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是湖北沦陷区内较为特殊的伪政权组织。它建立时间较早，是湖北省内第一个以“政府”名称登场的地方伪政权机关；地位特殊，是全省唯一的市级伪政权；它的隶属关系和名称多变，前期是独立特别市政府，其后直属汪伪中央政权，最后划归伪湖北省辖。同时，由于武汉战略地位的重要，日军对它的控制最为严厉，是抗战时期日伪控制湖北和华中地区的重要政权机关。

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从武汉撤退，武汉地区出现短暂的权力真空。为了维护汉口租界地区第二、第三特区的地方秩序，当日，英商怡和洋行大班杜百里出面组织“汉口市安全区委员会”，并将江面上停泊的英、美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调到岸上，担任警戒任务，保护外侨的利益。次日，日军占领汉口，杜百里带领该委员会全体委员，齐集江汉关列队欢迎日军。但是，日军并不准备承认英美在武汉的利益，勒令解散“汉口市安全区委员会”，各国海军陆战队也被命令全部返舰。

日军占领中国以后，一些怀有野心并甘当鹰犬的汉奸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成立亲日卖国组织，为日军效力。武汉沦陷的第二天，原军统特务胡宗均就在汉口新市场成立一个所谓“湖北自卫团”（不久改名“湖北自警团”）的组织，为日军服务。但是，由于日军对武汉地区伪政权的设立和人选，早有预案，胡宗均的抢先献媚并没有得到日军的青睐。不久，“湖北自卫团”被日军解散，胡宗均也未受到日军的重用。

日军在武汉最早扶持成立的汉奸傀儡组织是“武汉各界联合会”。早在日军占领武汉之前，就对占领后的武汉伪政府设置和人选安排，做了相应准备。1937年8月，日本关闭驻武汉领事馆。在此之前，日本有关方面就有计划地布置了武汉地区的特务网。日本特务田野秀仁、宫城宇平、大西初雄等潜伏于武汉，四处搜集情报，利诱、拉拢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滞留武汉，待日军来后为其服务（大西初雄后来出任汉口日军特务部第一课情报班班长）。占领武汉以后，日军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建立殖民统治，决定尽快建立伪政权组织。11月初，日军特务部便指使原在汉口日本住友银行当过文牍的蓝熙周出面，在汉口难民区内组织“武汉各界联合会”，由商人徐礼斋任会长，实际权力掌握在蓝熙周的手中。凡属该会成员，皆可佩戴盖有该会印章的袖章通行，不被拉夫，还可开门营业。日军交给该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逃离的武汉市民“复归、复业”，组织辖区内的难民填发“派司”（即“安居证”）。

随着日军对武汉占领的扩大和巩固，仅限于难民区的“武汉各界联合会”已不能适应其殖民统治的需要，日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市性质的伪政权组织。

日本方面对于武汉伪政权的设立及其控制，有着严格的规定。1938年10月28日，日军刚刚占领武汉，日本内阁批准《汉口方面政务处理纲要》，明确提出，“政权的建立，须在我政务指导机关（陆、海、外汉口联络会议）协力之下为主，由决策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成立后的政权内部指导，由政务指导机关负责”。11月3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及所辖第十一军进驻汉口之后，第十一军司令部即在汉口原金城银行旧址设立特务部，专门负责湖北地区的社会治安、政权建立和经济掠夺工作。在日军特务部的直接操控之下，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1938年11月26日，伪武汉治安维持会在汉口南京路胜利街口的原汉口商业银行旧址正式挂牌成立，粉墨登场。

伪武汉治安维持会是一个带有全市临时伪政权性质的傀儡组织，日军对其十分重视，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成为帮助日军控制武汉、建立武汉殖民秩序的主要工具，同时，还能成为将来武汉伪政权机关的主要基础。因此，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政权机关来建设，建立起完整的组织机构。维持会设会长总揽全会大事，副会长辅佐之。当时，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具有号召力的汉奸担任会长，日军特务部只得让一个青红帮二流人物计国桢（上海人，安清帮老头子，在汉口人和街开设针计公司，长期以信奉佛教的“善人”面目出现）出马，充当会长，叶春霖为副会长。维持会下设秘书处（首任秘书长张若柏，旧政客）、参事室（首任主任鲁方才）、财政局（首任局长李鼎安，鼎安里房产老板）、社会局（首任局长杨辉庭，商人）、建设局（首任局长王武刚）、警察总监部（首任总监刘瀚如，原国民党军官）、司法部（首任部长周鸿俊）、戒烟局（首任局长沈竹痕）、盐政局（首任局长马行素）。各局以下设3—4科，科以下分股办事。在各机构中，日军派有大批“嘱托”，控制实权，总“嘱托”为日本汉口陆军特务部第一课课长浅见敏彦。1939年1月25日，日军又在武昌设立“武昌治安维持会”，以杨缵绪为会长，程明超为副会长；同时成立的“汉阳治安维持会”由张杏书任会长。张病死后，萧登云、黄农轩分任正副会长。两会共设顾问室，日本人高桥担任主任。

