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逐客”、“闲人”作为苏轼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使他的黄州作品表现出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也造就了他黄州时期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他的作品增添了民俗民情的内涵。

“乌台诗案”受诬遭贬，使苏轼蒙受巨大的政治挫折，他的缺失性情感体验达到极限，从而产生了心理严重失衡。他此时的内心融进了佛、老的哲学思想，也因此融进了闲适达观的因素，这就很自然地在作品里渗透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把它作为恢复心理平衡的手段之一。

我们来比较一下同样是中秋词的《水调歌头》和《念奴娇》。

写于密州（熙宁9年）的《水调歌头》，流露出的是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恶其寒冷的双重意念。苏轼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所以《水调歌头》一方面不满现实环境的恶浊，一方面又留恋人世的温暖，以“起舞弄清影”为胜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为祝愿。不难看出，他的心中充满矛盾。

再看他写于黄州的《念奴娇》：“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表里澄澈，月下起舞犹不足，干脆飞回到仙宫里去。“一声吹断横笛”，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虚无主义色彩何其浓！此时，他没有“高处不胜寒”的顾虑，也没有“何似在人间”的留恋，而是要彻底化入大自然中去。

最能表现虚无主义特色的，当然要算元丰五年七月、十月两次游赤壁，创作的流芳千古的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苏轼没有忘却昔日风云和豪杰英雄，却借古代英雄人物的业绩，抒发自己功业未就的苦闷。词中“人生如梦”以及《前赤壁赋》中“吾生之须臾”的慨叹，流露出的正是佛老超然物外的虚无思想。

苏轼的作品涂抹浓烈的虚无主义色彩，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内心冲突，但终究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考。苏轼到底是以兼济天下为主，黄州的苏轼毕竟对政局还未失望，这决定了他不能象归隐后的陶渊明那样过无忧无虑、无怨无尤的踏实而淳朴的生活，他唯一能做的是调整心理落差，以待东山再起。所以他离不了现实人生，像“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迁居临皋亭》）的惧危心态并未改变，“苦寒无入破春妍”（《正月三日点灯会客》）的悲愁也还是时常发生的。

在黄州期间，东坡躬耕于田间，寻绎古迹于山水中，读书、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有时间和精力去观察社会，去接触各阶层的人士。上至地方长官，下及流民乞丐、和尚、道士、农夫、渔翁、商人、医生、秀才、老妪和儿童，苏轼与他们相处十分亲和。他以普通黄州人的自我意识来观照生活。于是，一幅幅黄州生活画面在他笔端绘成。

元丰四年（1081年）所作的《东坡》诗就表现了诗人作为士大夫与底层人民相亲相敬的可贵感情。其五曰：“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诗中所记，将劳动赋予了形上的色彩，这是以前所未曾经过的，因而使普通劳动具有典型的审美意义，使我们感到黄州的民风敦厚，在苏轼最需要的时刻，“农夫”温暖了他破碎的心，帮助他消融了精神的痛楚。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是苏轼四十七岁生日,置酒赤壁矶下。当时有位进士李委，因苏轼过生日，特地制作新曲《鹤南飞》以献。奏后，李委对苏轼说：“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苏轼作《答李委吹笛》（见《李委吹笛并引》）。苏轼就是在黄州这块热土上体味到了黄州文化氛围里所形成的民俗真情。这真情有益于他超越主体自我，逐渐淡化悲愁，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形成了黄州时期独具风采的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其次，“人生如梦”作为苏轼的另一感情体验，使他黄州的创作也常常表现出对人生的思考和超越世俗、达观乐天的意味。

