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在 Tate Modern 被毁坏的价值2000万英镑的毕加索画作。Bust of a Woman, 1944, on view at Tate Modern. Photo by jpellgen, via Flickr.

但仅仅凭这些，一个艺术家就可以在全球这些响当当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和洛杉矶的盖蒂中心（Getty Center）举行回顾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虽然来晚了些，在逝世22年后，朵拉·玛尔终于有了首次重要的回顾巡展，向全世界宣告她在1930年代对摄影和绘画产生的重要影响。

我是因为去年蓬皮杜展和头图重新注意到朵拉，那时候刚看完《天才第二季：毕加索》。泰特的展差不多在UK疫情爆发后结束，而盖蒂的展原本是这几天开始的，但......愿朵拉保佑L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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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亨利埃特·西奥多拉·马科维奇(Henriette Theodora Markovitch)在巴黎出生，母亲是法国人，时装精品店老板，父亲是克罗地亚人，建筑师。三岁时，全家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童年在欧洲和南美之间穿梭，她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两地之间的海上旅行。

最初，她在巴黎学习绘画，很快，她发现自己对摄影的兴趣和天赋。把自己的名字缩短为朵拉·玛尔（Dora Maar）后，她开始了职业摄影师的生涯。她与舞台设计师Pierre Kéfer 合作，两人共用工作室。

Dora Maar: Model in Swimsuit, 1936, gelatin silver print, 7¾

她在商业广告订单中开始超现实主义生涯。在给《费加罗报》拍摄的系列中，她将比基尼模特的形象和波光粼粼的游泳池重叠。

为发油拍摄的广告，她将发油瓶子放倒，从中流出的不是发油，而是长发大波浪。

Pétrole Hahn Publicity Study, 1934-1935年，Courtesy Centre Pom

她很快融入了巴黎的先锋摄影圈，成为了曼·雷（Man Ray）、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布拉萨(Brassai)的朋友，还给他们当模特。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超现实主义画廊 Gradiva 那个 D 就是向 Dora 致敬。

Man Ray, Portrait of Dora Maar, 1936. Image via The Red List

在开始超现实主义之旅前，她也深切地关注过现实。一系列于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等城市拍下的街头摄影，表达了玛尔对1929年经济危机后贫困侵袭之下的社会现状的反思。这一系列作品展现出她的才华、视野和人道主义精神——显然这后来也影响了毕加索。

Vendeuses et vendeur riant derrière leur étal de charcuterie

“她在很多方面都很多产。” 本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艾玛·刘易斯(Emma Lewis)说，“她知道如何利用相机让每一天变得不同寻常。”

到1935年，玛尔在超现实主义者“男子俱乐部”中占有重要位置。她的艺术变得更奇幻、更哥特。

照片中的不安直击人心，她拍过一张犰狳胎儿的照片，看起来就像一个僧侣蜷缩在他的斗篷里——玛尔拒绝透露她是如何制作这幅作品的。这张作品成了当时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图像之一。

《乌布的肖像》（Portrait of Ubu），1936年, gelatin-silver print 24 x 18

《无题（手贝）》则描绘了一只从海螺中伸出的、如人体模型般僵硬的手，背景中漂浮着世界末日的云朵。

最开始时，超现实主义者是不带摄影玩的，强调自发性和主观性的他们，认为摄影就是记录事实的工具。

Untitled (hand and shell), 1934

玛尔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她试图构筑媒介与现实的不稳定关系。极端的特写镜头、意想不到的环境能使我们对熟悉事物感到陌生，然后再用“照片拼贴（photomontage）” 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偏爱的主题包括——情色、睡眠、眼睛和海洋——这些都与超现实主义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29, rue d’Astorg》中，一个身形健硕的渗人怪物被置于严重变形的封闭长廊内。这是她对诡异空间和略带情色的创作的关注，这一风格深受当时超现实主义者们和巴黎知识分子的欢迎。

29 rue d’astorg，CREDIT CENTRE POMPIDOU，1936

玛尔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在特内里费、巴黎、伦敦、纽约、日本和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全部超现实主义展览。只有很少的超现实主义者能做到。

这时候，她遇到了毕加索。

« 无题 »，Dora Maar，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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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毕加索在生活和事业上都遇到瓶颈。策展人Amao说：“遇到朵拉·玛尔时，一个新的毕加索诞生了”。

两人在一起的九年，也是毕加索最多产的创作阶段。玛尔是毕加索创作的合作者和见证者。她在阿根廷度过的童年时光，所以她能够用他的母语西班牙语与他交谈。

1937年也是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一年，玛尔不仅教他暗室技术，还同意拍摄创作过程。毕加索说过“绘画不是用来装饰公寓的，它是一种战争武器，用来对抗残酷和黑暗。”

