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厘清红学界惯常过度发挥但确实于原著有征（曹就是一个喜欢玩梗的人）的人名谐音梗，提供符合历史语言的（划掉）参考。（非严谨学术考证）

按《红楼梦》成书年代，实应该参考18世纪（中后期）的官话音，但鉴于我连黄嘉略18世纪初给欧洲人写的《中国官话》（Chum kue kuon hoa[1]）一书的资源都见不到，一时也不想去搜刮看那些在传教士只言片语间的语音材料，在此就图省事，用清初多明我会西班牙籍传教士万济各（Francisco Varo，1627-1687）在17世纪末即康熙初年编写的《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一书中的音系大概推演一下（其实是依据别人已经整理好音系的论文[2]）。

另外，鉴于红楼梦作者曹家人虽为汉人，但已累世属旗籍为内务府包衣，且曹寅曾为康熙伴读，所以可以有力假设其家族对满语的汉字对音也不会陌生，故附于其后。依据乾隆《增订清文鉴》中的汉字标音（以穆麟德转写）。

注：

1.两者都没有一字字地查到，前者因为本来字就只给出了部分例字（因此结合了江淮官话及戏曲上口字推算）；后者是几千页实在太多（但都查了音韵地位相同字的发音）。所以虽然可能推算不准，但至少比根据今天汉语拼音猜测准。

2.万济各原书标有声调（近西南官话调型，如“爱”为gái），因在谐音中不甚重要，为输入便利故，除了入声（万用汉语拼音标第三声的抑扬符标注入声）标出外，都省略声调（ù=整体认读音节的i，不是声调）

3.为方便无背景知识者略读，皆附上汉语拼音近似模拟（但不能模拟入声）。

4.清初“中国官话”与当时北京话不同（因为在19世纪后半叶之前北京话不是通用语），但该官话本身也是北京话文读层来源。《清文鉴》的满语对音的基础汉语方言可能是当时北京人努力说出的“官话”，虽不能直接视作南方的“中国官话”，但有大量本土层发音被南方的“中国官话”折算的文读音替换。

红楼梦主要人名等名词清初官话音及满语汉字对音表

表里不成立的谐音我都加了“×”——当然能谐音的，曹雪芹也未必想着要谐音[3]。《红楼梦》的谐音能否成立，主要分歧在声母是尖音（z、c、s）还是团音（g、k、h）：

zi、gi今日混为ji；ci、ki今日混为qi；si、hi今日混为xi。但是这个音变完全完成的历史可能也就150年。今天觉得相似，在当时人耳朵里可能并不这么觉得，就和日语的“日”（hi /çi/）和“死”（shi /ɕi/）中国日语老师或许觉得很相似，但日本人并不觉得同音一样。

当然，汉语的尖团音逐渐混淆，确实是乾隆中期就有的情况了（《圆音正考》），但是我倾向于写作红楼梦的曹寅家族（曹雪芹、曹頫等）并不至于混淆。

先说外部证据：首先万济各自己说了，在17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官话中，hi类音虽然听上去有点像“s”，但是前面跟着一个不能省略的“h”音，推测即类似今天日语hi的发音/ç/，实际上该特点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清朝开国后，所以威妥玛拼音才会把x写成hs。其次，曹家虽是汉人（旗人里的），但作为满洲正白旗内务府世家，至少从留存的奏折来看曹寅曹頫这两代都应该也会满语文（曹頫这辈里还有起满语乳名的，即曹荃之子桑额），满语因为汉字对音是基于明末清初的幽-辽官话，那个时候团音应该还是完好的g、k、h，所以并没有如同清中期北京人一样开始混淆，所以乾隆时《圆音正考》的满族作者自己表示咱们应该觉得尖团音之别“判若泾渭”才对呀。第三，更何况，曹頫、曹天佑两代人都是南京长大，母语是南京话，南方官话团音从gkh开始异变的年代是19世纪。这种家庭背景下，加之自己汉学也很深厚，我认为应该不会犯尖团混淆的错误。

曹雪芹尖团音不混的内部证据是：经统计可以看出，《红楼梦》原著暗示的谐音梗，如秦情、霍启/祸起、娇杏/侥幸、元迎探惜/原应叹息等字，都是声韵母俱同（或者前后鼻音、声调不同等细微区别），尖团音丝毫不乱。

可以发现谐音虽然例子多，但对于主线人物的涉及并不泛滥。而后人敷衍附会的谐音梗已经到了遍地都是的地步，但大多数声母都相去甚远，如贾敬（gia ging）谐嘉靖（gia zing）、薛（siue）谐血（hiue）或学（hio——这个韵母都很离谱，北京话io变ūe都是清末最后几十年的事了）、湘莲（siang lian）谐香怜（hiang lian——我知道从被薛蟠倾轧的宗学小子弟变成暴打薛大傻子的总攻很励志，但这真的差得有点远，原著薛蟠后面也表现得是第一次见柳湘莲）。