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人生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的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篷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便，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中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作品的哲理意蕴。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种“人生如梦”的思想，使苏轼摆脱了政治理想破灭的惶惑：“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南歌子》）“人生如梦”是苏轼实现旷达的武器，助其达到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我们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来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苏轼为什么要在词的最后加上一个“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尾巴。《庄子·齐物论》上说，庄周梦中变为蝴蝶，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忽然梦醒，惊讶地发现自己还在东周人世。这之后庄周混淆幻想和现实的界限，怀疑活着的自身是不是蝴蝶在做梦，这是历代文人慨叹“人生如梦”的来源。庄周的原意确实是消极的，但苏轼用这个典故主要是前半部分神游梦醒之意，他的精气神魄完全被三国往事所摄，在故国神游良久，忽然梦醒，觉得人生如梦、往事如烟，重又置身于现实世界，以杯酒祭奠江月的形式感谢大自然的厚赐，感谢人杰地灵。从“大江”

起笔，以“江月”做结，这样才首尾呼应，意境完整。否则神游不归，如何收笔？苏轼是一个开朗豁达的人，如果说这里的“人生如梦”是消极的，就不符合苏轼躬耕东坡后作为居士“放浪山水间”、身心得以解脱的精神状态，更不符合全词为江山如画折腰，为英雄豪杰赞叹的积极浪漫主义基调。

况且，“苏轼在黄州时期，虽然以一个政治犯身份，韬光养晦，披上闲适外衣，实际上内心并不平静。他在《初到黄州》中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看来似乎随遇而安、无乐不往，却仍然被人发现其中“不免兀傲”。他在黄州一直都在关心新法实施的利弊，关心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这表明黄州时期的苏轼总体上并不消极。

三、心境大转折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谪居黄州五年，他的心境从失落、无奈到说服自己，逐渐臻于随缘自在的境地。这段心情的变化转折，全流露与自己的作品之中。

经过“乌台诗案”使他形成了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不愿于外世来往，把自己隔绝起来。其实苏轼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尽一份心力，然而事与愿违，遭贬在此，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无从报国的无奈。

黄州最著名的风景便是“赤壁”，苏轼两次游览赤壁，写下了著名的“两赋一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路历程。他谪居黄州十分失意，夜游赤壁，为的是抒发忧愁、解开困顿。《前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那种飘然自在、洒脱的情怀，江山风月的景色是何等的飘逸，进而引发出苏轼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下的悠闲之情。“清风明月”、“属酒诵诗”，美景引发出诗人的诗兴及酒兴。“如冯虚御风，羽化登仙”，看起来像是一个神仙的幻境，而不是真正的“人的世界”，那种感觉是虚无缥缈、不符合现实层面的，既刻意隐藏了人生功名的追求，又逃避了人世间的幽愤悲情。

“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在这个开怀畅饮，引吭高歌的时刻，人生是充满理想、有所期盼、有所追求的。借箫声的婉转多变引起悲感，使官场失意的苏东坡内心因箫声而波动不已。洞箫客其实正是苏轼自己内心的另一面，他道尽了知识分子那种如幽壑潜蛟的壮烈牺牲，如孤舟嫠妇的悲绝凄楚，正是感慨人世的无常，让人从神仙幻境跌回人的世界，但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他感到人的世界是充满期望，但又充满失望的。

客道出曹孟德之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并以此诗句抒发感慨，指出人生易尽，如沧海一粟，不如江水明月的无穷，是何等的黯淡。继而，引自己的想法来说明“物我水月，皆无穷尽”的道理，并指出吾人可以共享山风明月的乐趣，是何等的超脱、愉快，若能好好的把握当下，痛快地过完一生，如此在凡间也不算白走一遭了。最后，再以痛饮酣睡作结，如此悠闲之意，又是何等的畅快！这是他悟出了处世之道，对于功名不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生活逸然自乐。

苏轼先逝至今已有九百多年，但是他那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卓绝的才智构成的多彩形象，一直令人魂牵梦绕。也正是“乌台诗案”，这场政治风波，让苏轼政治上失败，造就文学成就的巅峰，有时，一路的平顺，反而会埋没了一人，经过一段挣扎的自我交战和调适历程，方才能在其才情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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