伪维持会成立以后，秉承日军的旨意，主要着力于为日军组织各项人力及物资供应、安定人心和恢复市场，同时充当日军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在其存在的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为建立和巩固日军的殖民统治效犬马之劳。

第一，协助日军设立管理机构，建立殖民统治。治安维持会成立后，与汉口日军特务部和海军特务部共同成立了联席政务会议，作为武汉地区最高权力机构，主持武汉政务。该联席会议由日本汉口陆军特务部、海军特务部相关人员和伪武汉治安维持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参议室主任及各局局长组成，由浅见敏彦任会议主席，掌握主要权力，会议讨论的所有问题，最后一律由浅见敏彦表态决定。从1938年11月26日伪武汉治安维持会成立当天召开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39年4月11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该联席会议共计召开了十四次，讨论问题涉及这一时期武汉占领区的政权组织、行政经费预算与筹措、税收征集、市面恢复、市民复归等各方面，每次会议都是由维持会会长和各机关负责人就其负责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议案或建议，由浅见敏彦当场答复或报日军陆军特务部和海军特务部决定，维持会大小汉奸头目再在会后分别执行。可以说，维持会存在期间，汉口日军特务部是武汉沦陷区的实际统治机关，而治安维持会则充当了日军殖民统治的忠实工具。

第二，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法律、条例和管理办法，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残酷镇压和控制。武汉治安维持会存在期间，先后颁布了《武汉司法部临时办法》（1938年12月20日）、《审判暂行条例》（1938年12月20日）、《武汉盐政管理暂行规则》（1939年1月4日）、《司法审议会暂行办法》（1939年1月17日）、《武汉戒烟暂行法规暨施行规则》（1939年1月17日）、《中小学教职员登记规程》（1939年1月17日）、《违警法》（1939年1月24日）、《即决手续法》（1939年1月24日）、《编组保甲暂行条例》（1939年2月24日）、《各种车辆登记暂行规则》（1939年2月24日）等法西斯法律条例和管理办法，初步建立起武汉沦陷区的殖民法律体系。

第三，创办殖民学校和汉奸报纸，进行奴化教育和殖民宣传。武汉沦陷前夕，武汉地区的大中学校和一部分小学都随省政府迁移鄂西或四川，校舍也基本被日军占作军营，武汉地区的教育完全停顿。为了建立新的殖民教育体系，进行奴化教育，培植亲日顺民，维持会成立之后，在日军的指使下，把恢复学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推行。为了彻底摒弃以前的中国民族教育内容，培植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人才，维持会实行教员登记制度，凡有抗日和爱国思想的教师一律不予登记，同时，开办教员训练所，由社会局长兼任所长，对教员进行殖民思想训练。1939年1月17日，维持会联席政务会议通过《中小学教职员登记规程》,21日发布教员登记公告，要求登记的教员必须“认清时局，粉身碎骨贡献于建设新国家之圣业”，否则不予登记。1月25日、26日，第一次正式登记，共登记教员96名，其中男78名，女18名。教员训练从2月初开始，每期一个月，至4月底维持会结束前共开办了两期，第一期招收学员41人，第二期招收学员104人。1939年3月25日，维持会在武汉各地同时成立第一至第五所小学（第一、第二、第三小学设汉口，第四小学设汉阳，第五小学设武昌）。与此同时，汉阳维持会和武昌维持会还分别设立了一所日语专修学校，汉口“留日同学会”也设立日语专修学校一所，专门培养为日军服务的日语人才。

在创办报纸方面，武汉沦陷以后，武汉地区原有的报刊，或者随省政府迁移鄂西，或者闭馆停刊。为了宣传侵略理论、麻醉武汉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日军占领武汉以后，汉口日军特务部支持一部分留汉文化汉奸于1938年11月10日创办了《武汉报》，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喉舌。武汉治安维持会成立后，立即接管了这一宣传机构，使之成为其控制下的主要汉奸报纸和卖国宣传工具。1939年3月6日，维持会又支持伪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创立机关报《大楚报》，进行卖国奴化宣传，《大楚报》是沦陷时期与《武汉报》齐名的另一汉奸报纸。

