共中央局认为，“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等待邓小平的是更大的苦难，他被安排到宁都县赖村区石街村“蹲点”，实际只是做一名普通的乡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到当地采访时，现任村镇干部竟不知道小平曾在这里生活过。然而，石街两旁的老房上还依稀能辨认出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

94岁的肖臣贤说，这些标语正是邓小平在此居住时留下来的，“你看标语后还写有年月”。

“文革”期间，邓小平在下放期间，曾回到这里。宁都县博物馆前馆长曾庆夔回忆说:“当时邓小平回赣南考察，相当保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外宾。从头到尾，他除了询问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几乎就没有说话。我的感觉是，他的宁都记忆并不愉快。”

此后，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在自述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批斗对象吃不饱的事在当时并不鲜见。据罗明回忆，他在挨批斗时，炊事员就不给他做饭吃。

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邓小平还多次遭受这样的“左”倾迫害。也许就不难理解，到了晚年，他为什么会强调，要警惕右，更主要是防止“左”。而他对饥饿的切身感受，是否也隐伏下了他实行农村改革、倡导包产到户的思想基础呢?

邓小平后来被关押在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然而，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的妻子金维映却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邓小平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地也是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讲,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后来撰写《邓小平在赣南》一书的凌步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难能可贵的是，后来，邓小平不但没有怨恨批判他的人，相反，批判他的大多数人最后成了邓小平的亲密战友和团结对象。

邓小平在红军总政治部期间境遇有所改观，他主动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主持编印《红星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瑞金城西的沙洲坝，寻访当年红军总政治部的旧址。走上田埂，远远就能看见两栋白房子伫立于水田之上。大的那栋就是总政旧址，小的那栋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瑞金的住所，人称“独立房子”。两所房子相去不过百米。

邓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就在白房子的右手第二间。房内一床一几一凳，就是在这里，陷入人生低谷的小平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直至遵义会议前，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完成平生“第一起”。

“第一落”造就的“第二起”

“文革”中，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遣送到江西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说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并不会想到，历史会在40年后给予他补偿。他的“第一落”，毛泽东整整记了40年。

1972年12月，在赴京出山之前执意要重到赣南“看一看”的邓小平显然意识到了历史的关联，在参观当时毛泽东在会昌的故居时，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第二次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毛认为邓“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做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敏、肖红／江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