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舆情爆发速度快、讨论热度高、持续风险大

“反杀案”因包含强烈反转色彩，能够迅速激起公众好奇心和探究欲，可以说案件自身便带有敏感特性，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此类个案案情虽然复杂，但争议焦点却十分明确，即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有无超出防卫必要限度，因此舆论阵营也较为分明，网民很容易出现站队现象。从舆情爆发的时间上看，多数案件从曝光到全网关注，用时不到24小时，如河北“涞源反杀案”一经网络媒体刊发，当天即获得新浪、网易、搜狐等主要商业门户网站推送，很快引发网络舆论热议，并在此后连续两天引起多家媒体的追踪报道，大量案情曝光致使舆情热度不断走高。云南“丽江反杀案”舆情发酵次日，省检察院回应称已派专员前往阅卷，将对案件事实证据依法全面审查，指导案件办理。来自高层的表态并未能有效降温舆情热度，涉案双方家属仍陆续接受媒体采访，使得该案一直处于持续引发热议状态。

2. 网民偏好形象建设，个案叠加因素是刺激舆情升温关键

相较于其他涉及正当防卫争议的案件，“反杀案”中叠加了较多吸睛因素，为网民讨论“加料”，刺激舆情升温和升级。一方面是与案件有关，比如入室行凶、深夜滋事、多次骚扰等情节。媒体报道往往倾向于还原冲突过程，对案发现场的紧张气氛容易激起读者网民的“代入感”。另一方面是与涉案人员有关，如施害者涉黑涉恶、品行不端，符合网民对其“坏人”“恶人”的形象建设，而受害一方则是女大学生、残疾人，形象偏向弱小、无助、被迫反抗等。受害者越是接近“完美”，越容易引起同情，网络舆论也就越容易形成“正当防卫”的想象。

3. 舆情具有周期性、长期性和反复性，容易产生舆论倒逼压力

周期性就是指，一起舆情事件自从发酵起，必然会经历整个过程，直到实体处置上有了最终结果，舆情才算结束。江苏“昆山砍人案”和河北“涞源反杀案”就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性，舆情在实体工作完结后平息。长期性和反复性是指，只要案件没有最终定论，舆论关注就会持续，令舆情产生“长尾效应”。此外舆情还会随着进展推进和新内容曝光而反复发酵，舆情蔓延的概率更大。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舆论倒逼压力也会随之出现，很多网民秉持着“舆论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最好方式，个案的走向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的态度关注案件结果，因此积极发声催促政法机关加快实体工作。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涞源反杀案”，涞源县公安局坚持羁押涉事女生母亲赵印芝，网民猜测警方“一意孤行”系因死者有背景或是破案率压力，春节期间，大量网民在微博上点名涞源公安官微或涌进官微评论区，追问“放人了吗”。

4. 网民态度由情绪主导，舆情基调变化与事件走势高度一致

观察发现，在“反杀案”的评论中，网民主要基于朴素的正义观，支持处于弱势的一方，对政法机关的处置措施常常表达出负面感受，而且网民情绪还随着案件进展步调而调整。如在案件曝光阶段，网民态度多是负面，质疑、不满、追问、调侃等表达居多；而在官方回应阶段，网民表达则增加了理性色彩，关注后续进展、期待进一步通报等观点占比有所上升；到了最终结论公布阶段，如果政法机关作出正当防卫认定，则网民好感呈现爆发式增长，反之则会掀起新一轮争议。有一处细节可以反映这一特征，“昆山反杀案”尘埃落定后不久，最高法宣布“适时出台防卫过当认定标准，鼓励正当防卫”，大量微博网民转评该消息时使用“赞”“good”等微博表情，足见网民对最高法此举的认可、支持。由此可见，网民情感构成了舆情主要基调，其变化与事件走势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再次表明了做好实体工作的重要性。