第四，遣送和安置战争难民，恢复市面秩序。武汉沦陷以后，一时之间，社会秩序陷入完全混乱，人民流离失所，战争难民遍地。为了恢复市面秩序，建立新的殖民统治，维持会对聚集和流落武汉的外地战争难民，进行登记造册，首先对安庆、大通、芜湖、南京、镇江、上海六地难民，发给船票，遣送回籍。对本地战争难民，维持会采取发放小本贷款和实施赈济的办法，予以安定。社会局制定《小本借贷办法》，对部分有生产能力又无以谋生的市民发放小额贷款，使其“从事小卖，自谋生产”，对于老弱病残者及饥寒交迫的贫民，发放一些赈济粮款，实行赈济。1938年的冬赈，经登记确认的贫民，赈济的粮食标准，“规定大口七升，小口四升”。在社会组织方面，维持会通过了《编组保甲暂行条例》，企图恢复保甲制度，作为其控制民众的工具，但是，由于当时市内民众大量逃离，“地方居民寥若晨星”，该计划无法付诸实施，未能实现。

伪武汉维持会虽然建立有比较庞大和完善的组织机构，表面上俨然是一个临时政权，但是，由于它设立过程匆忙，缺乏权威和“合法性”，特别是随着日军在武汉占领地区的扩大和统治的巩固，它越来越难以适应日军的侵略要求，日军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政权机关，作为它在武汉和华中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如前所述，日军占领武汉前后，原本计划在武汉建立一个囊括湘鄂赣三省的华中地区伪政权，与“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相并立。但是，由于占领武汉以后，日军在华中地区进展缓慢，特别是1938年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和汪精卫《艳电》发表以后，日本政府决意扶植汪精卫建立中央伪政府，反对再建立新的跨地区傀儡政权；同时，由于在湖北的占领区域有限，不具备建立华中地区伪政权的实力。于是，华中日军退而求其次，决定先行成立一个独立的伪武汉市政府，再谋求建立全省和华中地区伪政权。从1939年3月起，日军特务部多次召集武汉各界汉奸头目，举行谈话会，商讨成立伪武汉市政府事宜。4月14日，伪武汉治安维持会成立武汉特别市政府筹备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两项决议，第一，在湖北省政府未成立以前，在武汉成立特别市政府（以与普通市政府相区别）；第二，推举张仁蠡为武汉特别市政府首任市长。同时，决定自4月15日起，伪武汉治安维持会开始办理撤销事宜，三日至五日内办理完毕。

在选择何人担任伪市政府市长的问题上，日军特务部曾颇费了一番脑筋。原武汉维持会会长计国桢无论资历和能力都无法满足日军的要求，当时已崭露头角投身日寇的老官僚何佩镕、石星川，虽也可作为人选，但是，他们组织伪政权的能力以及对日本的忠诚都还有待检验。经过不断筛选，日军最终选择清末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张之洞的第十三个儿子张仁蠡作为伪武汉市长的人选。张仁蠡曾在冀东伪政权里担任过民政厅长职务，其兄张燕卿是伪满洲国实业部和外交部大臣，深得日本信赖。张仁蠡因这几层关系而被日军看中，从北京调来汉口，担任伪市长之职。

1939年4月20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在原伪武汉治安维持会会址正式袍笏登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全被日军控制的亲日卖国政权。在其成立当天发表的《成立宣言》中，就表明了“中日两国，同种同文，路近俗同”的“中日一家”卖国思想和“为新中国之建设更致其努力，进而求中日真正之提携东亚永久之和平”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奴才主张。5月1日，武汉治安维持会将所有权力移交伪市政府接管。

