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1月8日报道（文/丁铭 哈丽娜）

阴山脚下，黄河岸边，土默特平原，一座题写着“埃德加·斯诺觉醒点”的汉白玉雕像，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敬仰着一位说真话的美国记者的可贵品质。随着今年中国记者节的临近，这里已成为人们参观敬仰的热点。

一生中觉醒的起点

在90多年前，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也鲜为国际社会所知晓。这时，一位有良知、求真相、勇于说真话的西方记者挺身站了出来，将中国人民当时的生存真相公之于众。他就是埃德加·斯诺。

1905年，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先后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饱尝艰辛。1925年，斯诺来到著名的密苏里大学学习新闻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

1928年7月，斯诺怀着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登上远洋轮船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兼任《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之后他又在燕京大学做了两年教授。这一系列经历让斯诺对中国产生了十分独特的感情。

当时的上海，被西方人称为“东方巴黎”，一副光怪陆离的景象：“赤身露体的苦力们，用颤巍巍的竹扁担挑着沉重的货物，小跑着从令人生畏的印度巡捕身边走过。坐在锃亮的汽车里的英国人在马路上与人力车抢行。到处都悬挂着汉字的招牌、横幅，除了外国人管辖的地带。”

在见识了大上海的繁华后，斯诺决定去中国西北地区看一看。

1929年，斯诺受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邀请，乘坐一列从上海到绥远的火车，一路颠簸进入中国的西北部考察，这部列车的终点站就是萨拉齐。

今天的萨拉齐绿树成荫、高楼林立、商业繁荣、人民幸福。但是在1929年，斯诺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据萨拉齐当今所属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志史办主任高景哲介绍，1929年，中国西北部发生了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普通人家食不果腹，同时一些地方还流行鼠疫。处于沪绥铁路末梢的萨拉齐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斯诺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上海来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中国西北部，来到了满目苍凉、全无生机的萨拉齐。一条铁路的起点和终点，连接着天堂和地狱。一边是富人屯粮居奇、三妻四妾，吃一顿饭要摆三十六道菜；一边是穷苦大众食不果腹、卖儿鬻女，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强烈的反差给了斯诺强烈的震撼。在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的责任心和同情心驱使下，他把见闻写成《拯救25万生灵》的长文，向外界报道了1928年北方干旱的情况。

斯诺认为，正是他在萨拉齐亲眼目睹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后，作为一名记者的责任感、使命感才被彻底地唤醒了。他在《复始之旅》中写道：“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小城萨拉齐……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对于中国的遭遇斯诺无比同情。他不辞辛苦前往东北、上海，深入到抗日第一线，收集资料，发表了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

在这之后，斯诺的脚步更是遍及东北、台湾、云南等地，写下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客观新闻报道，同时开始思考并寻找中国的出路和希望。最终，他寻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

传递中国“抗战之声”

193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局势转折之年。这一年在斯诺的生命中同样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年的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终于迎来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机会。

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斯诺和同为美国来的医生马海德带着一封介绍信、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从北京出发，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向西，深入到陕甘宁抗日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位到红色苏区报道工农红军的西方记者。

到达苏区之前，斯诺也曾受到“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传言的影响。但在陕北，他听到当地老百姓把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看到路过野杏林时红军战士四散开来去摘野杏，可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里面的果子。

斯诺还发现红军是真正的“全国性”武装，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却不影响团结；他们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认为自己是为了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尽管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对于革命依然充满乐观。

在当时陕北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斯诺见到了红军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与之进行了长谈，并给他发放了统一的红军新军帽和新军装。

据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曹婷婷介绍：“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和毛泽东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情。在数十次的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亲口回答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抗日战争、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合作等疑问，还包括自己的身世。”

在保安采访完红军领导人后，斯诺又主动提出去前线采访，并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扎地陕甘宁省豫海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

据同心县党史研究专家杨文元介绍，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1936年陕甘宁边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府。斯诺曾在此完成了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近1/3的篇章，对当时驻扎在这里的红军进行了翔实的记叙。

豫旺堡，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名邑古镇，小镇里有一处古城遗址，现在仍保留有土夯城墙遗存。《红星照耀中国》封面的小号手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杨文元说，1936年夏，豫旺堡厚厚的古城墙上，一名红军战士面朝旭日吹起嘹亮的军号，身后红旗迎风招展，斯诺举起相机，定格了这一幕。不久后，以这张经典照片为封面的《红星照耀中国》震惊世界，英姿勃发的小号手及其象征的年轻“红色中国”，向世界传递出奋发不屈的“抗战之声”。

从求真相到求真理

四个月的采访，斯诺不但获得了生动的一手材料：一共16本的笔记和24卷胶卷，留下了大量文字材料和照片，还解开了他心中的疑问，使他完成了从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转变。

离开陕北后，他根据这四个月的经历与见闻，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与当今一些戴有色眼镜看中国、无视事实造谣抹黑中国的西方记者不同，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首次向全世界真实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向世界各国人民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瓦解了当时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攻势。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几十年间传遍了全世界，有着亿万读者。

一年后，《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为躲避书报审查，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犹如春雷炸响，一举刺破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新闻封锁，不仅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而且以铁的事实，回答了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地处边区的中国共产党，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美国友人阳早和寒春也是在看了《红星照耀中国》后相继来到延安，并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奶牛事业。

赢得中国人民敬仰

作为一名西方新闻记者，斯诺在中国完成了他求真相的使命，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和随后的建设事业中，实现了他从求真相到求真理、求信念的升华。他在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同时，也将他的信念之根连同他的骨灰深深地扎在了中国。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斯诺以新闻报道的形式给予国民党反动派无情的揭露，因此受到国民党打压而回国。受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泛滥的影响，回国后的斯诺遭到了来自美国国内的迫害，被迫迁居瑞士，但他一直心系中国，并坚定了支持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三次来华访问，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1971年，他在美国《生活》月刊撰文，促进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一周，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病重期间，斯诺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妻子依照他的遗嘱，将他骨灰的一部分埋在美国，一部分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成为中国人民永久的纪念。

斯诺一生热衷于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2009年，斯诺与白求恩、约翰·拉贝等一起被评选为中国十大国际友人。

1991年，萨拉齐人民怀着对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和国际主义战士深厚缅怀之情，在萨拉齐镇小游园内竖立了他的汉白玉雕像，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亲笔题词“埃德加·斯诺觉醒点”。

2019年10月，土默特右旗政府将斯诺雕像迁至敕勒川文化公园。而今，在这个背靠青山、四季常青的地方，斯诺先生的塑像俯视着萨拉齐，见证着中国西北这片热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据土默特右旗敕勒川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红宇介绍，“埃德加·斯诺觉醒点”近年来已成为人们参观敬仰的热点，每年都接待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最高年份接待5万多人次。

2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门前的红军“小号手”雕塑（丁铭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