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池莉，就没有武汉鸭脖

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池莉，与刘震云一起被视作“新写实主义”掌门人，也是极罕见的纯文学畅销书作家，几乎每部作品都能热卖和改编成影视。

中篇《来来往往》被改编为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当时还是“小鲜肉”的男主濮存昕也因此爆红，而《生活秀》更是把池莉的热度推到一个巅峰，不仅斩获鲁迅文学奖等十数个文学大奖，在商业上也取得巨大成功。

当时电影和电视版的《生活秀》同步开拍，相继播出，随后话剧版也跟风上演。更夸张的是，作品里女主来双扬售卖的“武汉鸭脖”，竟被商家看中，并形成了庞大的“武汉鸭脖”食品产业链，火遍全国，堪称文学深度介入现实生活的典型案例。一部《生活秀》催生了连环炮似的文化衍生品，至今也不多见。

池莉自小酷爱阅读，小小年纪就躲在阁楼里，吃力地捧着竖排繁体版《红楼梦》来读，被家人捉个正着，把“禁书”没收，从此严格检查她的阅读书目。这并无法阻挡她对读书的如饥似渴。

“在童年直至少年时代，阅读是我唯一的寄托。千方百计地看能弄到手的文学书籍，深夜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明，写诗、写散文、写小说。”

她高中毕业正赶上“下乡”，而后学的是医科，诗歌处女作发表于在医学院读大二时。学医毕业在武钢卫生处当了三年医生后，她终抵不住文学诱惑又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从此走上文学之路。

在武钢当医生的经历，让池莉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群，了解到他们最琐碎也最切身的问题，这些都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她一笔一墨地把一些让很多人痛心又被很多人忽略的问题拎到大家眼前来。

尖锐是池莉写作的特点，绝不是“还原”，目的是“揭示”。池莉身上的理性以及观察与分析事物、人性的视角让她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池莉的文字，你读第一句就能识别出来，她的故事题材、语言风格、讲述方式，对情节和人物的取舍，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她擅长描写日常的琐事，显露出缜密的层次感，评论一针见血，都与她的医科背景密不可分。

时隔多年，再被问及怎么看待“新写实”这个标签时，池莉莞尔。她说，“新写实”是我非常对不起的一个词。在我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曾经一再表示这个词我不懂，这种语气姿态里头是有一种自傲的。或许，更多是感觉自己发轫了更新潮的流派吧？

那时候，我感觉“新写实”不够时尚，什么黑色幽默啦、意识流啦才更开风气之先……现在我才明白：别人怎么样研究你，使用了什么样的名词，你应该懂得那是别人的自由。

写作，让复杂情绪永远鲜活

除了“新写实”，池莉身上还有一个标签：“汉派作家”。

武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活在池莉的脑海里，她的写作更是离不开武汉，离不开武汉人。从“人生三部曲”开始，她的写作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带有开创性的鲜明特点：善于以都市（武汉）为背景，把握原生态般的“生活流”，真实描写市民阶层的人情冷暖。

主人公在故事里看似自由地来来往往，实则把小人物们对这世界的爱恨交织又无能为力表现得酣畅淋漓。

对生活和人性的理解，让她看似跳脱生活又在平视生活。她既能看穿小市民的庸俗、自私、愚昧、浅陋，又能顾及他们的种种无奈，看到这些“病痛”的根源，避重就轻地将造就他们性格的命运展现出来。

生活的无奈与不可测，会把人的天真和棱角磨去，也会历练出《生活秀》里来双扬、《她的城》里的“蜜姐”这样风尘侠女式的人物来，她们也为生活所累，却没有屈从命运。但你不能轻易下结论说，她们就是生活的赢家。

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她的一种局限。池莉回应说：“每一个作家都是地域性的作家，谁生的，血管里就流着谁的血。我的新长篇，肯定还是武汉地域文化背景，这是我的命中注定。”

她说自己对于武汉的感情可以用这十六个字形容，“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

在武汉有过生活经历的人，对此回答都要会心一笑，可不正是这样吗？在被武汉的交通与天气弄得心烦意乱时，武昌东湖的水、珞珈山的花、喻家山的绿林又会让人舒展开阔；在穿过吵吵嚷嚷的街巷脾气正要上火时，汉口江滩的风、轮渡的船、户部巷数不清的小吃，又立马抚平了心里的褶皱；偶尔路过汉阳，龟山月湖，古琴台下，一段高山流水又带人梦回春秋。

汉口江滩

池莉有一篇小说叫《汉口永远的浪漫》，打破了很多人对“汉口”的固化印象。汉口给多数人的第一感受是“生活化”，随处可见的人间烟火，放眼皆是的岁月划痕，那池莉所指的浪漫落脚于何处？