武汉特别市政府是日军在湖北建立的第一个以“政府”名义登台的伪政权机构，也是湖北境内唯一的伪市政府组织。由于当时华中日军想建立独立的华中伪政权，且统一的伪中央政权和伪湖北省政权尚未建立，因此，伪市政府在行政上不隶属任何上级伪政权，只受汉口日军特务部控制，故定名为特别市政府。该特别市政府不仅行使地方政权的所有职能，并且“在地方新政权未树立以前，处理国家政务范围内之各项事务，举凡国家政治上应行举办事项，无不兼筹”。为此，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建立了庞大的机构组织，下设秘书处（首任秘书长杨恩靇），参事室（主要办理法规的编纂和审查事务，首任主任计国桢），临时司法部（下设最高法院、湖北高等法院和汉口等地方法院；最高检察厅、湖北高等检察厅、汉口等地方检察厅；各监狱和司法人员训练所，首任部长周鸿俊，后为凌启鸿），警察总监部（下设汉口、武昌、汉阳、水上等警察局以及警官教练所，首任总监刘翰如），财政局（下设税捐总署、统税署、盐政管理局、戒烟局、税关筹备处与第一、第二屠宰场以及公产经租处，首任局长索樾平，前清安徽巡抚恩铭之子，原伪满洲国外交部秘书官），社会局（下设市立医院、劳工协会、妇女职业讲习所和武昌、汉阳、汉口三个清洁事务所，首任局长杨霭堂，后为王锦霞），宣传局（首任局长徐养之），教育局（下设教员训练所和各级学校，首任局长高伯勋），建设局（下设堤防管理局、汽车渡船管理所，首任局长方子颖），卫生局（伪湖北省政府成立后由原社会局卫生科扩充设置，首任局长王大德）。此外，还设有参议府（议长何佩镕）和武昌、汉阳两个办公处（处长分别为黄锡龄、屠义尚）以及北京、南京、上海三个办事处。市府各局处下设若干科室。伪市政府下设各区，全市共设15区，以警察署长或所长兼任区长，每区设区员1—3人。

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为了装扮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完整性，同时，也为了网罗更多的汉奸上层分子，又设立了“武汉市参议府”，隶属伪市政府，作为其咨询机关，并负责审核法令与预决算工作，以何佩镕任议长兼政府树立准备委员会委员长，石星川任副议长兼政务训练院院长。其参议主要是湖北人，但也收罗了部分湖南和江西籍汉奸，以表明这一政权超出武汉地域范围的特征以及华中日军仍希望建立湘鄂赣三省跨地区伪政权的愿望。1940年5月，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组织系统设置如表2—2所示：

表2—2 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组织系统（1940年5月）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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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武汉特别市政府组织系统表》，载《武汉特别市政府公报》第11期，1940年6月，武汉市档案馆藏。

1939年11月5日，伪湖北省政府成立，武汉地区出现两个相互独立的地方伪政权机关。当时，伪湖北省长何佩镕曾经想将伪武汉市政府纳入旗下。但是，张仁蠡自恃同日军关系密切，坚决反对，日军特务部也不想将伪政权命运全部押在昏庸老朽的何佩镕、石星川身上，对伪湖北省政府的要求不予支持，结果形成伪省、市政府独立并行、相互攻讦的局面，两个伪政权的明争暗斗不断升级。特别是在由谁控制武汉的盐、烟税收的问题上，较量最为激烈。按照前国民党政府的税收体制，盐、烟两税都属中央税收，地方无权管辖。但是，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后，由于它不隶属任何上级伪政权，因而自行代行中央财政职权，将控制全省的武汉盐、烟两税纳入自己囊中，成为伪特别市政府的主要财源。伪省政府成立后，何佩镕不愿张仁蠡独吞此肥肉，故向日军特务部极力争取。结果，伪市政府被迫妥协，同意将盐烟统税交给由伪省市政府共同设立的“武汉参议府”管理，其收入由伪省市政府共同分享。

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成立，日本政府和“梅机关”为了支持汪精卫，要求伪湖北省政府和伪武汉特别市政府都纳入南京伪政权。4月17日，汪精卫到武汉，同汉口日军特务部协商伪湖北省市并入汪伪政权事宜，日军同意逐步将武汉省市政府并入南京伪政权。5月9日，伪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驻武汉绥靖公署成立，由原伪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学校训练团教育长叶蓬充任主任，首先在名义上实现了军事方面的统一。12日，汪精卫又派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来武汉同日军特务部谈判财政统一问题，日军同意将武汉财政交给汪伪政府。6月5日，汪精卫派驻武汉的湘鄂赣三省财政整理委员会在汉成立，由俞栽任主任委员，接管武汉的盐、烟、统税，并负责支付华中日军和伪省市政府的经费。之后，经过不断的讨价还价，汉口日军特务部和武汉伪省市政府同南京汪伪政府就伪省市政府加入南京政府逐渐达成一致。10月5日，伪湖北省和伪武汉特别市同时加入汪伪国民政府，伪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市，裁撤伪武汉参议府、临时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厅，警察总监部改为警察局，撤销伪市政府所属武昌、汉阳两个办公处，将两城区交给伪省政府，原市警察局所属武昌、汉阳、水上三个警察分局亦划归伪省政府，汉口分局合并到市警察局（伪市警察厅先于4月改为警察局，所属汉口、武昌、汉阳、水上四个警察局改为警察分局）。自此以后，伪省政府的势力日益扩张，而伪市政府的势力则逐渐萎缩。

