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袍”自古是万茶之尊，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也是武夷山的第二张名片。但因为历史久远，战乱频仍，文献流失，“大红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但大都没有结果，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无非“状元报恩说”、“皇后治病说”、“县丞祭茶说”、“猴子采摘说”、“县长命名说”等几个脚本。

“皇后治病说”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急性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县丞祭茶说”也十分牵强。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

“大红袍”虽然生长在岩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无疑，“猴子采茶说”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最令人信服的还是“状元报恩说”。其故事梗概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中暑昏厥路边，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为追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更加喜爱天心寺的茶，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大红袍”。

清朝道光年间，着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字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360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现在“大红袍”母树仅剩一处，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处的已故“大红袍”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大红袍”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报恩说”几乎吻合。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说”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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