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是地道的农民,却是颜色不一样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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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是地道的农民,却是颜色不一样的农民

2024-07-09 15:4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 本期故事关键词:父母 -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却是颜色不一样的农民,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勤劳淳朴,这是他们的底色与本色,又少了那些斤斤计较,更多了一分善良与宽容,有着知书达礼的良好教养,一生待人以诚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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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于1940 年冬月,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的乡村,也是凋敝萧条、兵荒马乱的。

父亲出生时,整个村湾都没几户人家,因零零散散搬到别处躲避战乱,只有少数人留守,乡村中呈现空心化的状态。那时原本也没什么房屋,实在是荒凉得很。村口都是大树,四围是山岭,不走到村口,你都看不到这里面还有人家。治安也不好,耕牛都是与人住在一起,怕在夜间被盗。

爷爷一直靠给别人做长工为生,后来省吃俭用买些田地,虽然在解放后被划为富裕中农,家境其实是贫寒的。只有一间祖传的瓦房,生火做饭与住宿都挤在一起。几个孩子长大后,他又咬牙买了间小瓦房,也没有余钱剩米,耕牛是与其他人共有的,家具就是几个大圆木桶,用于存放粮食,再就是一张老式的木床。

由于田地都是解放前夕买进的,解放后就合作化了,爷爷并没有享受田地带来的收益,反而差点背上一个不好的成分。我跟父亲说,幸好解放得早,要是晚几年解放,爷爷还坚持“买买买”,就要买成另一种身份了,那命运会更多了些波折。

父亲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家里条件不好,爷爷却坚持送他去读书。从1947 年到1951 年,父亲一直是读私塾,1952年开始在村办小学就读,后来又回家放牛两年,1956 年到县城的城关小学念书,1958 年小学毕业时,就十八岁了。如此断断续续,读完初中后,父亲已是二十二岁,这个年纪,到现在都能大学毕业了。如此高龄的初中生,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是新旧社会过渡的见证。为了让弟弟上学,父亲主动放弃了高中学业,回村参加了生产大队的工作。

1966 年,父亲经过县组织部的招干培训后,参加了工作,后来又回家务农。1971 年重新工作,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他又兼职回家种自家的责任田。这一生,他始终就没有真正地跳出“农门”。

父亲小时候,应该是过了一个贫困又快乐的童年,虽然物资稀缺,父母之爱却不缺。爷爷早早就失去了父母,十几岁便开始了独立谋生,家中又没有什么田地,只有外出当挑夫、做长工、打短工,都是出卖力气的活,好不容易成家,已是中年得子。这种孤苦的经历,让他对我父亲百般疼爱,父亲十几岁了,都还被他背着翻山越岭送到学堂。父亲病倒后,我给他买来燕窝滋补身体。父亲说,小时候我爷爷就给他买过。可见我爷爷对我父亲是怜爱有加的。

爷爷只上过半年私塾,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因此懂得上学的重要性,一直咬牙送孩子念书。父亲念的书不知是爷爷的多少倍,但很遗憾,一直到爷爷八十多岁,家中需要抄写时都是他老人家亲自动手,他看不中我们写的。我父亲的字写得不如他,我的字又远不如父亲的。我总觉得,写字真的要有天赋,跟读过多少书、练习过多少回,可能关系不大。

父亲的好时光也就是做小孩那一段,尽管穿不暖吃不饱,冬天也就两条单裤,但那时人精神上的压力并不大,可以说,解放后到处喜气洋洋,整个国家热气腾腾,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年少的父亲,跟那个年代一样,不缺意气风发,不缺斗志昂扬,从父亲留下的毕业照可以看出,还颇有些文艺范呢。

那时参加工作也简单,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初中毕业就能安排工作。听说哪里有高材生,城里的单位一句话就要走了人,不用到处求门路,或是投简历自荐。父亲毕业后在生产大队干了一段时间,很快就被县委组织部招进了青年培训班,然后就参加工作了,在广播站做架线工。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工作受到冲击,他又离职回家务农以避纷扰。局势平静后他重新参加工作,换到了水利部门。

可以说,年轻时的父亲,除了生活条件艰苦,其他的都是一张白纸,美好前景任由描绘。父亲对工作也很认真,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没少拿过奖。以后的事就没这么顺了,对父亲来说,结婚后,有了孩子,生活的压力一下子就来了,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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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成家时,已到而立之年,在县广播站工作。母亲比他小了十来岁,是一个地道的乡村姑娘,远近闻名的漂亮。