1941年3月，伪汉口市政府改称“汉口特别市政府”，以与“直辖行政院”之规定相符。内部机构设置，也不断调整，至1942年年初，共设有秘书处和参事专员室，及警察、社会、财政、教育、工务、卫生、粮食管理七局，社会运动和房地清理两个委员会，并设驻京办事处。截至1942年12月底，全府职员计有特任1员，简任16员，荐任165员，委任131员，雇员1663名，警工夫役5363名，其他167员，共计7506员（注：原文合计数字为8889员，有误）。

1942年6月，杨揆一接任伪省政府主席以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更加迫切地谋求所谓“省市合并”，达到由湖北省政府管辖汉口市政府的目的。汪精卫对伪汉口特别市政府同汉口日军特务部关系过于密切、权力过大也心存芥蒂，想通过湖北省、武汉市的合并进一步加强伪南京中央政府对华中地区的控制，并减少汉口市的独立性及减少市级财政经费开支（当时省、市财政费用由伪中央政府支付），遂同意杨揆一的意见。于是，1943年10月19日，在取得汉口日军特务部的同意后，汪伪国民政府将伪汉口特别市由伪行政院直辖划为伪湖北省管辖，改名为汉口市，由何佩镕的儿女亲家、老官僚石星川充当伪市长，张仁蠡通过日军的关系调任伪天津市长。伪汉口市政府组织系统缩小为6局1处：秘书长贺遐昌、财政局长利绍汉、警察局长陈孝芬、社会局长王锦霞、卫生局长江华缙、教育局长肖治平、建设局长高凌美。这是伪汉口市政府最后一个汉奸班子。石星川在位期间，虽然也想极力保住伪市政府的势力，充当一方傀儡诸侯，但是，此时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注定了伪汉口市政府穷途末路的命运。从1943年开始，德意日法西斯就逐渐走上了灭亡之路。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惨败，敲响了法西斯德国的丧钟，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在所罗门群岛战死，标志着日本法西斯走向灭亡的倒计时。从该年中期开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海空优势逐渐丧失，沦为守势，日本的各项战略资源陷入枯竭，日本在中国的军力也逐渐向南洋战场转移，中国成为维持日本抵抗盟军战略进攻的主要后方基地。在这一背景下维持的伪汉口市政府，只可能充当维护日本在武汉的殖民统治秩序、帮助日军搜刮武汉地区战略物资的工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作最后的殉葬品。然而，尽管如此，石星川和伪汉口市政府在其最后一年零九个月风雨飘摇的傀儡统治中，为了支持日军的拼死顽抗，同时，也是为了其自身的苟延残喘，仍不遗余力为日军效“犬马之劳”。主要是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宣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上的“伟大战果”和“不断胜利”，宣扬“日本必胜”“英美必败”，以鼓舞民众日益衰落的士气；强令全市民众和各机关团体学校缴纳日本极端枯竭的战略物资，如各类金属、蓖麻、牛皮、粮食；勒令民众捐款；组织市区防空袭演习；等等。具体情况，分见以后各章。在机构设置方面，汪伪政府成立以后，即开始对沦陷区物资实行统制。1941年9月25日，成立伪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次年9月，改为物价对策委员会，1943年3月17日，又成立全国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统制。根据汪伪中央政府的统制要求，为统制管理武汉地区的物资、物价暨一切经济事务，1942年12月底，伪汉口特别市政府经与伪湖北省政府商定，共同设置武汉经济统制事务处，“处于湖北省政府主席暨汉口特别市市长指挥监督之下，担当武汉三镇及武昌、汉阳、黄陂等县中国人方面之经济统制”。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参战以后，各地方伪政府为适合战时体制，相继对政府机构进行了部分改组。3月1日，伪汉口特别市政府奉令将社会局及社会运动委员会分别改组为经济及社会福利两局，以适应战时要求，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

从1944年年底开始，为了打击日本的战争信心，美国空军加强了对武汉市区的轰炸，伪省、市政府开始沦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被迫从武汉撤离，搬到黄陂、黄冈等地，伪职员大多数自动离职，伪省市机关均陷入瘫痪状态。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伪省市政府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