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与武术的起源

中国功夫或者说中华武术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先秦典籍《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见，中国功夫最早与“侠客”这一群体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关于侠的起源，说法不一。章太炎认为儒家与侠有关，其在《检论•儒侠》中主张“以儒兼侠”，儒家尚勇，孔子说“勇者不惧”，儒家又尚义，杀身以成仁，这些都是侠所认同的精神品质。鲁迅则认为侠与墨家关系紧密，其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家以忧患救世为己任，侠与墨在思想观念上非常接近，相比儒家，墨家提“勇”的次数更多，而且其成员真正的做到了“勇”，《淮南子》记载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另外，在行为方式上，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墨家有很多擅长打仗，专事武力攻伐的专家，墨子本人就曾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而“止楚攻宋”。还有学者认为侠起源于士阶层，先秦的士学习“六艺”，既有“礼乐”的文，也有“射御”的武，侠是从他们中间脱离出来的。总之，侠的起源很复杂，但从一开始，中国武术就被赋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精神层面，一是技艺层面。

从精神层面的发展来看，先秦时期，会功夫的人讲求言信行果，倡导敢于为了解救别人而献身，标榜施恩而不图报，等等，豫让、专诸、聂政、荆轲等都是这样的人。汉代以功夫为能事的人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武侠精神，扶危济贫，不计自身的得失，如郭解、剧孟等；一部分人则开始走向豪暴，仗着武艺而作恶，成为了匪盗。唐代，“义”被看作是行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精神品质。唐以前，习武之人要么充当门客依附于权贵，要么将武作为晋升的途径。而宋明时期，习武之人仍以“忠孝节义”为主导精神，但有了自己独特的栖身场所——绿林和武林。绿林本是一个地名，西汉末年，王凤等人聚集在绿林山中对抗当时的王莽政权，后来“绿林”成为不与当时政府合作的一个群体的代称，绿林好汉的提法，就形成于宋代。吏治腐败，异族入侵，一些行武之人啸聚山林、湖泊，构成了一个与压迫力量相抗争的江湖体系。在民间，发展出抵抗异族入侵，维护社会治安的社会团体，他们遵守公共秩序，承认官府的权威，形成了武林阶层。无论是亡命江湖的“绿林”，还是习武健身的“武林”，这一时期，“江湖义气”成为习武之人最为重要的观念。中国是宗法制社会，一个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依靠宗族的保护，在大家庭里面，维持人际关系的纽带除了血缘还有的就是忠孝等伦理观念，而一旦一个人沦落江湖，失去大家族的保护，要想以某种手段或手艺生存下去，就必须建立新的自保机制，要么结成假的血亲，如结拜，要么就遵循“义”的规则，互相帮衬等等。

“非武不成侠”，中华武术有些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则是文人的想象。武术反映的是人们对习武之人的一种期待，希望有超凡本领的人主持正义，惩罚邪恶，因而，武艺又总是和武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真实的“十八般武艺”

从技艺层面的发展来看，我们常说“十八般武艺”，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宋人话本小说《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但没有详说究竟是哪十八样，到了《水浒传》里，才有明确的说法，即枪、戟、棍、钺、叉、钂、钩、槊、环、刀、剑、拐、斧、鞭、锏、锤、杵等。先秦时期，膂力过于常人，或者敏捷矫健的人就是武艺高强之人，他们最为主要的武艺之一是射箭。秦汉以后，剑术成为重要的武术，一些武功高手又被称为“剑客”或“剑士”，“剑”往往是习武之人的标配之一。《汉书·艺文志》有“剑道三十八篇”，这当是秦汉时期流传的剑法。

大诗人李白很可能也是一个剑客，《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李白在《侠客行》中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其《赠从弟襄阳少府皓》又曰：“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李白似乎真的杀过人，与李白有过交往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除了李白，与其同时代的崔颢，其《游侠篇》曰：“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也正是大约到了唐代，剑也成为了文人们的“标配”，古代有“左琴右剑”的说法，象征着一文一武，和武将不同，读书人的佩剑并不是御敌的兵器，而是一种象征风雅的装饰。在古人眼中，宝剑有君子之德，文人佩剑，意味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除此之外，由于封建政府一般都采取愚民政策，所以有文化的“士”阶层，也就是读书人属于少数，他们为了彰显士族的尊严，无论多穷，也要仗剑而行，这其中包含着礼制和修身养德的含义。