“我的‘汉口浪漫’，指的是浪漫之根本：汉口人的血性，尚存人类最真实的感性冲动，大都没有因社会教化或各种条条框框而变异，他们有血有肉，酷爱率性纯真自然地活着。他们醉酒狂欢，愤世嫉俗，大胆嘲笑，随心讽刺，打架说打就打，没有废话。”池莉如是说。

池莉自己身上无疑也有着汉口人这股敢爱敢恨的血性。她曾说，作家的责任是写好自己的作品，做其他事，都算是“义工”。

于是，人们看到这些年来，她呼吁大家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凭一己之力捍卫武汉的行道树不被砍伐等等。作为专爱描写“市井”的作家，池莉说：“城市如人。正如我自己，我会哀伤我失去的缺点，不那么喜悦我刻意增加的优点。我能够做的，就是用文学写作，让种种复杂情绪，永远鲜活。鲜活就是城市生命力。”

如同一朵花的生活方式

自然开放

池莉的文字是热闹的带烟火味儿的，她本人却素来喜静。

如今的池莉，看起来更加苗条清瘦，以前标志性的长发波浪被剪成及肩短发，微微内扣卷起，知性优雅，陌生人前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冷清。

她渴望一种闲云野鹤式的日常，逃离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报告，把生活简单纯粹地切分成阅读、写作、旅行。窗外绿树成荫，独自在林中漫步，累了读一会儿书，发一会儿呆，一杯咖啡，一张躺椅，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她会刻意让自己远离人群，又或者短暂离开一段时间，透透气再回来。所以很多公开场合你都很难见到池莉的身影，她一定是躲在哪里看书或者写作去了。

这些年池莉虽然露面极少，但跃入读者眼帘的好作品却未曾间断，杂文、诗集，上一部新书是差不多七年前，写给女儿的那本《立》。

出版方多次邀请池莉去做读者见面会，都被她婉拒。她认为作家的责任是创作作品，不是明星式的露面，她渴望对等的精神交流，而不是浮躁的场面招呼。这种交流以外，不如保持作家应有的“神秘感”。

生活中的池莉回归成一个独立的生活家。她之前专栏里写武汉美食的文字也让无数读者慕名而来，想亲口尝尝池莉笔下的人间美味。她不仅知道哪个季节该吃哪种食物，每种食材应该怎么烹饪，还自己烧得一手好菜，更何况有些美味还加了记忆的调味料。

最近，武汉汛期连续降雨，池莉家的屋顶开始漏水，工人一直没给修好。她研究了一番工程图，顶着武汉盛夏的烈日爬上了屋顶，愣是自己把屋顶修好了。

池莉的日常简单而规律，除去公务，每日固定时间，按自己的计划阅读、写作、运动、喝咖啡，也少不了和远方最挂念的亲人聊聊天。

池莉说：“我理想的是花朵的生活方式：自然开放，他人可以观赏和喜欢你，你却不必去应酬任何人。”

新作不是突破，而是革新与重塑

回到池莉最新的这部长篇《大树小虫》，写作的艰辛与魅惑，精神到肉体的煎熬，时间长河里，几十个人物从模糊雏形到活灵活现，在家族谱系里乖乖就位，再到一个个跳到眼前争闹着出场……个中甘苦，只有作家自己知道。

这本书对池莉来说，就像个经历了漫长细致的孕育期，分娩过程却极度坎坷的孩子，出生后自然倍加疼爱。用池莉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不同于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作品，也无法和自己其他作品类比，从构思之日起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有他自己崭新而锋利的生命力，不能用“进步”“突破”之类的词来形容他。

这本书既是对池莉自己，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革新与重塑。

最开始看到书名会有些费解，“大树小虫”究竟指的是什么？只要开始阅读，便会顷刻进入源源不断的生活流，与书中人物一同亲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社会的变迁。

池莉用数十个不同地位、不同命运、各具特点却相互关联的人物串起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并通过不同人物、不同角度、不同节点不断再进入同一段历史，如娴熟的乱针绣般，让人物在各自背景中更加鲜活和立体交互，光面与阴影都被不断放大、拉近，变得清晰，留出悬念再抽丝剥茧般逐渐揭开答案，进而铺展开一卷以近现代武汉和上海为背景的动态《清明上河图》，每个细节都值得咂舌玩味。

这种不同于罗生门式的复式绳套结构，展现了高超的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能力，让原本看似琐碎家常的小说情节变得错综复杂，随着出场人物光鲜面具被一层层撕开，随着不同人物在时空中的交集，每个人都逐步露出真容。

三代人的命运对应着中国现当代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直接参与进人物性格的铸造与延展，而每一代人都在自己家族中起到连环扣式承上启下的作用。

如同新书扉页上那句援引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话，甲虫往往只是盲目地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行，不会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是弯曲的。

每个人物都是大树上的小虫，埋首在自己的爬行轨迹中，而作者和读者才是看清这一切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