据说《格尔尼卡》中提着灯的女人是按照朵拉的肖像绘制的，也有一说，那个灯笼本身就是朵拉带过来工作室的。

而它的风格——严肃的黑白画风，冷酷无情的细节近乎摄影，难道不是很“玛尔”吗？

朵拉·玛尔拍摄的《格尔尼卡》创作过程

显然，连天才毕加索都认可玛尔的才华。

玛尔在逐渐由摄影转向绘画。据说是毕加索迫使玛尔放弃摄影，因为他不能忍受自己的爱人在任何方面强于自己。

玛尔自己也在分手后说过：“中庸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无损于他，所以他尽一切努力鼓励他们”。

玛尔最精彩的故事戛然而止。而她转向绘画后，显然受毕加索影响太深了。

Portrait de Picasso，1936，Credit- Courtesy Galerie Brame et Lorenc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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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说过 “I could never see her, never imagine her, except crying.”

他说：“对我来说她就是哭泣的女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画她难受的样子，并不是因为我是虐待狂，也不是因为这样我很开心，我只是屈从与这种视觉印象。这是一种深切的，不肤浅的真实。”

Femme en pleurs，1937，Tate Britain, London, UK

这个形象虽然成就不了最贵的毕加索——大家还是更喜欢让人安心的金色缪斯玛丽-泰雷兹，但成就了最受争议，最让人难忘的毕加索作品。

Femme en vert (Dora) (Woman in Green, Dora), 1944，Fondation

但毕加索也会画不哭的玛尔，被撕毁的那一张玛尔就没有哭，下图作品更拍得接近1亿美金。毕竟市场上，焦虑可能受欢迎，但愤怒和哭泣却未必。

Dora Maar au Chat，1941$95.2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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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应以作品先行，而不是看爱情故事和三观要符合大众口味。

玛尔的天才始终在于摄影。那种让人无端产生的不安。还有最让我着迷的扭曲。

Untitled，1935

这样一个对病态和扭曲产生审美的人，在与毕加索刚分开那几年，作出一些情绪化的行为也符合人设。虽然喜欢看悲剧不一定喜欢悲剧产生在自己身上。

但她不是这样一直下去的人。

下面这张玛尔的作品，记录了她和玛丽-泰雷兹的摊牌对谈。还有那一场毕加索一直津津乐道的，两人为他在工作室的摔角。

Emotionally punishing … The Conversation (1937) by Dora Maar

毕加索对玛丽-泰雷兹评价是 sweet and gentle，而对玛尔评价是 intelligent。至于《天才2》中选择离开毕加索又卖起了传记的吉洛特，或许是演员问题，我总觉得无趣——当然她的类似反击的做法更喜闻乐见吧。

玛尔在40-50年代参加了许多团体展览和个展。她花更多时间在法国南部的 Menerbes 乡村中，重拾了作为一名画家的信心，形成了自己的抽象风景画风格。作品在欧洲各地展出，得到非常积极的评价。

80年代，玛尔又回到了摄影领域。她对街头生活的摄影已经不感兴趣了。她在暗房里尝试了数百张摄影照片——没有使用相机。

朵拉·玛尔于1997年7月16日去世，享年89岁。她一生创作了大量不同种类的作品，其中很多死后才被发现。

她从来没有服输。她不希望借毕加索情人这标签获得名利。她希望继续宣告才华，她闭门创作，可是天才灵感没有再眷顾她。

Dora Maar Untitled c.1980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Los Ange

可又能判断她这生不幸福吗？她说过，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庸俗，何尝不是真相？如今的巴黎，比得上“流动的盛宴”吗？

“除却巫山不是云”，只是一个男人所谓的情感和身体吗？我觉得是一个世纪天才的创造力，一个艺术城市的美好年代。

正如袁宏道的五种快乐，即使最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也比幽闲无事，挨排度日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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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事的转折点——巴黎 Les Deux Magots（双叟咖啡馆）。

1936年， 超现实主义者们喜爱聚集的双叟咖啡馆。美丽的朵拉，拿起小折刀，从指尖之间，飞快地、不停地插到桌子上。有时刀子会扎到她手指，在她的黑色手套上绣着的玫瑰花中间会出现一滴血。超现实的、大胆、优雅和前卫的行为让毕加索无法抗拒。于是他问她要了手套作为见面的纪念。

Le Simulateur (The Simulator) ， 1936

提起双叟咖啡馆，让人想起它著名的常客说「存在先于本质」的萨特，和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长成的」的波伏娃。

提起哲学CP，让人想起因和纳粹走近蒙上污点的海德格尔，和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阿伦特。

朵拉不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