不过，武侠小说中的中国功夫与现实中的功夫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先秦两汉就开始出现了神奇的剑侠传说，如《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女试剑”的故事，越女以柔克刚，以竹梢为剑，后世小说中，高手以木棍、竹竿、手杖等为剑大约可追溯于此。从魏晋开始，志怪小说兴起，中华功夫也被神秘化，唐传奇更是继承了这一点，充满神奇的武功，如《聂隐娘》，聂隐娘本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十岁的时候被一女尼用法术偷去，女尼教给她剑术，学了四年，剑法已经出神入化，即便是白天在大街上或者机场杀人，别人也看不到她。第五年的时候，聂隐娘被女尼送回家，于是聂隐娘随父亲做了魏博节度使的手下。魏博主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于是令聂隐娘去暗杀他，没想到刘昌裔能掐会算，收买了聂隐娘，魏博主帅又派精精儿去杀二人，却被聂隐娘杀死，魏博主帅再派妙手空空儿前去刺杀，这个妙手空空儿的剑术远在聂隐娘之上，聂隐娘说她“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敌人来势汹汹该如何是好呢？聂隐娘这次并没有与对手直接硬碰硬，而是采取“智斗”，这个空空儿有个性格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必须一次进攻就把对手干掉，绝不出第二招，要是第一招失手了，那就走人，表明任务失败，聂隐娘就利用了这一点，巧用玉石保护着脖子，以使空空儿一击不中，空空儿就走了，主仆二人就此也安全了。聂隐娘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就云游四方去了。空空儿是个高手，后来古龙创作武侠小说，还想象出一套“妙手空空夺旗掌”。

到了清代，小说中的剑术更加离奇，“剑仙”出现了，袁枚《子不语》记载了“姚剑仙”的故事，留下一种说法，“剑不出则已，一出的话就有了杀气，必须要斩杀一活物后才能收敛”。近代以来对剑术进行想象描述的武侠小说就更多了，如金庸作品中就有杨过的君子剑，小龙女的淑女剑，灭绝师太的倚天剑等等。

中国传统武术本没有内功、外功之分，直到明末，黄宗羲、黄百家父子提出了内家拳，才有了内家拳和外家拳的区别。但在近代还珠楼主等人的武侠小说中，出现了内功，并被神秘化，还珠楼主的《青城十九侠》首次提到了“内功”，呼吸吐纳之法从此从非武术招式变成了超过外功的高深莫测的武功招式，后来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不断丰富“内功”的想象：内功可以打通任督二脉，身轻如燕，如《连城诀》中的狄云即打通了任督二脉，踢死了血刀老祖；还可以练成金钟罩，刀枪不入，如梁羽生《女帝奇英传》中的灭度神君会金钟罩，李元会铁布衫；更有甚者，可以将内功的气发出去直接伤人，如金庸《天龙八部》中提到的“六脉神剑”，“无相神功”等等。

轻功、拳脚与暗器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侠客是高来高去，为了适应这一点，古人想象出了飞檐走壁的“轻功”。“轻功”的表现很早就有，但对轻功最为精细的描述始于唐代的传奇小说，《红线》中的红线女，一夜能往返七百里，后世小说往往取象于此，如《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唐代裴铏的《昆仑奴》中有一高手，能背着人飞出十几重高墙。唐代文人的想象，造就了不少轻功高超的侠客，在后世小说中，“轻功”往往成为习武之人主要的技能之一。近代武侠作品中，最著名的“轻功”，大概就是金庸作品中的“凌波微步”了。

至于拳脚功夫，有一些是真实存在的，也有一些是文人创作出来的。在古代，拳脚主要拼的是神力、速度与技巧。神力上往往表现为斗牛斗虎，我们常说“力大如牛”，这是因为古代习武之人有斗牛的传统，而斗虎的也有，且更能表现神力，因此成为小说最喜欢表现的内容。速度和技巧也是拳脚走向高超的要求，但是随着元杂剧的兴起，很多技巧在舞台上为了适应观看的需求而失去了实用价值，观赏性成为打斗艺术的追求，导致很多人错认舞台艺术为传统武术。清代出现义和团的拳乱之后，民间的练拳之风遭到了朝廷的压制，但“功夫”这一对武术的别称诞生了。也是在近现代武侠小说中，各种拳法被神化，如金庸作品中提到的“七伤拳”等等。

暗器也是习武之人的兵器之一，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概暗器的发展与箭有相通之处，只不过，“箭”用于远距离攻击，而飞镖、飞刀等，可以用于近距离内突然发射，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在武侠小说中，对暗器较早进行描写的是清代小说《施公案》，其中的黄天霸，善于使用金镖。受有清一代的小说影响，在近现代的武侠小说中，暗器也就成为习武之人常备的兵器之一，如古龙作品中的“小李飞刀”，金庸作品中的“冰魄银针”等等。

在中医经络穴道理论的启示下，武侠小说中还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武功，那就是点穴。较早出现点穴功夫的是清代的《三侠五义》，愈往后发展，点穴功夫越神奇，清末民初北方武侠小说作家郑证因的《鹰爪王》提到了“三十六手擒拿点穴术”，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武林外传》中又提到了“葵花点穴手”，这些都是想象出来的武术招式。

总之，中国功夫经过武侠文学的渲染而更为深入民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艺高强的大侠存在于每个人的梦中，人们希望出现奇迹，希望他们能用压倒性的优势以最直接的方式主持正义，解人急难，除暴安良，这也是人们最朴素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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