另外，预防性反驳——就算有的人无视书中“时宪历”的清朝特色说是明末有底稿，但是明末，那恰恰是尖团音完全还是zcs和gkh区别的年代，更不会混淆，更不会出现觉得gia ging（贾敬）和gia zing（嘉靖）能谐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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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1 补充（拓展知识及增加主回答可信度，与主问题不直接相关，可略过）：

a.南方官话见组细音19世纪后才颚化的证据：

南京话：

长泽规矩编《唐话辞书类集》中收录的长崎唐通事的工具书《粗幼略记》（小寺玉晁，约明和年1764-1771年著），该书对中文发音明确标注“南京音”，其中的见组细音：锦kin、交kiau、技巧ki kiau、香hian；精组细音：线shien、青chin[4]；“判若泾渭”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浦口人胡垣光绪12年（1866年）说金陵读"坚、沾、尖"分为喉、齿、牙三音。“喉音”在古代常指舌根音（软腭音/k/ /k'/ /x/）。——当然考虑到南京在1905年的《增订合声简字谱》中见组细音已经不读“喉音”，所以见组颚化现象肯定19世纪已经在发展，只是1866年时尚未成为主流（可能类似今天大陆梅州客语中ki类实际发音已经分成/ki/、/tj/两套但是当地人心理认知中还是一套的情况）。

西南官话：

咱们就不看复古的韵书了，直接看对民族语的记音[5]。乾隆年间（1750年左右）官方编纂了今天彝族多方言区的《倮罗译语》共五本（方言点分别是云南会泽、四川西昌、四川叙永、贵州威宁、贵州大方），因为清廷对这类“前现代民族调查“类工程大部分都采取地方官先遣人收集、朝廷再编修的模式[6]，所以《倮罗译语》反映的是18世纪中期的川黔滇等地西南官话的特征，其中的尖团音分别如何呢，以第四本为例[7]——“风”注音“形”（彝语hi），“边”注音“接”（彝语dzɯ），“身”注音“举”（彝语发音gɯ），“甘草”注音“妻出”（彝语tsʰi ʈʂʰu）[8]……尖团音完全是原始形态zcs/gkh“判若泾渭”的不同，两者音近都谈不上。

b.北方官话见组、精组细音在18世纪中期还没有完全混淆的证据：

毕竟曹雪芹也好曹頫也罢，人生后半辈子也都是在北京过的，也会乐呵呵地给“可惜了儿的”批注“那叫一地道”（原话不是如此），给“姥姥”这样司空见惯的北京俚语很新奇地贴出方言字写法的参考出处——所以他们叔侄（或父子）还是很乐意学北京话的，红楼梦也有浓郁的北京话特色，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北京话当时尖团音混完了吗？

18世纪以前康熙朝的《拙庵韵悟》（河北）、《五方元音》（河北）、《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声韵学》尖团音毫无混用，井然有序，而且反切上字都是普通的见/精组字，如“激”《谐声韵学》切作“古历切”，显然见组（在当时汉族人的语音感知中）并未颚化，可以与上面举的万济国的直接记载或者半岛人学的“老乞大”教材记音互证。——不过就像前面所说的，满语对音（乾隆规范之前的）里有一些许例外，如“吉、继、杰”等字同一本文献里有时候用j记音，有时候用g记音，我倾向于是当时部分的人的口音里，已经把ki类音咬到比/c/更靠近硬颚（日本一些口齿不清的老年人偶尔也能把き咬得很像ち），或者是个别字出现了超前演变（如常用字“喫”就是由/kʰi/超前演变成chi的特例）。据王为民爬梳太祖太宗朝实录的汉语记音，按实际出现的混用频率看团音用尖字比例在1/3，尖音用团字比例1/10，可能是部分团音字在语流中颚化为/c/类音，满人不能分辨——但汉族人的相关记录中该阶段未找到任何混淆的证据。[9]

18世纪的北方情况又如何呢？

前面讲满语汉字对音时提到的《圆音正考》（该书也是首次提出“尖团音”一词的地方，此前只能叫见组/精组齐撮两呼等复杂名称），大约成书于1743年，与推测曹雪芹著作权的这种情况下的年代近似。其提到

一般人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说北京的汉语已经演变得太快，完全尖团不分了，该书作者为了强行挽尊，才说“判若泾渭”。然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有满语背景的人自然会觉得这俩类音“判若泾渭”，无他，满语对音反映的是更保守的明末清初发音。更明显的证据可以看看域外记载的学习北方官话的教材——

1795年，李氏半岛人重刊的《老乞大谚解》里比起17世纪末的初版出现了些许异样，见组细音开始颚化，但尚未完成，如“家”从百年前的/kia/变成了/tɕia/、“京”从/kiŋ/变成了/tɕiŋ/，“去”从/kʰiu/变成了/tɕʰiui/等，颚化占比已经达到大半，但是仍有少数字hangul仍用舌根音记音，如“兄”/xiuŋ/、“香”/xiɑŋ/、“金”/kin/、“觉”/kio/、“脚”/kiao/。可见北京话当时的见组细音（/ki/类）并没有完全变成今天这样的jqx（/tɕ/类），很可能仍然靠后[10]，处在/c/向/tɕ/的发展过程中，且不同字进度不一，才会出现这样混乱的音译。真正直言北京话尖团音混淆很严重的文献，是李汝珍1805年的《李氏音鉴》，说北京话对见精组细音本来六个声母“或合为三”，也只用的“或”字。

可见，18世纪末的北京话团音都还没完全颚化成今天的样子，尖团合流是持续到19世纪[11]才完成的。以上诸多强证据弱证据一相加，曹雪芹大概是不会搞出那些尖团混淆的谐音梗的。PS：明末人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