这段婚姻是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半边户”结构,一个人有单位,一个人在乡下照顾家庭,郎才女貌,也是人见人羡。

新婚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现实的生活是残酷而严峻的。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既要做山上的农活,又要喂猪做家务、打柴挑水,里里外外都靠自己,起早贪黑,所有的担子一个人扛,与现在乡村的留守妇女无异。

结婚三年,在生下我之后,母亲终于坚持不住,积劳成疾,在水库工地挑土方的那个冬天,活活累倒,以后身体就再也没有回到从前的健壮状态,年纪轻轻从此疾病缠身,基本失去了体力劳动的能力。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做事不落人后。生产队是计工分取酬,母亲总想着多挣些口粮,在村里那一群妇女劳动力里,她是数一数二的能干。至今,讲起我母亲,邻居们知道她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1973 年,邻村修水库那阵子,她在工地上挑土石方,一个冬天挑断了几根扁担,别人工休的时候,她仍闲不住,要么趁空收拾一些柴禾,再就是跑几里路回家给我喂奶。她的双腿因此肿得如水桶一样粗,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关节炎是治好了,却将风湿逼到了心脏地带,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从此落下病根。

母亲这一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从小就被送到一户亲戚那里收养了。她哥哥(我的大舅舅)一次路过,见她啃着猪都不吃的烂红薯,心疼不已,回来跟我外婆抱怨,说孩子在那边太受罪,不如接回家自己养。于是母亲与对方的收养关系被解除,回到了原生家庭。

母亲聪明伶俐,就是不肯读书,小学只念到四年级就放弃了。外公送她到学校,她一转身就在后面跟着悄悄回来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从此失学。知识改变命运,母亲小时候任性,不肯学习文化知识,也就改变不了务农的命运。

老一辈人都是重男轻女,对读书的重要性也没那么深刻的认识,觉得在农村能识些字,能算一些简单的算术,就可以了。就是我小舅舅,也只念到小学毕业,后来是靠自己一路苦学,成了专业人才,人生的道路才越走越宽广。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个病人了,做不了重活,但还可以下地锄草、上山砍些柴禾。后来发病几次,她的身体就一次比一次弱,轻体力活都不能做了,只能在家望着我在山上忙活。她年轻时的拼命能干与生命活力,对我来说都只是传说。

刚结婚时,为了攒些家底,父亲上山采摘油榔树的叶子卖(用于做蚊香),母亲与父亲一起织篾折卖,夫唱妇随,过了几年比翼双飞的生活,也挣了点家用。

母亲心灵手巧,买来缝纫机自己做衣服,边角余料都能用得恰到好处,我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每换上新衣裳,我都会得意地穿着到处招摇一下,臭美显摆一番。母亲也很热心地帮邻居裁剪布料,教他人缝制新衣。无论家务活,还是农活,她都干得干净利索,又快又好。这是优点,其实也是缺点,能者多劳,做事效率越高,做得越多,长期超负荷运转,身体自然吃不消。

我几岁时,母亲就治病去了,童年中关于她的最初记忆,就是对生命将逝的惶恐。我还记得,她住院去了,家中请人为她做寿木的情景。几个月后,母亲捡了一条命回来。我在山坡的荒地上玩,听说母亲回来了,高兴得一路飞跑,连跑带喊:我娘回来啦!到家后,望着母亲,我却像不认识了一样。听母亲说,我都不知道说话了,只知道她到哪,我就跟到哪,生怕她又出门了一样。

这样的惶恐与不安,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伴随着我的成长。

我上小学时,母亲就在家做不动了,姐姐被迫辍学在家一起帮衬着做家务。我上初一时,母亲又病倒了,到武汉就医。有次我放假回来,姐姐在村后的菜园悄悄告诉我,医生说母亲活不过三年了。这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个噩耗,也是惊吓。

以后在学校,我就没有安心过,生怕哪天母亲就去世了。到校外玩耍时,我都是提心吊胆,只要远离学校,我就紧张,生怕母亲去世后,村里人要是来报信,会找不到我。

这种担心一直伴随着我的读书生涯,直到我上大学期间,母亲去世。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记忆中的母亲,一直在与疾病不停抗争,与命运抗争。我也一直为她担心,从来就没有开心过,也没有放心过,渐渐形成了郁郁寡欢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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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母亲患病,家里可以说是塌了半边天。