此外，由于正当防卫的标准及尺度认定具有较强专业性，意见领袖和法律人士的分析对网民也具有较大影响。陕西“王浪反杀案”中，王浪在庭审最后陈述时反问法官“再遇到这种事怎么做是对的”，这一幕被梨视频、新京报“我们视频”制作成视频新闻，引起广泛传播，辩护律师“是我也反击”的说法也被大量引用，对舆论导向起到了较明显的影响。因此，政法机关特别需要注意一些煽动性的、提倡暴力的言论，如针对“不允许存在‘正当防卫’实际上是不允许人有反抗意识”等错误观点，及时采取措施回应反制，加强舆论引导力度，以免产生不良舆论影响，冲击个案办理累积的良好形象。

5. 舆情风险随办案程序传导，政法机关意见不同加剧舆情复杂性

从主体上看，政法机关工作也容易受到关注，引发次生舆情。“反杀”案属于刑事案件，司法流程涉及到政法机关的多个环节，舆情风险和压力也会顺延至后续接棒的政法机关身上，而且一般案件在哪个阶段曝光，涉事的政法机关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舆情主体。比如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最先遭到质疑，主要在机械执法、渎职、滥用羁押权等方面。检察机关批捕起诉的罪名也会激起舆论不满，云南小伙张世才勒死传销组织“看管人员”被控涉嫌故意杀人，辽宁残疾按摩师于海义反杀入室行凶者被认定防卫过当涉嫌故意伤害等案中，多数舆论均认为“危急时刻，根本无法精确控制防卫程度”，公诉机关“显然过于苛求”。在审判阶段，法院的定罪量刑则是舆情风险集中的环节。内蒙古“反杀案”中，王生娃深夜持斧入室行凶被王玉成等二人打死，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以王玉成二人犯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内蒙古自治区高院维持原判，这一结果遭到舆论强烈抵制。

在案件办理阶段，还有一种比较敏感的情况是，政法机关对案件定性意见不同，不但加剧舆情复杂性，也会使得愤怒的舆论情绪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如“涞源反杀案”中，检方曾以当事人“行为具有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性质”为由，向涞源县公安局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但警方未予采纳，仍然将该案件定性为“故意伤害”“手段残忍”，引来网民强烈质疑。

6. 典型案例辐射深远，类案关联效应明显

目前，“反杀”已经成为“正当防卫”的典型标签，被舆论贴在带有相似特征的案例中，产生明显的辐射效应和关联效应。一种情况是以典型案例辐射个案，要求“对照处理”。内蒙古两男子反杀入室持斧行凶者一案中，舆论普遍认为，该案处置应类比“昆山反杀案”，还有媒体评论文章质问法院“为什么没有正大光明地认定正当防卫”。另一种情况是以个案关联类案，呼吁“同案同判”。如云南小伙张世才陷入传销组织勒死“监工”一案曝光后，多家媒体随后列举了其他地区的类案判决，2012年大学生庞某斌被骗入东莞传销窝点，其在强行离开时持刀自卫刺死看管人员，法院认定庞某斌犯故意伤害罪，但免予刑事处罚；2016年，河南小伙鲁少卿被骗入河北廊坊一传销组织后，反抗时涉嫌捅死传销人员，后因证据不足被判其无罪。不少舆论呼吁云南当地政法机关借鉴类似案件经验。

分析发现，几乎每一起“反杀”个案都会引起舆论对类似案件的回顾，这种风向给普通公众形成“应当作出正当防卫认定”的固化认知。媒体、学者等专业性评论常见角度就是对比个案异同，发出完善正当防卫制度的建议，舆论诉求最终在制度完善层面达成统一。

舆情建议

自2018年“昆山反杀案”以来，舆论场中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曝出一起相似案件，引起关注。从当前趋势看，这类案件在短期内仍有继续曝光发酵的可能，类案舆情风险较高。褪去个案细枝末节的外衣，此类案件的类型性特征也趋于明朗。除案件情节、争议焦点等实体性问题基本固化外，官方在舆情曝光后的介入应对等处置步骤也有一定相似性。法制网舆情中心（ID：fzwyqzx）综合多起典型案例，梳理政法机关舆情应对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套针对“反杀案”舆情的共性应对“法则”，希望能为政法处置此类案件提供参考。