以前是母亲在家又当男人又做女人,家务与生产队的劳务一肩挑,母亲病倒后,生活的担子,就是父亲一肩挑了。

父亲原本是在县城工作,为了照料家庭,选择回到离家几里路的地方,参与一座水利工程的建设,一直到退休。他一般在单位工作几天,又回家种几天地。这个家庭的担子,对他而言是格外的沉重。

那时刚好开始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叫“田地到户”,为了种分到户头上的田地,父亲在四十岁时开始人生的转型,学着犁地种田。爷爷是个老把式,这时已是年过七旬的老者了,由他在一旁手把手地教,边教边叹气。

父亲本是一个读书人,要重新扑下身子种地,还真要费点功夫,因为种地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父亲哪里吃得消。爷爷也没想到,这个被自己送出了“农门”的儿子,又会回来种地,他除了为父亲蹩脚的犁地动作摇头,也是为父亲的命运转折而叹息。人生没有彩排,只能到一步行一步,命运如此波折,父子俩都只有面对现实。

父亲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最后还是做回了农民,在与我母亲拌嘴时,母亲有时以此奚落他,读到胡须扫地了,还是这个样子。父亲也不辩解,要说他这一生,也是为了家庭,为了我母亲做出了牺牲,被耽误了个人前途才成了这样,并非读书无用。正因为读了书,父亲才懂得谦让,才通情达理,任凭母亲拿此取笑,也不还嘴,这也说明读书的可贵啊。

因为知书达理,又在农村长大,对重新回家种地,父亲也能坚强面对,对命运戏剧般的起伏,从来没有气馁过,而是坦然接受现实。母亲病了,他积极为她求医,没有叹过命不好;母亲不能劳动了,他放下“单位人”的身份,重新下地干农活,也是积极面对,没有叹过命不好,没闹过半点情绪。印象中,父亲总是回家就干活,忙完农活就去单位,到了要做农活时又回来,在这两个角色中来回转换,进退自如,无怨无悔。两份工作,他都十分热爱,全身心投入,这就跟在城里谋生同时打两份工的人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将它们都当作自己的本职岗位,除了勤勉奉献,还是勤勉奉献。

父亲做事是非常认真的那种,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从不马虎,重活都是他来干。我们几个孩子,只是帮着做些除草、插秧、收割之类的轻便活。我们也只是放假时在家帮下忙,平时可苦了母亲,只要还有点力气,她就会拖着病体给父亲打下手。父亲在前面犁地,母亲在后面播种,晚上回家还要做家务。男人累了,洗了睡去,女人还要张罗吃的,喂猪等。农村女人不容易,疾病缠身的母亲更不容易,完全是在以命相搏。

有次我从学校放假回家,没看到母亲,邻居大嫂说她到港边挑水去了。我赶紧一路跑到水库的港边,只见母亲还在港边,颤巍巍地刚将水挑上岸。我心疼不已,接过担子挑了回来。我也只能偶尔帮她这样做,仅仅是这时能够接过她的担子,减轻她的负重。平时我们上学去了,母亲在家叫天天不应,每担水都是自己走到港边拼命挑回来。哪怕走路都走不稳当,也只有自己一个人扛着。

我后来常想,要是那时不上学,在家陪着母亲,就能减轻她的体力负担,也许,她的身体不会垮得那么快,也会活得久一些。

那时母亲正为这个家庭做最后的努力,准备建一套新房。母亲用稻草烧火做饭招待匠人,用水要到村口去挑,拖着病体,殊为不易,也是颤巍巍硬撑着,一天又一天。在农村自建房屋,一砖一瓦一木,全靠人工备料,真是艰苦。

我家一共只有一个小套间,前面是厨房,刚好垒个柴灶,放张饭桌,后面是卧室,面积一共不到30 平方米吧。我三岁时,便由爷爷带着睡,爷爷奶奶也只有一间房,床与柴灶都是挨着的。我还只有几岁,刚上小学的样子时,就跟着父亲一起搭草棚做厕所、猪圈。

母亲经常念叨,在这巴掌大的房里住着郁闷,都转不开身子,又想着几个孩子长大后需要房子住,便寻思着另建新房。找生产队批好地基后,父亲便开始踩泥、砍柴烧窑。因为过度劳累,还引发了父亲的肝病。正在这节骨眼上,父亲都急哭了,想着要是病倒了,这建房的事该如何是好。也算幸运,在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后,他就痊愈了。父亲回家后也顾不上休息,就接着干。

好长一段时间,我家都还没有积累起建房用的材料,村里也有议论,说是我家要是不能及时建房,就将地基收回给有能力的住户。母亲是要强的人,硬是要争这口气,身体不好也拖着不去治,平时油都舍不得吃,都省着用来建房时用。攒了几年的生活物资,在建房时一次就消耗光了。

房子建好后,母亲已没有力气来住新房。搬家时,我姐姐一路扶着母亲,慢慢走进新房。一生要强的母亲,搬到新房后,基本没有任何的劳动能力了,连做饭洗衣这样的家务,都难以完成。

母亲在新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几年后,为了便于照料,她在我姐姐上班的地方住着,又在一个深夜,在我姐姐身边阖然长逝。按乡下的规矩,人在外面去世的,不能进祖屋。母亲被送回来后,就放在自家的新房中。母亲建起的新房,成了她最后的栖身之所,也算是个告慰。

父亲与母亲的半生缘分,到此就结束了,父亲年已半百,以后就得独自走到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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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共养育了四个子女,孩子要上学、母亲要治病,都要不断花钱。困难之中,父母从来是坚强乐观以对,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信奉做一个纯洁的好人,信奉克己复礼,宁愿自己吃苦,也不能亏待他人。

在工作中,父亲廉洁奉公,所经手的每一分钱,清清白白。年轻时,他在公家食堂当过司务长,这在有些人看来是有油水的差事,父亲公事公办,不占一分钱的便宜;后来他做会计多年,来往的账目“丁是丁,卯是卯”,没出过一分钱的差错。再困难,他也不挪用公款,不挤占公款,更不会贪污公款。当水利员时,他负责乡村饮水工程的实施,这似乎是有机可乘的肥缺,但父亲坚持原则,严格照章办事,不从中搞截留抽头之类的事,更不会吃拿卡要,并严格监督工程款的使用,以保证每笔钱都用到造福百姓上,绝不允许领了钱却不办事,或者没将事情办好的情况发生。

父亲为人刚直,不向违心之处低头,从不放弃昂首做人的原则,既不求调动升迁,也不求荣华富贵,他常挂在嘴上的,就是俯仰无愧于天地。有次组织上开会通过了任命,文件都下到基层了,所在单位的头头暗示,只要我父亲在他面前服个软,表个态,即宣布他为副职。但我父亲就是不愿去低这个头,那份任职的文件就一直没有宣布,最终被收回了。父亲就是这样的宁折不弯,宁愿做个普通职工,也不会为了职位而屈就。

父亲也有做官的同学,为了给母亲治病,他找过同学,请同学出面在民政层面上帮忙申请几十元的救助款。那是为了给我母亲救命,因四处借不到钱了,才不得不去求助,除此之外,他从不钻营关系,不会找同学或熟人给自己在工作上予以照顾。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为了帮母亲渡过难关,他能拉下面子,其他的事,却不愿委屈自己。

穷且益坚,是父亲,也是母亲的共同品格。母亲没读什么书,却懂得做人的道理,其聪明伶俐,远近闻名。父母的为人之道,就是以善为本,不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冲突,以免受伤害。我考上大学那年,我记得母亲教我,回乡下见到叔伯们要主动打招呼,不要让人觉得生分了。这是教人越发达,越要懂得谦卑与放下身段。多少人一阔就变脸,有权就嚣张,他们的见识,真的还不如我乡下不识字的母亲。

母亲身体不好,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们长大,又担心看不到我们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她总是叮嘱我们,长大后要一条心,谁有困难就帮谁。对她来说,几个孩子手掌手背都是肉,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一直记着她的教诲,虽然都已各自成家,但还如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如同一个大家庭,不分亲疏。姐姐出嫁时,我就交待,她永远是我们的姐姐,不会跟别人家的女儿一样,嫁出去就成了亲戚,我们不是亲戚,仍是家人。这么多年,姐姐也一如从前,是我们的保护伞,继续为一家人做着牺牲。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却是颜色不一样的农民,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勤劳淳朴,这是他们的底色与本色,又少了那些斤斤计较,更多了一分善良与宽容,有着知书达礼的良好教养,一生待人以诚以礼。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们给了我们许多温暖,让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苦。他们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永远支撑着我们前行。

原标题:《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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