1. 主动回应把握主导权

舆论诉求无小事。面对此类影响大、关注度高、案情复杂的热点案件，政法机关更应准确把握社会情绪，在第一时间自主发声，更好引导社会预期。从目前已知的多起“反杀案”看，除“昆山反杀案”外，其余案件均来自于媒体报道，政法机关主动通报的情形较少，舆论对政法机关的处置工作总体评价较低。这就更需要政法机关主动回应、扭转困局。这里的“主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回应态度方面，在案件发生或舆情曝光后，政法机关需放低姿态，第一时间表达出已经关注到该案件、后续还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的立场，对公众情绪进行安抚；二是在回应内容方面，政法机关也可同步向公众传达有关部门作出的种种工作，如已经介入案件办理、做了哪些工作、案件进展如何等，用实体工作稀释舆论压力，为后续进行舆论引导争取主动权。

2. 官方通报“准确、专业、全面”

实体决定舆情。法律关系越是复杂，法律条款适用争议越大，公众对被告人的情感倾向越强，舆情信息的回应就需要越细致，对通报内容要求也必然越高。因此，官方在进行相关的案件信息发布时，以下三个关键词还需重点关注把握：一是准确。这里强调回应的针对性、有效性。面对舆论场中的揣测和猜想，官方给出的答案必须明确而不是模棱两可，不留给舆论继续猜测的余地。二是专业。“反杀案”的性质认定是一项专业的法律活动，涉及的一些法律条款、刑法罪名等较为专业的名词解释必然较多，需要官方通报从专业角度进行阐明，化解公众疑问。三是全面。政法机关需对舆论场中的质疑声音有全盘把控，研判各类质疑是否合理、是否有回应的必要，并据此作出全方位回应，全面消除隐患。

3. 上级政法机关适时介入

一般而言，某地发生杀人案件后，往往先是由基层政法机关介入案件侦查等工作，随后再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管辖原则的规定，由至少市一级检察院、市中院依程序介入。这意味着案件在前期侦办时，基层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检察等参与案件办理的情形较多，如此可能会滋生两点风险：一是法律适用较谨慎，不敢或不善于作出正当防卫认定；二是其对于网络舆情应对缺乏实战经验，导致其在面对舆情时没有章法、自乱阵脚。此时，如果上级政法机关出面，不仅可以加速案件处置流程、压缩舆情发酵周期，也可为其后续开展案例办理创造有利局面。因此，面对这类包含“反杀”特征的案件，上级部门切勿让基层政法机关“单打独斗”，需及时从案件办理、舆情回应等多个方面给予专业指导，必要时由多部门统一、联动处置，促进舆情快速消解。

4. 动态发布案件办理进展

网络舆情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参与讨论的人群数量、当事人网络发声、媒体律师等观点表态等众多因素，都会导致舆论诉求在舆情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变化。在“丽江反杀案”中，涉案双方家属各执一词，案件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厘清，如李某某拦车原因、唐家大门上的刀印是否真实等问题，有待检方进一步调查定分止争。此外，一些案件长时间不发布实质性进展，也容易令舆论产生处置拖沓或舆情“烂尾”的猜测。如陕西“王浪反杀案”二审已于2018年12月20日开庭，法院并未当庭宣判，该案结果如何至今仍无法得知。政法机关必须具备敏锐的舆情嗅觉，以便及时感知舆论场的动态变化，及时地发布案件通报、舆情处置、调查结果等动态信息，以免舆论追打，滋生更多不满情绪，消耗公众信任。

结语

任何一起典型个案都发挥着推进法治进程的作用。在反杀案件中，舆论在讨论中不断将这些案件相对比，其最终目的是想表达对公民生命安全以及公共利益诉求的担忧，以及对刑法正当防卫制度条款完善的期盼。这说明，舆情处置的终极目的并非仅在于具体个案的解决上，更是从实体层面寻找堵住制度漏洞的方法。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注意到了公众诉求，并通过拟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进行法律层面的修补完善，让尊重民意和尊重法治相统一，让正义得以及时实现。下一步，相关部门还需继续在立法、司法层面发力，用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对此类案件中的司法工作进行具体化、标准化地指引，统一司法尺度，确保各地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让司法实践在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中，继续“温暖而坚定地前行”。

来源：法制网舆情中心（ID：fzwyq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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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彭晓月 王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